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婚后那一年的七月实在令人难忘，因为我有幸与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研究了他的思想方法。我在日记中记载的案件标题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其中的第一个案件事关重大，并且牵连到王国许多显贵，以致多年不能公之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经手的案件中，再没有比该案更能清楚地显出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和给合作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的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几乎一字不差的谈话记录，这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他们两位曾在此案上枉费过许多精力，结果证明他们所搞的都是一些枝节的问题。但恐怕要到下一世纪该案才能发表。因此我现在打算把日记中记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这件案子在一段时间内也事关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案情更突出了它独特的性质。
在学生时代，我同一位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少年交往甚密。他差不多和我同年，但却比我高两级。他才华出众，获得过学校颁发的一切奖励，由于成绩出色，结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我记得，他颇有几家贵戚，甚至我们都还在孩提相处时，就听说过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贵戚并未使他在学校捞到好处。相反，我们在运动场上到处捉弄他，用玩具铁环碰他的小腿骨，并引以为乐。不过他走上社会以后，那情形就不同了。我模模糊糊地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得一个美差，以后我就完全把他淡忘了，直到接到下面这封信才又想起他来：
沃金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我毫不怀疑你能回忆起“蝌蚪”费尔普斯来，那时我在五年级，你在三年级。可能你也曾听到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在外交部弄到一个美差，很受信任和尊敬。但一件可怕的祸事从天而降，它毁了我的前程。
没有必要把这可怕事件的详情写给你。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一切口述给你听。我患神经错乱已经九个星期了，现在刚刚恢复，依然十分虚弱。你看是不是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说：对此事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我仍愿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意见。请你邀他前来，尽量快来。我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非是我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大祸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恢复正常，但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这件事。我至今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只好口述，由人代笔。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我看到这封信很受震动，他反复呼吁邀请福尔摩斯，令人怜悯。我深受感动，即使这事再困难，我也要设法去办。不过我当然知道福尔摩斯很爱他的技艺，只要他的委托人相信他，他总是随时乐意助人。我的妻子和我的一致意见是：立即把此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也不应耽误。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又回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试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本生灯红红的火焰上猛烈地沸腾着，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然后拿出一试管溶液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是时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立即变成了深暗而污浊的红色。“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喊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你可以在波斯拖鞋里拿到烟叶。”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把它们交给了小听差，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曲起双膝，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件平淡无奇的凶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会有趣得多。华生，你是没有麻烦事不来的，出了什么事呢？”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对不对？”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
“几乎没说明什么。”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
“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
“确实如此，那是女人写的。”
“一定是男人写的，”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写的，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
你看，重要的是，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那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这件案子现在已经使我发生了兴趣。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动身前往沃金，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从车站徒步而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了名片，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但双颊红润，目光欢快，仍然给人一种爽直无邪的顽童的印象。
“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
“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福尔摩斯说道，“我看你不是他们家里的人吧。”
我们的新相识表情惊奇，他低头看了一下，开始大笑了起来。
“当然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ＪＨ’了。”他说道，“我一时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两个月来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或许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我知道珀西是多么急于见到你们。”
我们要去的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上。这房间布置得既象起居室，又象卧室，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一位面如土色、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我们进屋时，她站起身来。
