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是新的
在毕达哥拉斯后2100年，在哥白尼后100年，伽利略仍然不敢告诉人们地球是圆的，他不是担心会受到宗教的迫害（人们普遍认为他会担心这一点 ），而是害怕会遭到人们的讥讽。
患有肺结核的法国农民依旧关紧他们的窗户，唯恐让新鲜的空气进入室内而令他们的病情更加糟糕；大约30年以前，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空气可以治愈“重感冒”（肺结核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这样），我们总是被告诫不要让外面的空气进到屋内——房子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吗？
从获得一种知识到对这一知识的普遍接受之间存在着一个时滞，肺结核知识的这个时滞要比天文学知识的这个时滞短一些，因为肺结核知识的应用对人们来说更具实际意义。而保持货币稳定这一问题的实际意义则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货币的不稳定是引发贫穷以及与贫穷相伴而生的一些疾病（包括肺结核）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同探究天文真相一样，由于受到一种看似非常有把握的判断但其实是错觉的影响，人们也没有太多的动力去探究货币的真相。但总体来说，全球国家朝着一个完善且有保障的货币单位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彻底实现这一目标，但要知道我们才刚刚为一目标努力了一百年而已。
1824年，约翰·鲁克（John Rooke） 注74 建议应该调控黄金的价格以抵消农场工人工资的变动（即使没有指数也很容易察觉这种变动）。
1879年，著名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经济学专著的作者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值的标准（The Standard of Value）”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介绍并大力推荐了一直以来人们所讨论的“美元补偿”计划。
1888年，瑞典经济学家科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 注75 提出了一个调控贴现率的详细计划。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引用了韦斯（Weiss）的一部更早的著作。1887年，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对美元补偿计划以及其他稳定货币的计划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项计划在实质上和公开市场政策是基本相同的。1898年，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建议通过采用一种有管理的货币的方式来实现货币的稳定。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查尔斯·吉德（Charles Gide）以及E.本杰明·安德鲁斯（E. Benjamin Andrews）都早就预见到了凯恩斯教授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与“有管理的货币”相关的一些提案。
今天，尽管对于采取何种方法还没有达成充分的一致，但稳定世界货币单位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如下一些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的认同：
（在英国有）乔赛亚·斯坦普爵士,过去是经济学教授，现在是英格兰一家大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以及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曾担任英国财政部（British Exchequer）大臣，现在是联合城和米兰银行（the Joint City and Midland Bank）董事会主席；洛德·达伯农（Lord D’Abernon），银行家，过去曾是英国驻德国的外交使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代表英国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并预言了该和约将会产生的经济后果；尊敬的佩西克-劳伦斯（Pethick-Lawrence）,前国会议员；（在德国有）舒尔茨-加沃尼茨（Schulze-Gaevernitz）教授；（在瑞典有）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教授，曾担任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官方顾问；（在挪威有）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在美国有）凯默勒 （E. W. Kemmerer） 教授、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教授及其他一些人士。
1919年，美国成立了稳定货币联盟（Stable Money League），它就是稳定货币协会（Stable Money Association）的前身。
目前阶段所取得的进步
