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可以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相比。它的自然资源不足以维持人口的迅速增长。它认为它被作为一个暴发户来对待，而且其他大国妒忌地拒绝满足它的愿望。在华盛顿会议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联合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它在战争中的战利品并同意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1923年一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进一步迫使它放弃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的打算。但1924年美国的移民法——该法案最终拒绝日本的移民进入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侮辱；而且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被几个英国的自治领所效法。1925年，英国政府决定实行一项在新加坡修建第一流的海军基地的长期计划，似乎是对日本野心的另一个障碍。亚洲大陆仍然是日本扩张的唯一区域；是日本不仅能以平等地位，而且能作为征服者而出现的唯一地区。但是直到1931年9月，日本才重新开始发动华盛顿会议已经劝诱它放弃的进攻；在谈到这个事件之前，有必要对在此期间的几年里中国与列强关系的主要线索予以评论。
华盛顿会议后的中国
1911年的革命使中国成为国内冲突的牺牲品；到1919年，广州地区已经完全独立于北京政府，该政府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实行有名无实的统治。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几个月中，内战爆发并蔓延到中国的整个北部和中部，这些地区分别属于相互对抗的督军或各省总督的权力范围，在最北方，满洲在精力旺盛的张作霖的统治之下实际成为独立的地区。在中部，吴佩孚是几个督军中最有实力的，但从未能够成功地统一这个国家。在南部，广州是国民党，换句话说就是民族主义党的大本营，它由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领导，他们曾在西欧或美国、或在中国的美国人办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并吸收了民主和民族自决的思想。国民党的主席孙中山在中国是最杰出的人物，他集幻想家和先知以及一个机敏的政治家的性格于一身。1923年孙中山成为广州政府的首脑，他任用一个名叫鲍罗廷的俄国人作为他的主要顾问，后者很快在苏联的国际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联盟。
这些国内纷争和中国政治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反对外国控制——有极密切的关系。在19世纪，列强强加给中国一系列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中国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领土上生活和进行贸易的那些国家的国民享有许多特权。在这些特权当中，有两项是最重要的。第一，中国的进出口关税被协定限制在最高5%的水平上。第二，列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它们的国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中国法庭的审判，而且除了征收那些间接税之外不缴纳税款。在涉及外国人的案件中，无论外国人是作为原告 [3] ，或是作为被告，都由他自己国家的法官并根据他本国的法律审判。而且，中国同意在所有主要的港口划出为外国人居住的区域；而且在一些港口的这些区域已经发展成在外国自治政府管理下的“租借地”和“租界”。在其他地方还有面积相当大的“租借地”，其租借权实际达到把主权在若干年的时期内转让给有关列强的程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特权已经令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中国人深恶痛绝；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德国和俄国失去了它们在中国的特权，旨在取消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迅速发展。华盛顿会议寻求用来对付这种民众运动的办法是维持〔中国民众的〕早日减少这些外国特权的希望。特别是列强承诺召开特别会议，目的是批准在现有的5%的关税上直接附加2.5%的附加税，并最终使关税增加到12.5%；另外，更有点儿含糊的是，他们保证建立一个委员会去调查和报告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司法机构的治外法权问题。然而，华盛顿会议一结束，便再也没有紧迫感去履行这些诺言了。内战为这种拖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且在这种不安定的条件下似乎也不可能取消厘金（即对国内运输的货物征收的税），这是提高关税的条件之一。
