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劳里开始上幼儿园的那天，他宣布不再穿带围兜的灯芯绒裤子，而要穿束皮带的蓝色牛仔裤。那天早上，我看着他跟邻居家的小姐姐一起出门，目睹着我人生中一个阶段的结束。我那个向来甜言蜜语不断的小宝贝现在成了穿长裤、跨大步的大孩子，他甚至都忘记要在街角停下跟我挥手说再见。
他回家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子。房子的前门被他关得乒乓响，帽子丢在地板上，他的嗓音一下子变得喧天价响：“家里没人啊？”
午饭时分，他用张狂的语气跟他父亲说话，弄洒了妹妹的牛奶，还强调他的老师说不能随随便便把“上帝”两个字挂在嘴边。
“今天在幼儿园感觉怎么样？”我装作随意地问。
“挺好的。”他说。
“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他父亲问。
劳里对待父亲的态度冷冰冰的。“我没学到西东。”他说。
“是东西，”我说，“没学到东西。”
“不过，老师今天打了一个男生。”劳里说着，拿起他的黄油面包。“因为他没大没小。”他还没来得及吞下满嘴的食物，就补充道。
“这孩子做了什么？”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劳里想了想。“他叫查尔斯，”他说，“他没大没小。老师打了他，还罚他站墙角。他真的很没大没小。”
“他到底做了什么？”我又问了一遍，但是劳里已经跳下椅子，抓了一块饼干就走了。他父亲还在喊：“看这儿，年轻人。”
第二天午饭时，劳里一坐下就说：“今天查尔斯又干坏事了。”他说着笑了笑：“今天他打了老师。”
“天哪！”我说，留心没有说出“上帝”两个字，“我猜他又挨打了？”
“这是当然。”劳里说。“看上面。”劳里对父亲说。
“看什么？”父亲说着，抬头看。
“看下面，”劳里说，“看我的大拇指。天，你真笨。”他突然发狂似的笑起来。
“查尔斯为什么打老师？”我忍不住问。
“因为老师想逼他用红蜡笔涂色，”劳里说，“但查尔斯只想用绿蜡笔涂色，所以他就打了老师。老师打了查尔斯，还说大家都不准跟他玩，但大家还是跟查尔斯玩。”
第三天（幼儿园第一周的周三），查尔斯用跷跷板砸一个小姑娘的脑袋，砸得她头破血流，老师罚他在休息时间不准出教室。星期四，查尔斯必须在讲故事的时间到墙角罚站，因为他老是用脚蹬地板弄出响声。星期五，查尔斯被罚不许用黑板，因为他扔了粉笔头。
星期六，我问丈夫：“你觉不觉得幼儿园的环境对劳里不好？他变得这么粗鲁，说话不文明，那个查尔斯听起来是个很糟糕的影响。”
“一切都会好的，”丈夫劝我说，“这世界上到处都是查尔斯这样的人。早遇到这种人早好。”
星期一，劳里回家晚了，带来了很多新闻。“查尔斯。”他远远地在山坡下就喊，我正焦急地等在前门。“查尔斯，”劳里上山坡的一路都在喊，“查尔斯又干坏事了。”
“快进来，”一等他走近，我就说，“先吃饭。”
“你知道这次查尔斯做了什么吗？”他一边问，一边跟我进门，“查尔斯大喊大叫，声音响到一年级的班上派来一个男生，要老师请查尔斯闭嘴，所以查尔斯被罚留校。而且全班同学必须跟他一起留下来。”
“他做了什么？”我问。
“他就坐在那儿。”劳里说着，爬上餐桌旁的椅子，“嗨，老爸，你这个老拖把。”
“查尔斯被罚留校，”我对丈夫说，“所有人都必须留下来陪他。”
“这个查尔斯长什么样？”丈夫问劳里，“他姓什么？”
“他个头比我大，”劳里说，“他没有橡胶鞋，他连夹克衫都不穿。”
那个周一的晚上是幼儿园的第一次家长会，但因为女儿感冒了，我没法去。我真想会一会查尔斯的母亲。周二，劳里回家后突然说：“今天有个朋友来看我们的老师。”
“查尔斯妈妈？”丈夫和我异口同声地问。
“错啦，”劳里的语气里有鄙夷的意思，“来的人是个男的，他要我们做操，我们必须用手指头碰脚尖。看！”他跳下椅子，蹲下身触碰脚尖。“像这样，”他说着，庄重地坐回到椅子上，拿起叉子，“查尔斯连操都不肯做。”
“那没什么，”我这话发自内心，“查尔斯大概是不想做操？”
“错啦，”劳里说，“查尔斯对老师的朋友没大没小，所以他被罚不准做操。”
“又没大没小？”我问。
