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凯瑟里克太太的这封怪信，我忍不住要撕毁了它。信中通篇流露出冷酷无耻的邪恶心情，表达了一种狠毒的想法，试图将一件不该由我负责的灾祸强行归罪于我，我曾经不顾生命危险去救人脱险，而她却说什么那样引起的后果应由我负责：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厌恶，已经准备撕那信了，但是转念一想，觉得还是应当暂时等一等，不要急着把它毁了。
我之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完全不是为了要利用这信追究珀西瓦尔爵士的某些疑点。信中提供的有关这个人的事，只证实了我早已得出的结论。
这人犯罪的经过，一如我早些时候所设想到的；凯瑟里克太太始终没提到诺尔斯伯里镇的结婚登记簿副本，这就更使我相信，珀西瓦尔爵士肯定不知道有着这个副本，更不会想到它有被发现的可能。现在我对伪造登记的事已不再感兴趣，我之所以要保留着这封信，只是为了将来要利用它，去查明至今仍使我感到困惑的最后一件秘密：安妮·凯瑟里克的父亲究竟是谁。她母亲在这信里无意中漏出了一两句话，将来等我办完了更为迫切重要的事，有闲暇去追查另一项尚待收集的证据时，这几句话也许会对我有用。现在我虽然还没能找到那项证据，但并不因此灰心，我仍渴望能发现它，仍很想查明现在长眠在费尔利太太墓中的那个可怜人的父亲是谁。
因此，我把那信封了起来，很小心地藏在我皮夹子里，准备等时机一到，再去看它。
第二天是我在汉普郡的最后一天。等到我在诺尔斯伯里镇法官的传讯下再次出庭，出席了延期进行的一次庭审，当天下午或晚上我就可以乘火车回伦敦了。
仍像往常一样，我早晨的第一件事是去邮局。玛丽安的信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但是，信递到我手里时，我觉得它特别地轻。我急着拆开了信封。它里面只有一张对折叠着的小纸条。纸条上，经过匆忙涂抹，寥寥地写着这么几行：“快回来。我已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搬了家。到富勒姆区高尔路五号来。我会守候着你。不必为我们担心，我们都安好。可是你得回来。——玛丽安”
我完全被这几行字报导的消息吓坏了，因为它立刻使我联想到福斯科伯爵会玩弄什么阴谋。我握着那揉皱的纸条站在那里，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发生了什么事故？伯爵趁我不在的时候策划进行了什么阴谋诡计？玛丽安写了这张字条，现在已经过了一夜时间，而在我能赶回她们那儿之前，还得经过好些时候，这时也许又发生了一些我还不知道的不幸事件。然而，我却必须留在远离她们的地方，由于两桩案件而必须留在这里！
要不是因为对玛丽安满怀信心，暂时强自镇定，真不知道在焦急和惊慌中我是否会忘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只是因为想到她绝对可以信赖，所以我才能克制着自己，勇敢地等候下去。首先妨碍我行动自由的是验尸官的审讯。我在指定的时间参加了审讯，还需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入审理室，但后来庭上没要求我重复证词。这一番无谓的耽搁，对我的耐心是一次痛苦的考验，然而，我仍旧竭力耐着性子，尽可能一丝不苟地履行了所有的程序。
死者在伦敦的律师（梅里曼先生）也出了庭，可是对调查工作丝毫没有帮助。他只能说感到无比震惊，但对神秘的案情完全无法解释。验尸官根据死者的律师在延期审讯的休庭期间提出的几个疑点讯问了见证人，但是未能从答复中得出任何结论。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耐心调查，遍问了所有可供讯问的见证人，陪审团终于宣读了一般意外横死的判决书。除了作出正式判决以外，法庭还发布了一纸公告，说经过审讯无法证明：钥匙是怎样被偷窃的，火灾是怎样引起的，死者又为什么要进入法衣室。这项判决发表后，全部诉讼程序随之结束。死者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去准备必须办理的葬仪，见证人也都可以退庭了。
我决定一分钟也不耽搁就去诺尔斯伯里镇，于是，结清了旅馆里的帐，我就雇了一辆马车往镇上去。一位绅士听说我雇车，又看到只有我一人上路，便说他住在诺尔斯伯里镇附近，问是不是可以搭我的车回家去。我当然答应了他。
途中，我们的谈话自然集中到当地人士最感兴趣的那个题目上。
我这位新交的朋友，认识已故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曾和梅里曼先生谈到死者的事情和财产的继承问题。珀西瓦尔爵士负债累累，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他的律师也不得不老实承认这件事。死者没立下什么遗嘱；即使是立了遗嘱，他本人也没有财产可以留给别人，他从妻子名下得到的钱已全部被债主没收，应继承地产的是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的一个堂侄（珀西瓦尔爵士没留下子女），现任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船员。他将来会发现，这份意外得到的遗产，已经为支付大笔债务而被抵押出去，但是，只要他本人会算计，地产再过一个时期是可以收回的，这位“船长”生前仍可以成为一位富翁。
我最初只顾想到回伦敦，但是这些报道很有趣（并且，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它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原先认为不应当把我发现珀西瓦尔作弊的事宣扬出去。被他窃取去遗产的继承人现在又将继承这份财产。二十三年来，从这份财产中应得的收入该是属于他的，但已被死者挥霍殆尽，现在再也无法收回了。如果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并不能给谁带来益处。但是，如果我继续保守那件秘密，我的缄默又会掩蔽了这个骗娶劳娜的人的真面目。起初，为了她的原故，我想隐瞒着这件事；但是后来，仍旧是为了她的原故，我终于用化名谈出了这件事。
我在诺尔斯伯里镇和与我邂逅相遇的旅伴分手后，立刻赶到镇公所去。完全不出我的预料，没人再到那里去控诉我，所以，履行了一切规定的手续后，我就被开释了。我离开法庭时，有人把道森先生的一封信交给我。信里说他因为有事不能亲自来，再一次向我表示，需要帮忙时可以去找他。我复了他一封信，对他的好意表示热烈感谢，并向他道歉，说未能当面致谢，因为有急事需要立刻赶回伦敦。
半小时后，我搭了快车赶回伦敦。
我在九十点钟抵达富勒姆区，然后找到了高尔路。
劳娜和玛丽安都到门口来接我。一直到这天晚上大家重新会聚时我才知道，我们三人是团结得这样亲密无间。这次我们重逢，仿佛不只是离别了几天，而是分隔了数月。玛丽安面色很憔悴，露出焦急的神情。一看就知道，我不在家时，是由谁经历了种种危险，承担了一切烦恼。劳娜的面色和精神都比以前更好，这说明她被很小心地瞒过，完全不知道韦尔明亨死了人的恐怖事件和我们这次搬家的真正原因。
搬家的骚动似乎只使她感到高兴有趣。她把这件事说成是玛丽安想出的一个绝妙主意，为的是要我回到家感到惊喜，看到我们已经从那狭隘嘈杂的街区搬到了河边有树木与旷野的环境清幽的地方。她对未来满怀希望：想到她即将完成的画儿，想到我在乡下找到了愿意收购图画的买主，想到她攒下的那些先令和六辨士硬币，瞧她的钱袋已经那么沉甸甸的，这会儿她得意地要我亲自掂一掂它。我感到惊喜，没料到离家短短几天内，她已有了这样的进步，面对这种无法形容的快乐情景，我应当感谢玛丽安的勇敢，玛丽安的爱护。
一等劳娜走开，我和玛丽安可以随便谈话的时候，我就试图表达我的衷心感谢与敬意。但是这位慷慨的姑娘根本不愿听我说下去。这是妇女具有的高贵的忘我精神，施予的是那么多，索取的是那么少，这时她一点不想到自己，只挂念着我。
“我发信前只剩下了一点儿时间，”她说，“否则我可以不必写得那样匆忙。看来你很憔悴、疲乏，沃尔特，恐怕我那封信使你大大地受惊了吧？”
“只是在最初的片刻里，”我回答，“后来我就镇定了，玛丽安，因为我是相信你的。这次突然搬家是因为福斯科伯爵捣乱，我猜对了吧？”
“完全对，”她说。“我昨天见到了他，而且，更糟的是，沃尔特，我和他谈了话。”
“和他谈了话？他知道我们住的地方了吗？他到屋子里来了吗？”
“他来了。走进下面屋子，可是没上楼。劳娜始终没看见他，劳娜根本没疑心到这件事。让我告诉你这件事的经过情形：我相信，并且希望现在危险已经过去。昨天，我在我们老屋子的起居室里。劳娜正在桌子踉前画画儿，我来回走着收拾屋子。后来我走过窗口，就在走过那儿的时候，我向外面街上望出去。那儿，街对面，我看见了伯爵，另一个人正在和他谈话——”
“他注意到你在窗口吗？”
“没注意到——至少我猜想他没注意到。我不能肯定，因为当时太激动了。”
“另一个人是谁？对你是陌生的吗？”
“不是陌生的，沃尔特。我刚缓过了一口气，就认出了他。他就是那疯人院院长。”
“伯爵在指点那幢房子给他看吗？”
“不，他们在一起谈话，那样子好像是在街上偶尔遇到的。我待在窗口，从窗帘后边看他们。当时，如果我转过身去，如果劳娜看见了我的脸……感谢上帝，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画儿！不久他们就分手了。疯人院的人朝一面走去，伯爵朝另一面走去。起先我还希望他们是无意中在街上遇到的，但是，后来我看见伯爵走回来了，又在我们屋子对面停下，取出他的名片盒和铅笔，写了一些什么，然后穿过马路，走向我们楼下店门口。我不等劳娜看见，就跑过她身边，说我忘了一样东西在楼下，一走出屋子，我就跑到下面楼梯口，在那里等着，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如果他企图上楼，我就拦住他。可是，他并没有这打算。女店员从室内走到过道里，手里拿着他的名片，一张很大的镶金边的名片，上边印着冠状花饰，下边用铅笔写了这么几行：‘亲爱的小姐’，（瞧这恶棍还有脸这样称呼我！）‘亲爱的小姐，我恳求您，让我只说一句话，谈一件对我们俩都有重大关系的事。’一个人到了紧急关头，他的头脑就会变得敏捷起来。我立刻想到，如果那件事和伯爵这个人有关，而我和你却不明白它的真相，那我们将会铸成无法补救的大错。我想到，如果我不同意见他，拒绝了他，那么，由于不知道他会趁你不在家的时候采取什么行动，我就会产生种种疑虑，而那样提心吊胆，会使我更加难受。‘让那位先生在店里等着，’我说，‘我这就去见他。’我跑上楼去取我的头巾帽，决定不让他在室内和我谈话。我知道，他的嗓子很洪亮，即便是在店里，我也担心会让劳娜听见。不到一分钟，我又到了楼下过道里，打开了临街的门。他从店铺里出来见我。瞧他穿着最重的丧服，露出阴险的笑，毕恭毕敬地向我鞠躬，几个闲荡的儿童和妇女站在他身旁，盯着他那肥大的身躯、漂亮的黑衣服和金柄大手杖。我一看见他，黑水园府邸里那些恐怖情景又在我脑海里出现。他取下帽子一挥，装出了那么一副神情对我说话，就仿佛我和他昨儿刚依依惜别，分离还不到一天似的，往日的憎恨一古脑儿涌上心头，我感到浑身都不自在起来。”
“你还记得他说些什么吗？”
“我没法重复原话，沃尔特。现在我就让你知道他说了一些什么有关你的话——可是，我没法逐字重复他针对我说的那些话。那些话要比他信中表面客气骨子里侮辱人的话更加可恶。当时我像男人那样手痒痒地要打他！但是，我克制着自己的性子没动手，只在围巾后面把他那张名片撕得粉碎。我一句话不说，离开屋子就向前走（因为怕劳娜看见了我们），他跟着我，一路上低声向我好说歹说。我刚走到第一条横街就拐了个弯，问他找我干什么。他向我要求两件事。第一，要我听他表达心意。我拒绝听他的。第二，要我让他重复他信里的警告。我问他为什么要重复。他鞠了一躬，笑了笑，说这一点他会向我解释。后来，他的解释完全证实了你出门前我表示的恐惧。你大概记得我对你说过：珀西瓦尔爵士刚愎自用，他对付你的时候不会听他朋友的忠告；我们不必害怕伯爵带来危险，然而，一旦伯爵本人的利益受到威胁，他就会断然为自己采取行动。”
“我记得，玛丽安。”
“你瞧，后来果真出现了那个情形。伯爵提出了他的忠告，但是没被采纳。暴躁的脾气，顽固的性格，以及对你的仇恨，这一切支配了珀西瓦尔爵士的行动。伯爵让他独行其是，但是首先要查明我们的住址，万一他本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就可以作好预防准备。你第一次去汉普郡回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沃尔特——先是律师雇用的人从火车站跟了你一段路，后来就是伯爵本人一直踉到我们门口。至于他是怎样设法避开了你的视线，这一点他没告诉我，但就是那一次他找到了我们。他虽然发现了我们，但并没利用这一发现，直到后来，他听到珀西瓦尔爵士的死讯，这时候，正像我对你所说的，他为自己采取了行动，因为他相信你下一步就要对付死者的同谋者了。他立即作了安排，会见了伦敦的那个疯人院院长，把他领到逃走的病人隐藏的地方；他相信，不管这种做法的结果如何，他至少可以使你陷入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和诉讼麻烦，而这样就可以使你受到束缚，再也无法向他采取攻势了。根据他对我的坦白，这就是他所打的主意。只是由于考虑到另一点，他在最后关头犹豫起来——”
“由于考虑到什么？”
“真不愿意对你说，沃尔特，然而，我必须说。只是由于考虑到了我。
我一想到这点，就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难以形容的耻辱，但是，那个人虽然意志坚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他非常崇拜我。由于自尊心，我也曾试着不去相信他的话；但是，看了他那种神情和举动，说来也真羞人，我不能不相信那是真的。这个奸险的怪物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真的是这样，沃尔特！他说，就在向医生指出那幢房子的时候，他想到了：如果把劳娜和我拆开，我会感到多么痛苦；如果人家控诉我帮助她逃走，我又会承担什么责任。于是，为了我的原故，他再一次不顾你会给他带来最大的危险。他只要我记住了他所作的牺牲，要我阻止你采取卤莽的行动，说这是为我的利害着想，还说，有关这些利害问题，他此后也许再没有机会和我细谈了。我不去跟他谈条件；这是我宁死也不肯做的事，然而，信不信由你，他说已经找到了一个借口把那医生打发走了，且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我看见那个人一眼也没朝我们窗子里望，甚至没朝对街我们这面看，就离开他走了。”