“要我离开吗，珀西？”她问道。
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
“你好！华生，”珀西亲热地说道，“我见你留着胡须，几乎认不出你了。我敢说你也不保准能认识我了。我猜，这位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三言两语给他们介绍了一番，两人一同坐下。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妹妹的手被病人拉着，只好留在室内。她是一个异常惹人注目的女子，身材略嫌矮胖，显得有些不匀称，但她有美丽的橄榄色面容，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一头乌云般的黑发。在她那艳丽的容貌相形之下，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衰弱而憔悴。
“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所以要开门见山地讲这件事。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福尔摩斯先生，而且就要结婚了。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
“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在外交部供职，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我总是办得很好，终于赢得了他对我才能和机智的充分信任。
“大约十个星期以前，更确切地说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然后告诉我，要我执行一件新的重要任务。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很遗憾，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最重要的是，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漏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费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若不是非常需要一份抄本，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的，先生。’
“‘那么，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但我应当叮嘱你：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呆在办公室里，以便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了这份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停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这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
“一点不错。”
“在一个大房间里？”
“有三十英尺见方。”
“谈话是在房中间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不高吗？”
“我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我几乎没有说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双眼，说道，“请继续讲吧。”
“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只有一个叫做查尔斯-戈罗特的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餐，让他自己留在办公室里。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于把我这件公事赶出来，因为我知道约瑟夫——
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要乘十一点钟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
“我一看这份协定，立即发觉它确实极端重要，舅父的话丝毫也不夸张。不需细看，我就可以说，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英国要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署。我草草看过之后，就坐下来动手抄写。
“这份文件很长，用法文写成，包括二十六项条文。我尽可能快抄，可是到九点钟才抄了九条，看来，我想赶十一点火车是没有希望了。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头脑麻木，心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楼下有一个小门房，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按惯例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所以，我就按铃召唤他。
“使我惊奇的是，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粗俗的老婆子，系着一条围裙。她解释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作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愈发感到昏昏欲睡，便站起身来，在屋内踱来踱去，伸展一下双腿。咖啡还不见送来，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便打开门，顺走廊走过去看。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役使用，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略图。”
“谢谢你，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所说的事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请您注意，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滚滚沸腾，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我拿下壶，灭掉酒精灯，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振，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道。
“‘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
“‘我正在煮着，不觉就睡着了。先生，’他望着我，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
“‘既然你在这里，先生，那么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这是在你办公房间按的电铃。’“我的心顿时象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这么说，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发疯似地跑上楼梯奔向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内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揉搓着双手。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请原谅，那时你怎么办了呢？”他低语道。
“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楼，那我准会碰上他了。”
