本讲目的——英国和大陆文明进程之异同——17和18世纪，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在17世纪是因为法国政府——在18世纪是因为国家本身——路易十四的统治——他的战争——他的外交——他的行政管理——他的立法——他的统治快速衰败的原因——18世纪的法国——哲学革命的本质特征——课程结束
在上一讲中，我努力明确英国革命的真正性质和政治意义。我们看到，在16世纪期间，原始欧洲的所有文明归结为两大事实，一方面是纯君主制，另一方面是自由探索。英国革命就是这两大事实的首次碰撞。这两股力量第一次在英国发生冲突。有人试图从这一事实推导出英国的社会状态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有些人宣扬，命运如此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可能进行比较；他们断言，和他们的地理环境一样，英国人民处于一种精神上的隔离状态。
没错，英国文明和大陆国家文明之间曾经存在重大差异——不可忽视的差异。在我的讲座过程中你们已经对此可见一斑。在英国，社会中的各种不同原则和要素在同步发展，可以说是在齐头并进，这种特征至少比大陆更加明显。当我试图确定欧洲文明与古代文明及亚洲文明相比所呈现的独特外貌时，我首先要向你们说明的是，它是多变的、丰富的、复杂的；它从未落入某一原则的独家统治下，社会状态中不同要素在其中相互改变、结合和斗争，常常被迫和平共处。欧洲文明的这一事实、这种普遍特征，在英国文明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正是在英国，这一性质的发展最连贯、最明显；正是在英国，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君主制度、地方和中央机构、精神和政治发展都在一起发展壮大，可说是百花齐放，即使速度不同，至少彼此总是相距不远。例如，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正当纯君主制的发展如日中天时，我们看到民主政治原则和民众力量同时也在兴起和发展壮大。17世纪的革命爆发了，它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政治性的。这个时候的封建贵族看上去已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了，然而，它依然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发挥重要作用，并取得自己的一份成果。英国历史的整个过程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哪种旧成分完全消亡，从来没有哪种新成分彻底胜利，从来没有任何特殊原则获得独家优势地位。总是存在不同力量的同时发展、它们的要求和利益的妥协。
在欧洲大陆，文明的发展没有那么复杂和完全。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各种不同社会成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相继发展的。每一种原则、每一种制度，可以说都曾有过独占鳌头的时候。例如，某一世纪属于封建贵族制，另一世纪属于君主制，还有一个世纪属于民主制，我不是说某一制度独霸某一世纪，这也太言过其实了，而是说它拥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地位。
比较一下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比较一下我国历史中的11、12、13世纪和海峡对面国家的对应世纪，你们将发现，在这一时期，在法国，封建制度几乎一统天下，而君主制和民主政治原则几乎销声匿迹。再看看英国，封建贵族制度固然占据支配地位，但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依然强大并且重要。
正如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君主制取得胜利，但它不得不如此小心谨慎地行事，受到如此多的限制——要么来自贵族制的，要么来自民主制的。并且在英国，每一种制度、每一种原则都曾有过出头之日，但从未像大陆国家那样独占鳌头、唯我独尊。胜利者总是不得不容忍对手的存在，让他们分得一杯羹。
这两种文明进程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事实上在两国历史上也有所体现。例如，毫无疑问，不同社会成分的同时发展大大有助于英国比其他大陆国家更快达到所有社会的最终目的，即建立一个既正规又自由的政府。政府的实质恰恰就是考虑各方利益和力量，协调它们，引导它们共同生活、共同繁荣。现在，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英国社会不同成分已经预先处于这种位置和关系之中，因此，在这里建立一个广泛的、多少有点正规的政府就容易多了。自由的本质就是所有利益、权利、权力和社会成分百花齐放、各显其能。因此英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容易获得自由。因为同样的原因，必然会比其他地方更快地形成国民的实用才智、对公共事务的理解。政治上的实用才智在于知道如何估量和评价所有事实，给予各自应得的重视。在英国，这是社会状态的必然产物、文明进程的自然结果。