在一战期间，出现了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需求。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一个负责战时货币购买力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包括凯默勒、罗亚尔·米克尔、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沃伦·M.珀森斯在内）给出了如下报告：“委员会通过国际协议来实现货币单位价值的稳定是可取的，同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也是可行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应该立刻将关注点放在计划的细节、采纳这一计划的时间，以及国际协议是否是绝对必要的等问题上。”
一战后的1922年，来自35个国家的代表在热那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其部分内容如下：“欧洲经济重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每个国家都能实现其货币价值的稳定。”同时，该决议还给出了“避免黄金的购买力出现宽幅波动从而导致……”的具体步骤。
道威斯赔偿计划（Dawes Reparation Plan）包含了这样一项条款（主要是由乔赛亚·斯坦普爵士促成），即根据物价水平的变化，调整要求德国赔偿的数额。不幸的是，杨格计划中并没有包含这一条款。
据报道，瑞典中央银行已经为瑞典采纳了一项明确的稳定政策，他们利用一种新的指数作为指导，瑞典一份杂志 注76 中的一篇文章大力赞扬了这一举措，这与英国所做出的声明相得益彰。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时，瑞典和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制，尊敬的佩西克-劳伦斯询问了它们之间的合作情况，指出这些国家中的许多都已经选择将自身同英镑纸钞（paper pound）而不是黄金联系起来，将英镑纸钞作为一种国际本位。他证实了英国自从被迫脱离金本位制度后进行货币调控的好处，物价水平随即便出现了上涨，他还预言，除非黄金也能进行调控和管制，或者像他所说的成为“宪法规定的最高统治者，不再掌握独断专行的权力，却会按照人民的意愿来引领国家的命运”，否则英国可能不会再重新回归金本位制了。
在许多人看来，“当物价达到一种能够带来充足的利润边际的水平，或者失业人口降到100万人以下时，建立一个物价水平稳定系统” 注77 是英国的意图。事实上，在1931年，由洛德·麦克米兰（Lord MacMillan）所领导的麦克米兰金融与工业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Industry）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说： 注78 “只要我们的国家有能力影响国际物价水平，那么我们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将物价水平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一个较大的幅度，然后将其保持在这一水平之上，且具有可控的稳定性。我们建议这一目标应该作为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指导目标而被采纳。采纳这一目标本身就会带来重大而显著的变化。因为在一战前，几乎没有人认为物价水平能够或者应该成为关注的中心或当务之急，更别说会成为英格兰银行或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金融政策的主要目标了。”
以前在塔夫脱 注79 执政期间，曾有一份旨在呼吁召开关于物价水平的国际会议的决议通过了参议院的审议，但由于提交到众议院的时间太晚，因此未能赶在该届国会于1913年任期结束之前而生效。
1932年5月14日，众议院货币制度及度量衡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Coinage，Weights and Measures）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建议总统召开一次国际货币会议。6月，麦克唐纳（MacDonald）首相就美国是否应该考虑召开一次关于提高并稳定商品价格水平的会议向美国国务院征询意见（国务院给出了积极的答复）。后来，美国收到并接受了正式的官方邀请，会议由国际联盟负责召集，探讨的范围涵盖了包括物价水平在内的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几乎全部问题。
美国的立法运动
《联邦储备法》最初被称为格拉斯—欧文法案（Glass-Owen bill），1913年，在其最早的一部草案中，里面有一个稳定条款是由参议员欧文提出的，然而这一条款最终被代表众议院参加商讨的代表给否决了。
众议员赫斯特德（Husted）于1919年提出了一项稳定法案；而后，众议员达林格（Dallinger）、戈兹布拉夫（Goldsborough）（1922年）和斯特朗（Strong）（1926年）也建议采取类似的措施。针对后面这两项法案都进行了广泛的听证会，尽管起初公众对该类法案并不太关心，但随后公众的关注度便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近来，美国国内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于公众的要求加强这一领域立法的真实压力。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早在几年前就设立了一个稳定委员会。该组织以及其他的两家龙头农业组织〔全国农场主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和全国农会（National Grange）〕对于稳定建议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一些劳工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例如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联邦储备系统所做的工作