“你相信，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就跟着我上楼来。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关着，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这一夜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空无一人，可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
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人行道跑过去，在右手拐角处，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吁吁地说道，‘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妻子，’看门人高声喊道，‘没有别的人过去吗？’
“‘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么说，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图把我引开，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
“‘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她似乎很匆忙。’
“‘这有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过五分钟。’
“‘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我想，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穿着带泥的靴子，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那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能从房门逃跑。”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象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我想，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我就会闻出来的。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以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为什么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进行抵抗，都徒劳无益。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然而，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后果如何。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但无济于事。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乱，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还有医生的关心，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不过只是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说明，虽然用尽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读者当还记得，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一点是他走得晚，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可是，事实是，在他走以前，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象你我一样，是英国人的。无论怎么说，也找不出什么确实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于是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
由于谈话过久，感到疲乏，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双目微闭，坐在那里默默不语，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似乎是无精打彩的样子，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非常紧张地思索着。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说道，“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
“一个人也没告诉过。”
“比方说，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沃金来。”
“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的路径吗？”
“啊，是的，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
“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那么这些询问就没有必要了。”
“我什么也没讲过。”
“你对看门人了解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
“是哪一团的？”
“啊，我听说，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谢谢你。我相信，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知详情。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实，可是他们却不是经常能利用这些事实。啊，玫瑰花这东西多么可爱啊！”
他走过长沙发，到开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赏着娇绿艳红的花团。在我看来，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因为我以前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表现出强烈的爱好。
“天下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他把背斜靠着百叶窗，说道，“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按照推理法，据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就是寄托于鲜花之中。因为一切其它的东西：我们的本领，我们的愿望，我们的食物，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这种花朵就迥然不同了。它的香气和它的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条件。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凡的品格。所以我再说一遍，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
珀西-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望着他，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神色。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
“你看出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
“啊，这个疑团！”福尔摩斯一愣，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答道，“嗯，如果否认这件案子复杂而又难解，那是愚蠢的。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我要深入调查这件事，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
“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不过我当然必须先检验一番，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
