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和教育者能培养出
我们期待已久的伟人吗？
他务必通晓音乐，
敏感而又有一定的影响力，
感触于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辽阔的天空，
也因人们心灵之窗的眼睛而触动，
然而，对他自己民族的核心文化来说，
未来将会和过去融合，
世界不断变化的命运
也会和自己的相融而后重塑。
“雄心”这个词在现今表现为文化。当整个世界都在追寻力量，把财富视为力量的象征时，文化修正了成功理论的内涵。人体内就贮藏这巨大的力量。博闻强识的记忆会使人成为一部年鉴；论辩能力使人成为大辩论家；赚钱的技巧使人成为一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从某种含义上说也是乞丐。文化能通过唤起其他力量来对抗居于统治地位的才能，通过吸引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来削弱人们的弊病。力量就是成功的见证人。因为对成功的过程来说，自然毫无仁慈之心，还会牺牲执行者来完成这个过程。自然想要拇指，就会以整个手臂或大腿为代价，而某一部分过度集中的力量也通常会以其他部分的缺陷为补偿。
做事的效率与人们的注意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位名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大自然会偏爱般地赋予他一定的才干，会牺牲掉其身体的完美换来强大的工作能力。人们常说，人们的能力不止能写出一本书，如果一个人身体有缺陷，他会转而将自己的光辉形象留在自己的工作表现上。自然造就了像弗歇一样的警察，心中充满怀疑精神，并将这些疑点付诸实践去验证。弗歇曾说过：“空气中到处充满了危险。”内科医生圣科多鲁斯将毕生精力花在一架天平上称量食物。库克勋爵高度评价乔叟，因为在也门教会的神话中《亨利五世》第四章中显示了法则对抗魔力的内容。我曾见过一个人，他相信英国的主要灾祸都源自人们对音乐会的热衷。不久前，一个互济会会员开始向这个国家做出解释，华盛顿将军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乃是源自互济会的协助。
但是比在一根竖琴琴弦上弹奏乐曲更糟糕的事情是，自然保证了人们的个人主义，使人们在整个体统中占有巨大分量而产生自负思想。腐蚀社会的诟病就是那些自高自大者。这些人也形色各异：愚笨的、聪明的、神圣的、不敬的、世俗的、高雅的等等。它就像流感一样会袭击所有人。犬热病的一种，也就是被医生们称为的舞蹈病，病人有时会突然转身，然后围绕着一点不停地旋转。难道自我主义也像这种看似旋律悠扬的天花吗？人们会围着由自己的才能铸造而成的圆圈不停地奔跑，陷入深深的崇拜中不能自拔，从而与外界世界隔绝起来。所有思想都会有这种危险倾向。其最恼人的形式之一就是同情心。受害者不断向世人宣告自己的苦难，撕开外衣露出青紫的皮肤，来显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从而获得你的同情。他们在本质上就像疾病，因为身体上的疼痛会吸引许多旁观者的兴趣，这就像孩子们发现大人进门后没关注他们，就会开始故意咳嗽直到呛到，以此来吸引注意一样幼稚。
这种犬热病对人才、艺术家、发明家以及哲学家来说是一种祸患。再著名的巫师也不能将自己的言行脱离自己的行动，而只能直面事实，无论它多么复杂棘手。有些人会宣扬“我就要受到启示了”，对于这种人，我们一定要严加防范。他很快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因为这种习惯容易引诱人们将其视为幽默，要谨慎地治疗病人，把他关在一个更加狭隘的自我主义中，将其驱逐出上帝那充满快乐而又容易出错的世界。与其侮辱别人，还不如承受侮辱。宗教文学中有著名的典范，如果我们浏览一下我们所熟知的诗人、评论家、慈善家以及哲学家名录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已经被这种诟病所传染，而这也是我们应该提出并讨论的问题。
自我主义在知名人士身上是如此普遍的存在着，我们不得不做出推断，也许大自然中存在一种必然性，促成这种状况的产生，正如我们在性吸引中所看到的那样。物种的保护就是这样一种必要性，即使存在极度的私欲膨胀，造成永久的罪恶和紊乱也要确保其存在。这么说来，自我主义也深深地根植于这种基本的必要性中，通过这种必要性每个人都在追寻自身存在的价值所在。
这种个性不仅不与文化相悖，而且还是文化的基础。每一种有价值的本性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我们所面授的每一个学生都有其自身文化背景下的天资，通过书籍、艺术、才能以及各学科之间的优雅之处表现出来，但是绝不会受其制约或迷失于其中。他只是一个有决心有毅力的完美人。文化存在的目的终究不是去伤害这种人，上帝也绝不允许这样做的！而是要通过训练摘除所有的障碍和混杂物，只留下纯粹的力量。我们的学生肯定有自己的处世方式和决心毅力，在其所属领域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但是一旦达成目标，就一定要把成就名誉放在一边，继续追求更高的目标。他一定要有一种容忍精神，一种以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眼光观察每一个事物的力量。但是往往这种私人爱好和个性被夸大，如果人们想寻找一个同伴，这个同伴能排除个人情感和自我意识的干扰而看待事物的话，那他会发现几乎无法找到心满意足的人。而绝大多数人都饱受冷漠无情和毫无兴趣的折磨，只要他们的目标与他们的个人爱好毫无关联，矛盾就会爆发。虽然他们谈论的是面前的目标，但是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虚荣为这些让你钦佩的人设下陷阱。