与此同时，联邦储备系统为了实现稳定也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悄悄开展的——几乎是秘密进行的。已故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同其他四家储备银行的总裁组成了一个非官方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的目的之一便是利用公开市场政策来防止后来威胁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斯特朗的委员会后来被联邦储备委员会接管了，并被扩充成为一个包括所有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在内的委员会。但是除了斯特朗以外，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来没有非常肯定地接受过稳定的基本理念。
斯特朗本人不愿意公开、明确地对于稳定政策表示支持态度，甚至有记录表明他曾在国会反对出台一项关于稳定的议案。但在他临终前，他私下里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一议案的认可，并帮助起草了该议案最后一稿的框架。他还宣称，只要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开声明他们支持这一议案，他也愿意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它，然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却拒绝这样做。这一议案就是众议员詹姆斯·斯特朗（并非斯特朗总裁的亲戚）提出的议案。
1932年的《戈兹布拉夫法案》
然而，众议员斯特朗和艾伦·戈兹布拉夫却一直在众议员中间进行着关于稳定政策的教育宣讲，而且一坚持就是十年。最终，在1932年，主要是设计用来通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政策来服务于全国物价水平这一特定目的的《戈兹布拉夫法案》被提交投票表决。
当然，《戈兹布拉夫法案》只是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一个完善的货币体系将不会仅仅依靠联邦储备系统。它应该将全部货币（而不仅仅是存款货币）都置于一个常设机构的控制之下，比如一个全身心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委员会。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将不会因一些与其主旨无关的私人问题而变得复杂化，例如那些困扰着银行经理的问题，而它却会得到来自众多银行经理以及所有职能与货币有牵连的政府机构的合作。为了计算价格指数、研究工资和其他一些问题，它可以获得劳工统计局的合作。它还会获得财政部、铸币厂以及（最重要的）联邦储备系统的合作。该委员会还将与当地的、外地的以及国际的一些银行进行合作。关于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具体细节可以参见附录Ⅵ。
众议院以一个压倒性的表决结果289∶60通过了《戈兹布拉夫法案》。尽管获得了来自各方，包括农业和劳工组织的大力支持，但当它被提交到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时，却遭到了否决。参议员格拉斯是《戈兹布拉夫法案》未能获得通过的罪魁祸首，他在1913年供职于众议院时就利用其影响力从《格拉斯—欧文法案》（后来成为《联邦储备法》）中删除了稳定条款。
该法案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它引发了一种担忧，即它将迫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并开启一场有如德国式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这种担忧情绪在国外表现得尤其明显。造成这种担忧的原因部分出于现实的理由，如黄金的不确定性局面以及将物价推高到法案期望达到的1921—1929年水平的一种看似不可能性，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对该法案的误解和因此而导致的歪曲报道，从而令已经因持续太久的萧条而绷得过紧的公众神经再次遭到了过度的刺激。
对《戈兹布拉夫法案》的反对之声
《戈兹布拉夫法案》的一些反对者称，该法案所寻求的对价格的调控是有悖于“供求法则”的。轻率地提出这种反对理由的人既没有意识到供给和需求是以某一个价格水平为先决条件的， 注80 也没有理解个别商品价格与整体价格尺度之间的区别。
更加无理取闹的是那些将《戈兹布拉夫法案》贬斥为“通胀”法案的人。当该法案被提请审议时，美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而要想治愈通货紧缩这个弊病，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一定幅度的“通货再膨胀”，也就是说，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应对近期迅速发展的、严重的通货紧缩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通货膨胀”是一个有着臭名昭著的历史的词汇；那些使用这一词汇的人所暴露出来的对经济学的无知其实是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居然还在使用一个历史词汇。
看问题要看实质
许多公开指责《戈兹布拉夫法案》为通货膨胀法案的人本身都明确支持财政部部长奥格登·米尔斯（Ogden Mills）先生所描绘（和主张）的“有调控的信贷膨胀”政策。有调控的信贷膨胀和有调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再膨胀）实际上完全是同一回事。有调控的通货膨胀正是联邦储备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行为的目的，这些公开市场操作得到了许多保守银行家的支持。全国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1932年5月的官方出版物称：“为重振商业和提高物价水平所做的工作应该在各地都得到支持。联邦储备系统正在以身作则。”