无论能为这种拖延找到多么好的理由，它都使国民党占了便宜。国民党似乎成了中国民族独立的斗士。1925年3月孙逸仙逝世了。但他的逝世使他在中国享有了中国民族主义保护神的公认地位；而且他的名字成为反对外国控制的民族起义的象征。在苏联的影响下，排外情绪发展成严重的毫不留情的仇恨。鲍罗廷尽其所能地将这种仇恨首先指向英国，这个“不平等条约”的最初倡导者，同时也是他自己国家的主要敌人。英国在中国利益的巨大发展使它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如果不是1925年5月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发生的一个不愉快的事件，鲍罗廷的影响也许并不一定有效，当时中国学生参加一场和平示威游行，反对在日本人所属的纱厂的工人的工作条件，他们被英国官员领导下的工部局巡捕房〔的巡捕〕开枪射击。巡捕房的这种过激行动似乎缺少正当的理由；而英国当局随后对事件的处理更是火上浇油。一场远为严重的开枪事件在几周之后发生在广州的英国租界。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并开始了一场抵制英货的运动。
同时，在鲍罗廷的巧妙支持下，国民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并对北方督军的力量产生了崩解性的作用。1925年秋天在北京终于召开了修订关税的特别会议。但1926年初由于没有与之谈判的任何权威性的〔中国〕政府的出席，该会议被迫放弃了它的工作。北京尽管仍然是外国公使馆的所在地，但已不再是中国的首都。重心已经向南方转移。1926年10月，广州的国民政府再次首先采取行动，在未等到列强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它控制的港口开始征收2.5%的附加税。
英国政府现在才明智地认识到，现在是与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国唯一现实的力量——达成协议的时候了。1926年12月，它采取了两个引起巨大影响的步骤。英国公使去汉口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会晤——这是承认国民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的第一个行动；而且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发表了一个备忘录，强调英国政府同情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该备忘录宣布强加给中国的外国保护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表示准备讨论条约的修改，并建议各国应立即同意在全中国征收2.5%的附加税作为修改条约的第一步。
在这个被宣布的政策生效之前，风暴来临了。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把它的大本营从广州迁到汉口，作为国家的首都，汉口处于更中心的位置。几天以后，中国的民众冲进汉口的英租界；于是一个师的英国军队赶到上海去保卫公共租界以免受到同样的袭击。2月，英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协定，从法律上认可在某些条件下，英国把汉口租界转交给中国管理。这种妥协政策，通过保卫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决心来调节，很快就被其结果证明是有道理的。事实证明，1927年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成为转折点。
第一，1927年看到了鲍罗廷影响的突然的和戏剧性的结束。莫斯科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和国民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盟总是有些人为的性质。只要目标是把中国从外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就能有足够好的合作。但是在1927年初，国民政府已在汉口站稳脚跟并打算使自己变成全中国的中央政府时，国民党便分裂成了两派。左派的目标是继续党的革命传统与鲍罗廷合作。右派受到英国新的态度的强烈影响，渴望获得列强的尊敬和承认。恰巧这时右派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蒋介石将军，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也不寻求俄国顾问的帮助。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对抗的国民党政府，并向汉口政府发出了一个开除鲍罗廷和共产党员的要求。7月，这个要求得到执行。鲍罗廷和他的俄国顾问们被送回了莫斯科，而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被投入了监狱。政府所在地从汉口移到南京，之后南京一直是中国的首都。