但是当这个人发现自己的个人经历对人类的利益也存在局限性时，他仍旧会保持与家庭的联系，或者是几个同伴，也许还有几个在邻里中颇有名气的邻居。在波士顿，生活的问题就是关乎十个八个人的名字的小事。你看见奥斯顿先生吗？看过长宁医生、艾德思先生、韦伯斯特先生或者格林纳福先生吗？你听说过艾维瑞特、盖瑞森、泰勒教父或者西奥多·帕克吗？你跟马修斯·特宾维尔、萨米特莱维尔，或者拉科弗若皮斯交谈过吗？如果是这样，那你可以称得上死而无憾了。而在纽约，这个问题可能关乎另外十个或二十个人。你见过那么多律师、商人、经纪人、两三个学者、资本家或者报纸编辑吗？纽约就是一个让人丧气的大橙子。当我们完全展示出了自己的那些个性，不管是本性的还是从别的地方学到的，这些都组成了我们美国人之所以存在的理由，这样以后，所有的交流和交往都走向了尽头。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人成为那些英雄的复制品。
生活之路其实是很狭窄的。十年后，如果再次将以前的人才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俱乐部或公司，如果某些有深刻洞察力、心思沉稳的人能出现并能够坦诚布公，那将会出现怎样的精神错乱般的忏悔啊！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事业”，如从关税法到民主制，从辉格党到废奴运动，是选择节欲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些都表明，它们本身就是痛苦之源和暴怒之本。而我们的人才就像是都被恶作剧玩弄一样，把他从好运、事实身边赶走，还有诗人们所热爱的社会，还有对生活的热情和偏见，只有当他现在成为一个令人厌烦、冷酷无情的人时才会慢慢放松自己的身体，他清醒的预见才会慢慢苏醒过来。
文化的产生是受启发于某些最优质的思维，人们有多重的吸引力，通过这些吸引力他才能控制其他人专制的声音，帮助他人与自己对抗。而文化恰好能够抵消其他力量，达到各种关系的均衡，把他放在同等或更优等的人中间，唤起那份美好的同情意识，警告他离群索居和厌恶现实的危险所在。
一个人只简单地咨询马匹、河流、剧院、饮食或书籍等的问题并非恭维，而是蔑视，不管他何时出现，总是会关切地把话题转向他所喜爱的孩子身上。在我们祖先斯堪的纳维亚的天国中，雷神托尔的房子足足有五百四十层，而人类的房子也有五百四十层，这种设想的杰出之处在于它具有灵活的适应和转变能力，通过许多关联点达到广泛的对比和极点。文化能够扼杀他的夸张言辞，扑灭他的村庄以及城市里的自负情绪。我们外出时必须要把宠物留在家里，必须会见那些怀着良好意图和良好意识的人。没有任何行为值得以丢失和善为代价，而我们为所谓的高压艺术和高压哲学已经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所有的法蒂尔人在把自己的眼睛作为抵押之前没有饮一口米密尔智慧之泉。然而，有一种空谈家，如果他们对所谈话题不感兴趣，那他们肯定会用自己的独特性格表现出来，他们无力解决问题，更不善于隐瞒自己愤怒之情。而那些学者们，他们很少会想到自己在整个社区中其实是令人讨厌的角色。把他从暴躁的心态中解放出来，用健康的血液洗涤他的肌肤。让他把在米密尔誓言中作为抵押的东西拿回来。如果你自食其果，那谁会在乎你的所作所为呢？我们尽可以帮你解放出你的剧院、地理指南、你的化学分析、你的历史以及推论。你的人才自有他杰出和优秀之处，他的头脑可以达到智慧的顶峰，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快乐而聪颖。大自然不会顾及每个人，自己想做什么就会去做。一些鸟类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在沼泽和海边涉水，它们生而就是从事这项活动，以至于其一生都会被禁锢在这些地方，哪也去不了。任何一种动物，只要离开自己的栖息地，无疑都会死亡。在外科医生看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着相同的组织器官。士兵、锁匠、银行职员以及舞者各司其职，不可能对调职责。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都是自己适应环境的牺牲品。
解决这种组织性自我主义的方法就是通过认识这个世界，熟悉有优势的人和各种社会等级，通过旅行或与名人打交道，从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形式，包括书籍、游行、社会和独处来获得各种吸引人的事物。
一个最坚强的怀疑论者，如果他已经看过了被驯服的马匹，或者参观过动物展览，或者“忙碌的跳蚤”展览，那他绝不会再质疑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说过：“男孩都是世间最危险的动物。”那么本着同样的精神，古英国诗人加斯科因也说过：“男孩如果没有好的教养，那还不如没出生。”城市会哺育出一种说话做事的方式，而在僻远的农村地区，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一套体系，海边又会是另一种，在军队里，又会有所不同。我们知道，也许是由于纪律严格的缘故，军队值得信任，这就是说，通过严格系统的纪律管束，所有人都能成为英雄。拉纳元帅曾经对一个法国官员说：“上校，你知道吗，只有懦夫才会夸下海口说自己无所畏惧。”其实真正的勇敢包括能去做自己以前已经做过的事情。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人类的才能只有被利用起来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罗伯特·欧文曾经说过：“就算给我一只猛虎，我也能把它训练教化好。”从教育的力量中寻求信仰是不和人性规律的，因为改善向上就是自然法则，而人类的价值通过其发挥向上及向好的力量来进行精确计算。从另一方面来说，之所以怯懦也是因为自知有不可弥补的缺陷。