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国家中，每一种制度、每一种原则都曾经有过上台的时候，都曾更彻底、更独家地占据优势地位，它的发展规模更大、更加辉煌壮丽。例如，君主制和封建贵族政治制度在大陆登上舞台后，表现得更加大胆、广泛和自由。可以说，我们的政治经验更加广泛、更加彻底，其结果是政治思想（我说的是一般思想而非处理事务的实用才智）和政治学说层次更高，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每一种制度单独亮相，长期出现在舞台上，使得人们能够完整地研究它，追溯它的初始源泉，跟踪它的最终结果，并充分展现它的理论。凡是仔细观察过英国性格的人必然会注意到一个双重事实——一方面，良好的实用才智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缺乏一般思想和可引以为豪的理论。翻开英语书籍，无论是关于英国历史的，还是关于法学的或其他任何学科的，我们很少能找到博大精深的道理。在一切领域中尤其是在政治学领域中，纯粹的主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在大陆上要比在英国更加繁荣，至少它们的发展更加强大、更加大胆。我们不能不相信文明在这两国中的不同发展与这一结果有极大关联。
最后，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差异所造成的优势或劣势，差异本身是真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将英国和大陆明显区分开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不同原则和社会成分在那边发展更加同步，在这边发展更加前后相继，所以它们的发展道路和目标实际上是不同的。从整体上看，欧洲大陆和英国都经历了相同的文明发展重大阶段；任何一方所发生的事件都沿着相同的路线发展，相同的原因带来了相同的结果。从我向你们展现的16世纪之前的文明图景中，你们已经对这一事实深信不疑，在对17、18世纪的研究中你们也将辨识出这个事实。在英国几乎同时发展的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在大陆中完成发展的时间相隔甚远，但它们终究还是完成了发展(1)。这两股力量相继经历了辉煌统治后，最后发生了碰撞。总体上看，社会的总体发展路径是相同的，虽然差异确实存在，但相似之处更加深刻。快速扫视一下现代历史将使你们对此深信不疑。
纵览17、18世纪的欧洲历史，你们不可能没发现法国已经在欧洲文明中遥遥领先。在本课程一开始我就已经强调了这一事实，并努力指出了它的原因。现在，我们发现它比以往更显著了。
纯君主制、绝对王权的原则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开始发展之前，先在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取得了优势地位。同样，自由探索原则在18世纪的法国开始发展之前，先在17世纪统治了英国。然而，纯君主制和自由探索并未从西班牙和英国出发去征服世界。这两个原则、两种制度停留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局限在它们的发源国。它们必须经过法国才能够发扬光大；纯君主制和自由探索必须变成法国的才能变成欧洲的。法国文明的这种交际性、法国的这种社交天赋，曾经在所有时代都显露过，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表现得更加鲜明。对于这一事实我不再多讲，你们在其他课程中，在观察18世纪法国文学和哲学的影响时已经看到这一事实的更多重要原因。你们已经看到，对于自由问题，法国哲学界在欧洲比自由英国拥有更多权威。你们已经看到，法国文明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表现得更活跃，更有感染力。我对这一事实的细节无需赘言，我之所以提及它，仅仅是为了说明我有权把对现代欧洲文明的描述聚焦在法国身上。在这一时期，毫无疑问，法国文明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明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如果我现在的目的是全面忠实地阐述这些文明的历史，那么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但我现在必须快速向前，所以我不得不完全省略一些国家和时代。我宁愿把你们的注意力暂时集中在法国文明发展历程上，虽然还不够完美，但它是欧洲整体发展历程的一幅画像。
