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三九九年春，苏格拉底七十岁那年，被人控告。原告三人：迈雷托士、赖垦、安匿托士。迈氏在《游叙弗伦篇》曾提过，似乎就是阿里司徒放内士（Aristophanes）的《蛙》（Frog）中所说的斯叩里亚地方的诗人（Poet of skolia），因苏格拉底在本篇指出他是为诗人出气的。赖垦是修辞学家，并没有大名望。三人中，还是安匿托士最出风头，他的职业虽然是皮匠，在政治上却很活动，西元前四〇三年，雅典庶民政体光复，他很有功，据说还带过大兵。这场官司，名义上是迈雷托士带头，其实是安匿托士从中怂恿，苏格拉底在当时有智者（Sophists）嫌疑，其实他最恨智者，相传智者和他有私隙。
他们所告的罪状有二：（一）慢神，（二）蛊惑青年。二者是当时社会攻击一般哲学家的普遍口号，——第一是对自然哲学家（Physical Philosophers）的，第二是对智者的。他们极恨苏格拉底，却找不出什么特殊罪状，只好笼统地举出两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们恨苏格拉底，却也不能无因；有远因和近因。远因代表当时一般社会的观感。苏氏是个思想家，思想家的惯技是批评现状。他虽不如前人之天上地下无所不谈，对人事方面的观察与批评，却非常敏锐。上自国家的政治法律，下及人民的道德宗教，一一重新评价，有流弊处，很不客气地指摘出来。雅典的国民性素来狭窄，他们把庶民政体视为天经地义，不许人批评。至于流行的道德、宗教，都是祖宗世世相传的衣钵，其威权和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相等，也是不许批评的。苏氏竟敢批评，真是以蛋触石。此外，当时的社会对他还有误会：（一）把他误认为智者一流。他是思想家，智者们也是思想家，只这一点已足以使一般群众分别不清。（二）苏氏常说有一种神的朕兆在心里监督他的行动，他也经常攻击当时的宗教神话，群众因此产生误会，以为他是引进新神，从事宗教革命。其实他虽然不满于当时的宗教太不道德化，却没有创立新教；他毕竟是哲学家，不是宗教家，对宗教只有消极的批评，不做积极的建设。至于“神兆”一语，只是一种“隐喻”借以形容良知的作用。柏氏著书爱用神话比衬正词，好处在于生动，但也有和神话分不清的缺点；这些地方，读者不可拘泥词句，否则反而以词害意。至于说苏格拉底是智者一流，以下事实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不收费授徒，（二）不设科讲授，（三）不巡游卖技，（四）不做学业上的保证。这些事实证明他不以教授为生，他另有职业，就是家传的雕刻技术。得暇便在市井之间和大众闲谈，——不拘时，不择地，不论人。闲谈是他的嗜好，目的并不在于教人，只是与人共同寻求真理；有结论也罢，无结论也罢，于他都是津津有味。他与大众闲谈，若可称为聚徒讲学，也是出于纯粹“爱智”的动机，和智者们之以智慧为货物出卖迥然不同。
苏氏所以被控的远因既如上述，现在再看近因何在：前面说过，苏氏极爱批评现状，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是当时现状的一部分，三个原告是当时政、学两界的人物，平日受过苏氏批评，怀恨刻骨，他们控告是报复的手段。他们非但不愿受苏氏批评，苏氏批评的方法，他们最恨不过。那种方法实在厉害得很。他并不直指人家的错处，他的态度很谦和，像是自己毫无成见，只是一步一步地向你请教，结果你的错误自己暴露出来，——这种情形最为狼狈难堪。