无法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也只能说是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永远也无法懂得人们说话的深层含义，弄不明白其他人的幽默感，永远停留在字面，即使是听了七十年甚至是八十年的音乐、诗歌、修辞学或富有智慧的言辞后，也改变不了。外科医生或牧师也无法拯救他们，甚至是那些懂得物语的人也无能为力。我也注意到在这一阶级中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他们畏惧改变。
让我们的教育勇敢起来，防微杜渐。政治只是一项简单的事后修补工作。无论是做什么事，我们总是赶不上最早的一班。坏事已经做完了，法律已经通过，然后我们才开始行动起来，做那些理应提前就完成的工作。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让教育取代政治。被我们所称呼为彻底改革的奴隶制、战争、赌博以及放纵都只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必须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开始工作，也就是教育。
我们的艺术以及工具，能够让其发挥巨大优势和作用，好像这样我们就能延长他们的生命，也许是十年、五十年，甚至是一百年。而在我看来，让每一个高雅的灵魂接触到这些文化也是一种良好的观念，三四十年后，人们也无需再说：“因为我对武器的欲求，我可能做成的事也变得毫无希望。”
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训练毫无作用可言，成功的路上困难重重，要成功也前途渺茫，我们为之所付出的大部分代价和苦痛也前功尽弃。大自然按照自己的法则行事，虽然我们不能错过我们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信息，然而我们也不能确信到底他们被利用了多少，或者另外一套同的体系中无法产生类似的功效。
书籍中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高雅的智慧，因此一定会成为我们文化概念的承载者。历史上出现的最杰出的人物，比如佩里克莱斯、柏拉图、恺撒、莎士比亚、歌德以及米尔顿等，无不博览群书，受到各方面的良好教育，而且聪明过人。他们的意见在人类中有足够的分量，因为他们总会有办法做到知己知彼。我们都认为伟人就应该爱好读书，或者说自发的力量也应该是与人类合二为一。好的批评是罕见的，通常也是珍贵的。我很高兴，总能遇见一些人，认为莎士比亚是超过所有其他作家的伟人，我也喜欢那些喜欢柏拉图的人，因为这种爱绝不会与自命不凡为伍。
但是书籍只有在人们想读的时候才会发挥巨大作用，而人们有时候很长时间才做好读书的心理准备。你也许会把孩子送到校长那里，但是问题是，教育孩子的人是跟他在一起学习的学生。你也许会让孩子参加拉丁课学习拉丁语，但是他所学到的东西却大部分来自上学途中的橱窗。也许你喜欢严格的规则、长长的条款，但是对孩子来说，最有效的却是用自己的学习方式做事，他拒绝所有的陪伴，只接受自己的选择。他厌恶语法和辞典，却喜欢枪支、鱼竿、马匹和船只。好吧，孩子都是正确的，如果你的理论中没有体育活动，那你就不适合指挥他成长的道路。剑术、板球、枪支、鱼竿、马匹和船只，这些都能教育孩子，都能解放孩子，不仅如此，还有舞蹈、服饰以及街头闲谈等。为他提供独特的资源，使他具有一个高贵而独特的才能，这比看书得到的知识还丰富。孩子也许正在学习象棋、纸牌、舞蹈和表演，父亲看到另一个孩子学习代数和几何，但是这个孩子学到的知识已经远远超过这些小儿科的东西。几个星期以来他已经沉浸在纸牌和象棋中，但是现在他发现，像你之前发现的一样，当他从玩了很长时间的游戏中站起身离开时，自己内心空虚，孤独凄凉，并开始鄙视自己。从那时起这些感情就跟其他事情一起发生，并在他的经历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这些小伎俩和小成就，如舞蹈，都是使他跻身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大师的身份让这个少年有能力对这一行的很多事情作出评判，否则的话，他就会成为另一个极端，变成一个迂腐的学究。兰道曾经说过：“我舞技很差，因此我也吃了很多亏，甚至超过我生活中所有的不幸和苦难所带来的伤害。”假设这个孩子是孺子可教，足球、板球、剑术、游泳、滑冰、攀岩、击剑以及马术都是力量上的课程，也是男孩主要应该学习的课程，尤其是马术。赫伯·切尔伯里曾说过：“一个好的骑手，骑在一匹良驹上，他自己所能成就的要远远少于这个世界能带给他的。”此外，枪支、鱼竿、船只和马匹，在使用者中组成了秘密的共济会。他们像是属于同一个团体一样。