在17、18世纪，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呈现出不同外貌。在17世纪影响欧洲并在整个文明中遥遥领先的是法国政府。在18世纪占据优势地位的不再是法国政府，而是法国本身。左右欧洲思想、吸引欧洲注意力的，在17世纪是路易十四和他的宫廷，在18世纪是法国和它的见解。在17世纪，与法国人民相比，有一些国家的人民更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事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三十年战争中的德国人民、英国革命中的英国人民，他们在各自的命运中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同时代的法国人民。同样，在18世纪，有一些政府比法国政府更强大、更受人重视、更令人惧怕。毫无疑问，腓特烈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玛利亚·特雷萨在欧洲都比路易十五更有影响力、更有分量。然而，在这两个时代，法国都在欧洲文明中领先，先是因为它的政府，后是因为它自身；先是因为它的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后是因为它独特的智力发展。
要想充分理解法国乃至欧洲文明进程中的支配性影响力，我们必须研究17世纪的法国政府和18世纪的法国社会。当舞台和演员随着时间而变化时，我们也必须相应地改变计划和剧本。
我们在研究路易十四的统治时，在试图评价他在欧洲的力量和影响力的源泉时，往往只想到他的声誉、征服、辉煌，以及他统治期间文学的辉煌成就。我们往往关注并将法国政府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归功于外部原因。但我认为，这种优势地位有更深刻、更严肃的基础。我们万万不可相信，仅仅凭借几场胜利、盛宴，或者几位天才的杰作，路易十四和他的政府就在这个时代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你们中的许多人一定听说过，可能还记得，二十九年前的法国执政府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它创建国家时所处的状况。外部是外国侵略迫在眉睫，而我们的军队灾祸不断；内部是政权几乎完全瓦解，人民四分五裂；没有财政收入，没有公共秩序；总之，社会处于一蹶不振、耻辱和混乱中，这就是执政府上台时法国的形势。谁不记得这个政府所采取的非凡、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保全了国家独立，恢复了民族荣誉，重组了行政管理，改造了法律，经由权力之手差不多重建了社会。
路易十四政府在成立之初就为法国做了同样的事情，虽然时间、做法和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它追求及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样。
回想一下在枢机主教黎塞留的统治结束后以及路易十四未成年时法国所处的状况：西班牙军队在边境虎视眈眈，不时越过边境；法国时刻面临入侵危险；内部纷争达到顶点，内战不止，政府对内对外都软弱无能、威信扫地。当时的社会状况与雾月18日之前的状况非常类似，只是没那么多暴力。正是从这种状态中，路易十四的政府把法国拯救出来了。他的早期胜利具有马伦戈大捷(2)的效果：它们保全了国家，恢复了国家荣誉。我下面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讲解这个政府——它的战争、外交、行政管理以及立法，我想你们将看到，我刚才做的对比、我认为相当重要的对比（因为我一向认为历史对比价值不高），拥有真实的基础，我有权加以运用。
首先，让我们谈谈路易十四的战争。你们知道，我也常常借机提醒你们，欧洲的战争来源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由于迫不得已、心血来潮或其他理由，整个人口——有时候数量庞大，有时候三五成群——从一块土地迁移到另一块土地。在十字军东征于13世纪末结束之前，这就是欧洲战争的一般性质。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同样与现代战争迥异的战争。它们是由政府而非人民进行的远征，政府率领军队去远方开疆辟土、进行冒险。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抛弃了自己的领土，有的去了德国，有的去了意大利，还有的去了非洲，其动机仅仅是个人的心血来潮。15世纪的所有战争，甚至还有16世纪的部分战争，都属于这一类。为了什么利益——我指的不是合法利益，出于什么可能动机，使得查理八世要把那不勒斯王国据为己有？这显然不是一场出于政治考虑的战争：国王觉得自己对那不勒斯王国拥有私人权利，因此，出于个人目的、为满足个人欲望，他对一个遥远国家发起了征服行动。该国绝对不适合与他的王国合并，相反只会损害他对外的力量，影响国内的安宁。查理五世对非洲的远征也是如此。这一类型的最后一场战争是查理七世对俄罗斯的远征。路易十四的战争没有这种性质，它们是一个坐镇领土中央的正规政府发起的战争，目的在于征服周边，扩张或巩固自己的领土，总之，是政治性战争。