“你怀疑哪一个人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做得太快。”
“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非常妙，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我想，华生，我们不能再有更好的办法了。费尔普斯先生，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我焦急万分地等着再和你见面。”这位外交人员大声说道。
“好，虽然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明天我还是乘这班车来看你。”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我知道正在采取措施，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顺便说一下，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啊！他说了些什么？”
“他表示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苛责我。他反复说事关绝密，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我的前程——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是无法挽回的。”
“啊，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道，“走啊，华生，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之中，一直缄默无言，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才张口说话：“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可是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就象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
“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我想，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
“我想他不会饮酒。”
“我也这样想，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这可怜的人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对，可她是一个好人，不然就是我看错了。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去冬旅行时，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前来和费尔普斯家里人见面。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的哥哥约瑟夫-哈里森发觉这里相当舒适，便也留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不过今天一天，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啊，若是你觉得你的那些业务比我这案件更重要……”
福尔摩斯有些尖刻地说道。
“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不妨耽搁一两天，因为这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道，他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我想应该从访问福布斯入手。
他大概能讲出我们所要的一切细节，然后我们就知道，从哪一方面来破案。”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对，我们已经有几个线索了，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才能检验它的价值。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那位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
“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同时，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
“已经进行了？”
“对，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这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知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２２１号乙，赏金十镑。
“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无妨。假使费尔普斯说得不错，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
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走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也没有发现漆布上留有湿漉漉的脚印，那么，他非常可能是乘车来的。对，我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推断，他是乘马车来的。”
“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这是我说的一个线索。它可以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当然，还有那铃声，这是本案最特殊的一点。为什么要按铃呢？是不是那个盗贼出于虚张声势？要不就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或者是出于无意的？或者是……”他重新陷入方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之中，我对他的心情是颇为了解的，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们到达终点站时，已经三点二十分了，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立即赶往苏格兰场。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所以他正迎候我们。这人五短身材，獐头鼠目，态度尖酸刻薄，毫不友好。特别是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以后，对我们更加冷淡。
“在这以前，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福尔摩斯先生，”他尖酸刻薄地说道，“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一切情报，然后你自己设法去结案，让警方丢脸。”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道，“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我不责怪你，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你年轻，没有经验。可是如果你想在你的新职业中求得上进，那你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反对我。”
“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从办案中的确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呢。”
“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呢？”
“一直在盯看门人坦盖的梢，但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我想，她对这件事知道很多，并不象她表面上装的那样。”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坦盖太太好饮酒，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饮酒，可是从她身上一无所获。”