这些艺术中当然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对于少年来说，他们的主要价值并非娱乐，而是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用途，让他们知道这些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事物。我们总是信奉迷信。每个阶级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没有的优势上。雅士向往野蛮的力量，民主人士憧憬出生和长大。大学教育的一个好处就是告诉孩子它的用处。我认识一个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才，他把精力都集中在接受大学教育上，但最终却错失了，他自己的哥哥已经达成了心愿，于是他开始不自在，总觉得两个人从此就不平等了。与那些专业人士的水平相比，他那点微乎其微的优势根本抵消不了这想象中的缺陷。舞会、骑马、酒会以及桌球让一个贫穷的孩子变得高雅浪漫，而实际上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具备这些品质。如果可能的话，即使一两次，让他们自由地接触这些艺术，得到的效果要比所付出的花费大得多。
我并不太提倡旅行，我发现人们跑到其他国家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做得并不出色，后来又跑回自己的国家，那是因为在那个新地方他们更是一事无成。在很大程度上，旅行只能以一种观光的轻便方式才能进行。如果在家里你什么任务也没有，那你还是什么呢？因为对旅行吹毛求疵，我的话已经被引用多次了，但是我本非恶意。我认为，在人类的心里有一种不安分的情愫，这种情愫构成了人们的欲求。所有那些受教育的美国人跑到欧洲，可能是由于他们在国内的思想所致，亦如整个国家的习惯一样。一个著名的女教师说过：“一个女孩的教育思想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去欧洲接受教育。”难道我们永远也无法让这种“去欧洲”的思想从人们的脑袋中驱除吗？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再清楚不过了。那些在自己家里无所作为的人，即使到了国外也是如此。他去那里只能是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掩盖自己的渺小和无能。难道你不认为你会在那里找到你在国内没有发现的东西吗？其实各个国家的事物从本质上讲都是一样的。难道你以为世界上存在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不用牛奶锅，不用襁褓包婴儿，不烧树枝，不烤鱼吃吗？真理无论到了哪里都是真理。就让他去吧，他会发现其他地方的美丽和价值都一样。
当然，旅行对一些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正因如此才有了自然学家、发现家和水手的存在。有些人生来做一个导游、交流人员、使者、传教士，或者信使，而另一些人则适合做农民或工人。如果这个人天生乐观，适合交际，那大自然就会让他在社会中活跃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也必须追随自然的旨意行事，协助他完成他的活动，孜孜不倦地创造价值。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地方毫无突破，而应该让旅行发挥更大的价值。农场里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走出居住的那一亩二分地。人们都说这样的人在城市里没有任何机会可言，这些孩子以及这类人把城里铁路或其他苦差事当看成是自己发展的机遇。福蒙特州和康奈迪克州里贫穷的农村孩子，以前都会把自己的知识归结为自己在南部各州沿街行商的结果。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海岸现在已经变成这个阶级的大学，亦如弗吉尼亚州曾经的地位。他们的标语就是——“拥有机会”。而所谓的“了解世界”或者旅行也是人们脑海中优越性和超前性的代名词。难怪对于一个明智的人来说，旅行会带给他诸多好处。他会学会多种语言，会结交很多朋友，还会接触到多种艺术和贸易领域，这样他会逐渐完善起来。外国与本国就是一种对比，而进行比较的人就是他自己。旅行的一个用途是向别国介绍本国的书籍和作品（正如我们去欧洲的目标就是将其美国化），另一个用途就是发现人才，结交朋友。原因很简单，大自然不会把果实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她会分散在不同的高度，人们达到每一个等级都会获得新的成果。因此，知识和高尚的品质作为果实，也分散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因此如果有六七个老师，他们能够教授人们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他们也分散在各个角落，甚至会有两三个完全在地球的另一半面。
不仅如此，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个至点和极限，每当晨星在我们的内部天空中静止不动，每当人们需要一种外部力量时，就需要转移一下注意力或作出相应改变来解除静止不前的状况。旅行也可以作为解除病痛的一剂良方，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种良方也是最好最适合的。如果一个人目睹了乙醚发挥作用，能够让人们身体麻痹忘记疼痛，就会开始思考可不可以用来治疗伤口、癌症、破伤风，继而为像杰克逊医生的巨大发现这些事情而兴奋不已。因此一个游览了巴黎、那不勒斯或伦敦的人会说：“要是我能离开家到这里来，那我的思想肯定会在这最奢侈的娱乐场所和住所中得到慰藉，而这些地方都是人类耗费数年才能达成和累计起来的。”