苏氏被控的始末，我们已知其大概了，以下再谈他受审的经过。按法律，凡关于宗教的案件都要提讼于国王，迈雷托士告苏格拉底的状就是送到王宫（见《游叙弗伦篇》首），然后交法庭审理。法庭的审判官人数六千，由公民抓签选出，当时雅典人民共有十族，每族选六百人。但审判时，审判官未必全体出席。出席人数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若是偶数，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数，以免投票不能表决。审苏格拉底案件的共五百零一人。审理程序分为三段：第一段由原告提出讼词。第二段由被告提出辩护，然后审判官投票表决有罪无罪。第三段先由原告提议他所认为相当的刑罚，并说明理由；然后由被告提议所愿受的较轻刑罚，也说明理由，同时，按惯例，被告的妻子以及其他亲属出来哀求审判官从轻定罪。双方提议了以后，审判官必须由所提的两种刑罚任择其一，也是用投票决定。这次以二八一票对二二〇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原告所提的是死刑，苏氏所提的是罚款，——起先认罚一个命那，后来受在场朋友的怂恿，加到三十命那。结果审判官决定用原告的提议，判他死刑。其实他本可免死，免死的方法很多，如（一）未审之前逃亡境外，这是当时常见的事；（二）辩护措辞稍软，说些悔改的话，或追述以往战功，请求将功赎罪；（三）自认充分的罚款；（四）坐监一个月之间设法逃亡。罚款或逃监所需款项很大，非他本人所能办，然而许多富裕的朋友情愿为他负担一切，前后都有人苦劝他承认充分的罚款或逃监，他始终不依。况且审判官们并不一定要判他死刑，正反两面的票数相差那么少，便可见得。再忖度原告的心理，他们虽然提议死刑，其实目的在报复，报复心理最痛快的是眼见对方屈服；他们故意造成紧张形势，要逼得苏氏向他们乞命，这就满足了他们的报复心理，无奈苏氏偏不肯屈服。其次，他们实际上只要拔去眼中钉，苏氏若离雅典，他们目的便已达到，并不一定要他死。至于审判官，他们也不过故装威风、执法森严，等你再三苦求，然后放松，以显恩威并济；这是作伪的心理，苏氏早已看穿（本篇38D—39B），偏不给他们机会作伪。苏氏这种行为纯出于烈士气概，烈士之所以为烈士，就是临难之际，生路排在面前，只要稍屈，尽可免死，然而烈士宁死不屈。
本篇内容天然分成为三段：第一段，辩护；第二段，宣布有罪之后，提议以罚款代死刑的话；第三段，定死刑以后，向审判官与听众留别之辞。前两段是依法律所应说的，后一段或许是特准说的。
第一段的辩护又分三段：（一）声明自己说话的态度与习惯，解释一向大家对他的成见与误解（17A—24B）；（二）直接答驳迈雷托士的讼词（24C—27E）；（三）剖白自己生平的事迹与行为（28A—35D）。一、二两段是绪论，答驳所谓两批原告，第三段才是正面的辩护。他驳答原告时，态度不大认真，略带滑稽口吻；驳迈雷托士的话固然滑稽，就是叙述神谶的一段也带滑稽风趣，总而言之，原告不值得驳，他早晓得自己的致命伤乃在平时做人的方式，所以极力在这方面剖白。
第一段和第一小段：（一）声明自己不是老于官司的人，不习惯于法庭上的言语，请求审判官允许他按平日的口气说朴质的话。（二）解释大家对他两层的误解；（甲）把他误认为自然哲学家，（乙）把他误认为智者之流。关于第一层，他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大家只是把他和安那克萨哥拉士（Anaxagoras）等人混为一谈；关于第二层，他并不会传授什么，自然不敢以教授为业；智者却一切都能教，他们以教授为业。他更进一步而叙述带勒弗伊神谶的故事，以说明他所以招怨的原因：他因为要了解谶语的真意，才去考察人家，结果被人家恨；非但如此，还有许多青年看见觉得有趣，便学他的办法，出去考察人家，结果大家一概归怨于他。
第一段的第二小段专门答驳迈雷托士的话。苏氏发三问把他驳倒：（一）你说我蛊惑青年，然则谁辅益青年？他答道：除你以外，人人都会辅益青年。苏氏用马夫与马的比喻指出他的话荒谬，因为教育是一种专门技术，不能人人都有这种技术，正如不能人人都当马夫。（二）你说我蛊惑青年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答道：有意。人人晓得和坏人接近会受害，那么，把自己所接近的人引诱坏了，岂不等于自己情愿受害？世上没有这种人，那么，我若蛊惑青年，也是无意的过错；无意的过错，法律不治罪，只是警戒一番。（三）我如何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引进新神。这是什么意思？这表明你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任何神都不信，你说我引进新神，岂不是矛盾？