“我听说有一些旧货商到过她家？”
“是的，可是她已偿清了欠他们的债务。”
“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切都正常。看门人刚领到年金，但他们却不象手头宽裕的样子。”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她上去应承，对这一点她怎么解释呢？”
“她说，她丈夫非常疲惫，她愿替他代劳。”
“对，过了一会就发现他睡在椅子上，这当然符合情况了。
那么说，除了这女人的品行不好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罪证了。你没有问她，那天晚上她为什么那么匆忙离去吗？连警察都注意到她那慌张的神情了。”
“她那天已经比平常晚了，所以急于赶回家去。”
“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却比她早到？”
“她解释说，这是因为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
“她有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到家以后，她跑进后厨房去？”
“她说，因为她的钱放在后厨房里，要取出来付给旧货商。”
“她对每件事都作了答复。你有没有问她，在她离开现场时，可曾遇到或是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除了警察她谁也没有看见。”
“好，看来你对她盘问得很彻底。你还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
“这九个星期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但毫无结果。我们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嫌疑。”
“还有什么？”
“啊，我们已无事可做，因为一点证据也没有。”
“你考虑没有电铃为什么会响呢？”
“啊，我必须承认，这可把我难住了。不管他是谁，也算是够大胆的了，不仅来了，而且还敢发出警报。”
“是的，这确实是件怪事。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我会通知你的。华生，走吧。”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我们离开警厅时，我问他。
“去走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总理。”
很幸运，我们赶到唐宁街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福尔摩斯递进名片，我们立即被召见了。这位内阁大臣按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到放在壁炉两旁豪华的安乐椅上，他站在我们中间的地毯上。此人身材修长、削瘦，轮廓分明，面容亲切，卷曲的头发过早地变成灰白色，显得异常气宇不凡，果然是一位显贵的贵族。
“久闻你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他满面笑容地说道，“当然，我不能对你们的来意装做不知。因为本部仅有一件事能引起你的关注。可否问问你是受谁委托前来办理这件案子的？”
“受珀西-费尔普斯先生之托，”福尔摩斯答道。
“啊，我那不幸的外甥！你当然明白，由于我们有亲属关系，我不能对他有丝毫包庇。我担心这件意外事故对他的前途非常不利。”
“可是如果找到这份文件呢？”
“啊，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你，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我很高兴尽我所知奉告。”
“你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吩咐抄写文件的吗？”
“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的谈话很难被偷听吧？”
“毫无偷听的可能。”
“你是否对任何人提到过，你打算叫人抄写这份协定？”
“从来没有。”
“你肯定这点吗？”
“绝对肯定。”
“好，既然你从来没说过，费尔普斯也从来没说过，并且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那么，盗贼来到办公室就纯属偶然的了。他看到这是个机会，便顺手偷走了文件。”
这位内阁大臣笑了。
“你说的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说道。
福尔摩斯沉思片刻。“还有另外极为重要的一点，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他说道，“据我所知，你担心这一协定的详情一经传出，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位内阁大臣富有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说道：“当然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了吗？”
“还没有。”
“如果这份协定已经落到，比如说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中，你认为你能听到音信吗？”
“我一定能听到，”霍尔德赫斯特面色不快地说道。
“这么说，既然将近十个星期已经过去，一直没有听到消息，这就有根据设想，由于某种原因，协定还没有落到法、俄外交部手中。”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耸耸双肩。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很难设想，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为了装进柜子，或是把它挂起来。”
“或许他是在等待高价出售。”
“如果他要再稍等一些日子，那文件就根本一文不值了。因为再过几个月，这份协定就不成其为秘密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当然，还可以设想，盗贼突然病倒了……”
“比如说，得了神经失常，是吗？”内阁大臣迅速扫了福尔摩斯一眼，问道。
“我并没有这样说，”福尔摩斯冷静地说道，“现在，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们已经耽搁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我们要向你告辞了。”
“祝你成功地查出罪犯，不管他是谁。”这位贵族把我们送出门外，向我们点头说道。
“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我们走到白厅街时，福尔摩斯说道，“不过他要保住他的官职，还要作一场斗争才行。他远不富有，可是开销颇大。你当然注意到了他的长统靴子已经换过鞋底了。现在，华生，我不再多耽误你的正经工作。除非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有了回音，今天我就无事可作了。不过，如果你明天能和我一起乘昨天坐过的那一班车到沃金去，我还是感激不尽的。”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见到了他，一同乘火车到沃金去。他说，他的广告毫无回音，而这件案子也毫无头绪。他说话时，尽力把面孔绷得象印第安人一样呆板，因此我不能从他面容上判断出他对这件案子的现状究竟是否满意。我记得，他谈到贝蒂荣测量法［贝蒂荣（１８５３-１９１４）：法国资产阶级刑事侦察学家，曾提出所谓“人身测定法”，即根据年龄、比较骨骼、结合摄影和指纹等方法鉴别罪犯，被称为“贝蒂荣测量法”——译者注］，他对这位法国学者非常赞赏。
我们的委托人依然由他那位忠心的护理人精心照料，但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一进门，他就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
“有消息吗？”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正象我所预料的，我未能带来好消息。”福尔摩斯说道，“我见到了福布斯，也见到了你的舅父，然而调查了一两个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线索。”
“那么说，你还没有失去信心？”
“当然没有。”
“上帝保佑你！听到你这样说真叫人高兴，”哈里森小姐高声说道，“只要我们不失去勇气和耐性，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你对我们没有讲多少，可是我们却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情况。”费尔普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道。