“我相信他的话，玛丽安。既然最好的人不会一贯是好的，那么，为什么最坏的人就会一贯是坏的呢？同时我怀疑，他这只是要吓唬你，他威胁的话并不是他真正能够做到的。我不相信他能够利用疯人院院长来找我们麻烦，现在珀西瓦尔爵士已经死了，凯瑟里克太太再不是受人控制的了。但是，让我听下去。伯爵说我什么了？”
“他最后谈到了你。这时候他眼睛里闪闪发光，显得很冷酷，他那副神情又变得像从前一样：在残忍中显出坚定，在傲慢中露出嘲讽的神气，叫人看了无法猜透他的心事。‘去警告哈特赖特先生！’他很傲慢地说，‘如果他要和我较量，他的对手可是一位有头脑的，是把社会的法律和传统一概不放在眼睛里的。假使我那位不幸的朋友当初听了我的忠告，那么验尸官验的将是哈特赖特先生的尸体，谁叫我的朋友固执己见呢。瞧这儿！我哀悼他的逝世——不但内心里悲伤，而且在外面帽子上志哀。我要哈特赖特先生重视这小条黑纱表示的感情。如果他胆敢触犯我的感情，那感情就会化为无比的仇恨。还是叫他满足于他已经得到的吧，满足于我为了你的原故而给你和他留下的吧。去对他说（代我向他打个招呼），如果他触犯了我，我福斯科就要给他点儿厉害瞧瞧。让我用一句英国成语告诉他：我福斯科是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的！亲爱的小姐，再见啦。’他那冷峻的灰色眼睛盯着我的脸——他一本正经地摘下帽子——光着脑袋一鞠躬——然后离开了我。”
“没再回转来吗？没再说什么吗？”
“他在街角上拐弯的时候挥了挥手，然后装模作样地拍了拍胸口。后来，我看不见他了。他在我们那幢房子对面消失了；我赶回到劳娜那里。还没走进屋子，我已经打好主意，决定我们应该搬走。现在伯爵已经发现我们的住所，尤其是你不在家的时候，那幢房子已经不安全，已经成了危险的地方。当时如果我心中有数，确定你就要回来，我会不顾危险，等你到了家再说。但是，当时我心中完全无数，所以就凭着一时的主意行动起来。你离开我们之前也曾说过，为了劳娜的健康，我们要搬到一个环境更幽静、空气更新鲜的地方。所以，我只需要向她重提这些话，说趁你出门的时候搬家可以使你感到意外，并且省了你照应搬家的麻烦，听我这样一说，她也和我同样急着要搬了。她帮着我收拾了你的东西，并且布置好了你的新工作室。”
“你怎么会想到搬到这儿来的？”
“我对伦敦附近其他地方都很生疏。我认为离开我们原来住的地方越远越好，同时我对富勒姆区比较熟悉，因为从前在那儿上学。我派人捎了一张便条到那学校去，希望那学校还在。幸喜学校还在，由我从前女校长的几个女儿继续开办，她们按照我信里的要求，租下了这幢房子。就在我发信给你之前，派去的人带着新房子的地址回来了。我们天黑后搬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这儿。我这样做对吗，沃尔特？我没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吧？”
我热情地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我道谢的时候，她仍旧带着焦虑神情；我的话一完，她就提出了有关福斯科伯爵的问题。
我看得出，她现在对伯爵又有了一种想法。她已不再发泄对伯爵的忿怒了，不再要求我赶快进行报复了。她相信，这个人对她的赞美虽然令人厌恶，但确是出自真诚，而一想到这一点，她就远比以前更加担心他那居心叵测的狡猾，更加害怕他那处处显示出的旺盛的精力与过人的机警。她问我怎样看待伯爵的口信，听了这口信后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这时她降低了声音，显出了迟疑的神情，眼光和我接触时露出了焦急和恐惧。
“不多几个星期以前，”我回答，“我会见了基尔先生，玛丽安。他和我分手的时候，我最后对他说了这几句有关劳娜的话：‘她叔父必须当着所有参加假葬礼的人重新接她回去；这位家长必须当众吩咐把记录她死亡的谎言从墓碑上抹掉；那两个陷害她的家伙虽然能够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必须向我低头认罪。’那两个家伙，有一个已经无法令其在人世间归案。但另一个仍旧活着，所以我的决心仍旧不变。”
她眼睛里闪亮，脸上现出红晕。她什么话也没说，但是我从她的表情中看出，她很赞赏我这句话。
“我并不隐瞒自己，也不隐瞒你，”我接下去说，“看来咱们的前景更加渺茫了。咱们已经冒过的那些险，如果和将来可能遭到的相比，它们将是微不足道的了，然而，尽管如此，玛丽安，这件事一定要进行到底。对付伯爵这样一个人，我是不会莽撞的，我一定要事先作好准备。我已经学会了耐心；我可以不惜时间去等候。我要让他自信他的口信已经起了作用，要让他完全摸不清咱们的底细，一点听不到咱们的消息，咱们要给他充分的时间感到自己很安全：如果我没完全估计错的话，相信他那自高自大的脾气会使他抱这种想法。这是我要等候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在我进行我们最后一次冒险之前，玛丽安，我跟你和劳娜的关系必须变得更为明确。”
她靠近我一些，露出惊讶的神气。
“怎样才会变得更为明确呢？”她问。
“等时间一到，”我回答，“我就会告诉你。现在时间尚还没来，也许它永远不会到来。可能我永远不会向劳娜提到这件事。必须等到我认为可以正大光明地谈到它，而且谈时不致造成危害。可是现在，哪怕是对你我也不能谈到它。还是让咱们把这件事摆开了吧。咱们要考虑另一件更为迫切的事。为了顾念劳娜，你一直没让她知道她丈夫的死——”
“哦，沃尔特，这件事，咱们必须再过很久才可以告诉她吧？”
“不对，玛丽安。偶然发生的事是防不胜防的，与其将来偶然在无意中让她知道了这件事，你还不如这会儿让她知道了的好。不必告诉她那些细节，你可以慢慢地说给她听，但是，要让她知道他已经死了。”
“你要她知道她丈夫的死，沃尔特，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是的。”
“这个原因，关系到咱们暂时还不能谈的那个问题吗？也就是那个你可能始终不会向劳娜提出的问题吗？”
她意味深长地加强了最后一句话的口气，而我向她作肯定的回答时，也加强了那句话的口气。
这时她脸色苍白了。她很关心地瞅了我一会儿，露出忧郁和迟疑的神情。她向那位支配着我们一切欢乐与忧愁的伴侣平时所坐的椅子斜看了一眼，于是一种罕见的柔情就在她乌黑的眼睛里颤动，她那刚强的嘴唇显得温和了。
“我想，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她说。“我觉得，为了她和你的原故，沃尔特，应该把她丈夫的死告诉她。”
她叹了口气，把我的手紧握了一会儿，接着就突然松开了它，走出了屋子。第二天，劳娜已知道她丈夫的死使她重新获得自由，错配的婚事带来的灾难已被埋葬在他的坟墓里了。
他的名字不再被我们提起。从此我们都绝口不谈他的死；玛丽安和我，都很小心地避免接触到我们同意暂时搁置的另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曾把那问题从心上丢开，而只是勉强把它隐藏在心里。我们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娜，有时候充满希望，有时候怀着恐惧，就这样等候那时刻的到来。
逐渐地，我们恢复了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我重新开始前几天去汉普郡时一度暂停的日常工作。和以前住的那几间更狭小和不方便的屋子相比，我们新居的开销更大了，加上前途渺茫，我就更需要努力工作了。再说，还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事，迫使我们花完了为数很小的银行存款，到后来大家都要完全依靠我一双手工作。现在我还没找到职位更稳定、待遇更优厚的工作，在我们的拮据情况下，我必须一个人勉力维持家用。
请读者不要误认为：在这样一段无所作为、与世隔绝的时期里，我已完全放弃我始终一心向往、努力追求的那个目标。即使再这样度过许多个月，我也不会放松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我可以利用这段等待时机慢慢成熟的时期，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报答一份情意，还要解答一个疑问。
所谓预防措施，当然是针对伯爵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打听确实伯爵是否计划留在英国——也就是留在我能追捕得到的范围以内。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采取了极为简单的方法。我知道他圣约翰林区的住址，于是就去那一带打听，找到了经手伯爵那幢有家具设备的房子的经纪人，问他林苑路五号在短期内是否会出租。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告诉我，住这幢房子的外国绅士已将租期延长六个月，要住到明年六月底。而当时则是十二月上旬。我离开经纪人时，一块石头落了地，不必担心伯爵逃走了。
为了报答我欠下的情意，我又去拜访了克莱门茨太太。我曾经答应再去看她，让她知道有关安妮·凯瑟里克病死和殡葬的详情，因为我们第一次会见时我不得不暂为保密。现在既然情形已经改变，我不妨把阴谋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告诉这位善良的妇人。我一向对她怀抱好感与同情，当然急于要早日实现我的诺言，而结果呢，我确实是很认真和周到地这样做了。这里不必浪费篇幅，去描写我们会晤的经过了。我还是简单扼要地交代一下：在谈话中，我想起了那个至今还没法解释的疑问——安妮·凯瑟里克的父亲究竟是谁？
从一系列牵涉到这一问题的琐碎的想法中（这些想法本身虽然毫无价值，然而一经被联系在一起，就显得很重要了），最近我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决定要加以核实。我征求到玛丽安的同意，写了封信给瓦内克府的唐索恩少校（记得凯瑟里克太太出嫁之前，曾经在他府上当过几年侍女），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我用玛丽安的名义去向他打听那些事，还说明我之所以要麻烦他，是因为那些事涉及玛丽安家中某些人的利害问题。我写这封信时，不能确定唐索恩少校是否健在；发出了信，我只希望他也许还活着，能够并且愿意给我答复。
过了两天，回信到了，这证明少校仍旧健在，并且乐意帮助我们。
从他的答复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写信给他的用意，以及我所探听的事情的性质。他的信回答了我的问题，让我知道了以下重要的事实：第一，“黑水园已故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从未去过瓦内克府。唐索恩少校一家人根本不认识这位已故的绅士。
第二，“利默里奇庄园已故的菲利普·费尔利先生年轻时是唐索恩少校的好友，也是他座上的常客。”少校查阅了一些旧日的信件和其他记录，经过重新回忆，很确凿地说，一八二六年八月菲利普·费尔利先生曾经下榻于瓦内克府内，并于九月和十月上半月留在那儿打猎。后来，如果少校没记错的话，他到苏格兰去了，又过了一些日子，再到瓦内克府作客，那是他新婚不久的时候。
如果单独地看这些话，它们也许毫无价值，然而，一经把它们跟玛丽安和我已经确知的某些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就不可能不从中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现在我们知道：一八二六年秋天，菲利普·费尔利先生去过瓦内克府，而当时凯瑟里克太太正在府内当侍女。我们还知道：第一，安妮出生于一八二七年六月；第二，人们一向注意到她和劳娜长得特别相像；第三，劳娜又长得活脱像她父亲。菲利普·费尔利先生当年是一个美男子，但名声很不好。他的性格完全不像他兄弟弗雷德里克；在交际场中，尤其是在脂粉丛中，他是一个被纵容坏了的宠儿：他为人随和，无忧无虑，很容易动情，过份地慷慨，天生地疏于坚持原则，并且，由于不顾对妇女应尽的道德义务，最后只落得声名狼藉。有关这个人的品格，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传闻；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事实。那么，由此而领会到的那些明确的含意，也就不必在这里指出来了吧？
虽然凯瑟里克太太并未想到要说明这一问题，但是，现在根据新的理解重去读她的信，那信就进一步证实了我所作出的结论。她在给我的信中，把费尔利太太描写成为“其貌不场”，还说她“把英国第一位美男子迷得娶了她”。这两句话都说得与事实不符，而且都近于画蛇添足。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必要谈这些话，再说，凯瑟里克太太对费尔利太太那样异常地傲慢无礼，这只可能是出于一种嫉恨（像凯瑟里克太太这样的人，她总会不必要地用恶毒的语言来表达这种感情）。
我们这里提到了费尔利太太，自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但有关这个问题，玛丽安的证明已经排除了一切疑点。她以前读给我听那封费尔利太太给丈夫的信，信中描写安妮如何长得和劳娜相像，还说她如何喜爱这个小客人，我相信她说那些话时肯定是纯粹出于无心。再仔细想一想，甚至菲利普·费尔利先生本人，和他妻子一样，也未必会怀疑到这件事的真相。瞧凯瑟里克太太那样不惜降低身份，用欺骗手段结婚，既然是为了隐瞒这件事，当然不会把它轻易说出来，这不仅是出于慎重，更可能是由于爱好面子，否则，我们甚至可以假设，生父在孩子不曾出世前出走之后，照说她还是有办法把有了孩子的事告诉他的。
这样猜想时，我就记起了从前怎样怀着敬畏心情，去思考《圣经》上的①告诫：“父亲犯下了罪，将祸延及其子女。”要不是因为一个父亲所生的两个女儿不幸长得那么相像，人家就不可能施展那阴谋，以致安妮做了糊涂的工具，而劳娜则成为无辜的受害者。由于做父亲的漫不经心地犯下了罪，于是，随着一系列事情的发展，这罪过就毫厘不爽地、直接可怕地影响了孩子，使其遭到残酷的迫害。
