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任务是展现人与其周围世界在活生生之时的关系。人类总在旧的恢恢关系网中挣扎，“时代”离活生生之时要久远得多，而艺术却总是超前于“时代”的。
当梵·高57绘向日葵时，他揭示的或获得的是一瞬间作为一个人的他与作为向日葵的向日葵之间的活的关系。他的绘画压根儿不是再现向日葵本身。我们永远也弄不清向日葵自身是个什么物件。而照相机可以比梵·高干得完美得多，它可以照下完美的视觉形象来，梵·高则差远了。
画布上的视觉现象是全然不可捉摸、难以言表的第三者——不是那向日葵，也不是梵·高，而是这两者结合的产物。画布上的视觉形象与画布、颜料、作为人的有机体的梵·高以及作为植物有机体的向日葵永远不可同日而语。你无法衡量甚至无法描述画布上的视觉形象。这视觉形象，说实在的，只存在于大有争议的所谓第四维空间58中。在可度量的空间中它是不存在的。
这是在某一时刻一个人与一朵向日葵之间完美关系的展现。它既不是镜中人也非镜中花，它不在任何东西之上下，也不横跨什么东西。它在一切东西之间，在第四维空间中。
对人类来说，这种人与其周围世界之间的完美关系就是人类的生命本身。它具有永恒与完美这种四维空间的性质。但是它是倏忽即逝的。
人与向日葵在形成新的关系的那一刻就双双失去了自身。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在悄然变化中一天天地变化着。因此，那揭示或获得另一种完美关系的艺术将永远是崭新的。
同理，那些存在于纯关系的不可度量空间中的东西是无所谓死也无所谓生的，是永恒的。这就是说，它给予我们一种超越生与死的感觉。我们说一头亚述国59的狮子或一头埃及苍鹰头还“活着”，我们这话的真正意思是它超越了生命，因此也就超越了死亡。它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感觉。既然一头亚述国的狮子和埃及的鹰头给我们的感觉是无限珍贵，这说明我们内心深处也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超越生与死的，它就如同天上那点燃夜与昼的星辰一样自有史以来就一直是对人类宝贵的东西。
思量一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寓于我们自己和周围活生生世界的纯粹关系的形成之中。我就是通过如下途径“拯救我的灵魂”的：完善我与另一个人、别人、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动物、盛开鲜花的树、土地、天空、太阳、星星和月亮之间纯粹的关系。这是无数纯粹的关系，或大或小，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清。就是这种关系使我们永恒——我们每一个人，我和我正锯着的木头，我所服从的力量，我和我手中揉着的做面包的面团，我和我书写时的这个动作及我和我所有的这一点金子。这个，如果我们懂得它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永恒——我与我周围全部世界之间微妙而完美的关系。
而道德就是我与周围世界之间永远微微颤动和变化着的天平，这天平先于一种真正的关系而存在，同时也伴随着这种关系。
现在我们看出小说之美及其伟大价值何在了吧。哲学、宗教和科学都忙于把事物固定住，以求获得一种稳定的平衡。宗教只有一个在说“你应该，你不应该”的上帝，每次他都斩钉截铁。哲学的概念是固定的；科学有自己的“定律”。这些东西总是想把我们钉在这棵或那棵树上才罢休。
可小说却不这样。小说是人类迄今发现的细微内在联系的集大成者。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如果你想在小说中把什么钉住，那么，不是你把小说给害了就是小说自己站起来带着这枚钉子一走了之。
小说中的道德是颤动不稳的天平。一旦小说家把手指按在天平上按自己的偏向意愿改变其平衡，这就是不道德了。
现代小说似越变越不道德了，因为小说家正趋于把手指愈来愈有力地压在天平上：不是偏向纯粹的爱就是偏向于无法无天的“自由”。
当然，一般来说小说并不因小说家有任何明显的观点或目的而显得不道德。所谓不道德指的是小说家不能自持的、无意识的偏向。爱本来是一种很伟大的情绪，可当你写起小说来沉溺于对爱的偏向，把爱当成最高的、唯一值得为其而活的情感来写，那你就会写出一部不道德的小说来。
这是因为，没有哪种情感是至高无上、唯一值得让人视同生命的。全部的情感都用于获得一个人与他人、他物、他事之间的活生生关系上。
全部的情感，包括爱和恨、怒与柔，都用于调整两个颇有价值的人之间频频振荡不定的天平。如果小说家把手指压在天平上，偏向爱、柔情、甜蜜、淡雅，他于是就犯了一个道德错误——他阻碍了纯粹关系与联系这最重要事物的可能性。而一旦他抬起手，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可怕的反作用——走向仇恨、野蛮、残酷和毁灭。
生活就是如此，相反的东西在一个震颤的天平中心上摇摆着。父亲犯下的罪会使儿子得到惩罚60。如果父辈把天平压向爱、淡雅和创造，到了第三、第四代人那里，天平会剧烈地倒向仇恨、愤怒和毁灭。我们必须随时调整自己才对。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数小说最需要天平的颤抖了。“甜蜜”的小说愈是作假就愈是不道德，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刺激性情节的小说更道德些。
那些写得精明但又说不清道不明外加玩世不恭的小说也是一样，在这些小说中你尽可以为所欲为，怎么着都无甚关系，因为作者认为做什么都一样。照这说法，卖淫也同其他东西一样是“生命”。
这说法全然不着边际。一件事并不因为有人为之就成为生命。艺术家应该明白这一点才对。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买了一顶新草帽，这根本不是什么“生命”，只是一种存在罢了，就如同每日三餐，但并非是“生命”。
