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晚秋，美国加州图莱里县一个叫“林地露营”的刑法机构里，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实验。一群犯人自愿像豚鼠一样参加心理测试，在他们枕头下面，放置了微型扬声器，这些扬声器全部与典狱长办公室的一台留声机连线。在整个夜晚，一个鼓舞人心的声音不停地低声重复着一段简短的《道德生活的原则》，如果犯人夜里起来，他可能会听到这低语的声音，颂扬着基本美德，或咕哝着呼唤个人的良知，“我全心已然满是对世人的爱与同情，上帝，请佑助我吧”。
看完有关这个“林地露营”的报道，我转而想到《美丽新世界》的第二章。在此章节里，西欧孵化与驯化中心的主管向一群新人介绍国家伦理教育系统的工作，时间是福特纪元的第七个世纪，这套教育系统名为“睡眠教育法”。主管对他的听众们说道，最初睡眠教育的尝试误入歧途，所以并不成功。最初，教育者们试图对睡觉中的学生进行智识训练，可是，智力活动与睡眠是不相容的。睡眠教育法只有在用于道德训练时才真正成功，也就是说，在人的心理阻力最低的时候，通过语言暗示，对其行为模式进行驯化。
“非语言的条件反射既粗率，也失之于笼统，无法传授较为复杂的行为——这些行为乃是国家所需要的。所以，需要的是语言，不过是不讲理性的语言。”这种语言，要想被理解，倒也不需要进行分析，只需在睡眠中一股脑儿地灌输到大脑中去即可。这就是真正的睡眠教育法，“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道德、社交力量”。在“美丽新世界”里，低级种姓中没有任何人起来挑事，为什么？因为从他们能说话、能理解别人的话时开始，每一个低级种姓的儿童一夜复一夜，在其困倦睡眠之时，都要接受永不歇止、不停重复的暗示。这些暗示好比：“液封蜡，一滴滴流下来，黏附、镶饰于这受体，并与之融合在一起，最终一整块岩石都能变成猩红色混沌的一团。最终，幼崽们的脑子尽是这些告诫，所有告诫整合一起，也就变成崽子们的思想。还不仅仅是崽子们的思想呢，成年人的思想也是一般无二，甚至是终其一生。判断、欲望、决定，这些所谓的思想，其实都是由这些告诫组成。而所有这些告诫，全全部部都来自我们，来自国家。……”
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的睡眠暗示能比图莱里县的实验更令人敬畏，图莱里县的睡眠暗示针对的是违法者，其本质是无懈可击的。我倒是想，如果不仅仅是“林地露营”里的家伙们享受这等福气，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在睡梦中满心充溢对世人的爱与同情，倒是妙极人寰呢。不，我们不是反对那鼓舞人心的私语所传递的信息，我们反对的是政府机构公然采用睡眠教育法。在民主社会里，官员们受民众委托行使权力，他们难道可以随意自行裁定，来使用睡眠教育法这样的工具吗？在此处提到的实例中，官员们也只是在自愿者身上进行了睡眠教育实验，而且意图良好。可是，无人可以保证，在别的情况下，意图就能是良好的，或者驯化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任何允许官员们尝试邪念的法律或社会制度，必定是邪恶的。任何保护官员不因自身利益而滥用职权（甚至只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的法律或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里，教会组织亦有存在价值——是良善的。睡眠教育法，倘若果真有效，在任何一个有权向被奴役的受众强加暗示的人手中都会成为威力极其强大的工具。而一个民主社会相信如下道理，即权力经常会被滥用，所以官员们受民众委托所据有的权力，只能是有限的，而且其行使权力的时效也有限制。在这样的社会里，官员们可依法推行睡眠教育法，当然，前提是说睡眠教育法果然具有强大的威力。但是，它果然是一个威力强大的工具吗？或者，它会像我想象的那样，按福特纪元第七个世纪的模式来应用？且让我们看看如下的证据吧。