考虑着这些事情，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又联想到如今埋葬着安妮·凯瑟里克的坎伯兰的那一小片墓地。我想到从前怎样在费尔利太太坟旁遇见她，也是最后一次遇见她。我想到她怎样用柔弱可怜的手敲着墓碑，怎样疲乏地、但是热情地对她的保护人和挚友的遗体小声儿嘟哝：“哦，我真希望死了也埋在这里，和您安息在一起呀！”自从她表达了这个愿望，到现在仅一年多一点儿，可是，多么离奇，又多么可怕，那愿望竟然实现！再有她在湖边对劳娜说的那些话，现在也已成为事实。“咳，要是能把我和您母亲合葬在一起，那该有多么好啊！要是天使吹响了号角，坟墓里的死人都复活的时候，我能在她身边醒过来，那该有多么好啊！”这个不幸的人，随着上帝的指引，目睹了人世间十分可怕的罪恶，经历了多么阴暗曲折的道路走向死亡，终于达到了她向往的归宿！就让她安息在那个神圣的地方吧，就让她不再受到干扰，永远留在她敬爱的伴侣身旁吧。
我以上所述的这个在我生活中屡次出现的幽灵般人物，就这样隐没在深不可测的阴间了。像一个阴影，她首次在黑夜的寂静中遇到我。像一个阴影，她又在死亡的寂静中消失。
四个月过去了。四月到了：春季里这个变化多端的月份到了。
在新建立的家里，我们安静而幸福地度过了冬天以来的一段时间。我很好地利用了更多的闲暇，开辟我的收入来源，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稳定了。玛丽安一摆脱了长期来痛苦的紧张与焦虑，就振作起来，开始恢复她那天赋的丰富精力，几乎又变得和以前一样活泼自然了。
劳娜比她姐姐更容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时在新生活的治疗力下有了更显著的进步。前些日子未老先衰的面容很快地变了样，当年最娇媚的表情首先恢复过来。我在细心观察下发现，那一度几乎使她丧失了理智与生命的阴谋现在仅留下一个严重的后果。从离开黑水园府邸到我们重去利默里奇教堂墓地那段时期里的事，她再也记不得了。你只要一提起那个时期，她就会面色改变，身体发抖，言语变得模糊不清，记忆又像以前那样茫然恍惚，怎么也回想不起过去的事情。在这方面，也只有在这方面，旧日的创伤太深，再也无法愈合了。
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她已在复原，每逢最愉快的日子，她的谈话和表情有时又像从前的劳娜了。这一令人欣慰的改变，自然给我们俩带来了影响。我们对过去在坎伯兰生活中的那些难以磨灭的回忆，经过长期沉睡，如
①见《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译者注
今又苏醒过来，对我们俩来说，那是爱情的回忆。
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彼此拘束起来。那些爱怜的话，我在她忧愁痛苦的日子里会很自然地随意倾吐，但现在却很奇怪地难以出口了。在我经常担心会失去她的那些日子里，每当她晚上向我告辞，早晨和我见面时，我总要吻她。现在我们之间亲吻的事好像已被略去，它在我们生活中即将不复存在了。我们的手一接触到，又会颤抖起来。玛丽安不在的时候，我们彼此几乎不再多看一眼。一剩下我们俩，谈话就往往会停顿。每当我无意中碰触到她，就像我在利默里奇庄园时那样，我会觉得一颗心开始急跳，看见她脸上也跟着映现出可爱的红晕，这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坎伯兰的丘陵地里，恢复了我们以前的师生身份。她会长时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但是玛丽安问她时，她又不承认是在想心事。有一天，我感到惊讶，发现我忘了自己的工作，在出神地想着我第一次会见她，在凉亭里为她画的那幅小水彩画像——正像我当初常常忘了费尔利先生的版画，出神地想着当时刚完成的这幅画像一样。现在，虽然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但是，仿佛随着爱火的复燃，我们又恢复了最初相识的那些快乐日子里的关系。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怀着早先破碎了的希望，好像附着一条破碎了的船漂流到从前熟悉的岸边。
如果换了另一个妇女，我会把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然而，要对她说这些话，我就有顾虑了。瞧她这样孤苦伶仃，无依无靠，需要我悉心地安慰，而我，作为一个男子，天生不够细心，不能觉察出她的隐衷，可能失之过早地触痛了她那敏感的心情：一考虑到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我就感到毫无把握，不敢开口了。然而，我知道，现在必须消除我们双方的拘束，将来还必须明确地改变我们相互的关系，而这种改变的需要，首先必须由我提出。
我越多考虑我们的关系，越觉得难以改变这种关系，因为自从去冬以来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就一直维持着原状。我无需解释，在变幻莫测的思潮中，怎样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想法，然而，我确实有了这种想法，认为必须首先改变一下地方和环境，必须突然打破我们生活中安静和单调的气氛，这样才可以改变我们在家里相互看惯了的情况，才可以为我说那些话作好准备，使劳娜和玛丽安听了不致于感到那样局促和尴尬。
既经打定了主意，一天早晨我就提议大家应当有一次短暂的休假，改变一下环境。经过考虑，我们决定用两周时间去海滨度假。
第二天，我们离开富勒姆，取道南海岸一个幽静的小镇。在早春季节里，镇上只有我们少数几个游客；岩石，海滩，镇后的小径：到处悄寂无人，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地方。空气柔和；小丘、树林、谷地上空，随着四月间光影的变换，呈现出不同的美丽景色；动荡的海水在我们窗下欢腾，仿佛和大地同样觉出春光的明媚。
要跟劳娜谈话，我事前需和玛丽安商量，事后更需听她的指导。
在抵达镇上的第三天，我找到一个和玛丽安单独谈话的适当机会。我们的目光刚刚相遇，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她那敏锐的本能已经觉察出我心底的念头。她仍像通常那样直爽，立即首先开口。
“你现在想的，是你从汉普郡回来那天晚上咱们提到的事吧，”她说，“前些日子我就料到你要重提这件事了。我们这个简单的人家必须作出一些调整了，沃尔特，我们不能再老是这样继续下去了。咱们俩同样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劳娜也同样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她只是没说出来罢了。多么奇怪，现在好像又恢复了从前坎伯兰的那种日子！你我又聚在一起；咱们唯一关心的又是劳娜的事情。我甚至会想象到：这间屋子就是利默里奇庄园的那个凉亭，咱们远处的海浪又在拍打着我们故乡的海岸。”
“那些日子里，我听了你的指导，”我说，“现在，对你十倍地信赖，玛丽安，我又要听你的指导了。”
她紧握着我的手，作为对我的答复。我看出，旧事重提，深深地感动了她。我们坐在窗口，她听我谈下去，我们看着那辉煌灿烂的阳光照耀在雄伟瑰丽的大海上。
“不管咱们这次私下谈话结果如何，”我说，“不管它会给我带来欢乐还是悲哀，劳娜的利害永远是我的切身利害。不管谈得怎样，等到咱们离开这儿的时候，我的决心仍旧不会改变，我回到伦敦，一定要迫使福斯科伯爵承认他的同谋者没有招认的罪行。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家伙被我逼急了会对我使出什么手段；但是，根据他过去的言行，咱们可以知道，他会毫不犹豫，毫无顾忌，通过劳娜向我进行反扑。在咱们目前的情况下，社会不会同意，法律也不允许我对劳娜取得合法的权利，以加强我的地位，去抵抗伯爵和保护劳娜。这就使我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如果要我名正言顺地为了劳娜的原故去和伯爵进行斗争，那我就必须以我妻子的名义去进行斗争。现在，你同意我的想法吗，玛丽安？”
“完全同意，”她回答。
“我不必表白我的感情，”我接下去说，“我不必谈我已经遭遇到种种波折和打击的爱情，我只能用以上的话为自己辩护，说明我怎么会有这妄想，并且会谈到要她做我的妻子。如果，像我相信的，只有迫使伯爵据实供认一切，才有可能公开证实劳娜仍旧活在世上，那么，咱们就会承认，我之所以要和她结婚，并不是出于自私。然而，也许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也许咱们还可以采取其他的方法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也许那些方法更有把握，也更少危险。我也曾挖空心思去想那些方法，但是我想不出。你想出了吗？”
“没有。我也想过，但是想不出。”
“很可能，”我继续说，“我考虑这件棘手的事情时所想到的那些问题，你也都想到了。既然她现在已经复原，相信村里的人，或者学校里的孩子会认出她来，我们要不要陪她回利默里奇去呢？我们要不要请求法庭实地鉴定一下她的笔迹呢？然而，假定我们这样做了。假定她被认出来了，她的笔迹被证实了。即使这两件事都成功了，不也仅仅是为依法起诉准备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吗？难道单凭人们的确认和笔迹的核实，就能证明她的身份，就能推翻她姑母的见证和死亡证，否定殡葬的事实和墓碑上的文字，使费尔利先生重新接她回利默里奇庄园吗？不能呀！我们只能希望这样可以对她的死亡提出疑点，至于要澄清这一疑点，那仍须通过法庭的侦查。现在让我假定：咱们有足够的钱（但是，实际上咱们并没有），去逐步进行这样的侦察。再让我假定：费尔利先生的成见可以消除；伯爵和他妻子的假见证，以及所有其他的假见证都可以推翻；法庭确信不可能把安妮·凯瑟里克错认作了劳娜，确信那笔迹并不像我们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狡猾地伪造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假设，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明明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这且不去管它，现在再让咱们问一问自己：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庭首先会怎样向劳娜查问有关阴谋的事，而结果又会怎样。咱们对那结果知道得最清楚，因为咱们知道劳娜始终无法回忆她在伦敦的遭遇。你无论是私下里问她，或者是公开地问她，她根本不能帮助你说明她的问题。如果你不像我同样明白这一点，玛丽安，让咱们明儿就到利默里奇庄园去试一试。”
“我明白这一点，沃尔特。即使咱们有足够的钱支付全部诉讼费，即使咱们最后能打赢这场官司，但是那种拖延也真叫人受不了；咱们的苦已经受够，那种经常的紧张真叫人太痛苦了。去利默里奇是毫无希望的，你这话说得很对。至于决定去找伯爵，要试一试那最后的机会，我只希望你这种打算是对的。可是，难道那真的是一个机会吗？”
“肯定是一个机会。只有利用这个机会，才可能发现劳娜去伦敦的那个无法查明的日期。现在不必重复我前些日子向你提出的那些理由了，我仍像以前一样坚信，她那次上路的日期和死亡证上的日期不符。那是全部阴谋中留下的一个漏洞——只要咱们向那一点进攻，就会使阴谋全部败露，但进攻的方法只有伯爵知道。如果我能成功，能迫使伯爵说出那个方法，咱们的最大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我失败了，劳娜的冤枉就永远不能在这世界上昭雪了。”
“你也担心会失败吗，沃尔特？”
“我不敢指望准能成功，玛丽安，因此我现在坦白地把话说明了。我可以凭良心说真心话：劳娜未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我知道，她的财产已经丧失；我知道，要恢复她的社会地位，除非是反过来将她最凶恶的敌人制伏，但这个人现在的防卫是无法击破的，而且可能是永远无法击破的。她有利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她恢复名誉和地位的希望已经很渺茫，除了指望自己的丈夫而外，她再没有更光明的前途：到了这时候，一个穷苦的图画教师最后不妨把他的心情表白出来。从前，在她得意的日子里，我只是教她绘画的教师，玛丽安，现在，到了她落难的时候，我是向她求婚的人了！”
玛丽安把眼光亲切地对着我——我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一心要说什么，嘴唇在颤抖。我不愿无意中表示出向她乞怜。于是我站起身，准备走出去。她也站起身，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拦住了我。
“沃尔特！”她说，“当初我把你们俩拆开，那是为了你和她的利害着想啊。你等候在这儿吧，老兄，等候着我吧，我最亲爱的好朋友，等着劳娜来吧，她会告诉你我这会儿是去做什么！”
自从那天早晨在利默里奇庄园道别以来，她首次用嘴唇触了触我的前额。吻我的时候，一滴泪落在我脸上。她急速转过身，指了指我站起来后的空椅子，然后离开了屋子。
我独个儿坐在窗前，经历那决定我命运的片刻。在那段极度紧张的时间里，我觉得心中整个是一片空白。我对一切都感到茫然，但所有那些熟悉的感觉却强烈得使人感到痛苦。阳光灿烂刺眼；远处彼此追逐的白色海鸥仿佛在我脸前掠过；海滩上柔和低沉的涛声听来好像是阵阵雷鸣。
房门开了，劳娜独自走进来。记得我们那天早晨分别时，她就是这样走进利默里奇庄园的早餐室。从前她是那样忧愁而迟疑，慢腾腾地，步履不稳地走近我身旁。这会儿她脚步急促，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光芒，喜盈盈地走进来。她那可爱的双臂自动地拥抱了我，她那甜美的嘴唇自动地凑近了我。“亲爱的！”她悄声说，“现在咱们可以承认彼此相爱了吧？”她柔情脉脉，心满意足地把头贴在我怀里。“哦，”她天真地说，“总算还有今天，我多么幸福啊！”
十天后，我们更幸福了。我们结婚了。
从我们新婚的时候起，直到故事的结束，我的叙述就像滔滔流水，一泻千里。
两个多星期后，我们三人回到伦敦；这时，即将发生的一场斗争，像阴影般悄悄向我们移近。
玛丽安和我，都当心着不让劳娜知道我们为什么匆忙赶回来——那是为了必须确保不要让伯爵逃走。当时是五月上旬，他林苑路住宅的租赁将于六月里期满。如果他延长租期（我预料他会延长租期，以下即将说出我的想法），我们就可以确信他不会逃走。然而，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也会趁人不防离开这个国家，所以，为了要和他亲自较量，我仍须尽可能抓紧时间，准备好一切。