这些战争可能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可能使法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可以举出上千条理由来指责它们的不道德和残暴无度，但是它们拥有以往战争不可比拟的合理性：它们不再是由心血来潮或冒险投机引发的，而是出于某种严肃动机，如某些看起来值得夺取的自然边界、打算合并的操同一语言的人口、抵抗邻近势力必须夺取的要隘。毫无疑问，这些战争含有个人野心的成分，但逐一检查路易十四的战争，尤其是他统治初期的战争，你们将发现它们有真正的政治动机，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获得力量、为了国家安全而策划的。
战争的结果就是这一事实的证明。当今法国在很多方面是路易十四的战争产物。他所征服的省份，弗朗什-孔泰、佛兰德斯和阿尔萨斯，依然在法国版图内。征服包括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路易十四的征服属于前一类型，他的事业没有不合理和任性的性质，而在他之前这些是非常普遍的。指导这些战争的政策，即使并不总是公正的和英明的，至少是巧妙的。
离开路易十四的战争，再来考察一下他与外国的关系，即所谓的外交，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我曾经坚持欧洲外交诞生于15世纪末。我曾经努力说明，在这之前政府及国家之间的来往是偶然、稀少和短暂的，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有规律和持久，对于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总之，在15世纪末以及在16世纪上半叶，外交在各种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在17世纪之前，说实话它还不是系统化的，它还没有带来长期联盟，或重大的、并且首先是持久的联合，这种联合遵循固定原则，服务于恒定目标，具有作为稳定政府真实性质的连续性。在宗教革命期间，各国的外交关系几乎完全受制于宗教利益的力量，新教和天主教两大联盟瓜分了欧洲。正是在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后，并且在路易十四政府的影响下，外交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在这个时候，它摆脱了宗教原则的独家影响，基于其他考虑因素结成联盟和政治联合。同时，它变得更加体系化、更有规律，始终如一地服务于特定目的，遵循持久不变的原则。欧洲均衡体系的正式起源就是在这一时期。正是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这一体系和其他所有相关的考虑因素真正掌握了欧洲各国政策。当我们研究这一领域的一般思想以及路易十四的政策主导原则时，我相信我们能发现以下结论：
我已经说过，路易十四一心想把纯君主制发扬光大，与奥兰治亲王即威廉三世领导下的公民及宗教自由以及国家独立运动展开了激烈斗争。你们已经看到，这一时期的重大事实是各种势力分别投靠到这两面旗帜下。但是当时人们对这一事实的评价跟我们现在对它的评价不一样。即使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它的人来说，它也是隐晦的、不为人所知的。废止纯君主制、推崇公民及宗教自由，实际上是荷兰及其盟国抵抗路易十四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在绝对权力和自由两大阵营之间得到明确阐述。人们常说路易十四的外交主导原则是推行绝对权力，但我不相信。在他年老之前，这一考虑并未在其政策中发挥重大影响。法国的强大、在欧洲称霸、令对手俯首称臣，总之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力量，这才是路易十四持之以恒追求的目标，不管与他交战的是西班牙还是德国皇帝或英国。他行动的目标远远不是推行绝对权力，而是渴望法国及其统治的强大和扩张。在大量证据中，我将引用出自路易十四本人的一件证据。在他的回忆录中，在1666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能找到一段类似这样的文字：
“今天早晨，我与一位英国绅士西德尼先生会谈，他向我坚持振兴英国共和派的可能性。西德尼先生请求我为此目的提供四十万里弗。我告诉他我最多只能给二十万。他说服我从瑞士召唤另一位叫做拉德洛的英国绅士，与他商议同一计划。”