第二，1927年亲眼目睹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变化。两年来，英国在中国对外国的憎恨中首当其冲。日本确实遵循着它在华盛顿会议上接受的自我克制政策，一直处于幕后，而它的贸易却由于中国抵制英货而受益。但在中国重建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前景改变了英日双方的位置，并且在英国和日本的中国政策方面也显示了基本的不同。英国的在华利益只是商业的，它真诚地希望中国是一个有秩序的和统一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贸易才能得到繁荣。而日本对它的邻居的事务的关心首先是政治的，它更希望看到中国的衰弱、分裂和无力与日本的霸权相抗衡或挫败日本的野心。特别是日本讨厌看到华北处于一个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的任何前景。
因此，当1927年5月国民军队北伐并到达距北京以南大约500英里的黄河之畔时，日本政府感到吃惊。日本军队在山东省登陆，并带有阻止民族主义者前进的明显企图占领了某些战略地点。这个行动表明，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迫于列强的压力而放弃的对山东的野心仍然未死，这引起了全中国的强烈反应。前两年表现出的对英国的敌对情绪现在转而针对日本，轮到日货受抵制了。面对日本的敌对，远至北京的整个华北承认了国民政府的权威。但是关于满洲，日本是坚决的；而且当1928年4月张作霖表现出要与南京达成协议的迹象时，他就在一场神秘的炸弹爆炸中被炸死了。很多人认为这是日本的一个阴谋。
于是到1928年中期，中国的形势本身已经明朗化，而且为1931年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布置了舞台。内战继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在华中的一些省份，共产主义仍然有旭日东升之势。在一些边远省份，国民政府的控制力是虚弱的或是不存在的。在满洲，日本的势力阻碍了与南京方面的任何合作。但名义上中国再一次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在国际上，日本恢复了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妖魔的角色；常常出现的对日本的担心在中国对其他外国利益的态度方面起到了使之冷静的作用。自1919年以来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所产生的摩擦，没有一个时期像1927-1931年那样少。
日本占领满洲
准确地说，是什么情况使日本决定采取第一个公然的侵略行动的日期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在日本的文官当局和军人当局之间存在长期竞争。二者都同样渴望确立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文职的政治领导人认为与英国和美国的意见协调一致就能最好地达到这个目的，而军部（军队并不对文官政府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的事实使军部的地位得到加强）则寻求把日本的伟大建立在军事征服政策的基础之上。文官一方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几乎长达10年的时间里有足够的力量去抑制军队的行动。但自1927年以来，中国对日本利益 [4] 的挑衅性态度使日本生气。那场经济危机在1929-1931年之间砍掉了日本外贸价值的几乎一半，存在着严重的国内动乱的危险。1931年夏天，在满洲的中国土匪杀死一个日本官员的事件被用来煽动舆论；而9月，军队则把形势掌握在它自己手中。这个选择的时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英国正处于财政和政治危机的苦斗之中。
根据结束俄日战争的条约，日本获得了在满洲驻扎大约15000名士兵的权利，以保卫南满铁路，这条铁路线从横穿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向南到旅顺港。这些警卫队被限制在铁路区域内，其司令部设在沈阳。1931年9月18日-19日夜里，一支日本的巡逻队在靠近沈阳的地方发现或声称他们发现一支中国士兵支队打算炸毁铁路干线。日本警卫队迅速动员，跟着就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作为这场战斗的结果，在沈阳的一万名中国士兵被缴了械或被解散。四天之内，沈阳北部200英里之内的所有中国的城镇——它们当中有一些远在铁路的区域之外，落入日本的占领之中。中国的省政府的首脑是张作霖的一个儿子，撤出了沈阳，并在锦州保持一种虚幻的存在。到11月中旬，北满的广大人烟稀少的领土便落入日本人的手中。然后日本军队转向南方，在这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日本使用了轰炸机。12月28日，锦州陷落。1932年1月4日，日本人到达了长城上的山海关——满洲和中国本土的边缘车站。 [5] 日本人完成了对满洲的征服。