我完全陶醉在新婚的欢乐中，原来的决心有时候就有点儿动摇。我不禁想到，既然已经实现了最大的理想，赢得了劳娜的爱情，是不是应当安于现状呢。我首次感到心虚胆怯，想到这件事多么危险，形势对我多么不利，我们的新生活将来多么美满，而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幸福又会冒多大的风险。可不是，这里我坦白地说出了心底的话。在这一段短暂的时期里，在甜蜜的爱的陶醉中，我逐渐远离了自己在较艰苦的考验与较黑暗的日子里一心向往着的那个目标。是劳娜完全在无意中引着我离开了那条崎岖的道路；但是，后来仍旧是劳娜完全在无意中又将我引回到那条路上。
有时候，在神秘的睡眠状态中，她仍会颠三倒四地梦见过去那些可怕的事情，那些清醒时完全无法记忆的事情。一天夜里（那时我们婚后刚两星期），她正睡熟，我留心注视，看见她合着的眼睑里慢慢地溢出泪水，听见她正在低声咕哝，这说明她又梦见了离开黑水园府邸的那一次不幸的旅程。她在宁静的睡眠中从下意识里发出的呼吁，听起来是那么感动人，那么可怕，就像火一般在我心里烧灼着。第二天我们回到伦敦——从这一天起，我十倍地加强了我原来的决心。
我首先需要了解那个人的底细。直到现在为止，那个人真实的身世对我仍然是一个无法窥破的谜。
我开始研究我已经掌握的那些为数极其有限的材料。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写的那份证明材料虽然很重要（那是去年冬天玛丽安按照我的意思叫他写的），但实际上对我现在要达到的特殊目的毫无帮助。读着这篇证明材料，我又想起克莱门茨太太曾经向我透露，伯爵如何使用一系列欺诈手段，将安妮·凯瑟里克骗到伦敦，并利用了她去实现那个阴谋。然而，即使是在这方面，伯爵也没留下任何破绽；即使是在这方面，我实际上仍抓不住他的把柄。
我又去研究玛丽安在黑水园府邸写的日记。经我要求，她又读给我听了其中的一段，记的是当初伯爵如何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如何发现了几件有关伯爵的事。
我指出的那段日记，描绘了伯爵的性格和外貌。她在描写中说“他多少年来一直没回祖国”；说“他急切要知道有哪个意大利人住在黑水园府邸附近镇上”；说“他收到贴有各种奇怪邮票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上面盖有像官印似的大图章”。按照她的想法，他之所以长期离开祖国，可能因为他是一个政治流亡犯。然而，她又无法解释他怎么会收到从国外寄来上面盖有“像官印似的大图章”的信，因为，一般国外邮局是不会那样把信件从大陆寄给政治流亡犯的。
听完了日记里记的事，产生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引起了一些猜测，最后我得出了一个以前不知怎么从未想到的结论。劳娜从前在黑水园府邸曾经对玛丽安这样说，福期科夫人在门外偷听到里面的人这样说，而我现在也在对自己这样说：伯爵是一个间谍！
劳娜用这句话形容他，是脱口而出的，是因为一时恼恨他不该那样对待她。我用这句话形容他，是经过考虑的，是因为相信他干的就是间谍的勾当。从这一假想出发，我就不难理解：既然阴谋已经达到了目的，为什么过了这么多日子，他仍这样神秘地留在英国。
我现在叙述这些事情发生的那一年，正值著名的水晶宫展览会在海德公①园开幕。已经有很多外国人来到英国，还有更多外国人陆续到达。这些人的政府，一向怀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就派了密探进入我国，悄悄地跟踪他们。我从来没把像伯爵这样具有特殊才能与社会地位的人猜想成为一个普通的外国间谍。我怀疑他拥有权力与地位，受到本国政府的信任，在我国组织和指挥一批特别雇用的工作人员，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都是为他们本国政府进行秘密活动的；我还相信，那样凑巧地被他找到黑水园府邸里来当看护的吕贝尔夫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的工作人员。
假定我这一想法属实，那么伯爵的防卫就要比我前此料想的更容易攻破。但是，我向谁去打听，才能对这个人过去的历史和他一般的现状掌握更多的材料呢？
在这关键时刻，我当然想到，如果有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伯爵的同乡，那人也许最能帮助我。在这情形下，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唯一熟悉的一个意大利人，也就是我那位古怪的矮子朋友帕斯卡教授。
教授已经很久不在故事中露面，读者们可能已经完全把他忘了。
按照我说故事的准则，其中有关的人物只是在故事涉及到他们时才出现，他们的上下场并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偏爱，而是根据他们是否和所要叙述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由于这一原因，不但帕斯卡，即便是我母亲和妹妹，也没在故事中再次出现。有关我如何去到汉普斯特德小屋；我母亲如何被那阴谋诡计所惑，不肯承认劳娜是真的；我如何试图消除她和妹妹的成见；她们如何对我因爱生妒，固执已见；我如何扭不过她们的偏见，在痛苦和不得已的情况下隐瞒了我的婚事，准备等她们知道如何正确对待我妻子时再向她们宣布这件事：所有这一切家庭琐事，由于与故事的主要情节无关，我都不曾一一交代。虽然当时我也曾为了这些事增添焦虑，在失望中更感痛苦，然而，在故事的不断发展中，我却无情地把这些事省略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叙述中也不曾谈到：我突然离开利默里奇庄园后，如何从帕斯卡对我的友情中获得了安慰。也不曾追记：我启程去中美洲，这位热心的矮子朋友去码头和我诀别时，如何对我表示忠诚；我再一次在伦敦和他相会时，他又是如何感到高兴。那么，既然我相信回来后可以获得他的协①英国的“大展览会”于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在海德公园开幕。其后，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四年，用原展览会建筑材料造了一所玻璃与钢铁的大厦，号称“水晶宫”。——译者注助，照说他早就该在故事中重新出现了。然而，尽管我知道他在忠诚和勇气方面都绝对可靠，但是他在小心谨慎方面却使我不大放心；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我才单独进行我的调查工作。现在读者们总可以完全理解：虽然帕斯卡至今与故事的进展没有关系，但是他对我和我的利害问题却始终有着联系。一如既往，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最讲义气的忠实朋友。
我在找帕斯卡协助之前，还得亲自见一见我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福斯科伯爵这个人。同劳娜和玛丽安回到伦敦的第三天，我早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独自去圣约翰林区林苑路。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因为有好几个小时可以供我自由支配，所以我想，只要多等候伯爵一会儿，他总会出来的。我不必过份担心他会在白天里认出了我，因为我只有一次被他看到，而那次他是在黑夜里尾随我回家的。
没人在那幢房子前面的窗口出现。我走到路拐角，从侧面绕过了那幢房子，向花园的矮墙里边张望。底层后边的一扇窗打开了，窗口挂着一张网。我没看见什么人，但是听到屋子里传出来的声音：首先是尖锐的口哨声和鸟儿的歌唱声，接着就是我在玛丽安的描写中所熟悉的那洪亮的谈话声。“出来，停在我小指头上，我的宝贝儿！”一个人大声音说。“出来，跳上楼梯！一，二，三——向上跳！三，二，一——向下跳！一，二，三——啾—啾—啾，叫！”伯爵正在调驯他的金丝雀，记得玛丽安在黑水园府邸里时，他就是这样经常调驯这些鸟儿。
我等候了一会儿，鸟鸣声和口哨声静息了。“过来呀，吻我呀，我的小宝贝儿！”低沉的声音说。这时只听见一片叽叽喳喳的回应声，一阵柔和的低笑声，接着是一两分钟的沉寂，最后就听见有人开门。我转身向回走。这时洪亮的低音唱出了罗西尼《摩西》中的祷词，庄严雄伟的曲调逐渐响彻宁静的郊区。前面花园门打开了又关上。伯爵出来了。
他穿过大路，然后向摄政公园的西边走去。我继续沿着我这边的人行道走着，稍许落在他后面，也朝那个方向前进。
我已经从玛丽安口中知道，这个人身材高大，特别肥胖，穿着惹人注目的丧服；但是我还不知道他是这样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充满了活力。虽然已六十岁了，但看上去他刚四十出头。他一路闲荡过去，帽子略微歪在一边，踏着轻快的步伐，挥着他那根大手杖，向自己哼着什么曲调，不时露出高傲自满的微笑，看望路边的房屋和花园。如果这时有一个外乡人，听说附近一带地方都是这个人的财产，大概也不会感到奇怪吧。他始终没回过头来望一下，看来他并没注意到我，也没注意到路边那些在他身旁走过的人，只是偶尔向遇到的几个保姆和孩子露出安闲、慈祥、愉快的神情，装出微笑的样子。就这样，他引着我前进，最后一起到了公园西边路上一排店铺前面。
他在这里一家糕点铺门口停下，走进店去（大概是去定购糕点吧），紧接着就拿着一只果馅饼走出来。一个意大利人正在店门口演奏手摇风琴，风琴上坐着一个干瘪瘦小的猴子。伯爵停下来，咬了一口饼，然后一本正经地把剩下的递给了猴子。“我可怜的小家伙！”他说，亲切中透出滑稽的神情，“你好像饿了。让我以人道主义的神圣名义，请你吃顿午饭吧！”演奏风琴的人，瑟缩可怜地向这位陌生的慈善家讨一便士。伯爵轻蔑地耸了耸肩就走开了。
我们到了新大街和牛津街之间那几条马路上更有气派的商店门口。伯爵又停下，走进了一家橱窗里悬有精修光学仪器广告的小眼镜店。稍停，他又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只看戏用的望远镜，朝前走了几步，停下来看贴在一家乐器店外面的歌剧海报。他仔细地看了那张海报，考虑了一下，然后唤住了一辆驶过他身旁的空马车。“歌剧院票房，”他对车夫说，接着就乘车走了。
我穿过了大街，也去看那张海报。海报上预告的是：《卢克雷齐亚·博①尔季亚》订于当天晚上演出。伯爵手里拿着望远镜，仔细地看那海报，又那样吩咐车夫：这一切说明他是准备看戏去了。我早就认识一位在那家戏院里画布景的画师，现在可以去托他为我和一个朋友各弄一张正厅后座的戏票。我和另一个人同去，至少可以有机会在观众中很容易地看到伯爵。这样，那天晚上我就能确定帕斯卡是不是认识他的这位同乡了。
这样考虑后，我立即决定如何利用那天晚上的时间。我拿到了戏票，回来时在帕斯卡的寓所里留下一张条子。七点三刻，我去邀他一同看戏。我的矮子朋友，钮扣眼里插一朵节日的鲜花，腋下挟着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望远镜，他高兴极了。
“收拾好了吗？”我问。
“好了—都—好了。”帕斯卡说。
我们向戏院出发。
我和帕斯卡到了戏院，歌剧序曲刚要结束，正厅的后座已经客满。
但是，正厅旁边的过道里却空着，这地方正合我这次前来看戏的本意。我先走到将我们的座位与池座隔开的那道围栏跟前，看伯爵是不是在戏院的那一部分座位里。他不在那里。我沿着舞台左面的过道向回走，留心地四面察看，发现他在正厅的后座。他占了一个极好的位子。离开池座三排，从旁边尽头数起，那座位是第十二或第十四个。我停在他正后方，帕斯卡站在我身旁。这时教授还不知道我约他看戏的目的，奇怪我们为什么不到离舞台更近的地方。
幕启，歌剧开始演出。
演完整个第一幕，我们一直站在原地；伯爵全神贯注在乐队和舞台上，始终不曾偶尔朝我们看一眼。东尼泽蒂的优美曲调中一个音节他也没漏过。他坐在那里，高踞在四座观众当中，露出微笑，不时点着他那大脑袋表示欣赏。他旁边的观众，每听到一支歌曲唱完，就开始鼓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观众总是爱鼓掌），根本不理会乐队紧接着奏出的尾声，这时他就带着惋惜和劝告的神情环视他们，并举起一只手，做出委婉恳求的姿势。每次，听到几段很精彩的唱词或几支更优美的乐调，但是别人不鼓掌，他那双带着最时髦的黑羔皮手套的大肥手就轻轻地拍着，表示一位知音者富有音乐修养的欣赏能力。每逢这时候，就可以在寂静中听见他像一只大猫肚子里打呼噜那样柔声怡气地嘟嚷：“好呀！妙呀！”紧靠近他两旁的观众，那些脸红扑扑的老实外省人，正在惊喜地领会伦敦上流社会风光，看见他这副模样，听见他这种声音，也都开始仿效他。那天晚上，正厅里多次响起的掌声，都是由那双带黑手套的手安闲地轻拍着所引起的。这位绅士露出十分快意的神气，正在恣意满足他的虚荣心，尽量接受他对本国音乐的鉴赏力所引起的崇高敬①意大利作曲家东尼泽蒂（1797—1848）写的一出歌剧。——译者注意。他那胖脸上不停地泛出微笑。每逢音乐暂停，他就向两边看望，怡然自得，对自己和四周的人都感到满意。“好呀！好呀！这些英国蛮子正在向我学习。瞧，这儿，那儿，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受到了我福斯科的影响，受到了我这个比他们高明的人的影响！”如果面部能够发言，那么当时他的面部就在说话，说的就是以上这几句话。
第一幕演完，幕落了，观众们站起身来，向四周张望。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时刻，我要趁这会工夫试一试帕斯卡是不是认识伯爵。
伯爵和其他观众一同站起，大模大样地用他的望远镜打量包厢里的看客。起初他是背对着我们，但是后来朝戏院里我们这一面转过身来，朝我们上边的包厢里看望，先是用望远镜看了几分钟——接着就移开了望远镜继续向上看。我选中了这个时机，趁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整个面部时，叫帕斯卡注意他。
“你认识那个人吗？”我问。
“哪一个呀，我的朋友？”
“那个身材高大的胖子，站在那儿的，脸对着咱们的。”
帕斯卡踮起了脚向伯爵看去。
“不认识，”教授说。“我不认识那个大胖子。他是一位知名人士吗？你为什么要指出他来？”