“他用脚踹了老师的朋友，”劳里说，“老师的朋友让查尔斯用手碰脚尖，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查尔斯踹了他。”
“你觉得他们准备怎么罚查尔斯？”劳里的父亲问他。
劳里夸张地耸耸肩。“我猜，会让他拍屁股走人。”他说。
星期三和星期四一切照旧，查尔斯在讲故事的时间大吼大叫，打了一个男生的肚子，把对方弄哭。星期五，查尔斯又留校了，其他孩子又被连累了。
到了幼儿园的第三周，查尔斯已经成了我们家的惯用语。如果女儿整个下午哭不停，我们就叫她“查尔斯”；劳里往玩具车里装满泥土，然后把泥土倒在厨房里，他也成了“查尔斯”；甚至有我丈夫，当他用力一拽缠在电话绳里的胳膊时，把话机、烟灰缸、花瓶统统带到了地上，事后他自己说：“这像查尔斯才会干的事。”
不过，在第三周和第四周，查尔斯似乎有了一些改变。第三周的周四，劳里在午饭时严肃地报告说：“查尔斯今天表现良好，老师给了他一个苹果。”
“真的？”我说。丈夫也小心地问：“你是说查尔斯？”
“是查尔斯，”劳里说，“他给全班派蜡笔，之后收集课本，老师说查尔斯是她的小帮手。”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不敢相信。
“他是老师的小帮手，就是这样。”劳里说着，耸耸肩。
“真的吗？那个查尔斯？”那天晚上我问丈夫，“这种事真会发生？”
“我们等着瞧，”丈夫语带讥嘲，“如果你手上有个查尔斯，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在打别的算盘。”
丈夫似乎错了。这之后的一整个星期，查尔斯都是老师的小帮手。每一天他都在帮忙发东西和收东西，没有人需要陪他留校。
“下周又有家长会，”一天晚上我对丈夫说，“我准备去会会查尔斯的母亲。”
“问问她查尔斯是怎么转性的，”丈夫说，“我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我说。
那周的星期五，一切又故态复萌。“你知道查尔斯今天干什么了吗？”劳里一坐到餐桌旁就说，语气里流露出一丝敬畏，“他教一个小姑娘说一个词，小姑娘照说了，老师就用肥皂水冲她的嘴巴，查尔斯哈哈大笑。”
“什么词？”他的父亲不明智地问。劳里回答说：“这我必须轻声跟你说，是个很糟的词。”他跳下椅子，走到父亲身边。父亲低下头，劳里乐呵呵地和他咬耳朵。父亲一听，双眼瞪直了。
“查尔斯真的叫小姑娘说那个？”他佩服地问。
“她说了两次，”劳里说，“查尔斯让她说了两次。”
“查尔斯呢？得到什么惩罚？”丈夫问。
“什么惩罚都没有，”劳里说，“他在发蜡笔。”
星期一早晨，查尔斯甩掉了这个小姑娘，他自己把这个恶毒的词说了三四遍，每次说完都被老师逼着用肥皂水漱口。他还扔了粉笔头。
那天晚上，我出门去开家长会时，丈夫送我到大门口。“家长会结束后，请她到家里喝杯茶，”他说，“我想见见她。”
“如果她去家长会的话。”我真心希望她会到场。
“她会去的，”丈夫说，“要是查尔斯的母亲不在，我不知道这家长会开了还有什么意思。”
开会的时候，我如坐针毡，目光扫视着每一张充满母爱的脸庞，渴望知道哪张面容里藏着查尔斯这个秘密。没有人看起来特别憔悴，也没有人在开会时起身，为儿子的行为向别人道歉，甚至也没有人提起查尔斯。
家长会结束后，我找到了劳里的幼儿园老师。她端着的托盘上有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蛋糕，我的盘子上则是一杯茶和一块棉花糖蛋糕。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近彼此，微笑致意。
“我一直很想来见你，”我说，“我是劳里的妈妈。”
“我们都对劳里充满好奇。”她说。
“喔，他很喜欢幼儿园，”我说，“他整天都在说幼儿园里的事情。”
“之前我们之间有些适应问题，大概是第一周的时候，”她严肃地说，“但现在他是个很好的小帮手。当然，偶尔还是会犯些错。”
“劳里通常适应能力很强，”我说，“我猜这次靠的是查尔斯的帮忙。”
“查尔斯？”
“对，”我笑着说，“幼儿园里有查尔斯这样的孩子，肯定让你忙得焦头烂额。”
“查尔斯？”她说，“我们整个幼儿园里都没有孩子叫查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