日本无视国联行政院的窘境而坚决实施了它的军事行动计划，在这段时间里的行政院几乎一直在开会。中国政府立即根据盟约第11条将此事诉诸国联——这一条款规定，只有获得全体一致的同意，国联的决定才能被采纳，而且国联在过去的所有成功都是在这一条款下取得的。 [6] 日本代表代表他的政府否认有任何吞并中国领土的打算，并解释说日本军队的行动是由于需要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免遭中国土匪的侵犯。行政院重新使用它在希腊—保加利亚争端中取得成功的方法，拟订了旨在为日本撤退铺平道路的决议。该决议说明，日本代表保证“只要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得到有效保护”，他的政府将“尽可能迅速地继续把他的军队撤退……到铁路区域”，并表示希望这种解决办法和其他为“恢复正常关系”而制定的措施能够迅速得到完成。1931年9月30日，该决议得到一致通过，而行政院则休会两个星期，尽管担忧但并非垂头丧气。
巴黎公约禁止利用战争手段；在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公约要求其签字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与完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才如此顽固地坚持它的满洲冒险行动不是战争行动，而是“警察行动”，而且它并不打算兼并中国的领土。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虚伪的理由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当行政院在10月13日复会时，日本显然不仅继续破坏国联盟约，而且破坏巴黎公约和九国公约；于是这立刻引起了美国的登场。美国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日本的行动已经在争夺太平洋的权力斗争中打开了新的一章。美国政府不仅以少有的热情欢迎行政院的努力，而且以在北平和东京发出外交抗议来支持这些努力；并暗示行政院主席白里安，向美国发出参加行政院活动的邀请在华盛顿也并非不受欢迎。
行政院因这种讨好的和令人意外的建议而感到兴奋，于是犯了它的第一个错误。当白里安在行政院面前提出邀请美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建议时，日本代表团立即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该建议违宪。国联盟约第17条规定了非国联成员国能够被邀请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唯一条件，而这种条件并不存在。在长时间的辩论之后，这种反对被驳回。理由是有点诡辩的，即行政院的其他成员国认为对美国的邀请是一个程序问题，它由大多数同意就能实行；于是10月16日，美国代表在行政院的会议席前就座，并宣称他将只参加有关支持巴黎公约的讨论。热情是巨大的。乐观主义者私下里说，国联即使失去了日本，但赢得了美国。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乐观主义是为时过早的。美国政府过于害怕在美国的反对国联的舆论，以致不允许它的代表扮演任何积极的角色；于是当行政院在下个月复会时，美国的合作再次仅限于同行政院的各个成员进行私人的和非官方的会谈。
同时，有关美国参加行政院会议的争论已经扩大了日本和行政院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双方的态度都变得强硬了。日本要求与中国直接谈判作为撤军的预备行为，并拒绝通知行政院它的条件是什么。而行政院其他成员国则继续坚持日本军队撤退到铁路区域作为谈判的准备。10月24日，一个决议被提交表决，要求日本“在规定的下一次行政院会议的日期前”，即在11月16日之前完成这种撤退，但为日本代表的唯一反对票而否决。显然调解已经失败。盟约第11条的程序已经用尽。
然而，盟约第11条在国联兴盛的日子里获得的威信是如此巨大，而且如此不愿意诉诸盟约第15条的程序——在该程序下能够做出否决当事者投票的决定——是如此的强烈，因此没有立即作出诉诸盟约第15条程序的决定。在巴黎召开的行政院的冗长会议从11月16日一直延续到12月10日，行政院继续想方设法在第11条的规定下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彻底的僵局。但是对失败的公开承认被拖延了，原因是行政院一致同意向远东派出一个国联调查团去现场调查“影响国际关系，威胁到扰乱中日之间和平的任何情况”。对该调查团的权限的唯一限制是它不能“介入双方的军事安排”。该调查团由五大国的代表组成（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的主席是英国的代表李顿勋爵。
在李顿调查团能够开始它的工作之前，形势发生了其他引人注目的发展。中国用它的传统武器——抵制日货来回答日本的侵略；而且这种反日情感如此高涨以致事件频频发生。1932年1月底，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在上海的一伙日本僧侣被袭击，其中一个被打死，该事件给了日军一个理由去教训中国人。大规模的日本军队在上海登陆，并利用公共租界作为它的基地，进攻闸北近郊，闸北受到空中轰炸并燃烧起来。但是长期占领上海并不是日本当前计划的部分；而且李顿调查团于3月初到达中国也刺激日本希望结束这种不光彩的小事件。在经过有英国公使作为调解人而进行的拖长的谈判之后，5月，日本军队从上海撤出。与此同时日本在满洲巩固了它的占领，办法是建立一个傀儡的“满洲国”，并任命前清王朝的最后遗族溥仪为其“执政”。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日本正式承认了这个“共和国” [7] ，它实际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日本顾问管理着。