“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故，我要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他是你的本国人，叫福斯科伯爵。你知道那个姓名吗？”
“我不知道，沃尔特。那个姓名和这个人对我都是陌生的。”
“你肯定不认得他吗？再瞧瞧；仔细地瞧瞧。等咱们离开了戏院，我就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急着要知道他的事。等一等！让我扶你到那儿更高的地方，你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他。”
我扶着小矮子站稳在正厅后座高层的边缘上。他在这里可以从那些坐在最后边的女客们头上望过去，不致于因为身材矮小被挡住了视线。
我扶着他登高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个细长身材、浅色头发的人——左边脸上有着一个疤痕——刚才我没注意到的，这会儿正在留心地看帕斯卡，接着就更留心地顺着帕斯卡的视线去看伯爵。他可能已经听见我们的谈话，看来那些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同时，帕斯卡急切地紧盯着那张堆满了笑、微微抬起来对着他的大圆脸。
“不认识，”他说，“我生平从来没见过那个大胖子。”
他说这话时，伯爵的眼光正朝我们后座后边的正厅包厢向下移。
两个意大利人对了眼光。
在此前的一刹那，我听了帕斯卡一再声明，完全相信他不认识伯爵。在此后的一刹那，我完全相信伯爵认识帕斯卡！
不但认识他，更令人惊奇的是，而且害怕他！毫无疑问，恶棍的面色变了。他那张泛黄的面孔一下子变成死灰色，脸上各个部分突然显得呆板了，那双冷峻的灰色眼睛正在仔细偷看，他从头到脚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这一切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他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而他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认出了帕斯卡！
那个脸上有疤痕、身材细长的人，仍站在我们近旁。显然，他从帕斯卡的眼光在伯爵身上造成的影响中产生了一些念头，正像我产生了我的一些念头。这人态度温和，举止优雅，样子像是一个外国人，他虽然十分注意我们，但并未因此使我们感到有一点讨厌。
那么我又是怎样反应的呢？伯爵脸上的变化使我感到诧异，这件意外的事使我十分震惊，以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和做什么是好。这时帕斯卡惊醒了我，他退回到我身旁原来站的地方，首先对我说话。
“瞧那个胖子那样直瞪着眼！”他激动地说，“难道他这是瞪着我吗？难道我是一位知名人士吗？我又不认识他，他怎么会认识我？”
我仍旧紧盯着伯爵。我看见帕斯卡移动时伯爵也开始移动，这是由于伯爵现在站在更低的地方，不要让小矮子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我很想知道，如果帕斯卡现在把眼光从伯爵身上移开了，伯爵又会有什么反应，于是我问教授，那天晚上包厢里的女客当中可有他的学生吗。帕斯卡立即把那只大望远镜凑近眼睛，向戏院上方的周围慢慢地移动，十分仔细认真地找他的学生。
一看见帕斯卡转移视线，伯爵就一扭身悄悄地绕过那些坐在离我们更远的观众，沿着正厅前座中央的过道溜走了。我一把抓住帕斯卡的胳膊，他非常吃惊，因为我拉着他赶往正厅座位后边，要赶在伯爵走到门口之前拦住他。这时正厅里我们这一面的一些观众离开了座位，挡住了我和帕斯卡的去路，我更觉得奇怪的是，看见那个细长身材的人已经趁空儿抢在我们前面出去了。等我们走到休息厅里，伯爵已经走得无影无踪，而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外国人也不见了。
“回去，”我说；“回去，帕斯卡，到你寓所里去。我一定要和你秘密地谈一谈，我一定要立刻和你谈一谈。”
“我的天啊天！”教授大声儿说，慌做了一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不去回答他，只顾赶快朝前走。看到伯爵那样离开了戏院，我就想到：他既然会不顾一切地急着逃避帕斯卡，他还会进一步采取其他的极端措施。他可能也要逃避我，要离开伦敦。如果我让他哪怕有一天自由行动的时间，那我对将来的形势就会失去控制，同时，我也不能肯定，那个抢在我们前面走开了的陌生外国人是不是故意跟踪他。
考虑到以上种种可能，我立刻要让帕斯卡知道我的用意。我们俩一到了他那间没有外人的屋子里，我就把我在本文中所记的事原原本本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一来他就更加糊涂和惊讶了。
“我的朋友，可是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教授大声说，哀求般可怜地向我伸出了双手。“见鬼呀真见鬼！我又不认识那个人，沃尔特，叫我怎样帮助你呢？”
“可是他认识你——他害怕你——他离开戏院躲开你。帕斯卡！这肯定有他的原因。回忆一下你来英国之前经历过的事吧。你自己对我说过，你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意大利的。但是你从来没对我说明那些原因；我呢，现在也不去追问它们。我只要你回忆一下，然后告诉我，是由于过去的什么事，那个人才会一见了你就吓成那副模样。”
使我极度惊讶的是，这几句在我看来是毫无害处的话，帕斯卡听了竟会那样震惊，就好像伯爵看见了他时那样震惊。我的矮子朋友那张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浑身颤抖着从我跟前慢慢地向后退。
“沃尔特！”他说。“你不知道，你的要求叫人感到多为难啊。”
他这是在悄声低语，接着，他朝我看了一眼，那神情就像是我突然向他揭露了一件对我们两人都很危险的秘密。还不到一分钟，他已经完全变了样，变得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愉快活泼的古怪的小矮子。如果他像现在这样在街上遇到我，我肯定认不出他来。
“如果我出于无意，使你感到痛苦，受到惊骇，请你原谅我，”我回答。
“但是，别忘了，福斯科伯爵让我妻子遭受到悲惨的冤屈。别忘了，除非我能迫使他为我妻子说明真相，否则我将永远无法为她洗雪冤枉。我这是在为她的利害说话，帕斯卡——再一次请你原谅——我没什么其他可说的了。”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但是他不等我走到门口就拦住了我。
“等一等，”他说，“听了你的话，我十分震动。你还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本国的，又是为了什么离开那儿的。现在让我定一定神，看我是不是能静静地想一下。”
我回到自己椅子上。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用本国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自言自语。这样前前后后踱了几圈，他突然走到我跟前，奇怪地显得那么亲切而又严肃，把一双小手放在我心口。
“凭这个地方发誓，沃尔特，”他说，“难道，除了这样依靠我去尝试，再没其他方法去找他了吗？”
“没其他方法了。”我回答。
他又从我身边走开，打开房门，小心翼翼地向外边过道里张了张，再关上房门，又走了回来。
“自从你救了命我的那一天起，沃尔特，”他说，“你就有了支配我的一切权利。打那时候起，只要你高兴接过去，我这条命就是你的。现在，你就把它接过去吧。真的！我的话是说了算数的。我下一句要说的话是，请求慈悲的上帝明鉴，我的一条命就交在你的手里了。”
他向我发出这离奇的警告时，激动得直哆嗦，使我深信他说的是实话。
“要知道这一点！”他接下去说，一面情绪十分激昂地向我挥摆着手。
“我为你回忆了过去的事，但是我仍旧不知道，那些事跟那个叫福斯科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发现了那个关系，那你就保守着那件秘密吧——可什么也别告诉我——千万求你别让我知道，别让我涉及到这件事，就让我永远像现在这样糊涂到底吧。”
他又结结巴巴地、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又不开口了。
我看得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要他说英语，用他普通词汇中那些奇怪的语句，向我表达自己的意思，使他一开始就感到十分困难。幸而我和他熟识的时候，我已学会阅读和听懂他的本国语文（虽然我不会说），所以现在提议他用意大利语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我需要解释，就用英语向他提问。他接受了这个办法。于是，从他流利的语言中（他不停地牵动面部，做出外国人那种粗野和急促的手势，处处都显得十分激动，但始终没把声音提高），我听到了可以将我武装起来在这个故事中进行最后一次斗争的那些话。①“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意大利啊，”他开始说，“你只以为那是由于政治原因。如果我真的是受到迫害，被本国政府驱逐到这儿来，那我也就不必保守秘密，不让你和其他人知道那些政治原因了。我之所以隐瞒着那些底细，是因为政府当局并没流放我。你总听说过，沃尔特，欧洲大①这里应当交代一下，在重述帕斯卡对我的谈话时，由于它涉及的问题的严肃性，以及我对我朋友应有的责任感，我不得不仔细作了一些压缩与删改。在本书通篇的叙述中，只有这一部分材料，由于绝对需要慎重对待，我未能向读者全部公开。——沃尔特注
陆上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潜伏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社团吧？从前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就属于这样一个社团——现在我在英国，仍旧属于那个社团。我到这个国家来，是受了我们会长的指示。我年轻的时候太热情了，从来不顾到自己或别人会遭到的危险。由于那些政治原因，会长就命令我侨居英国，以后随时等待他的命令。于是我侨居国外，一直等待着，现在仍旧等待着。可能我明天会被调走，也可能再过十年才被调走。反正这对我都是一样：我住在这里，我靠教书为生，我就这样等候下去。我是不会违反誓言的，我要毫不隐瞒，把我那个社团的名称告诉你（我这就让你知道）。但是，我这样做了，等于是把自己的一条命交在你手里了。只要有人知道我对你说了这些话，那么，事实明摆在这里，我是死定的了。”
接着他就凑近我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但是，我不会把他这样告诉我的话泄露出来。在本文的叙述中，凡遇到偶尔必须提起这一问题时，我都管他那个社团叫“那团体”，我想这样也尽可以说明问题了。
“简单地说，那团体的宗旨，与其他这类政治社团的宗旨相同，”帕斯卡接下去说，“它是为了消灭残暴的统治，维护人民的权利。那团体订有两条原则：每一个人，只要是活在世上有用的，或者，只要是与人无害的，都有享受人生的权利。然而，一旦他危害了同胞们的福利，他就丧失了那权利，而这时候，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命，那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在立功。这里用不着我说明，这社团是在备受了什么压迫与痛苦的可怕情况下产生的。这里也用不着你们评价它，因为你们英国人赢得了自由这么许多年，已经很轻易地淡忘了从前争取自由时流过多少血，采取了什么极端的措施，所以你们也就无法断言，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中，绝望的人民会被激怒到什么程度。痛苦渗进我们的心灵太深了，你们已经无法看出它了。别会谈这些亡命者吧！你们尽可以嘲笑他们，不相信他们，对他们吓得瞪圆了眼睛，但你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心中燃烧着的隐痛啊。这种人，有时候像我这样态度安详，看上去是一般体面人物，也有时候不像我这样对人随和耐心，不像我这样幸运，而是过着极端艰苦、非常屈辱的生活：总之，你们不要轻易评价我们这些人！
①早在你们第一个查尔斯的时代，你们也许还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然而现在，由于长期享受自己的自由，你们已经无法正确地理解我们了。”
说这些话时，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最深挚的感情，自从我们相识以来首次向我披肝沥胆地掏出了心底里的话，然而，他仍旧没把语音提高，他对现在向我吐露真情仍旧心怀余悸。
“到现在为止，”他又接下去说，“你可能仍旧把这社团看得像其他的社团一样。它的目的，在你们英国人看来，就是制造骚乱和掀起革命。它要消灭凶恶的国王或者凶恶的大臣，就好像那些国王和大臣都是危险的野兽，所以一有机会就要枪杀了他们。好吧，就算你的想法是对的吧。但那团体的规章却是世上其他政治社团所不会具有的。会友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在意大利，有一位会长；在海外各地，也有许多会长。这些会长每人都有自己的书记。会长和书记认识会员们，但是会友们彼此互不相识，除非到了政治条件需要的时候，或者团体本身需要的时候，首领才会认为有必要让他们彼此认识。由于有这种预防措施，所以我们入会时也就无需宣誓了。我们带①指查尔斯一世（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949），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被推翻，为克伦威尔处死。——译者注