所谓生命指的是某种闪烁着的具有第四空间性质的东西，如果那银行职员确实为他的帽子感到高兴，与帽子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活生生的关系，头戴草帽走出商店时跟换了个人似的神采奕奕，那么这就是生命。
妓女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男人与她之间建立起了活生生的关系，哪怕只是一瞬间，这也是生命。反之，如果他们之间只是金钱和行为的关系，那么这关系就算不得生命，只能称之为肮脏，是背叛生命。
如果一部小说揭示的是真实而生动的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部小说就算得上一部道德作品。如果小说家尊重这种关系，他的小说就会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
有不少关系就不真实。比如《罪与罚》中那年轻小伙子61为了六个便士而杀死了一位老妇人，尽管这事情很实在，可它永远也不会让人觉得真切。杀人者与老妇人之间的关系天平全无平衡可言，简直一团糟。它是实事儿，可它永远也算不上是“生命”。
在另一方面，通俗小说则不过是在炒剩饭，把旧的关系翻新花样儿，如《如果冬天将至》那样62。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也是不道德的。甚至大画家拉斐尔也不过是给旧的经验穿上新的美丽衣裳。这种做法只能让芸芸众生得到一种暴食暴饮的痛快感：纵情于声色。几个世纪以来男人们都把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肉感女人称作：“她是拉斐尔笔下的圣母。”而女人们呢，她们只把这当成是对她们的一种污辱而已。
要获得一种新的关系是痛苦的，永远会是如此痛苦的。所以生命永远会使人痛苦，因为真正的肉欲放纵在于重演旧的关系，至多只能获得一种酗酒后的快感，这不免有点堕落之嫌。
每次我们欲与某人某事结成一种新的关系时总是要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与旧的联系作斗争，要取代旧的，这永远不会是件愉快的事。再说，在活生生的事物之中要做出调整亦意味着各自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斗争的双方都要在对方中“寻到自己的自我”，通过寻找自我而否定自我从而达到协调。一旦双方要寻找绝对的自我，这种斗争将会导致死亡。所谓“激情”就是这东西。另一方面，当一方彻底屈从于另一方时，这是一种牺牲，其实也是一种死亡。所以，那《永恒的仙女》63只永恒了十八个月就死了。
这些仙女是水性杨花的，但她们本来应该是固守本分的。至于男人，接受她们的牺牲是不够男子气的做法，男人应该做一个男子汉。
还有第三种选择，这既不是牺牲也不是战死，而是各自寻求与对方结成真正的关系。为此，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诚实，固守自我，让这种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这首先需要勇气，其次需要原则。既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生命冲动，也勇于接受别人的生命喷薄。所谓原则，就是不要强行超越自我。而一旦超越了自己，就要勇于承认事实，而不要为此抱怨。
很明显，读一本全新的小说总是要令人感到创痛的——不同程度上的创痛。总会有抵抗力在作祟。这正如同看新绘画，听新音乐。你尽可以通过这些新东西所激起的阻抗力和最终被迫认可它们的程度来估量它们的真实。
对人类来讲，最伟大的关系不外乎就是男女间的关系了。至于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则次之。
而男女间的关系永远是变化着的，永远是通往人类生活的新的中心线索。这里的关键是关系本身，而非男人、女人及男女关系的偶然结果——孩子。
你若想给男女之间的关系贴上标签使其维持现状，这做法会是徒劳的，没门儿。你倒不如给彩虹或雨水贴上标签试试看。
说到爱的约束，最好是一感到它约束得发痛就弃之。如果说男女一定要相爱，真是荒谬之至。男人和女人永远是微妙而又在变化中联系在一起的，没必要用什么“契约”把他们约束在一起。最道德的事就是让男人忠于自己的男子汉之道，女人忠于自己的女人之道，从而让男女间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因为，对各自双方来说这都是生命。
如果我们讲道德，那么我们就不要给什么都钉上钉子，既不要把双方钉在一起也不要钉第三方即双方的关系，这种关系永远是我们各自的魔鬼。每个十字架上钉人都需要五枚钉子，四根短的，一根长的，每一根都很可怕。可是一旦你试图把这种关系钉住并在上面书写“爱”而不是“这是犹太人之王”，你就会没完没了地到处去钉钉子。甚至基督都称之为“圣灵”，那意思是说你是无法诱惑它的，它是神圣的。
小说是揭示我们活生生关系变化之虹的最佳手段。小说可以帮助我们生活，而别的东西就做不到这一点，反正经文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然，这要求小说家不要在天平上施加压力。
一旦小说家把手指按在天平上施加压力，他就篡改了男人与女人，只能与那伤感小曲如《善良之光引路》64之类的恶作剧相媲美，这类东西只能帮倒忙，腐蚀这一代人的骨髓。
（1925年夏天，劳伦斯从墨西哥回到自己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农场养病。这时他已经确诊患有肺结核，等于被判了死刑，因为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肺结核被视为绝症。但他还是带病修改了长篇小说《羽蛇》，并完成了话剧《大卫》的剧本。他感到必须思考一下小说与道德的关系，就写了《道德与小说》、《关于小说》这两篇文艺随笔，都是先在美国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