“我希望你弄到了重要情况。”
“是的，昨晚我又遇到一件险事，的确是一件严重的事。”
他说时表情非常严肃，双眼露出近乎恐怖的神色。“你可知道，”他说道，“我开始相信，我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恶阴谋的中心，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我的荣誉，而且还有我的生命。”
“啊！”福尔摩斯叫道。
“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就我所知，我在世上并没有一个仇敌。可是从昨晚的经历看来，我只能得出有人要谋杀我的结论。”
“请讲给我们听一听。”
“你知道，昨晚是我头一夜没叫人在房内护理我，自己一人独睡。我感觉非常好，觉得自己可以不需护理了。不过我夜晚还是点着灯。啊，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睡意——，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那声音就象老鼠啮咬木板的声音一样。于是我躺着静听了一阵，以为就是老鼠。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突然从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我惊异地坐起来，确切无疑地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头一阵声音是有人从两扇窗户缝隙间插进工具撬窗户的声音，第二阵是拉开窗闩的声音。
“接着声音平息了十分钟左右，好象那人在等着瞧，这些声响是不是把我惊醒了。接着我又听到轻轻的吱吱声，窗户被慢慢打开了。因为我的神经已经不象往常一样，我再也忍不住了，便从床上跳起来，猛然拉开百叶窗。一个人正蹲伏在窗旁。转眼之间他就逃跑了，我没能看清他是谁，因为他头上戴着蒙面布，把面孔的下半部都蒙住了。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就是他手中拿着凶器。我看是一把长刀。在他转身逃跑时，我清楚地看到刀光闪闪。”
“这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请问你后来怎么办了？”
“我要是身体硬朗一点儿，那一定要翻窗去追他。可是那时我只能按铃把全家人叫醒。这就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这铃装在厨房里，而仆人们又都睡在楼上。不过，我大声喊叫，叫来了约瑟夫，他又把其他人叫醒。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花圃上发现了脚印，可是近来天气异常干燥，他们跟踪追查到草地，就再也找不到脚印了。然而，位于路边的木栅栏上，有一个地方有一些痕迹，他们告诉我说，好象有人从那儿翻过去，在翻越时把栏杆尖都碰断了。因为我想我最好先听取你的意见，所以还没有告诉本地警察。”
我们的委托人讲述的这段经历，显然在歇洛克-福尔摩斯身上产生了特别的作用。他从椅上站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室内踱来踱去。
“真是祸不单行，”费尔普斯笑着说道，虽然这件险事显然使他有些受惊了。
“你确实担着一份儿风险呢，”福尔摩斯说道，“你看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宅院四周去散散步？”
“啊，可以，我愿意晒晒太阳。约瑟夫也一起去吧。”
“我也去，”哈里森小姐说道。
“恐怕你还是不去为好，”福尔摩斯摇头说道，“我想我必须请你就留在这里。”
姑娘怏怏不乐地坐回原来的位置，而她哥哥则加入我们的行列中，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出了门。我们走过草坪来到这位年轻外交家的窗外。正如他所讲的那样，花圃上的确有一些痕迹，可是已非常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了。福尔摩斯俯身看了一会儿，接着就耸耸肩站起身来。
“我看谁也不能从这些痕迹上发现多少情况，”他说道，“我们到宅子四周走走看看盗贼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所房屋。
照我看来，这间客厅和餐室的大窗户应该对他更有诱惑力。”
“可是那些窗户从大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约瑟夫-哈里森先生提醒说。
“啊，对，当然了。可是这里有一道门，他完全可以从这里试一试。这道门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供商人进出的侧门。夜晚当然是锁上的。”
“以前你受过象这样的惊吓吗？”
“从来没有，”我们的委托人说道。
“你房子里有金银餐具或其它招引盗贼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福尔摩斯双手插进衣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疏忽大意的神情，在房屋周围遛来遛去。
“顺便说一下，”福尔摩斯对约瑟夫-哈里森说道，“听说你发现一处地方，那个人从那儿翻越过栅栏。让我们去看看！”
这个矮胖的中年人把我们引到一处，那地方有一根木栏杆的尖被人碰断了。一小段木片还在耷拉着。福尔摩斯把它折断，注意地查看着。
“你认为这是昨天夜晚碰断的吗？这痕迹看来很陈旧，对吧？”
“啊，可能是这样。”
“这儿也没有从栅栏跳到外边去的脚印。不，我看在这儿找不到什么线索，还是回卧室去商量商量吧。”
珀西-费尔普斯被未来的姻兄搀扶着，走得非常慢。福尔摩斯和我急速穿过草坪，回到卧室里开着的窗前，那两人还远远落在后面。
“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说道，“你一定要整天守在这里不动。发生任何事情你也不要离开这里。这是极端重要的。”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要我这样作，我一定照办，”姑娘惊奇地说道。
“在你去睡觉前，请从外面把屋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请答应我照这样去做。”
“可是珀西呢？”
“他要和我们一起去伦敦。”
“那我留在这里吗？”
“这是为了他的原故。你可以给他帮很大的忙。快点！快答应吧！”
她很快点了点头，表示应允，这时那两个人刚好走进屋来。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地坐在这里，安妮？”她哥哥高声喊道，“出去晒晒太阳吧！”
“不，谢谢你，约瑟夫。我有点头痛，这间屋子挺凉爽，正合我意。”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委托人问道。
“啊，我们不能因为调查这件小事而失去主要调查目标。
如果你能和我们一起到伦敦去，那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了。”
“马上就走吗？”
“对，你方便的话，越快越好，一小时内怎样？”
“我感到身体非常硬朗了，我真能助你一臂之力吗？”
“非常可能。”
“大概你要我今晚住在伦敦吧？”
“我正打算建议你这样做。”
“那么，如果我那位夜中之友再来拜访我，他就会扑空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一切听你吩咐，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办。或许你想让约瑟夫和我们一起去，以便照顾我？”
“啊，不必了，你知道我的朋友华生是医生，他会照顾你的。如果你答应这么办，那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餐，饭后三人一同进城。”
一切都照他的建议安排停当，只有哈里森小姐按照福尔摩斯的意见，找个借口留在这间卧室里。我想象不出我的朋友究竟耍的什么花招，莫不是他想让那位姑娘离开费尔普斯？
费尔普斯正因为已经恢复了健康并期望参加行动，高高兴兴地和我们一起在餐室进午餐。但是，福尔摩斯还有一件更使我们大为吃惊的事，因为他在陪同我们到车站并送我们上车以后，不慌不忙地声明说，他不打算离开沃金了。
“在我走以前，有一两件小事我要弄清楚。”他说道，“费尔普斯先生，你不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对我更有利。华生，你们到伦敦以后，你一定答应我，立即和我们的朋友一同乘车到贝克街去，一直等到我再见到你们为止。好在你们两人是老同学，一定有许多事可以谈的。今晚费尔普斯先生可以住在我那间卧室里。我明天早晨乘八点钟的火车到滑铁卢车站，赶得上和你们一起进早餐。”
“可是我们在伦敦进行调查的事怎么办呢？”费尔普斯沮丧地问道。
“我们明天可以做这些事。我想我现在留在这里正是十分必要的。”
“你回布里尔布雷去后可以告诉他们说，我想明天晚上回去，”我们的火车刚要离开月台时，费尔普斯喊道。