有一个可以终身证明会员身份的秘密标志。平时我们可以从事自己的一般行业，但如果接受了任务，那每年就必须向会长或者书记汇报四次。我们都曾受到警告：如果背叛了那团体，或者，如果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给那团体带来了损害，那么，根据团体的原则，我们就只有等死，执行死刑的也许是从异国他乡派来的一个陌生人，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心腹朋友，他虽然是我们多年的知交，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一个会员。有时候死刑会被推延很久，也有时候会在叛变之后立即执行。我们的第一件事，是要知道如何等候命令；我们的第二件事，是要知道接受命令后如何去执行。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等候了一辈子，但并未受到召唤，有的人可能在入会的第一天就被召唤去执行某项任务，或者准备执行某项任务。讲到我本人，你以为这个身材短小、性情愉快的人，哪怕是苍蝇在他脸上嗡嗡，他也不会自动举起手帕来掸它吧，可是，我年轻的时候，由于受到了一件我这里不愿向你重提的令人难堪的刺激，竟凭了一时的冲动（那情形实际上无异于自杀），加入了那团体。不管我在更合理的情况下，在头脑更清醒、年龄更成熟的时候，会对它有什么看法，然而，既经加入了这一组织，我现在就得留在它里面，一直到死。在意大利的时候，我被选做书记，当时所有的会员，凡是来见会长的，也都见过我。”
我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我看出这一次惊人的真相透露会导致的后果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在重新开口之前，一直急切地注视着我，后来，他显然猜出了我在想什么。
“你已经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我可以从你脸上看出来。可是，你什么也别对我说，别让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现在，为了你的原故，让我作出最后一次牺牲，从此把这件事丢开，以后再别去提它了。”
他做了一个手势，叫我别回答他的话，然后站起身，脱了上衣，卷起左臂的衬衫袖子。
“我已经答应把这方面的秘密全部让你知道，”他凑近我耳边悄声说，眼睛紧盯着房门。“不论这件事结果如何，反正你总不能再责怪我，说我隐瞒了一些你因为利害关系必须知道的事了。我曾经说过，那团体凭一个终身的标志证明会员的身份。瞧这儿，你亲自看看它上面的标志。”
他举起赤裸的手臂给我看，靠近手臂上端，在内侧的肉里深深烙下一个标志，被染成鲜艳的血红色。我不准备描写那标志的花样。这里只需说明，它是圆形的，而且很小，用一先令硬币就可以把它全部掩盖了。
“凡是这地方烙有这种标志的，”他一面说一面重新遮好手臂，“都是那团体的会员。凡是背叛了那团体的人，迟早要被认识他的头领发现：可能是会长，也可能是书记。而一经被头领发现，那个人就准死无疑。无论什么人间的法律，也别想能保护他。记住你的所见所闻吧；随你作出什么结论吧；随你使用什么手段吧。但是，不论你发现了什么情节，采取了什么行动，看在上帝份上，你什么也别告诉我！让我可以不必去执行一件想起来都叫我恐怖的任务——凭良心说，现在那还不是我的任务。以绅士的荣誉担保，作为一个基督徒宣誓，我最后再说一遍，如果你在歌剧院里指出的那个人认识我，他的样子一定是已经改变了许多，或者他已经化了装，所以我不再认识他了。我不知道，他到英国来是为了什么原因，又是在从事什么活动。直到今儿晚上才看见他，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说真的，从来没听到他现在所用的名字。我没别的话可说了。让我独个儿待一会儿吧，沃尔特：刚才发生的那些事，使我经受不了啦；我所说的那些话，震动了我自己。让我能赶在咱们下次会见之前恢复正常吧。”
他颓然坐倒在椅子里，扭转头避开了我，用手捂住了脸。我轻轻地开了房门，以免惊动了他，然后，不管他是否听见，低声说了几句道别的话。
“我要把今晚的事深深地藏在心里，”我说，“你绝不会因为这样信任我而后悔的。我明儿可以来看你吗？我可以早晨九点钟就来吗？”
“好的，沃尔特，”他回答，亲切地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又开始用英语谈话，好像急于要恢复我们之间以前的关系。“趁我去教那几个学生之前，到我这儿来用简陋的早餐吧。”
“晚安，帕斯卡。”
“晚安，我的朋友。”
我一走出那寓所，首先就想到，现在别无其他办法，只有立即利用我所听到的情况采取行动：必须趁当天夜里去捉伯爵，否则，只要延迟到第二天早晨，就会失去为劳娜恢复身份的最后机会。我看了看我的表，那时是十点钟。
对伯爵离开戏院的用意，我再也没有丝毫怀疑。他那天晚上从我们身边躲开，肯定是为了准备从伦敦逃走。我确信他臂上带有那个团体的标志——就好像他已让我看了那个烙印；我还可以从他认出帕斯卡时的情景中看出，他因为背叛了那个团体而在良心上留下了悔恨的创伤。
他们两人之所以并不是彼此都认识对方，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像伯爵这样精明的人，他决不会不顾到做间谍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他不但要仔细地考虑他的金钱报酬，还要同样仔细地考虑个人的安全问题。我在歌剧院里指出的那张剃光了的脸，帕斯卡从前初见时可能上面还留着胡子；他那深棕色头发可能是伪装的；他的姓名显然是捏造的。可能时光的流逝也帮了他的忙，他的身体也许是后来才长得异常肥胖。有种种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帕斯卡不再认识他了；也有种种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他认出了帕斯卡，因为帕斯卡无论走到哪里，他那副古怪长相都是很突出的。
前面已经说过，伯爵在戏院里躲开我们，我已断定那是为了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可疑的？我亲眼看到：他虽然已经改头换面，但他仍旧相信，一旦被帕斯卡认出，就有性命危险。如果我能在当天夜里去和他面谈，如果我能让他明白我也知道他有性命危险，那结果又会怎样呢？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能稳占上风，免不了有一个人会被对方制服。
为自己着想，我必须事先考虑那些对我不利的可能性。为我妻子着想，我更需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减轻那危险。
这里无需列举对我不利的可能性——总的说来，那可能性只有一个。如果伯爵从我的话中觉察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最后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结果了我的性命，那么，单独和我在一起，到了可以下手的时候，他肯定会趁我毫无准备，断然采取这一行动。经过仔细考虑，看来我明明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用来抵抗他，或者至少可以依靠它来减轻我的危险。在不曾亲自向他说出我发现的情况之前，我必须把所发现的材料存在一个地方，使那材料既可以随时被我用来打击他，又可以不致被他设法毁掉。假定，在接近他之前，我先把炸药安放在他脚底下；假定，我事前嘱咐第三者，一到了指定的时刻，除非获得我的亲笔信件或亲口通知取消原议，否则就去点燃那引火线：在这种情况下，伯爵的安全就完全操在我的手里，即使是待在他家里，我也肯定可以处于控制他的优势地位。
想到这个主意时，我已经走近我们从海滨归来后住的新寓所。我不去惊动任何人，就用身边的钥匙开了门进去，门厅里留下了一盏灯，我拿着灯悄悄地上了楼，走到我的工作室里，绝对不要让劳娜或玛丽安怀疑到我要做的事情：为决定去会见伯爵，先作好准备。
看来，我现在能为自己采取的最可靠的预防措施，是写一封信给帕斯卡。于是我写了以下这封信：“我在歌剧院指给你看的那个人，是那团体的成员，他后来背叛了组织。请立即核实以上两件事。他在英国的化名你已经知道。他的住址是圣约翰林区林苑路五号。一向承你错爱，现在我请求你运用你所掌握的权力，立即毫不留情地对付那个人。我已经冒了一切危险，已丧失了我的一切——由于我的失败，我已付出了我的生命。”
我在后面签了名，注上了日期，封好了信，然后把处理这信的方法写在信封外面：“明晨九时前请勿启封。但如届时仍不见我另函通知，或不见我本人到来，钟一敲响，请立即启封阅读里面的信。”我签上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再把整个信件放在另一个信封内封好，写上帕斯卡的姓名住址。
下一步只需想办法把我的信立刻送到，此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现在我已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即使以后我在伯爵家里出了事故，反正现在我已作好安排，要叫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赎罪。
我完全相信，无论伯爵试图在什么情形下逃走，但只要帕斯卡肯为我出力，他总有办法把他拦住。刚才帕斯卡显得那样异常焦急，很不愿意知道伯爵的身份，这意味着他希望始终不要明确地知道某些事实，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消极的态度，而这一切正清楚地说明，尽管他这人天性厚道，不愿对我明说，但他随时可以运用那个团体的可怕的惩罚手段。无论叛徒隐藏到哪里，那些外国的政治社团都会向他们进行报复，铁面无情地把他们处死，这类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就连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对此也无须置疑。在这个问题上，只要看过报纸，我就会回忆起，不论是在伦敦或巴黎，都曾经发现一些被刺死在街头的外国人，暗杀他们的凶手始终逍遥法外，还有一些被抛在泰晤士河或塞纳河里的尸体，或者部分尸体，而制造那些案件的人始终无法查获，再有一些秘密残杀的事件，它们也都只能用这一原因去加以说明。我在以前的叙述中从不隐瞒，这里我也不用隐瞒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万一发生了危及我生命的事，已被授权的帕斯卡打开了我的信封，那时我所写的这封信就无异于是对福斯科伯爵处以死刑的一纸命令。
我离开了我的工作室，到下面底层去找房东，要他给我找一个送信的人。那时房东刚巧上楼，我们在楼梯口遇到了。听了我的要求，他推荐了他的儿子，那灵活的小伙子做信使是很合适的。我们把年轻人叫上楼，我教他怎样办这件事。他必须乘一辆马车去送那封信，把它交在帕斯卡教授本人手里，为我取得这位先生出的收条，坐了马车回来，然后让车停在门口等我使用。那时已近十点半钟。我估计年轻人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回来，等他回来后，我也许再用二十分钟就能赶到圣约翰林区。
小伙子被打发走后，我到我的屋子里待了一会儿，在那里把一些文件整理好，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那时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我把收藏文件的老式橱柜的钥匙封好，放在桌上，再在那小纸包外面写上玛丽安的名字。做完了这一切，我到楼下起居室去，估计劳娜和玛丽安还在那里等候我看完歌剧回来。我触到门锁时，第一次觉得我的手在颤抖。
屋子里只有玛丽安一个人。她正在看书；我走进去，她诧异地看了看她的表。
“这么早你就回来了！”她说。“准是没等歌剧演完就离开了吧？”
“可不是，”我回答，“帕斯卡和我都没等到终场。劳娜呢？”
“她今儿傍晚头痛得厉害；一吃完茶点，我就叫她去睡了。”
我又离开了屋子，借口要去看看劳娜是否已经睡熟。玛丽安那双机警的眼睛开始探询地朝我脸上看，她那机警的本能开始觉察出我当时有满腹心事。
我走进卧室，在夜明灯蒙胧闪烁的微光下，把脚步悄悄移近床前，我的妻睡熟了。
我们婚后还不满一个月。现在，我看到她的脸在睡梦中仍那样脉脉含情地对着我的枕头，我看到她的一只手撂在被子外面，仿佛不知不觉地在等候着我。如果说这时我心中感到沉重，如果说一时间我的决心又开始动摇，对我来讲，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吧？我只让自己有几分钟时间跪在床边，在离开很近的地方看她——离得那么近，连她呼吸时的气息都吹在我脸上了。分别时，我只轻轻地吻了吻她的手和脸。她在睡梦中惊动了一下，模糊地唤出我的名字，但是没醒过来。我在门口停留了一下，又朝她望了一眼。“上帝保佑你，亲爱的！”我悄声说，接着就离开了她。
玛丽安正在楼梯口等候我。她手里拿着一个折叠着的纸条。
“这是房东的儿子给你带来的，”她说，“他让马车停在门口，说那是你吩咐留下来要使用的。”
“对，玛丽安，我要使用那辆车；我这就要再出去一趟。”
我一面说一面走下楼梯，然后去起居室里就着桌上的烛光看那纸条。纸上是帕斯卡亲笔写的这两句话：“来件收到。如果到了你所说的时间还没看见你，我将在钟敲响时拆开信封。”
我把纸条藏在皮夹子里，然后向门外走去。玛丽安在门口迎着我，她又把我推进房间，房里的烛光正照在我脸上。她双手揪住我的两臂，探索的眼光紧盯着我。
“我明白了！”她低声急切地说，“你今天夜里去试那最后的机会。”
“是的，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我悄声回答。
“你不能单独去！哦，沃尔特，看在上帝份上，你不能单独去！让我陪你一块儿去。别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就拒绝我。我必须去！我一定要去！让我在外面车里等着！”
现在该是由我来揪住她了。她竭力挣脱我，要抢先赶到楼下大门口。
“如果你要帮助我，”我说，“那你就留在这儿，今天夜里睡在我妻子屋子里。只要让我走后不必为劳娜担心，其余的事我都可以对付。好啦，玛丽安，吻我吧，证明你有足够的勇气一直等到我回来。”
我不敢让她再有时间多说话。她又试图拉住我不放。我掰开了她的手，一下子就跑到屋子外面。年轻人在底层一听见我走下楼梯，就打开了大门。
我不等车夫离开驾驶台，就蹿进了马车。“圣约翰林区林苑路，”我对着前窗朝他吆喝。“一刻钟里赶到，我付你双倍车钱。”“一定赶到，先生。”我看了看我的表。十一点钟。一分也不能再耽搁了。