最后，有些人认为《戈兹布拉夫法案》将把过多的权力集中于身居华盛顿的一个小型委员会的手里。但联邦储备委员会早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并且通过使用或未使用这样的权力而给经济造成了足够的伤害，因为他们无论是使用还是未使用这样的权力，都没有合理地参考物价水平。而《戈兹布拉夫法案》则明确了他们对于物价水平负有责任；物价水平至少会对其权力构成一定的限制——目前就信贷膨胀和信贷收缩（也就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来讲，他们的权力是无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先前的一位成员曾经将联邦储备系统描述为“漫无目的”。它是没有指导而滥用权力的一个很好例证。
美元的不良记录
然而，最荒谬的反对理由莫过于主张（种种阻挠中所暗含的）健全的货币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这些受折磨的几代人所拥有的这种货币。健全的首要要求是稳定；而美元购买力的稳定性是与物价水平的稳定性相挂钩的。那么美元具体有多稳定可以通过下面的这张描述其从1860年到1932年历史的图中判断出来（见图6）。
图6 这一曲线有一天应该被刻在不稳定货币的墓碑上。而它也是产生无数真实墓碑的罪魁祸首，这些墓碑的主人包括因劳资双方的争斗而被打死的成年人和饿死的孩子，因为这类争斗基本上是由这一曲线而导致的。该曲线中所包含的每一次下降，包括无数次极小幅度的下降，都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债务人（在无意之中）被他们的债权人占了便宜；而曲线中的每一次上升则都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债权人（在无意之中）被他们的债务人占了便宜。无论是在债权人阵营中还是在债务人阵营中，都是既有穷人又有富人。例如，我们假设一个穷人在抵押贷款的帮助下建起了一间房子。他在1865年借了1,000美元；到了1896年，他已经支付了全部的利息并且偿还了本金1,000美元——此时的1,000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1865年时的3,000美元。再举一个穷人作为债权人的例子，某人于1896年将100美元存入银行，1920年他取回了256美元（包括复利利息），然而此时这些钱的购买力仅相当于1896年的77美元。
如果我们把1913年时的1美元当作100美分来看待，那么下面的这张表就向我们展示了自1860年以来的不同时间1美元的不同购买力。
1860年 96美分
1865年1月 47美分
1896年 150美分
1913年 100美分
1920年5月 45美分
1922年 72美分
1923年 69美分
1924年 70美分
1929年 71美分
1930年 81美分
1932年 98美分
1932年3月19日 111美分
1932年6月第3周 118美分
换种表示法，如果1929年1美元是100美分，那么1932年6月第3周1美元就是162美分。
我们的上述算法并没有把一战期间及战后国外所发生的情况考虑在内。这一期间各国出现了德国人所谓的“灾难景气（cala-mity booms）”,它使得很多中产阶级的人群被消灭掉，很多人都死掉了，原因包括自杀，因为他们的收入（包括工资和债券利息）并没有跟随物价的上涨而上涨。在英国，1913—1920年间，物价水平上涨超过3倍；在法国，物价水平上涨超过5.25倍；在意大利，超过6.5倍。在奥地利，在1914—1922年间，物价水平上涨超过17,000倍；1925年则超过了21,000倍。在俄国，1922年的物价水平上涨了400多万倍；而到了19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0亿。在德国，1920年的物价水平仅上涨了15倍，而到了1923年通货膨胀达到疯狂之时，物价上涨达到了超万亿倍的天文数字。 注81
战争，导致不稳定的因素
从导致货币紊乱（几乎同战争一样残酷）这个角度来讲，战争是打造稳定货币体系的一个最大障碍。没有什么货币设施是战争破坏不了的。战争所产生的债务、战时通货膨胀及战后通货紧缩的规模和范围之大，即使是设计再精细的制度也不可能对其产生有效遏制。
但那种认为能够有效解决边境争端的措施（即司法体系）不应该被用来化解战争的观念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战争同边境地区的枪战一样，是一种原生态形式的诉讼，只要有些东西可以引起争议并引发诉讼，而且提起诉讼又没有其他的方法，那么战争就会不断出现。战争罪不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内，但我认为现在没有学者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罪责都归咎于一个国家。有些人认为这次战争的几乎全部责任都应由洛斯·迪金森（G. Lowes Dickinson）所称的“全球混乱（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注82 来承担，在全球混乱的情况下，各国都要应对其所面对的商业竞争。为了避免战争，力量的平衡成了一种安全保证；而它也的确在一段时间内维护了和平。但局面迟早会恶化的，因为任何力量的平衡都不会保持长久。按照上述这种观点，当平衡被打破之时，所有欧洲大国都像那两个实力稍逊一筹的邪恶国家 注83 一样不情愿地选择了战争。
由于国际诉讼要比国内诉讼晚出现100年，因此达成取代战争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自然一定是带有准司法性质的，尚不可能是完全司法性质的。
我们能保持资本主义吗？
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总是由那些利用了人们想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的人所制造出来的。而这种威胁正变得越来越现实，看看1919年的俄国和1932年智利的情况吧。