与出国旅游带来的好处类似的还有铁路的美学价值，它能把城镇和农村生活的好处连接起来，我们一种也缺不了。人们应该住在大城镇或附近，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才能，都会吸引与他有相似才干和价值的人聚集在一起；而在城市中，对所有公民的吸引力，在于坚信迟早有一天它会战胜所有与之对抗的因素，并在年内将最荒诞的隐士也拖入尘世。在城镇中，人们能找到游泳学校、体育馆、有吗雅艺术馆、射击场、剧院、歌剧院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还会有舞啃大师、国家级演讲家，当然也少不了外国旅行家、图书管理员和他喜欢的俱乐部等。而在农村，他能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沉浸在书籍的海洋；可以进行体力劳动，过着低成本的生活；脚上穿着旧鞋，他可以到荒野游戏；可以到山丘研究几何，还有令人流连忘返的田园。奥布里写道：“我听托马斯·霍布斯说过，在德文郡伯爵位于德比郡的家里，有一个足够他用的图书馆，还有足够的书籍，那里收藏了适合他购买的所有藏书。但是想要进行一个流畅得体的谈话却并非易事，尽管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整个谈话按照自己的思想组织好，但是他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在农村，长久以来，人们想要进行一场好的交流的话，人们的理解能力和创造力能使他们身上的苔藓缩小，就像是苹果园里的旧篱笆一样。”
城市能给我们带来冲突。人们都说，伦敦和纽约能让人变得精明起来。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关同情心以及社会性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能在信息灵通、条件优越的家长指导下成长，那他们必将举止优雅、大方得体。福勒说过：“拿索伯爵威廉，只要他优雅从容地摘掉帽子，那他仅用自己得体的举止就能赢得西班牙国王的青睐。”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佳，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不会很高尚。他们彼此之间所散发出来的气质就会影响彼此。尤其是女人，想要得到像斯塔尔夫人那样的女人，需要大量有良好教育、聪明优雅、博览群书的女人做基础。她们应该习惯轻松优雅的环境，能够戴着眼镜，懂得绘画、雕刻、诗作，在优雅讲究的社会中生活。一个商业集团的主席，或一个顶尖律师或政治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联系，而这些人也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器。一个本身就有高强的领悟力的人，我们很难再为他提供更透彻的建议了。此外，我们还需记住：一个社会如果拥有百万人口，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伦敦给人们带来的最高的想象力是：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社会里，人们可以相信那些浪漫性格的人是存在的，那些诗人、神秘主义者以及英雄，都会希望可以直面它们的对手。我希望城市能够以其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给他们最好的课程。自负是人们的弱点，在美国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从不发表什么演讲，总是以低调的商业口吻而避免任何形式的自夸和吹嘘。他们都是平庸之辈，穿着不起眼的衣服；不做任何口头承诺，却做得很多；他们用单音节说话，也总是以事实为基础不做任何夸大之词；对于自己的工作，他们总是称之以最低微的头衔。因此，他们是最不具杀伤力的一类人。他们开口说话总是离不开太牛气和新闻，但是他们却有着独特的思想，求知若渴，能进行哲学思考。那些隐姓埋名的伟人，他们的奇闻异事一定会激起人们无穷的想象力，就像穿着粗布灰衣的国王体察民情，正如拿破仑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一个普通士兵，或者布鲁内尔、斯科特、贝多芬、惠灵顿、歌德，或者任何有卓越力量的人，他们都默默无闻，却影响巨大。伊巴密农达被人们称为是“说的少，但是能专注地倾听外部世界的声音”。而高斯呢，相比那些奢华的衣服，他更关注那些琐屑的事物以及与陌生人交谈过程中对方的表情表现，这让他看起来比之前更变化无常，难以捉摸。旧式帽子和旧式大衣也有自己的优势。我曾经听人们说过，整个国家的人都喜欢一种绒面呢，但是这种面料穿在身上却能带来困扰，人们总是不能活动自如。那些厚大衣就像是红酒，它并不束缚你的舌头，人们所说即所想。一个古诗人曾经这样说：
远走高飞，但处世谨慎，
你就会很确信地发现，
越是可怜，越是居于基础，
就会看得越透彻。
与此类似，米尔尼斯在《卑微的行业》中也曾写道：
对我来说，人类正如其本质，
不带任何面具掩饰。