日内瓦的形势也发展了。1月29日，在上海的战斗进行过程中，中国政府最终要求履行国联盟约第10条和第15条，并乘此时机要求召开一次特别国联大会。中国要求把该事件转交给国联大会的目的是明显的。小国最担心侵略，它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比大国更热衷于对日本实行高压政策并对日本进行强制制裁的打击；而且在国联大会中小国占绝大多数。特别大会于3月召开并听取了许多精彩的发言。但是在它得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之前它不能恰当地做出它的裁决，可是直到秋天，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才准备好。整个夏天，日内瓦处于裁军会议的挣扎之中，赔款问题也正在洛桑得到处理，因此远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被忘记了。
1709月底，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到达日内瓦，11月提交到行政院。它是一份冗长的详尽的文件，不仅涉及满洲事件，而且几乎涉及了中日关系的各个方面。它毫不犹豫地拒绝日本力图说明它对满洲的入侵行为是合理的各种借口，并宣布“满洲国”的独立是一个完全伪造的事实。在其他方面，它并不否认过去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和挑衅性的。它宣称无论是恢复原状还是维持伪满洲国都不是对争端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并建议应在满洲建立一种自治制度作为在国联主持下中国和日本谈判的结果。
李顿报告书依次被国联行政院、国联大会和一个国联大会的委员会考虑，根据盟约第15条的要求，该委员会受托草拟一份报告的任务。这份报告紧密遵循李顿报告书的方针。它建议中国和日本应当在国联大会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主持下谈判日本军队的撤退和在中国的主权下在满洲建立一个自治制度等问题。它提议国联成员国应当拒绝在满洲的现有政权；但它同样拒绝任何原状的恢复。
然而，这份报告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那种技巧，它用这种技巧避免了任何可能引起的要求按照盟约第16条实行制裁的表示。它直截了当地讲述了国联盟约、巴黎公约和九国公约的义务。但它并未得出日本已经侵犯了这些义务的结论。它并未正式接受日本的关于满洲的军事行动只是一个警察行动的论点，但它引用并同意李顿报告书的看法，即“当前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国家在没有预先竭尽全力地利用国联盟约中提供的和解机会便向另一个国家宣战的事件，也不是由一个邻国的武装部队侵犯一个国家的边界的简单事件”。这一段话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如果日本没有诉诸战争，它就没有破坏盟约，就不能提出使用盟约第 16条。事实上，从未讨论制裁。在该报告中建议的唯一惩罚是最初由美国国务卿建议的惩罚，而且美国政府准备在这个建议的惩罚中给以合作：不承认“满洲国”。
1933年2月24日，该报告由国联大会投票。在出席的44国的代表团中，有42票同意该报告。暹罗 [8] 弃权，而日本投票“反对”；但是争端双方之一方的否决票不能影响一致通过这个报告。这个结果刚一宣布，日本代表团就全体离开了会场。一个月后，日本正式声明终止它的国联成员国的身份。
通过这个报告之后，国联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注意形势发展……并帮助国联成员国协调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非国联成员国之间的行动和态度”。苏联政府仍然拒绝与国联的政治机构发生任何关系。美国政府真诚同意合作，并为该委员会任命了一个代表。但国联的努力现在实际已经用尽。该委员会的考虑仅限于两个特殊问题：对远东的武器出口，以及不承认决议的实际结果。对于第一个问题，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英国政府有点缺乏逻辑地禁止从英国运输武器到中国和日本。但是，当没有人仿效这个榜样时，禁运就被取消了；而且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去限制对双方提供武器。至于第二个问题，该委员会解决了某些与一个不被承认的国家的复杂的邮政和商业关系问题，以及驻节在那里的外国领事的地位问题。“满洲国”享受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最大的实际利益，但它的存在并没有得到除了日本以外的任何大国的正式承认。
对国联的影响