看着马车飞快地行驶，觉得现在随着每一秒钟的消逝更加接近伯爵，相信自己终于可以放开手去冒一次险：这时我激动得向马车夫大喊，叫他把车赶得更快些。我们的车走完几条街道，穿过圣约翰林路，我再也没法忍耐了，我在车里站起来把头探出窗外，看是不是即将到达。我们的车刚拐上林苑路，远处教堂的钟敲响了十一点一刻。我在离开伯爵住所不远的地方吩咐车夫停下，付了车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向那门口赶去。
我走近花园门，迎面看见另一个人也向门口走来。我们在路旁的煤气灯下彼此对看了一眼。我立刻认出了那个浅色头发、脸上有疤痕的外国人，相信他也认出了我。他一句话不说，但不是像我那样在门口停下，而是一直向前慢慢地走了过去。他是偶然来到林苑路吗？他会不会是从歌剧院跟踪伯爵回家的呢？
我不去多想这些问题。略候了一下，等那外国人已慢慢地走得看不见了，我才去揿门铃。那时是十一点二十分，时间已经相当晚，伯爵不难以他已经就寝作为借口拒绝接见我。
为了防他使这一招，那只有一个办法：我不先去问什么话就递进我的名片，同时让他知道，我这么晚来见他是为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于是，趁等候开门时我取出名片，在我名字下面写着：“有要事面谈。”当我用铅笔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女仆出来应门，诧异地问我“有什么贵干”。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主人，”我回答，一面把名片递给她。
从女仆那副为难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当时如果我一开口就说要见伯爵，那她是会按照主人的吩咐说他不在家的。我交给她名片时显出十分自信的神情，这使她没了主意，她张慌失措地向我呆瞪了一会儿，然后到屋子里去给我通报，进去时随手关上了门，让我在花园里等着。
一两分钟后，她又出来了，说主人传话，问是不是可以请我说明有什么事情？“去给我转告他，”我回答，“就说这件事只能和你主人面谈，不能向其他人说明。”她又离开了我，后来再走出来，这次她请我进去。
我立刻跟着她走。不一会儿我已经到了伯爵的屋子里。
门厅里没点灯，但借女仆从厨房里拿上楼去的蜡烛的微光，我看见一个中年以上的女人悄悄地从楼下后房里掩了出来。我走进门厅时，她恶毒地瞥了我一眼，但是一句话没说，也不向我回礼，就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记得玛丽安日记里的描写，肯定这个女人就是福斯科夫人。
女仆把我引进伯爵夫人刚离开的那间屋子。我一进去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伯爵。
他仍旧穿着夜礼服，但已经把上衣扔在一张椅子里。衬衫袖子卷到手腕以上——但只卷到那儿为止。他的身旁，一边摆着一只绒毡手提包，另一边放着一口箱子。书籍，废纸，衣服，扔得满屋子都是。门旁一张桌上放着我从玛丽安的描写中早已熟悉的那只白老鼠笼。大概这时金丝雀和鹦鹉都在另一间屋子里。他坐在那儿理箱子里的东西，我走进去，他手里拿着几张纸站起来招呼我。显然，他脸上仍旧带着在歌剧院里受了惊的神色。他向我迎上一步，敬而远之地向我让座，这时他那一脸的肥肉都耷拉下来，冷峻的灰色眼睛在偷视中显出警惕，无论是语音或神态中都同样流露出猜疑。
“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先生？”他说，“我实在猜不出那是什么事。”
他说这话时带着无法掩饰的好奇神情紧盯着我的脸，我相信他在歌剧院里没注意到我。他先看见了帕斯卡，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离开歌剧院，别的东西他显然都没看见。我的姓名肯定使他想到，我上他家里来是抱有与他敌对的目的，然而，到现在为止，看来他完全不知道我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
“我很幸运，今天夜里能在这儿见到您，”我说，“您好像就要上路了嘛？”
“您要谈的事和我的上路有关吗？”
“在某种程度上有关。”
“在什么程度上？您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您为什么要离开伦敦。”
他刷地一下从我身边闪开，锁上了房门，把钥匙放在口袋里。
“你我彼此都是早已久仰大名，哈特赖特先生。”他说。“您来到舍下之前，可曾想到我不是那种可以被人愚弄的吗？”
“我想到了，”我回答。“再说，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愚弄您。我来这儿是为了谈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即使您这会儿开了那扇锁上的门，随您对我发表什么意见，或者采取什么行动，我也不会走出去。”
我走到屋子更里边，面对着他站在壁炉前的毯子上。他把一张椅子拖到门口，在它上面坐下，把左臂往桌上一放。这时装有白老鼠的笼子靠近了他，桌子被他沉重的手臂一震动，那些小动物都吓得从它们睡觉的地方向外乱蹿，在漆得很好看的笼丝隙缝里向他张望。
“为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自言自语地重复。“这几个字的意思也许要比您想象的更为严重哩。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他那宽阔的前额上冒出大颗汗珠。他的左手悄悄地在桌子边儿上移了过去。桌边底下是一个装有锁的抽屉，锁眼里插着一把钥匙，他的手指靠近钥匙上边，但是没去扭那钥匙。
“那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伦敦吗？”他接着说，“请您把那个原因说给我听听吧，”他一面说一面转动钥匙，打开了锁。
“我有比说出那个原因更好的办法，”我回答。“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让您看到那个原因。”
“您怎么能让我看到它？”
“您已经脱了上衣，”我说，“现在只要把您左臂的衬衫袖子卷上去，您就可以在那儿看到了。”
他就像我在歌剧院里看到的那样顿时面如死灰。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闪出了恶毒的仇恨光芒。他不说什么。但是，他的左手慢慢地打开了抽屉，轻轻地伸了进去。他正在挪动一件沉重的东西，我看不见，有一会儿工夫只听见里面粗厉地咔嚓响着。但接着就没声音了。此后是一片极度的沉寂，我站在那里可以听见白老鼠轻轻地咬啮笼丝的声音。
当时我的性命已危如累卵，对这一点我很清楚。在那最后关头，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已脉脉相通，我觉出他的手指的动作；就像亲眼看见一样，我确切地知道他藏在抽屉里的是什么东西。
“且慢，”我说，“您已经锁上了门——您瞧，我是不会走开的——您瞧，我是赤手空拳的。等一等，我还有句话要说。”
“你的话已经说够了，”他回答，这时突然又显得十分镇定，但神情仍是那样不自然，那样狰狞，即使是更粗暴的举动也不会使我像当时那样感到紧张。“让我想一想。你能猜出我在想什么吗？”
“也许我能猜出。”
“我在想，”他冷静地说，“我是不是该把这屋子弄得更乱腾一些，让你的脑浆溅在那壁炉上。”
我从他的脸色看出，当时只要我稍微一动，他就会下毒手。
“在您最后决定那个问题之前，”我回答说，“我要请您看看我带来的两行字。”
这一建议好像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点了点头。我从皮夹子里取出帕斯卡收到我信后写的那张回条，伸直了手臂递给他，然后回到壁炉前原来的地方。
他大声读出那两行字：“来件收到。如果到了你所说的时间还不看见你，我将在钟敲响时拆开信封。”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换了另一个人，他会需要你解释这些话，但是伯爵不需要你解释。一看完那回条，他已明白我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清楚得好像我作出决定时有他在我身边一样。他的表情立刻变了，他那只手空着从抽屉里缩出来了。
“我且不锁上我的抽屉，哈特赖特先生，”他说，“暂时也不保证我不会让您的脑浆溅在那壁炉上。然而，即使是对敌人，我也是有一句说一句的——我必须首先承认，您的脑子要比我原来所想象的更聪明。现在就直接说到点子上吧，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要求？”
“有的，而且一定要你答应。”
“有商量余地吗？”
“没有商量余地。”
他那只手又伸进了抽屉。
“呸！瞧我们又把话绕回去了，”他说，“你那聪明的脑子又危险了。瞧你说话的口气狂妄得太不像样了。在这里，先生，你说话可要客气一些！除非是你同意我提出的条件，否则对我来说，把你打死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总要比让你离开了这屋子更少一些危险。要知道，你现在对付的不是我那个倒霉的朋友，你这会儿面对的是福斯科！哪怕需要二十个哈特赖特先生的性命当垫脚石才能达到安全地点，我也会心安理得地、无动于衷地稳步踏过那些石头。如果爱惜自己的性命，你就得尊重我！我要你在重新开口之前先答复我三个问题。你要听清楚了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这次谈话有重要意义。你要答复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我有重要意义。”他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第一个问题！”他说。“你到这儿来，掌握了一些情报，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我拒绝告诉你。”
“没关系——我会查明的。如果那情报是真的——注意，我特别强调如果两个字——那么，你就是在这里利用它做交易，这也许是你本人的诡计，也许是其他什么人的诡计。我的记忆力很不错，我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它将来对我有用处，现在，接下去谈吧。”他举起另一个手指。“第二个问题！你请我看的那几行字下面没有署名。写信的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我有充分理由信赖的，也是你有充分理由害怕的。”
我的答话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听见他的左手在抽屉里颤抖。
“在钟敲响和信件拆开之前，”他提出第三个问题时，口气温和了一些，“你留给我多少时间？”
“那时间尽够你用来答应我的条件，”我回答。
“给我一个更明确的答复，哈特赖特先生。钟敲响几点？”
“明天早晨九点。”
“明天早晨九点？好嘛，好嘛——你是要在我还没办好签证手续离开伦敦之前，设下捉我的圈套呀。我想，总不至于比那个时间更早吧？我们这就来安排一下：我可以把你留在这儿当人质，在我放走你之前跟你谈判怎样讨回你那封信。同时，要请你谈谈你的条件。”
“我可以让你知道我的条件。它们很简单，我这就说出来。你知道，我到这儿来是代表谁的利益吗？”
他极度镇定地露出微笑，毫不在意地挥了挥右手。
“那么我就试着猜一猜吧，”他含嘲带讽地说。“那当然是一位夫人的利益罗！”
“我妻子的利益。”
他看了我一眼，首次向我露出了毫无虚伪的表情——那是一种十分惊讶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他已不再把我看作是一个危险人物了。他立刻关好抽屉，把双臂交叉在胸口，带着轻蔑的微笑留心听我的话。
“你很清楚，”我接着说，“经过这许多月的调查，我知道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你再也无法向我抵赖。你从事卑鄙的阴谋活动，犯下了罪行。你的目的是把一万镑的财产弄到手。”
他不说什么。但是焦急的阴影突然笼罩了他的脸。
“就把你已经弄到手的给留下吧，”我说。（立刻他脸上又有了光彩，瞪着我的那双眼睛惊奇地张得越来越大。）“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向你讨回那笔钱，我不会那样贬低自己的身份，那些钱已经被你花了，它们是你犯严重罪行的代价——”
“说话客气点儿，哈特赖特先生。你这套假仁假义的玩艺儿，在英国还挺有用，就请你留着给自己和你的同胞们使用吧。那一万镑是已故费尔利先生留给我太太的遗产。如果你这样看待这问题，我尽可以和你谈一谈。不过，对于一位像我这样风度的人来说，这种问题太琐碎了。我还是别去提它了。现在就请继续谈你的条件吧。你要怎样？”
“首先，我要你当着我的面，亲自写好并签署一份有关那阴谋的全面交代。”
他又举起他的手指。“第一点！”他计数时一丝不苟地紧盯着我。
“第二，不是单凭个人声明，而是要你提供一份明确的证据，证实我妻子离开黑水园去伦敦的日期。”
“好呀！好呀！我们的要害被你抓住了，”他镇定地说。“还有什么吗？”
“暂时没有了。”