相应地，我们在拉德洛的回忆录中，在相近日期下，找到一段话，意思如下：
“我收到了法国政府的邀请，邀我前往巴黎，去讨论有关我国的事情，但我不相信那个政府。”
最后拉德洛留在了瑞士。
你们可以看出，削弱英国王权的力量是路易十四当时的目的。他煽动内部纷争、努力振兴共和派，为的是阻止查理二世在国内变得强大。在巴利翁担任驻英大使期间，同样的事不时出现。只要查理的权威似乎占了上风，国家党(3)似乎要被压垮时，法国大使就为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反对派首领资助金钱，总之，当对抗绝对权力变成了削弱法国对手力量的途径时，就向绝对权力开战。只要仔细考察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外交活动时，你们就能对这一事实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时期法国外交的能力和技巧也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印象。M.德·托尔西、达瓦克斯、德·邦雷波等人的名字，是所有见多识广的人所熟知的。把路易十四的这些大臣们的快报和回忆录、技巧和行为与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的谈判官员们的进行比较，我们一定会对法国大臣们的优势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对他们的认真勤勉和工作投入，而且对他们思想自由程度。这位专制国王手下的廷臣们对外部事件、政治派别、自由需求和民众革命的判断，比当时大部分英国大臣要高明得多。在17世纪，除了荷兰以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外交能比得上法国。公民及宗教自由的杰出领袖约翰·德·维特和奥兰治的威廉的部长们是唯一看起来能与这个伟大的专制国王的手下较量的人。
因此，你们看到，无论考察路易十四的战争还是他的外交关系，我们都能得到同样的结论。不难想象，一个如此精通战争和外交的政府肯定在欧洲鹤立鸡群，显得不但令人生畏，而且技艺娴熟、威风凛凛。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法国内部，考察一下路易十四的行政管理和立法。我们将从中找到他的政府的强大和壮丽的新解释。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个国家政府的“行政管理”，这在任何程度上都是难以精确界定的。不过，当我们努力研究这件事，我相信，我们能发现，在最一般的视角下，行政管理包括一套手段，用来尽可能迅速可靠地把中央权力的意志推广到社会各个部分，并将社会力量——无论是人员还是金钱——以同样方式反馈至中央权力。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就是行政管理的真实目的和主要特征。因此我们发现，当在社会中建立团结和秩序成为第一要务时，行政管理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是汇集、凝聚和团结各种不一致、分散的组成成分的主要手段。事实上，这正是路易十四的行政管理所做的工作。在这之前，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最困难的事莫过于把中央权力的措施贯彻至社会各个部分，并将社会中存在的推动手段汇集到中央权力内部。路易十四致力于这一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少是以往政府望尘莫及的。我现在不能详述细节，在脑子里过一遍各种公共服务、税收、道路、工业、军事管理，所有属于行政管理分支的设施，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在路易十四统治下诞生、发展或得到重大改善的。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人如科尔伯特和卢瓦，正是作为行政管理者展现了他们的天赋、领导了他们的部门。正是凭借卓越的行政管理，路易十四的政府获得了周围所有欧洲政府全都缺少的普遍性、果断性和一致性。
从立法角度来看，这一政府展示了同样的事实。回到我前面做过的对比，与执政府的立法活动进行对比，与它修改和广泛重订法律的非凡工作对比。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相同性质的工作得以完成。他颁布的重要法令，如刑法、诉讼法、商业法、海洋法、水域法以及森林法，都是真正的法律，按照和我们法律一样的方式制定，在国家议会中讨论，其中一些会议由拉莫瓦尼翁主持。有一些人因为参与了这些工作和讨论而赢得荣誉，如M.皮索尔。仅从它本身来看，路易十四的立法存在许多可指责之处。它充满了现在看来非常明显、不可否认的弊端。它的设想不是为了真正的正义和自由，而是为了公共秩序，为了赋予法律更多的正规性和坚固性。尽管如此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毋庸置疑，路易十四所制订的法律远远优越于以往任何法律，大大促进了法国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进步。