战争与不稳定的美元（伴随它而来的饥饿和罢工）都会令一些观点有机可乘。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被称作私人利润体系（System of Private Profits）可能更为适合些；经济萧条属于利润病的一种，资本主义尤其容易患上这种病。拥护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近来宣称，资本主义体系目前仍处于试验中。如果他的话是对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必须进行一次内部清洗，把经济萧条这个污点从利润体系中抹去，否则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就会把资本主义的整个大厦彻底摧毁。因为利润总是受不稳定的美元的支配，一旦物价水平下降，利润就有彻底被吞噬的可能，而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却不会消失。
各个层次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都联合起来反对私人利润，并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利润的存在，危机便不会产生。于是，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就成了俄国人的笑柄，虽然他们自身经济也不是很繁荣，但显然是处于上升通道中，而我们的经济却是在下滑。在这里，我不想讨论两种经济制度各有哪些优势。资本主义总是夸赞自己对积极性的奖励；而社会主义则宣称自己同样可以激励人们的积极性，而且可以让这种积极性的发挥更少地出于自私的动机。但就当前所要达到的刺激经济的目标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体系还是社会主义体系都要被迫互相借鉴对方的优点。例如，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看看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本身，再看看公立学校、邮局以及巴拿马运河。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唯一一个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试验的样板的俄国，在过去的10年间或许也朝向资本主义迈出了如同我们在过去的1,000年间朝向社会主义所迈出的一段距离。
与此同时——为了以本书开篇的引语作为本书的结束——在为我的一本小书《货币幻觉》（The Money Illusion ）所撰写的序言中，敬爱的乔赛亚·斯坦普爵士这样写道：“货币，作为一种有形的交换媒介，使多元化的文明成为可能；然而，也正是把我们带到了当前状况下的货币，通过其对人们所施加的精神效应，但更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实际上摧毁了我们的社会。”
附 言
正当本书付梓之时（1932年9月），经济复苏的曙光似乎已经初现。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股票价格已经翻倍，商品价格更是上涨了5.5倍。最早上涨的是欧洲股票的价格，而欧洲买家也是美国股票市场所感受到的最早一批买家。
目前的这种发展态势可能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包括货币数量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或二者全都增加。但事实上，货币流通速度提高了而货币数量（起初）却微幅减少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预示着物价的上涨。而相反的情况，即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货币数量增加则预示着物价的下降。人们的信心之所以被激发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洛桑协定》实际上免除了德国的战争赔款，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国家宣布已经为通货再膨胀做好了准备。这些都使得那些被囤积起来的货币被解冻，并提高了价格；而抵押品价值的提升则鼓励了一些一直在苦苦支撑的债务人清偿债务，这会暂时降低信贷货币的流通速度。然而，下列这些举措已经为进一步的通货再膨胀打下了基础：近期颁布的允许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格拉斯通货膨胀法案》；2月份颁布的“解放”黄金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随之发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史无前例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注84 的信贷操作；《家庭贷款银行法案》（Home Loan Bank Act ）及其他具有通货再膨胀性质的举措。银行已经逐渐获得了“流动性”。黄金也开始从欧洲流回美国。
如果大萧条真的即将结束，那么显然它更多的是人类努力的结果，而非向均衡回复的经济自然规律的结果。
然而，近来人们努力控制物价水平的最令人瞩目的案例发生在瑞典。据卡塞尔教授介绍，本书第十一章中所提到的举措“已经得到了非常成功的实施。瑞典货币当前的购买力，在可避免的统计误差范围内，正好相当于去年9月的购买力。这一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对于纸币的购买力进行有计划的调控是可能的；中央银行通过适当的政策是可以控制纸币的价值的”。 注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