说也奇怪，人的脑袋里竟然没有水分存在，却有一点空气。一个精明的外国人谈到美国人时曾说过：“他们说话总是带一点演讲的意味。”但是书上记载了安格鲁-撒克逊人特点之一，也就是习惯性的自我鄙视。可以肯定的是，在古老而又人口密集的国家里，百万的上等衣物中，即使再精致的衣服也会显得毫无差别，但是其中却可以发现那些富有幽默感的人。英国聚会上，一个没有显著特征或得体举止的人，面色赤红，却会向人们高谈阔论多个话题，也与世界上的名人交好，甚至让你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就是置身于一堆大人物中间。难道是在庞大的美国森林里，即将灭绝的古老野蛮人也得到重生了？是钟爱绯红色的羽毛，还是珠子或者金属丝？印度人都喜欢红色衣服、孔雀毛和刺绣。我记得一个下雨的清晨，在巴勒莫城里，街道上到处充满了绯红色的雨伞，挤挤挨挨、簇簇拥拥。英国人品位一般，贵族的马车也平庸无奇。华丽的装束意味着新的危险的财富。与皮姆先生一样，皮特先生也认为“先生”这个称谓要比欧洲的“国王”好。他们的内心燃起巨大的野心，战争爆发之前，这些国会下议院的议员们坐在阴暗简朴的会议室里也能统治整个世界。
我们都想要住在城市里，并希望它就是所有事物的中心，但是城市却通过放大一些琐事降低我们的身份。农村人会发现城镇就是一个餐馆或是一间理发店，他已经错失了地平线、山脉、壮美的平原，并随之丢失了清醒的头脑和积极的情绪。他已经成为逢迎顺从、能说会道的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展示并卑屈于公众意见。生活被卷入一片混杂中，充满了怜悯的关心和灾难。你也许会说，只要生命有属于自己的目标，那就应该得到上帝的尊重，然而在城市中，他们却因为一些琐屑的扰人之事而背叛你。
违背上帝的，
是沉重的怪物，
当上帝与自己的部下匹敌，
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部下，
轮到我们了！我们要发号施令，
宙斯已经将这个世界，
交到了我们的手上。
除了噪音，除了那些吵嚷痛苦的人，什么是可憎的？那些一路向东的人，或者就只为吃饭的人，派人去请医生的人，纵容自己的人，那些为自己在某个地方占得一席之地而举杯庆贺的人，那些费尽心机保证自己地位的人。忍受了一次就会有以后无尽的苦痛，随后便如日落西山，每况愈下。让这些琐事把我们从自负的陷阱中拖出来，从而获得哪怕小小的安慰。对于那些正在工作的人来说，霜冻只有一个颜色，他进来的时候早已忘记所经历的风雨。让我们学着过简朴的生活，衣服不必华丽，住所不必太奢侈。味觉上主要的习惯也给我们带来不易察觉的良好效果。我们也不能陷入吹毛求疵的状态中，执意坚持某一种饮食毫无道理可讲。说到底，不管是什么事物，都是由相同化学元素组成的。
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必定无欲无求。心中有目标，又怎能关心饮食、床铺、服饰、人们的问候以及恭维之词呢？他也不会在意自己在公司的形象和财富，因为在他心中，那些机制和工人们都是不足取的。在斯特墨兰，沃兹沃斯曾经表扬我，说我为他国家的公民树立了榜样，使那些给人们以安慰的文化得以保留。一个男孩，带着生锈的帽子，穿着不合体的衣服，但是他却有可能进入大学，在图书馆里学习，为实现目标接受高等教育。不管在城镇还是乡村，在贫穷以及中层阶级人中，都存在着明显的自我否认和男子气概——他们都没有也永远不会被书写过描述，但是却使世间充满温馨和幸福；他们省下了流水般的花销，只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他们日益苍老，却让孩子们受到教育；他们卖掉马匹，建起学校；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在工厂里兼着两份工，甚至三份、乃至六份，他只是想赎回父母抵押的农场，然后一身轻松地重新投入工作。
我们拙劣地共享着城市社会生活的益处，这些好处必须被利用起来，但是必须以一种慎重的、骄傲的方式，而那些不需要他们帮助的人往往是最能让这些益处发挥出最佳作用和价值的。隐居，作为平庸之才的自我保护措施，都是那些人才最坚定的朋友，寒冷昏暗的隐蔽场所能为他们遮挡阳光和星辰。那些需要激励并带领同胞前进的人们必须避免与其他人同行，从生活、呼吸、阅读、写作等日常生活，到被时间冲蚀了的个人观点。毕达哥拉斯曾经说过：“清晨应该是独处的时间。”大自然总是想象力非凡，这也是她绝不会与其他人共做的事情。她喜欢做的事就是与那些既能严肃认真有时又会心不在焉的神圣力量进行心灵沟通。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普罗提诺、阿基米德、赫尔墨斯、牛顿以及米尔顿等人都不喜欢群居生活，而是时不时地远离社会，独自隐居进行自我保护。聪明的教师懂得从时间上、生活安排上，以及隐居的时间和习惯上，将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传授给年轻人。大学生活最大的好处，在我看来，可以称为是机械或呆板的，父母可能毫不犹豫地让子女上剑桥，决不会认为其在家里待着会有什么用处。我们所称的隐居，也标志着其思想上的个性，但是如果这种思想能与两三个或更多的人分享的话，那所创造出来的快乐就会得到放大，而且更高贵。尼安德在给几个宗教朋友写信时说：“我们四个人会在哈雷享受到上帝之城所带来的福佑，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但是我越了解你们，越对自己不满意，也越对自己身边的伙伴们不满。他们的出现让我大脑不再清醒，共识也消失了。”