无论从哪个视角来考察这个政府，我们都会很快发现它的力量和影响力的源泉。它是欧洲见到的第一个对其地位充满自信的政府，在国内的统治无人可撼动——国泰民安，专注于治理国家。在这之前，所有的欧洲政府都深陷于无休止的战争，既没有闲暇也没有安全保障，或深受不同派别和国内敌人的困扰，被迫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为生存而战斗上。路易十四政府似乎是第一个专注于处理国务的政府，一个既得到确立又在不断发展的政府。它不惧怕创新，因为它可以指望未来。事实上，拥有这种创新精神的政府在历史上很少见。拿它与拥有同样性质的政府相比较，如腓力二世在西班牙的纯君主制政府，它比路易十四的政府更加专制，但远远不如它那么正规和稳定。但腓力二世是如何在西班牙成功建立绝对权力的呢？通过扼杀这个国家的活力，拒绝任何改良措施，使西班牙彻底成为一潭死水。路易十四的政府恰恰相反，它活跃于各种创新活动，支持文学、艺术、财富的发展，总之，支持文明的进步。这些是它在欧洲取得优势地位的真正原因。它的优势如此明显，以至在整个17世纪中，在欧洲大陆上，它成了各国君主甚至各国人民眼中的模范政府。
现在我们要问——也不可能不问，一个如此杰出，并且从我刚列举的事实来看如此完善的政府，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衰败呢？在欧洲叱咤风云多年之后，在下一世纪中，它怎么会变得如此虎头蛇尾、虚弱无力和无足轻重呢？这一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在17世纪，法国政府在欧洲文明中一马当先，在18世纪它却销声匿迹了。现在引领欧洲进步的是与政府分道扬镳，甚至常常与它背道而驰的法国社会。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绝对权力的不可救药的弊端和颠扑不破的后果。我不会详细讲述路易十四的统治所犯的错误，他犯了太多。我既不会讲西班牙继位战争，也不会讲南特敕令的废除，或他的挥霍无度，或给他带来厄运的其他许多致命措施。我承认，正如我描述过的，他的统治具有各种优点。我承认，也许从来没有一个绝对权力能比它更完全地得到时代和国民的认可，对本国文明和整个欧洲文明做出更多的真正贡献。但是，因为这一政府除了绝对权力外再无其他原则，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依赖的，所以它的衰败来得既突如其来而又理所当然。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本质上缺乏的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能够自主行动和反抗的政治机构和势力。法国原有的政治机构——如果它们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已经不复存在，路易十四彻底摧毁了它们。他无意尝试用新的机构来取而代之，它们会束缚他的手脚，而他不愿意受到束缚。在那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权力的意志和行动。路易十四的统治是一个伟大的事实，强大而又壮丽，但却是无本之木。独立自由的机构是一种保障，不仅是政府智慧的保障，而且是其持久性的保障。不借助机构，任何制度都无法持久。当绝对权力持久存在时，它得到了真实机构的支持，有时候是分化社会的层级森严的门阀，有时候是某种宗教机构体系。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机构既缺乏自由也缺乏权力。这一时期的法国没有任何事物能保障国民不受政府的非法行动侵害，或保障政府自身不受岁月不可避免的侵蚀。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在自趋灭亡。在他的统治末期，变得衰老和虚弱的不仅是路易十四，还包括整个绝对权力。在1712年，纯君主制和君主本人一样疲惫不堪，而弊端更加严重，因为路易十四不仅废除了政治机构，还废除了政治道德。没有独立性就没有政治道德。只有感觉到拥有自己力量的人才能够服务或反抗权力。没有独立地位就没有积极向上的性格，只有灵魂的尊严才能带来各种权利保障。
路易十四留下的法国和权力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社会的财富、力量和各种智力活动正在蓬勃发展中，伴随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的是一个本质上停滞不前的政府，它没有任何办法更新自己，使自己适应人民的运动；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辉煌后陷入了停滞和衰弱中，在其创建者尚在世时就已经陷入衰败中，眼看就要灭亡了。17世纪末期的法国就处于这种状况中，这种状况必然给随后的时代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性质。