日本占领满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历史界标之一。在太平洋，它意味着重新开始曾经被华盛顿会议暂停的权力之争。在整个世界，它预示着回到“强权政治”，自战争结束以来，“强权政治”，无论如何在其赤裸裸的形式上曾被搁置起来。自和平协定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地进行了战争（尽管是在警察行动的借口之下），而且巨大的领土被这个征服者所兼并（尽管是在一个独立国家的借口之下）。对国际联盟来说，它的盟约和它的理想被嘲弄，其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很难反对这种结论，即国联成员国（而且特别是大国，保卫盟约的主要担子必然落在它们身上）并不准备抵抗由一个强有力的和武装齐备的国家采取的侵略行动。
为了减轻这种失败，可以强调许多理由。考验到来的时刻是整个世界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和灾难性的国际贸易萎缩时期。似乎有道理的缘由是，如果像盟约要求的中断与日本的财政和经济关系，将意味着无必要地恶化普遍的经济灾难。英国的海军与日本相比，是一个国联成员国拥有的唯一的第一流的舰队；但如果日本用进攻制裁国家在中国的财产的方法对付经济制裁，英国海军是如此地远离它的正规基地，因此几乎不能提供足够的防御。不断增长的看法是，这是一个例外事件，它不能作为一个惯例来对待。距离太远了。盟约第21条的拟定者和洛迦诺公约的制定者明智地承认安全的区域性。任何国家都不能被指望对世界的其他地区实行制裁；而在国联大会的报告中小心强调的中国的反常状态，证明了未能严格实行国联的规则是有道理的。并不因为国联盟约已经在远东失败，就由此证明盟约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也不是一个有效文件。在满洲争端的后期阶段，这种令人安慰的看法似乎使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满足，中国代表团伤感地说，“不能指望中国承认那些条约、盟约和已被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的有效范围停止在满洲的边界上”。
此外，国联已经从满洲事务中得到了无可争辩的好处：美国的友善。的确，一个美国代表参加行政院的活动是一时的。仍然不能肯定的是如果经济制裁得以实行，美国是否会在这些经济制裁活动中与国联合作。显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合作。美国的国联成员国的地位仍然十分遥远。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限制，但美国的舆论对国联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美国政府公开欢迎国联关于这个问题的每一个决定——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新动向。如果不是美国参加裁军会议的令人沮丧的结果，这个行动可能已经走得更远了。
在满洲争端的进程中，国联发现自己同时还要处理另外两场战争——都在南美；而在这里美国政府也鼓励和支持国联的行动。这两场冲突的第一场是关于查科 [9] 地区的冲突，查科是多年以来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争夺的一个偏僻的无人居住的地区。1932年爆发常规战争，次年巴拉圭正式宣战。这场争端由国联最初在盟约第11条款下、然后在第15条款下处理。几乎所有的国联成员国以及美国都对交战双方强加了对军事物资供应的禁运。但每一种努力都证明是无效的。战争继续按照它的进程发展，并于1935年底以巴拉圭的胜利而结束。另一场争端起源于秘鲁占领小块哥伦比亚领土莱蒂西亚以及其毗邻的土地。哥伦比亚依据盟约第15条诉诸国联行政院，1933年3月，行政院发表了一个通告要求秘鲁撤退。最初，秘鲁无视这份传票。然而不久，秘鲁的国内事件使它有了一种更理智的心境；当年的下半年，一个国联委员会访问了莱蒂西亚并监督它回到哥伦比亚的管区。不过，无论是国联在查科的失败，还是它在莱蒂西亚的成功，都未能把公众的担心从更严重的满洲问题和裁军会议转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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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accused被告，但似应为accuser原告。——译者
[2] 所谓的“日本利益”，实际上是日本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所谓“条约权益”。——译者
[3] 在一些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常常把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国长城以南的地区分割开来，将后者称为“中国本土”。这是一种误解。——译者
[4]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规定只有获得全体一致的同意国联的决定才能被采纳的条款，是国联盟约的第5条的规定，而不是第11条的规定。——译者
[5] 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译者
[6] 泰国的旧称。——译者
[7] 旧译“厦谷”。——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