还会有更多的关系出现，而由此产生的压力会在独处冥想的作用下得到缓解。圣人和诗人会寻求隐居来满足大众甚至整个宇宙。文化的秘密在于使人对自己所接触到的大众的兴趣更胜于对自己的兴趣。只要有一首新诗出现，报纸上便会充斥着对它的各种评论，人们的谈话内容也紧紧围绕着它，毕竟通过这些方式能够轻而易举地消除人们对它所下的结论，而且通常来讲，这些结论都是负面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诗人都属于手工艺者，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都是别人对自己的赞赏，而非责备和批评，即使这些评论再公平也无济于事。也正是由于这些可怜的小诗人倾心于赞赏，拒绝批评，所以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科夫说：“诗作《教化》是一个彻底的赢家，既有宵禁般严峻的法令效果，也赢得了人们的拥护和支持。”但是最终得到的只能是前者，因为它能带来金钱上的快乐。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行为举止都一定要与智慧相伴，否则它们会一文不值。我必须要有自己的孩子，必须要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必须要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历史，我的思维和话语都要有肢体承载物和基础。但是要赋予这些东西价值的话，我就必须把他们看成是偶然性的、引人注目的财产，这些财产要展示给更多的人，而不仅仅是我自己。在学者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种抽象物，并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这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那该显示出多大的魅力啊！正如恺撒一样，波拿巴也是一个睿智的人，能从本质上观察事物，不带任何个人色彩。他虽然也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但是他能公平地对一部剧作、一座建筑、一个角色作出评价，给出不偏不倚的意见。如果我们认识一个政界或商界的名流，发现他也很聪明并有技巧，那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的个人所见。正如我们认识长期议会的上校费尔法克斯伯爵，他热衷于古文物研究；或者是法国弑君者卡诺，他在数学上的高超天赋；或者一个在诗作上成绩卓然的银行家，一个献身于鸟类学的党派记者。所以在旅行中，在枯燥乏味的阿肯色州或得克萨斯州野外，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旁边座位上坐着一个人，正在品读贺拉斯的诗作，看军事新闻，或者是体育消息的话，我们会有一种冲动去拥抱他们。当然这也需要勇气和力量，军人、海军上校以及土木工程师有时都会背叛这些精细的洞察力，只有在不当班时才会对这些能力温柔相待。人们总是会轻易陷入幻想，但是谁又能知道他不是这些幻想的玩物呢？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种种说法，而不是教义本质，所以我们只能说文化能给人们带来美感。一个只追求让自己有用的人都是乞丐，他们在社会这个大机器中只能充当一枚铆钉或大头针，别无他用，所以也不会达到泰然自若的精神状态。每天我都希望人们有对美的看法和感觉，但是也因此而忍受痛苦。他们不懂得润色物体，酝酿特殊时刻所带来的魅力，对个人行为方式的魅力也一窍不通，更别提自控和仁慈。精神宁静和开朗都是绅士的标志。希腊的战争遗迹都是静止的，彰显着对在暴力行动中凸显出来的英雄们的尊敬和爱戴，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下落时的速度之快已经无法以语言描述。文化所要创造的面孔就是兴高采烈的、富有智慧的，成功亦是如此。因为这就是大自然和智慧所要达到的目标。
当我们更高级别的能力处于运转状态时，我们都会受到一定限制，尴尬笨拙和不适取代了自然和谐的行动。人们会发现，考虑重大时刻或天文学上的空间都是对思想的尊重之举，也会带来对死亡和消逝的蔑视。美好的自然风光、绵延的山脉会使我们焦躁的思想渐渐平息下来，从而巩固我们的关系。甚至高高的大拱顶或大教堂广阔的内部空间都会对人们的一举一动产生巨大影响。我听人说过，在高高的屋顶下，或是宽敞的大厅里，即使是再拘谨呆板的人也会不再笨拙。在我看来，雕刻和绘画会带给我们得当的行为方式，抓住奔跑的灵魂。
但是不管怎样，文化总要通过更高层次的融会贯通中得到增强和提高，不管是雄辩上的、政治上、贸易上的，还是实用艺术上的技巧。用以调整和排列特定事物的思想和力量，其崇高之处只能结合所有方面进行观察才能得来。一个演说家，只要看到过事物以非凡的秩序存在，以后就会牢记脑海，会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观察和处理事物，即使他自称对哲学一无所知，在处理有关哲学问题上也会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丝毫不会被眼花缭乱的外表所迷惑或吓倒，从而会从众人里脱颖而出。一个与华盛顿的政党首领一起占据有利位置的人会以清醒的思维和判断力阅读报纸上的言论，猜测各个地方政客的意图，他们会准确判断出所有人的目的所在。阿基米德只要看一眼康涅狄格机就知道其优劣。一个不仅知道柏拉图的作用，还有圣·约翰的人，很轻而易举地将自己处理的事情提高到一个高度。柏拉图说过，伯利克里所取得的成就受益于阿那克萨哥拉的传授，伯克在影响世事时便要从更高的境界降下来。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华盛顿，都是具有高尚人性的人，但之前他们也都是在啤酒店里进行着现代参议员里的唇枪舌剑。
但是文化也有其更高的秘密，绝非生手所能参透，非要精通者才行。这些都是勇者的课堂。对朋友，我们必须要熟悉他的每一面，即使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丑陋的面孔。灾难也能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本·琼生在给缪斯的演讲中曾明确表示：