“我不一定回布里尔布雷去，”福尔摩斯答道，在我们的火车离站时，他向我们高高兴兴地挥手致意。
费尔普斯和我一路上都在谈论这件事，可是谁也不能对他这个新行动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来。
“我猜想，他是想找出昨夜盗窃案的线索，如果真有盗贼的话。至于我自己，我决不相信那是一个普通的盗贼。”
“那么，你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呢？”
“老实说，不管你是否把它归结为我的神经脆弱，可是我相信，在我周围正进行着某种隐秘的政治阴谋，并且由于某种我不能理解的原因，这些阴谋家想谋害我的性命。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和荒谬，可是请考虑一下事实吧！为什么盗贼竟想撬开无物可盗的卧室的窗户？他又为什么手中拿着长刀呢？”
“你肯定那不是撬门用的撬棍吗？”
“啊，不，是一把刀。我很清楚地看到刀光一闪。”
“可是究竟为什么会怀有那样深的仇恨来袭击你呢？”
“啊，问题就在这里了。”
“好，如果福尔摩斯也这样看，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他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对吗？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他能抓住那个昨夜威胁过你的人，那他就向找到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若设想你有两个仇人。一个偷了你的东西，另一个来威胁你的生命，那未免太荒谬可笑了。”
“可是福尔摩斯说他不回布里尔布雷去。”
“我了解他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说道，“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没有充分理由就去做什么事情。”说到这里，我们便转入了其他话题。
可是这一天把我弄得疲惫不堪。费尔普斯久病之后依然虚弱，他所遭遇的不幸更加使他易于激怒，紧张不安。我尽力讲一些我在阿富汗、在印度的往事，讲一些社会问题，讲一些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事，来使他开心，但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份丢失的协定，他惊异着，猜测着，思索着，想知道福尔摩斯正在做什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明天早晨我们会听到什么消息。夜色深沉之后，他由激动变得痛苦异常。
“你非常信赖福尔摩斯吗？”
“我亲眼见他办了许多出色的案子。”
“可是他还从未侦破过象这样毫无头绪的案子吧？”
“啊，不，我知道他解决过比你这件案子线索还少的案子。”
“但不是关系如此重大的案子吧？”
“这我倒不清楚。但我确实知道，他曾为欧洲三家王室办过极其重要的案子。”
“不过你很了解他，华生。他是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人物，我永远也不知如何去理解他。你认为他有希望成功吗？你认为他打算侦破这件案子吗？”
“他什么也没说。”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恰恰相反。我曾经注意到，他失去线索的时候总是说失去了线索。在他查到一点线索而又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他就特别沉默寡言。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为这事使自己心神不安，丝毫于事无益，我劝你快上床安睡，明天早上不管消息好坏，都能精神饱满地去处理。”
我终于说服我的同伴接受了我的劝告，但我从他激动的神态看出，他是没有希望安睡的。确实，他的情绪也影响了我，我自己也在床上辗转了半夜，不能入睡，仔细盘算这个奇怪的问题，作了无数的推论，一个比一个不能成立。福尔摩斯为什么留在沃金呢？为什么他要哈里森小姐整天留在病房里呢？为什么他那么小心谨慎，不让布里尔布雷的人知道他打算留在他们附近呢？我绞尽脑汁竭力寻找符合这一切事实的解答，最后才渐渐入睡。
我一觉醒来，已经七点钟了，便立即起身到费尔普斯房里，发现他容颜憔悴，一定是彻夜未眠。他第一句话就问福尔摩斯是否已经回来。
“他既然答应来，”我说道，“就一定会准时来的。”
我的话果然不错，八点刚过，一辆马车疾驰到门前，我的朋友从车上跳下来。我们站在窗前，看到他左手缠着绷带，面色严肃而苍白。他走进宅内，过了一会才来到楼上。
“他似乎精疲力尽了，”费尔普斯喊道。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毕竟，”我说道，“这件案子的线索可能还是在城里。”
费尔普斯呻吟了一声。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道，“可是我对他回来抱有那么多的希望。不过他的手昨天并没有象这样缠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福尔摩斯，你没有受伤吗？”我的朋友走进屋内时，我问道。
“唉，这不过是由于我手脚笨拙，擦伤了点皮，”他一面点头向我们问候，一面回答道，“费尔普斯先生，你这件案子，同我过去查办过的所有案子相比，确实是最隐秘的了。”
“我怕你对这案子是力不从心了。”
“这是一次十分奇异的经历。”
“你手上的绷带就说明你曾经历过险，”我说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等吃过早餐再说吧，我亲爱的华生。别忘了今天早晨我从萨里赶了三十英里路。大概，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还没有着落吧？好了，好了，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顺利。”
餐桌已经准备好了，我刚要按铃，赫德森太太就把茶点和咖啡送来了。几分钟以后，她又送上三份早餐，我们一齐就坐，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好奇地望着，费尔普斯闷闷不乐，垂头丧气。
“赫德森太太很善于应急，”福尔摩斯把一盘咖喱鸡的盖子打开说道，“她会做的菜有限，可是象苏格兰女人一样，这份早餐想得很妙。华生，你那是什么菜？”
“一份火腿蛋，”我答道。
“太好了！费尔普斯先生，你喜欢吃什么，咖喱鸡还是火腿蛋？要不然，就请你吃你自己那一份吧。”
“谢谢你，我什么也吃不下去，”费尔普斯说道。
“啊，来吧！请吃一点你面前那一份。”
“谢谢你，我确实不想吃。”
“好，那么，”福尔摩斯调皮地眨了眨眼，说道，“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好意吧。”
费尔普斯打开盖子，他刚一打开，突然发出一声尖叫，面色象菜盘一样苍白，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盘内。原来盘内放着一个蓝灰色小纸卷。他一把抓起来，双眼直愣愣地看着，然后把那纸卷按在胸前，高兴得尖声喊叫，在室内如痴如狂地手舞足蹈起来，然后倒在一张扶手椅中，由于过分激动而软弱不堪，筋疲力尽。我们只好给他灌了一点白兰地，使他不至昏厥过去。
“好啦！好啦！”福尔摩斯轻轻拍着费尔普斯的肩膀，安慰他说，“象这样突然把它放到你面前，实在是太糟糕了，不过华生会告诉你，我总是忍不住想把事情做得带点戏剧性。”
费尔普斯抓着福尔摩斯的手吻个不停。
“上帝保佑你！”他大声喊道，“你挽救了我的荣誉。”
“好啦，你知道，这也关系着我自己的荣誉，”福尔摩斯说道，“我应该请你放心，我办案失败，和你受托失信一样，都是不愉快的。”
费尔普斯把这份珍贵文件揣进他上衣里面贴身的口袋。
“我虽不想再打扰你吃早餐，可是我是渴望知道你是怎样把它弄到手，在哪里找到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喝完一杯咖啡，又把火腿蛋吃完，然后站起身来，点上烟斗，安然坐到椅子上。
“我讲讲我先做了些什么，后来又是如何着手去做的。”福尔摩斯说道，“从车站和你们分手后，我就悠然自得地徒步而行，经过优美的萨里风景区，来到一个名叫里普利的小村落，在小客店里吃过茶点，然后灌满水壶，口袋里装了一块夹心面包，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一直等到傍晚，才又返回沃金，当我来到布里尔布雷旁边的公路时，已是黄昏时分了。
“嗯，我一直等到公路上渺无人迹——我想，那条公路上行人从来不太多的——于是我爬过栅栏，来到屋后宅地。”
“那大门日夜都是开着的啊，”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不错，可是我特别喜爱这么干。我选择了长着三棵枞树的地方，在这些枞树掩蔽下，我走了过去，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我蹲伏在旁边的灌木丛中，从一棵树匍匐前进到另一棵——我裤子膝盖破成这样就是证明，一直爬到你卧室窗户对过的那丛杜鹃花旁边。我在那儿蹲下来，等候事情的发展。