在1955年7月刊的《心理学公报》上，查尔斯·W．西蒙和威廉·H．埃蒙斯就睡眠教育法领域十项最重要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所有这些研究都与记忆相关。睡眠教育能否帮助学生提升死记硬背的能力？趁熟睡时低声对着耳朵说出的材料，到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还能记得多少？对此，西蒙和埃蒙斯如此回答：“我们对睡眠教学法的十项研究进行了评估，其中许多项研究被商业公司、流行杂志、新闻报道不加批判地作为证据使用，以支持睡眠教学的可行性。对这些研究的实验设计、数据、方法论和睡觉的定义标准，我们分别进行了严格的剖析，结果发现，或多或少，这些研究都存在不足之处。可见这些研究并不能准确无误地证明睡眠教学果真可行。不过，有些学习经验是在一种特殊的清醒状态获得的，而参加实验的人事后却不记得当时他们是否清醒。从学习时间的效率上来说，这一发现可能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只是，这却不能被定义为睡眠学习……因为对睡眠缺乏精准的定义，问题显得更加混乱了。”
虽然如此，某些事实仍不变。例如，美军在二战期间（甚至在一战期间就曾做过实验）向士兵培训摩尔斯电码和外语，除了白天的学习之外，还以睡眠教学来补充，很显然，这一做法收到了奇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和美国以外的好几家公司售出了大量的“枕头扬声器”、“定时留声机”以及磁带录音机，以方便日程密集的演员记台词，方便政客、牧师记演讲（他们希望给听众一个错觉，让大家以为他们的雄辩乃是顺其自然的），或方便学生准备考试，最后也是价值最大的，是它们帮助不计其数的对自己现状不满的人们接受暗示，或自我暗示，直至焕然新生，与旧我告别。
自我暗示可以很容易就记录在磁带上，一遍又一遍地去听，不管白天还是睡眠。外界的暗示可以通过购买相应的磁带得到，这些磁带记录了相当多领域的有价值信息。比如，市场上就有关于舒缓压力、深度放松训练的磁带，以及促进自信的磁带（多是销售员需要），还有的磁带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魅力，使其个性更富吸引力。其中最畅销的，是关于两性和谐和减肥的磁带（如“我不喜欢巧克力，对土豆不感兴趣，对松饼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些磁带是关于促进健康的，甚至是关于如何赚大钱的。令人称奇的是，有些购买磁带的顾客感激涕零地回信，自动作证，证明有一些人在听了有关如何赚大钱的睡眠暗示之后，居然真的发财了；许多肥胖的女士居然真的瘦身了；还有一些夫妇，本来濒临离婚的边缘，却重新找回性和谐，从此白头偕老了。
关于这点，西奥多·X．巴伯[1]在1956年十月版的《临床与实验催眠学报》发表了论文《睡眠与催眠》予以论述，极富启发性。他指出，浅层睡眠和深度睡眠有着重要的区别，在深度睡眠之中，脑电图仪未能记录下α脑波，而在浅层睡眠之中，α脑波却现身了，由此可见，浅层睡眠更靠近清醒状态或催眠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中，α脑波都出现）。一声巨响，能把一个处于深度睡眠之中的人惊醒；如果声响稍微降低些，却并不能惊醒这个深度睡眠中的人，只是，α脑波居然出现了，这表明，深度睡眠转变为了浅层睡眠。
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不能接受暗示。但是处于浅层睡眠中的人，若给予其暗示，他们会接受——巴伯先生发现，在催眠状态之下，其接受暗示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许多早期研究催眠术的人都做了类似的实验。米恩·布拉姆韦尔[2]在其190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催眠术的历史、实践与理论》中记录道：“许多权威宣称能够将自然睡眠转变为催眠状态。据维特斯特朗[3]说，将一个人尤其是小孩置于睡眠状态，实在是小菜一碟。……维特斯特朗以为，这种诱使催眠的方法应用价值很大，他自称成功地完成了多次。”布拉姆韦尔还说其他一些熟练的催眠师（其中包括了一些杰出的权威如伯恩海姆、莫尔、佛瑞尔）也曾达到同样效果。
今天，任何一个实验员都不会说“将自然睡眠转变为催眠状态”，他会说，浅层睡眠（与不出现α脑波的深层睡眠相反）是这样一种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会乐意接受暗示，这与被催眠的人一模一样。举个例子，当一个人处于浅层睡眠时，告诉他一会儿之后会起床，会感觉非常口渴，然后他真的就起床了，而且喉咙真的非常干，急切要喝水。浅层睡眠时，人的大脑皮层固然不很活跃，不能做积极思考，但是它还是足够清醒，能够接受暗示，并将暗示传递到自主神经系统的。