几乎无需我说，人类思想的发展冲动即自由探索是18世纪的主要特征和根本事实。你们在本次讲座中已经听到关于这一事实的许多说法，已经听到一位富有哲理的演讲家以及一位能言善辩的哲学家对这一宏伟时代的特征的描述。在我剩余很少时间里，我无法自称能回顾这个时期所完成的伟大精神革命的所有阶段。然而，我也不愿意在提请你们注意一些很少有人提到的特征之前就离开。
第一个，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也是我曾经提到过的，就是在18世纪中政府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消失了，人类思想作为主角而且几乎是唯一角色登台亮相。
除了与舒瓦瑟尔公爵统治期间的外交有关的事情，除了向舆论普遍趋势做出某些重大让步，如美国战争，可以说除了某些此类性质的事件，在其他事件中也许再也找不到和当时法国政府一样懈怠慵懒、漠不关心和毫无生气的政府了。路易十四的那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政府，那个无时无刻不在、事事一马当先的政府不见了，你现在能看到的是一个只想着隐藏自己、置身幕后、感到如此虚弱无力的政府。活力和雄心完全转移到了人民这里。是整个民族在通过自己的见解和智力运动参与一切事务，干预一切事务，简而言之，独自掌握唯一的真正权威——精神权威。
人类思想在18世纪所处状况中，第二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自由探索的普遍性。在这之前尤其是在17世纪，自由探索仅仅在有限的一部分领域内开展。它的研究对象有时候是宗教问题，有时候是宗教及政治问题，但它并未将要求扩展至所有主题。在18世纪，相反，普遍性成了自由探索的特点。宗教、政治、纯哲学、人和社会、精神和物质世界，全都成了研究、怀疑和理论的对象。旧有科学被推翻了，新的科学应运而生。虽然源自同一冲动，但这个运动向所有方向扩展。
并且，这一运动还有一个也许在世界历史中绝无仅有的性质：它是纯思辨性的。在这之前，在人类所有重大革命中，行动总是和思想混杂在一起。在16世纪，宗教革命以思想和纯学术讨论开始，但很快就以客观事件而结束。学术派别的首领很快变成了政治派别的首领。现实生活和智力活动结合起来了。这种事同样发生在17世纪，发生在英国革命中。但是在法国，在18世纪，你们发现，人类精神运用于所有事物，运用于各种思想上，这些思想与生活中的现实利益相关，似乎即将对事实产生最迅速、最强大的影响。然而，这些伟大讨论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却置身于所有实际行动之外，仅仅作为旁观者在观察、评价和谈论，却从不参与事件。对事实、对外部现实的统治，从未如此彻底地与对思想的统治区分开。在欧洲，在18世纪前，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分离从未彻底成为现实。也许是第一次，精神世界完全脱离了世俗世界而独自发展。这是个重大事实，对事件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非凡影响。它给当时的思想赋予了雄心勃勃和缺乏经验的独特性质，在这之前哲学从未如此强烈地渴望统治世界，哲学对世界的了解从未如此缺乏。显然，总有一天它要遇到事实，智力运动要逐渐变成外部事件。由于它们已经完全分离，它们的结合越困难，带来的冲击就越猛烈。
现在，我们还会对人类思想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另一性质感到惊讶吗？我指的是它的胆大无比。在此之前，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活动也往往受限于某些限制，人的思想往往囿于事实，不得不谨慎从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运动。在18世纪，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外部事实是人类思想所尊重的，或者说还有什么外部事实对它有任何约束。它憎恶或鄙视整个社会状况。因此，它断定自己背负着改造一切事物的使命。它把自己看作是某种创造者。各种制度、意见、习俗、社会，以及人自己似乎全都需要加以改造，而人类理性承担了这一事业。在这之前，它何曾有过如此胆大妄为的设想？
在18世纪期间，就是这样一股力量与路易十四政府的残余势力遭遇了。你们能想到，这两股相差悬殊的力量的冲撞是不可避免的。英国革命的主要事实，即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之间的斗争，现在也即将在法国爆发了。毫无疑问，两场革命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必将长期存在于革命的结果中。但是，在本质上总体情况是相似的，最终事件的意义是相同的。