“你房里的窗帘还没有放下，我可以望见哈里森小姐坐在桌旁看书。她合上书关牢百叶窗退出卧室时，已是十点一刻了。
“我听到她关门，清楚地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
“钥匙？”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对，我事先吩咐过哈里森小姐，在她就寝时，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并且亲自拿着钥匙。她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我的各项命令，肯定说，要是没有她的合作，你就不会找到你上衣口袋中的那份文件了，后来她走开了，灯也熄了，我依旧蹲在杜鹃花丛中。
“夜色晴朗，但守候起来仍然是令人厌烦的。当然，那种激动的心情，就如同渔人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不过，时间等得非常久，华生，几乎就象你我在查究‘斑点带子案’那个小问题时，在那间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等候的时间一样长。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我不止一次地想，也许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可是，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顷刻间，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约瑟夫-哈里林先生在月光下走了出来。”
“约瑟夫？！”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他光着头，可是肩上披着一件黑斗篷，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他可以立即把脸蒙上。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阴影下，接近窗户，将一把长薄片刀插入窗框，拨开窗闩。然后他撬开窗户，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缝中，把百叶窗打开了。
“我从藏身的地方可以看清室内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动手卷起门旁地毯的一角。一会儿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那是供管子工修理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有条管子通往楼下厨房，是给厨房供煤气用的。约瑟夫从这隐蔽之处取出一小卷纸来，把木板重新盖好，又把地毯铺平，吹熄了蜡烛，因为我正站在窗外守候他，他一下子撞进我怀里。
“啊，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恶得多！他拿刀向我扑来，我不得不再次抓住他，在我占上风之前，我指节上让刀划伤了。在我们结束搏斗之后，他由于仅能用一只眼看人，看起来象个凶犯，可是他听了我的劝告，把文件交了出来。我拿到文件，便放他走了。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一份电报，把详情都告诉他了。如果他动作麻利，能抓住他要捉的人，那就太好了。可是如果象我预料的那样，他赶到那里人已经逃走了，呃，那政府还巴不得呢。我想，首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其次，珀西-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这件案子不经违警罪法庭审理才好呢。”
“我的天啊！”我们的委托人呻吟道，“请告诉我，难道在我极其痛苦的十个星期中，这份失窃文件始终和我一起在那间屋子里吗？”
“正是这样。”
“那么约瑟夫！约瑟夫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
“嗨！恐怕约瑟夫是一个比他外表看来更阴险、更危险的人物。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话来看，我推测他在股票交易中亏了血本，为了转转运气，什么坏事都准备去干。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碰到机会，他既不顾他妹妹的幸福，也不考虑你的名誉。”
珀西-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中。“我的头都昏了，”他说道，“你的话使我更加晕头转向。”
“你这件案子最主要的困难，”福尔摩斯说教似地指出道，“就在于线索太多。极重要的线索被毫不相干的迹象遮掩住了。我们面前的事实非常多，只能从中选择必要的，按顺序把它们串起来，以便重视这一连串怪事的各个环节。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你曾打算在失窃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回家，我很自然想到他必然会来找你，因为他对外交部很熟悉，又是顺路。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
我想，只有约瑟夫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你对我们说过你那天和医生一起回到卧室时，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到那时我的怀疑就变成了肯定。特别是头一夜没有人陪你住，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这说明这位不速之客对房内的情况很熟悉。”
“我是多么有眼无珠啊！”
“我查明这件案子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约瑟夫-哈里森从通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因为他熟悉路，所以在你离开办公室时，他直接闯进去，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立刻按起电铃来，正在按铃时，一眼看到桌上的文件。一瞥之间，他觉得他面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得到一份极有价值的国家文件，他一下子把它揣到口袋里扬长而去。正如你所回忆的那样，过了几分钟打盹刚醒的看门人才提醒你注意铃声，这一点时间是足够盗贼逃跑的了。
“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检查了赃物，肯定它极为珍贵，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企图一两天内取出，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可以出高价的任何地方。可是你突然返回家中。他措手不及，就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
从那时以后，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在，使他再也无法拿出他的珍宝。这种情况简直使他急得发疯。不过他终于看到了机会。他设法潜入室内，可是你没有睡熟，挫败了他的计划。
你可能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那药里做了手脚，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一方面，正如刚才说过的，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里，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我就省了许多麻烦。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
我问道。
“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另一方面，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费尔普斯问道，“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
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我只能肯定地说，约瑟夫-哈里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