第一段的第三小段可分八层：（一）宣布自己立身的规则，简约来说，只是“忠于所业”四个字。（二）表白以前当兵时，曾按这条规则做长官所指派的职事。现在神也派他一个职事，就是考究哲学，难道可以不守这条规则吗？不守就是不服从神的命令，这才是无神论者的行为呢！（三）不服从神的命令是可见的罪恶，死是不可知的痛苦，躲避可见的罪恶比不可知的痛苦迫切得多。（四）声明法庭若以抛弃哲学为条件赦他的罪，他绝不干：神的命令重于法庭的命令，他不得不服从。所以郑重声明：他一息尚存，必是仍旧做他的工作。（五）声明他此刻的申辩不是为己，是为雅典的群众；保全他，就是保全神所送给雅典的礼物，——不可再得的礼物。（六）说明他所以不当公务员的理由：因为神的朕兆在他心中禁止他。看来神的旨意是对的，因为做官和做正人君子两不相容，结果必把性命送掉，于己于世俱无益处。（七）解释他一向对青年的态度：不收青年为弟子，也不拒绝和他们谈话；不用什么教他们，和他们谈话也不取酬。所以对他们的行为无责可负。（八）说明他何以不带妻子和亲属向法官求情：（甲）这种行为不是他这种人所应做的，非但自己丢脸，也是国家的耻辱；（乙）向法官求情就是让法官徇私，这是不虔敬的行为。
第二段的话可分以下三层：（一）严格说，他不必认罚，倒要请赏，因为他有功于国。（二）坐监和流放都是他所不愿的，因为，一则犯不着受点狱吏的臭气，二则“滔滔者天下皆是”，到其他地方恐怕也是和雅典一样。（三）罚款倒是于他无伤，可是他没有钱，他只出得起一个命那；在场朋友劝他认三十命那，就认此数吧，好在他们肯作保。
第三段：（一）对判他死刑的人，（甲）声明他原有很多免死的方法，他都不肯用，因为他不肯不择手段以求生；（乙）发个预言。（二）对投票赦免他的人，（甲）说明这次的遭遇是神的意旨；（乙）安慰他们，说明死不见得可怕，还许是极乐境界；（丙）赠言：做好人总不至于吃亏。（三）托孤。他托孤的方法也怪得很：不托朋友，反托仇人；不托他们加惠孤儿，倒托他们处罚孤儿，如果孤儿没有出息。
本篇的史实与内容既如上述，我们也要注意其价值如何。本篇在历史上，是人类最光荣的历史一页；在艺术上，是一幅绝技的烈士图像；在文学上，是一篇第一流的传记；在伦理学上，是一种道德的基型（moral form）。
最后有个问题，是本篇忠实程度的问题，换句话说，本篇的话有多少成分是出于苏氏之口，有多少成分是作者所加的？这个问题，西洋学者讨论不休，至今没有一个定论。他们的论调大约可分两极端与中和三种：第一极端是主张本篇十分忠实，至少也有八九分忠实，有人甚至认为是当场记下来的。这一派的理由是：作者目的既在为老师留下万世不磨的事迹，当然不能捏造事实、杜撰言辞，因为，倘若如此，立即会被当时明了真相的人揭穿。这话固然是纯粹的揣度，然而还有几分理由；至于说本篇是当场记下来的，未免太无根据了。第二极端是把本篇看作纯粹的艺术作品，是作者根据苏氏的精神所构造的。他们的理由是：克任诺冯（Xenophon）的苏格拉底回忆录（Memorabilia of Socrates）说苏氏不曾事前预备一篇诉辞，然而从本篇的文字上看，却是精心结构，可见全是作者所杜撰的。其实未必然，本篇开端也有一段苏氏自己声明不娴熟辞令的话，然而不娴熟辞令未必就要东扯西拉，语无伦次。苏氏脑筋那样清楚，问答本领那么大，难道在这么关键时刻，叙述自己生平事迹，反而不会说得有条有理？况且他的生平事迹本是有条理的，只是说老实话，条理自在，何必事前预备？中和派的主张是：本篇确是记录苏氏的话，只是经过了记录者润色。其理由有二：（一）本篇发表的年月虽不能确定，距苏氏死后总是不远，当时在场的人关于此事的记忆尚未泯灭，万不能容作者杜撰一切。（二）引文的惯例，口语写成文字，必须经过润色，不能因此就说是杜撰、是不忠实。译者认为此派的主张比较近理。还有一点，这三派主张无论如何不同，最低限度都要承认本篇是代表苏氏的精神，柏拉图的艺术无论怎么高，总不能不根据苏氏的精神来写，他当时的心愿至少要办到这一步，这是可以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