我不打算展示这一斗争的无数结果。结束这一课程的时刻已经到了，我必须就此打住。在离开前我只想请你们注意这一伟大斗争向我们揭示的一个最重大、在我看来最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那就是绝对权力的危险、邪恶和难以逾越的弊端，不管它采用什么形式、打着什么旗号、追求什么目的。你们已经看到，几乎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路易十四的统治灭亡了。然而，取而代之的力量，即人类思想、18世纪的真正最高主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这次轮到它掌握了几乎绝对的权力，轮到它充满了过度自信。它追求进步的冲动是美的、善的、极致的、有用的。如果一定要下个结论，我会说18世纪对我来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也许为人类做出了最大贡献，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并使得这种进步具有最广泛的性质。如果要我对它的公共行政管理发表意见，我会表示对它的赞许。但同样真实的是，在这个时代，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类思想受到了绝对权力的腐蚀和误导，对确定事实和以往思想持有不合理的鄙视和厌恶。这种厌恶使它陷入了谬误和专制之中。在这个世纪末，在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中的确掺杂了一份谬误和专制，对此我们无法视而不见，虽然它十分沉重，但我们必须公布它而不是否认它。它主要是人类头脑在这一时期由于权力扩张而过度膨胀的结果。
我们当代人有义务了解，并且我相信，了解它将是我们时代的独特优点：一切权力，不论是精神的还是世俗的，不论属于政府还是人民，属于哲学家还是大臣，不论是为了实现哪种事业，都具有一个天生缺陷、一个带来弱点和弊端的根源，应该受到限制。唯有一切权利、利益、意见的普遍自由，所有这些力量的百花齐放和合法并存，才能把各种力量和权力限制在合法范围内，防止它侵犯其他力量和权力，总之，才能使自由探索真正存在，对整体带来益处。这就是发生在18世纪末，发生在世俗绝对权力与精神绝对权力之间的斗争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教训。
现在，我已经到达预定终点。你们还记得，我在讲座开始时提出的目标就是向你们展示一幅欧洲文明发展的总体图景，从罗马帝国的覆亡一直到我们当代。我很快地走过了整个过程，无法向你们讲解所有的大事，或者为我所说的提供证据。我不得不略去很多内容，并时常要求你们仅凭我的一面之辞就相信我。不管怎样，希望我还是达到了目的，那就是标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请允许我再多说几句。
在开头，我试图界定文明这个词并描述它包含的事实。在我看来文明包括两大事实：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内心和精神的发展。到今天为止我讲的仅限于社会的历史。我只从社会的角度展示了文明，对人自身的发展什么也没说。我还没有向你们展示思想的发展历史、人类精神的发展历史。我提议下次见面时，我将聚焦法国，与你们共同研究法国文明史，从各个不同方面深入研究它。我将努力使你们不仅了解法国社会的历史，还了解法国人的历史，同你们一起研究各种制度、思想和学术成就的发展历程，从而在整体上全面理解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历史。和我们国家的未来一样，它的历史也值得我们倾注最深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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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英译本为“但它们没有完成发展”，与上一句相互矛盾，怀疑有误。
(2) 中译者注：1800年6月，拿破仑指挥的军队与梅拉斯元帅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村进行了一场战役，这是拿破仑执政后指挥的第一场重要战役，该战役的胜利对于巩固法国脆弱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于加强拿破仑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3) 中译者注：“国家党”是英国18世纪的一个主要政党，由主导英国乡村的绅士和富裕自耕农组成，主要为托利党人，坚持共和主义传统，与当时围绕在王室周围的、主导金融和贸易的辉格党人构成了“国家”与“王室”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