给他长期的吝惜和怨恨，以及所有的邪恶思想，
让他一直心怀疑虑，
失去所有的朋友，
甚至迷失所有通往美好的道路。
跟我在一起你会是比单独一个人更优秀的缪斯，
你所带给我的是，福佑的贫穷。
我们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死记硬背来掌握哲学，在英雄行为中实践哲学。但是明智的上帝说过，人们应该接受说真话所带来的羞辱、贫穷和孤独。不管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应该从中学习成长。如果处境不安，那个人品质就会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变革会使你五年的时光缩聚在一年也不要畏惧；即使我们会偶尔树敌也不要软弱；偶尔受排斥也要心甘情愿，要勇敢地接受大众最冷酷无情的蔑视，这会锻炼我们的心智。尝遍世上所有的苦难和甜蜜才能最终修成正果。他必须要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憎恨之情，但不应将其牢记在心。他没有朋友，也无所谓敌人，只把人当成是取得力量的通道。
志向高远的人在温暖的花房和受欢迎的环境中一定会惴惴不安。上帝有时会让难得一遇的人才身陷囹圄，以此考察他的坚强性格，正如果实外表的毛刺，其存在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保护果实。如果等待你的是美好的事物，那它不会轻易到来，也不会穿着华丽，更不会唾手可得。受欢迎的都是漂亮可爱的玩具。波菲力说过：“艰难和困苦都是通往上帝的必经之路。”在前人的观点看来，不屑阳光的人都是伟人，与命运抗争亦是勇士之举。他们宁肯晚点起航，以避开风浪，卸除锁具，直到同伴也扬起彩旗，鸣枪放炮驶入港湾。世界上没有任何物品不能用金钱购买，而只有和蔼可亲的品行不需排在高远志向和自视清高之列。
高斯的母亲曾经指责贝蒂不注重自己的着装，贝蒂反驳道：“法兰克福已经这么贫穷了，如果我还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那我就不能走到现在了。”对于那些不可思议的轻浮的当地思想，年轻人必须按照其真实价值进行评估。我们活得越久，就越要忍受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每一颗勇敢的心都应该把社会当成孩子一样对待，决不能允许它发号施令。
贝蒂说过：“所有那些有严格规定的道德阶级对人性来说代价都太高了。”谁想要那些严厉苛刻的条约呢？谁想要拒绝卓越和礼貌，而成为贫穷、低级和无礼的典型呢？而那些敢于这么做的人，谁能一直保持着甜蜜的性情和高昂的精神呢？高尚的道德本身并非快乐，但是最终会赢得人们的拥护以此得到补偿。那些坚定地抵抗同代人观点的人，我们带给他们的多少荣耀，多少人类的泪水啊！人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能长期让人们信服并支持自己的观点。
请允许我在这里说，文化不可能开始得太早。与学者交谈，我发现他们在更粗鲁的同伴身上，已经丢失了自己童年纯真的思想，而光这一点就能赋予想象力非凡的文学以无限的宗教品质。我还发现，作为被欣赏者的后代，那他受人欣赏的几率将大大提高，而那些现在落在别人后面而不能成为学者的孩子，不仅是落后了几年而已，甚至可能是有一代人的差距。我认为当学者本身就是一个体面像样的行为，在旧社会，人们会发现出身良好的富人，年轻时的一阵热血沸腾后都会成为心思缜密的丈夫，都会有一种感觉，通过自己的管理，所拥有的财产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并会代代相传，完好无损。所以，一个考虑周全的人都会视自己为安抚，拯救和提高人类的人，他会回避每次通向快乐和成功的力量之旅，这会阻碍社会和世俗的积聚过程。
化石层告诉我们大自然是以最基本的形式开始的，进而上升到更复杂的形式，而地球对其生存适应到什么程度，生物就会进化到什么程度，高等生物出现，低等生物随之消失。我们中很少有人能被称为是完人的。我们身上都还残留着先前低等动物所具有的器官。地球上这百万计的人，但是他们还不能称为是人。其中有一半还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获得自由，人类需要那些能使自己获得自由的乐曲。如果爱，请深爱，不管其中充满伤悲还是欢笑；如果有欲望，就势必要经历刑罚和折磨；要打仗就要拼死抗争；要行善就要满怀慈悲之心；要经商就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搞艺术就必然遇到投资；研究科学就要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深度与前人沟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让呆滞的神经重新波动起来，只有破茧才能冲破封堵的围墙，让新生事物生长、繁荣、自由，让我们为未来铺平道路，高唱胜利的凯歌吧！四足兽的时代已经过去，用智慧和心灵说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上将不会再出现任何形式的罪恶。人类文化不会节省什么，反而会囊括所有的物质材料。他会将所有障碍转变成对自己有益的工具，将所有的敌人变成助力自己前进的力量。巨大的灾难只能产生更有用的奴隶。如果有人能从大自然的努力中读出暗示人类未来和命运的线索，来改善和提高自己，并带动整个人类走向更好，我们就敢确定，没有什么是他克服不了或转变不了的。最后，文化必将打败嘈杂和混乱。他将把愤怒转化成灵感，将地狱转变成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