我们已经知道，著名的瑞典医师和实验家维特斯特朗，对睡眠儿童的催眠处理上可谓得心应手。今日他的手法仍然被一些儿科医生们沿袭，他们告诉年轻的母亲们睡眠教育的艺术，教育她们在婴儿处于浅层睡眠时，可以给孩子一些有用的暗示。通过这种睡眠教育法，可以纠正孩子们尿床、啃指甲的恶习，可以引导孩子们做手术时减少恐惧，而当孩子们的生命状况堪忧时，则能给予孩子们信心和安慰。我自己就曾亲眼看到，通过临床上的睡眠教育法，孩子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而成人们，若采用此法，也应能取得相应的成绩。
对于未来的独裁者来说，睡眠教学发展至此，此中价值，不言而喻。在合适的条件之下，睡眠教学法确有效果，看起来和催眠的效果一样。在催眠状态中，能让一个人做的大部分事情、能对一个人做的大部分事情，也同样可以在浅层睡眠状态中实现。语言暗示可以从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大脑皮层传递到中脑、脑干，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如果这些暗示精心设计、不断重复，那么睡眠者的身体机能就能够改善或能接受外界干预，新的情感模式将建立起来，旧的情感模式被修正，催眠后的人可以接受命令，而口号、公式、触发词则深深刻入记忆深处。孩子比成人更能接受睡眠教学法，未来的独裁者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情况。幼儿园的孩子们午觉之时，将会接受睡眠暗示。大小孩——尤其是干部的孩子们，他们要成长为领袖、管理者、教师——则进入寄宿学校，在此，除了白天接受良好的教育，晚上还以睡眠教育作为补充。至于成人，则会特别关注病号。正如巴甫洛夫多年之前验证的那样，意志坚定、冥顽不灵的狗，动了手术之后或者忍受着病痛之苦的时候，它们就能彻底接受暗示了。我们的独裁者因此将确保每个医院病房布置好声音设备。一次阑尾手术、一次分娩、肺炎或肝炎的一次发作，都将成为病人们接受忠诚、唯一真理的精读课程的良机，也将成为温习意识形态原理的理由。其他被奴役的听众则聚集在监狱、劳改营、军营、海船、夜间的火车飞机上，或者在巴士总站、火车站阴郁的候车室里。即使睡眠暗示对这些人所起的效果还不到10%，但仍然是一个骄人的成绩，而对一个独裁者来说，这等好事是千载难逢的。
且暂不讨论浅层睡眠、催眠的神奇效果了，我们来看看清醒状态的人——或至少自认为处于清醒状态（实际上，佛教徒们坚称，绝大部分人始终处于半睡半醒之间，好似梦游者一般度过一生，唯有听从别人的暗示。只有悟道，才是真正的清醒。“佛陀”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就是“觉醒”）——他们对暗示的敏感性又是怎样的。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方面，人人皆相互不同。在统计定额中，个体差异的幅度之大，已然令人惊叹，而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所谓的统计定额，只在保险统计中有些用处，大抵是不能使用于真实人生的。真实人生中，没有一个人是所谓的“标准人”，只有一个个单独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皆自有其与生俱来的精神、身体的特质，却无一不刻意（或被迫）扭曲自己的生物差异性，以融入某个文化模型的同一性中去。
对暗示的敏感性，是这些特质之一，同样人人大不相同。自然，环境因素会影响一个人接受暗示的敏感性，不过，恐怕这一特质的区别也有个体体质差异的原因。对暗示极度反抗，这种案例甚是罕见，幸亏如此，否则如果每个人都像别人一样不接受暗示，社会生活就不存在了。社会之所以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高效运转，就是因为虽然程度不同，但大部分人都对暗示敏感。但是，对暗示极度敏感的现象，一样甚是罕见。这也是社会之幸，否则如果大部分人对外界暗示极度敏感，那么任何选区里的大部分选民将不可能做出自由、理性的选择，民主制度亦将不存。