“好！你提出了你的条件，现在就来听听我的条件吧。一般说来，承认参与了你所谓的‘阴谋’，由此承担的责任也许要比叫你死在那壁炉毯子上应负的责任更轻一点儿。那么，就这样讲定了吧：我接受你的提议——当然，那必须根据我的条件来接受。你要我交出的材料可以照写，那明确的证据也可以为你提供。大概，你要的是我那位不幸的朋友通知我他妻子到达伦敦的日期和钟点，要的是他署了名和注有日期的那封亲笔信，好让你用来做证明吧？我可以给你那封信。我还可以介绍你去找那个出租马车给我的人，那天派车去火车站接我那位客人的人——即使给我赶车的那个马车夫已经无法回忆，但是那个人的马车出租登记簿也可以让你证实那个日期。这些事我都能够办到，而且，我也愿意办到，只要同意我提出的条件。现在就让我把我那些条件列举出来。第一个条件！福斯科夫人和我应不受你的任何干扰，随便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离开这里。第二个条件！你必须和我等候在这里，等候我的代理人明天早晨七点钟来料理我的事情。你要出一张条子给那个为你保管密封文件的人，由我的代理人把它取回来。你要等候在这里，一直等候到我的代理人把那信件原封不动地交在了我手里，然后你还要给我整整半个小时，让我们离开这所屋子——等到过了这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恢复行动自由，随便去到哪里。第三个条件！因为你干涉了我的私事，并且胆敢在谈话中向我使用那种语言，所以，作为一位绅士，我要你接受挑战。一等我平安到达大陆，我就要亲笔写一封信给你，指定一个时间和国外的一个地点：那封信里将附一条恰巧和我的剑一样长的纸带。以上是我的条件。现在告诉我：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他那当机立断的魄力，深谋远虑的狡猾，欺诈浮夸的语言：这一切罕有的表现，使我在片刻之间张慌失措，然而，那只是片刻之间而已。当时我必须考虑，为了能证明劳娜的身份，我是不是应当让这个剥夺了她身份的恶棍逍遥法外呢。我的妻子被当作骗子赶出了她的出生地，我要使她在那里重新获得承认，我要使那一条至今仍玷污着她母亲墓碑的谎言被当众抹掉：我知道这一动机并不含有任何邪恶的感情，它比我最初杂有复仇思想的动机更为纯洁。然而，我不能断言，当时左右着我的思想斗争的是否仅仅是这些道德信念。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是这时我想起了珀西瓦尔爵士的死。多么可怕呀。命运之神，就在那最后片刻，从我软弱的手中夺走了我复仇的机会！我是一个凡人，我不能预卜未来，那么，凭哪一点能够断定，这一个人虽然在我手下漏了网，就一定能逃脱惩罚呢？我之所以会转到这些念头，也许是由于本人迷信，也许并不是由于迷信，而是出于一种更高尚的信念。我终于已经捉住了这个人，然后，要我再自动地放走了他，这可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我仍然要强制着自己这样做。说得更清楚一些，我决定一切都要为了劳娜，为了真理，要服从自己认为是更崇高的这一动机的指导。
“我接受你的条件，”我说。“但是我有一个保留条件。”
“什么保留条件？”他问。
“是有关那密封信件的事，”我回答。“我要你一收到那封信，就当着我的面原封不动地给毁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只是为了防止他把我的亲笔信带走，作为我和帕斯卡通信的证据。虽然我明天早晨把那地址告诉他的代理人后，他也必然会发现我通信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要利用这一发现，单凭本人的声明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那样我就完全不必为帕斯卡担心了。
“我答应你这个条件，”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两分钟后回答。“这件事不值得争论，我一收到那信就毁了它。”
他刚才一直坐在我对面椅子里，这时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好像一下子已经全部摆脱了我们这次谈话对他精神上的压力。“噢！”他舒畅地伸直了胳膊大声说，“战争只有在它进行的时候是激烈的。请坐吧，哈特赖特先生。等到将来再见面的时候咱们又是死敌，但是现在，作为高贵的绅士，咱们暂时仍旧以礼相待吧。请允许我唤我的妻子。”
他打开锁了的房门。“埃莉诺！”他扯着粗嗓子叫唤。那个满脸阴险神情的女人走了进来。“这是福斯科夫人，这是哈特赖特先生，”伯爵落落大方地给我们介绍。“我的天使，”他接着对妻子说，“这会儿你正在忙着收拾行李，可是，能不能抽点儿空给我烧一些浓浓的可口的咖啡？我要给哈特赖特先生写一点儿东西，所以，要充分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可以发挥我的能力。”
福斯科夫人两次鞠躬：一次是对我，显得很冷峻；一次是对她丈夫，显得很柔顺；然后轻快地走出了屋子。
伯爵走到窗口写字台跟前，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几刀纸和一束鹅毛笔。他把笔扔得满桌子都是，以便使用时随手就能拿到，然后把纸裁成一叠狭长的稿纸，就像职业作家为发排而写稿时所用的那种。“我要写成一份很精彩的证明文件。”他扭过头来对我说。“我很熟悉写作的习惯。在智力方面，最难能可贵的成就就是精于组织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特长！我就具有这种特长。您呢？”
咖啡送来之前，他一直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向自己哼着曲调，每逢思路遇到什么问题，就用手掌拍打脑门子。虽然我使他陷入困境，但他反而急于利用这一机会来满足他的虚荣心，恣意炫耀他自己。我对这种狂妄的态度不禁感到十分惊讶。尽管我从心底里厌恶这个人，然而，对他性格上那种惊人的毅力，哪怕是表现在一些最细微的地方，我也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感动。
福斯科夫人端进来咖啡。他吻了她的手，表示谢意，然后把她送到门口；走回来后，他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把它端到写字台上。
“您来点儿咖啡吗，哈特赖特先生？”他就座前说。
我谢绝了。
“怎么！怕我毒死您吗？”他嘻笑着说，“人家都说英国人的智力健全，”他接着说，一面在桌子跟前坐好，“可惜它有个严重的缺点：老是在不必要的地方显得过份地小心。”
他蘸了墨水，把第一张纸在面前摆好，用拇指把它揿在桌上，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写起来。他写得很快，笔下发出嚓嚓响声，字又大又潦草，行与行之间空得很宽，因此，从最上边一行开始，肯定不到两分钟就写满了一页。每写完一张纸，标上页码，他就把那张纸从肩头向后面扔在地上。第一枝笔写秃了，就把那笔也从肩上扔出去，接着就赶紧从散放在桌上的笔当中抓起了第二枝。一张纸又一张纸，十几张，几十张，上百张，都从他两面肩头上飞出去，最后稿纸像雪片似的堆满了他椅子四周。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我坐在那里看，他坐在那里写。他从不停顿，除了偶尔喝上一口咖啡；而等到咖啡喝完，则不时拍一拍脑门子。钟敲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稿纸继续向他四周飞出去；笔仿佛不知疲倦地、一刻不停地嚓嚓响着从稿纸上端写到底下，后来，乱糟糟的白纸在他椅子四周越积越厚了。到了四点钟，我只听见他的笔突然咔嚓一响，那是他在签的名后面画了个花式。“好啦！”他大声说，轻捷得像一个年轻人那样跳了起来，眼睛紧瞅着我，露出得意洋洋的笑。
“完稿了，哈特赖特先生！”他说，一面抖擞精神，咕咚一声在宽阔的胸口捶了一拳。“这篇东西我写得非常满意，您读了会非常吃惊。材料全部写完，但是福斯科的精力并没用尽。我还要把草稿整理修改一下，然后特地读给您听一遍。这会儿刚敲四点。好极了！四点到五点，整理、修改、宣读。五点到六点，让我小睡一会儿，恢复一下精神。六点到七点，作好最后准备。七点到八点，安排好代理人要做的事，处理掉那密封信件。八点钟上路。瞧我的预定计划！”
他盘腿坐在地板上的稿纸当中，用一只锥子和一根细绳把它们串在一起，然后进行修改，在第一页的上端写了他的许多称号和获得的勋章，把材料大声读给我听，一面像演戏般加强一些字的口气，作出种种手势。有关这篇证明文件，读者不久就可以对它作出定评。这里我需要说的是，他满足了我的要求。
接着他给我写了出租马车的人的地址，并交给了我珀西瓦尔爵士的信。那封信是七月二十五日从汉普郡寄出的，它说“格莱德夫人”将于二十六日启程去伦敦。所以，就在医生为她出死亡证，证明她已在圣约翰林区去世的那一天（二十五日），珀西瓦尔爵士的信中却说明她仍旧活生生地待在黑水园府邸里，而且是第二天才上路！将来等我从出租马车的人那里获得证明，证实那次旅程，那时所需的一切证据就齐备了。
“五点一刻，”伯爵看了看他的表。“现在该是我睡觉养神的时候了。您大概注意到我的模样很像拿破仑大帝吧，哈特赖特先生，我还能够随意控制睡眠，在这方面也很像那位不朽的人物。请原谅我。让我把福斯科夫人唤来，免得您一个人闷坐在这儿。”
我明知道，他要把福斯科夫人唤来，是为了防我趁他睡熟时离开那间屋子，所以我不答话，只顾把他交给我的材料包扎好。
伯爵夫人进来，仍旧显得那样冷酷、苍白、阴狠。“招待招待哈特赖特先生吧，我的天使，”伯爵说。他给她端了张椅子，再一次吻了她的手，然后走到沙发跟前，三分钟后已经像一个胸怀最坦白的人那样安静、舒畅地睡熟。
福斯科夫人从桌上取了一本书，坐下来，像一个永不忘记嫌隙、决不宽恕别人的妇女那样，用仇恨恶毒的眼光直勾勾地瞪着我。
“我刚才听了你和我丈夫的谈话，”她说。“如果我是他，我早叫你死在壁炉前面的毯子上了。”
说完这话，她就打开了她的书，从那时起直到她丈夫醒来，她始终没有再看我一眼或说一句话。
伯爵张开眼睛，从沙发上坐起，离开他睡着恰巧是一个小时。
“我精神爽快极了，”他说，“埃莉诺，我的好太太，楼上的东西你都收拾好了吗？很好。我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理好这儿的一些东西，再需要十分钟换好上路的衣服。在代理人来到之前，还有什么事需要做的？”他向屋子里四周望了望，一下子注意到那个装有他的白老鼠的笼子。“啊！”他怜惜地大声说，“还有一件需要我割爱的最伤心的事。我天真的小动物呀！我心爱的小宝贝呀！叫我把它们怎么办是好呢？暂时我们无家可归了，暂时我们要不停地流浪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行李带得越少越好。我那只鹦鹉，我那些金丝雀，再有我这些小老鼠：它们的好爸爸一走，再有谁来爱护它们？”
他陷入沉思，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刚才他并不曾为了写那份交代感到困难，可是现在，看得出来，却为了如何处理他的小动物这件更重要的事感到无计可施，烦恼起来。经过好一阵子考虑，他突然又在写字台跟前坐下了。
“有主意了！”他兴奋地说。“让我把我的鹦鹉和金丝雀捐赠给这个大都市，让我的代理人用我的名义把它们送给伦敦动物园。这会儿就开好捐赠的清单。”
他开始开清单，口中重复着笔底下不停地写出的句子。
“第一。羽毛美丽绝伦的鹦鹉：它能吸引所有趣味高尚的游客。第二。灵俐活泼无比的金丝雀：它们不但配得上点缀摄政公园的动物园，甚至配得上进入伊甸乐园。此致英国动物学学会。福斯科赠。”
笔又咔嚓一响，他在签名后面画了个花式。
“伯爵，你没把老鼠写上嘛。”福斯科夫人说。
他离开桌子，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口。
“人类的决心，埃莉诺，”他一本正经地说，“都有它的限度。在单子上写了那些，我的决心已经达到了它的限度。我舍不得我的白老鼠啊。原谅我吧，我的天使，上楼去把它们搬进那个旅行用的笼子里吧。”
“多么可爱的仁慈心肠啊！”福斯科夫人赞美她丈夫时向我最后狠毒地瞪了一眼。她很郑重地拿起鼠笼，走出了屋子。
伯爵看了看他的表。他虽然故作镇静，但是，看见代理人还不到来，就渐渐露出焦急的神情。蜡烛早已熄灭；曙光照进屋子。一直到七点零五分，才听见门铃响，代理人来了。他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外国人。
“这位是哈特赖特先生，这位是吕贝尔先生，”伯爵给我们介绍。他把代理人（我从来不曾见过像这样一个从脸上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出他是外国间谍的人）拉到屋角里，关照了几句，然后让我们两人留下。一剩下我们两人，“吕贝尔先生”就很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差遣他。我写了两行字给帕斯卡，请他把我那个密封信件“交来人带下”，然后注上姓名地址，递给了吕贝尔先生。
代理人守着我，一直等到他的委托人换好旅行装走下楼来。伯爵不立即打发他走，先仔细地看了看我信上的姓名地址。“我早就知道了！”他说，向我露出一副阴险的神气，从这时起他的态度又变了。
他收拾好东西，然后坐下来查阅一幅旅行指南图，边查边把一些事项摘录在笔记簿里，不时焦急地看他的表。他没再向我说什么。知道上路的时间临近，再加已经亲自证实我和帕斯卡之间建立的联系，他显然正在认真考虑为远走高飞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
八点钟还差一点儿，吕贝尔先生拿着我那封不曾拆开的信回来了。伯爵仔细地看了上面的姓名住址和密封，点燃一支蜡烛，把信烧了。“我履行了我的诺言，”他说，“但是，哈特赖特先生，这件事并未到此结束。”
代理人刚才让他乘回来的马车停在门口，这会儿正和女仆忙着搬行李。福斯科夫人从楼上下来，脸上严严地蒙着面纱，手里提着旅行用的鼠笼。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连正眼也不朝我看。她丈夫护送她上马车。“等会儿跟我到过道里去，”他悄声对我说，“我临别时要和您谈几句。”
我走到门口，代理人站在台阶下面前花园里。伯爵独自走回来，把我拉过去几步，到了过道里。
“记住了那第三个条件！”他压低了声音说。“您会收到我的信，哈特赖特先生，我会比您预料的更早向您提出挑战，举行一次绅士决斗。”这时他出人意外地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门口，但接着就停下了，又向我走回来。
“还有一句话，”他带着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气对我说，“我上次见到哈尔科姆小姐，看上去她很瘦弱。我非常关心这位可爱的女性。要当心照护好她，先生！我诚心诚意、严肃认真地恳求您：要当心照护好哈尔科姆小姐！”
他向我说完最后这几句话，把那肥大的身躯挤进了马车，车开动了。
代理人和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目送着他去远了。就在我们俩站在那儿的时候，后面不远的路拐角上出现了另一辆马车。那辆马车朝刚才伯爵的车所走的方向驶去，经过这所房子敞开着的花园门时，一个人从车窗里向我们张望。又是歌剧院里的那个陌生人——那个左边面颊上有疤痕的外国人！
“请您和我在这儿再等候半小时，先生！”吕贝尔先生说。
“好的。”
我们回到起居室里。我不愿意和这代理人聊天，更不高兴让他跟我谈话。我取出伯爵交给我的那份材料，开始阅读这人亲笔叙述他所策划和进行的可怕的阴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