几年之前，在麻省总医院里，一群研究者就安慰剂（安慰剂从药理学上说，是毫无疗效的，但是病人们却相信它们有效）的止痛效果进行了一场极其成功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参加实验的患者为162人，他们都刚从手术室出来，身体非常疼痛。一旦有病人要止痛药，研究者们就给他们注射吗啡或蒸馏水。所有的病人都接受了吗啡、蒸馏水的注射，其中，约三成的患者根本不能从安慰剂中获得缓解疼痛的效果，另外14％的患者每次注射蒸馏水之后都觉得病痛缓解了，剩下的55％的患者，有时能从安慰剂中获得缓解疼痛的效果，有时则不能。
到底是什么把暗示感应者与暗示不感应者区别开来呢？严肃的研究和测试证明，年龄、性别不是重要的因素。男人、女人，老者和少者一样频繁地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标准的智商测试显示，智力水平似乎也不是重要因素，因为这两组人（暗示感应者与暗示不感应者）的平均智商差不多。
说一千道一万，区别只在气质上，在于他们对自己、他人的感受，在这一点上，这两组人显著不同。暗示感应者与不感应者相比较的话，前者更愿意合作、较少批判性、不太怀疑，他们不会给护士制造麻烦，对于自己在医院接受的治疗，他们简单概括为“棒极了”。虽然感应者对他人比不感应者要友善得多，但感应者对自己却通常过于焦虑，在压力之下，焦虑感会以各种身心失调的症状表现出来，比如消化不良、腹泻、头痛。无论是不是因为焦虑，大部分感应者在表达情绪时都比不感应者更加无拘无束，也更加健谈，他们也更易信仰宗教，对教堂的事务更有热心，在潜意识层面上，他们也更加关注性事。
如果将这些患者对安慰剂的反应数据与催眠专家们在其专业著作中的预测做一比较，会是很有趣的事情。催眠专家们说，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很容易就被催眠；另外的五分之一根本就不能被催眠，或者，只有当药物作用或疲惫降低了其心理抵触水平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被催眠；剩下的五分之三人口比第一类人催眠起来略微困难些，但又比第二类人催眠起来容易得多。一位制造睡眠磁带的商人告诉我，他的客户中大约有20％的人是热情的，他们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得出极佳的效果，并反馈给他。但另一方面，却也有8％的少数人，总是要求他退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顾客，他们不能很快取得成效，但其暗示感受性也是足够的，只要他们坚持去听合适的睡眠暗示材料，最终他们会收到想要的效果，比如自信、两性和谐、减肥或赚钱更多。
民主、自由的理想遭遇了人性易受暗示的残酷现实。五分之一的选民几乎只需一眨眼之间就能被催眠，七分之一的选民只要注射蒸馏水就能缓解他们的病痛，四分之一[4]的选民对睡眠教学法能迅速产生热情的反应。这些人算是非常愿意合作的少数人，此外还要加上那些反应启动较慢的多数人，其暗示感受性虽然较低，但是任何熟知业务且愿意花费时间和辛劳的人，都能将其暗示感受性有效提升。
个人自由能与个人高度的暗示感受性兼容吗？当内部专业的思想操纵员经过科学培训能熟练开发个体或群众的暗示感受性时，民主制度能存续吗？暗示感受性的存在有利于个人及民主社会，但在何种程度上，过高的感受性天赋能通过教育被中和吗？商人、牧师、政客（无论在朝在野）对暗示感受性的过度开发，究竟达到何等程度，需要法律来控制？头两个问题，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或明确或含蓄地讨论过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预防、纠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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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奥多·X．巴伯（Theodore X.Barber，1927—2005），研究后催眠行为的心理学家。
[2]米恩·布拉姆韦尔（Milne Bramwell，1852—1925），英国医生和催眠专家。
[3]奥托·格奥尔格·维特斯特朗（Otto Georg Wetterstrand，1845—1907），瑞典内科医生和精神治疗医师。
[4]原文为四分之一，但根据上下文理解，应为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