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有几个朋友从南边来，说南方的天气比北方凉得多，他们都很诧异，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北京差不多是可说没有春天的，冬天一过，接着就是夏天。在这冬夏之交，性急的人和性慢的碰到一块，就会一个带着草帽，一个披了皮大衣在中央公园一同散步，这恐怕是除了北京在任何地方再也看不到的一种现象。
所以久住北京的人说，北京的天气，是“拆了火炉搭凉蓬，拆了凉蓬装火炉”的天气，这话一点都不错。记得在英国报纸上看见一段趣话，说一家煤铺，把他招牌写在门口的两扇窗户上，写的式样是：
Coal
OrderOffice等到把窗门一开，那招牌就变为：
coalorder
office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被他一句话道破了。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罗志希先生在本刊第二十期的通信，已经有了好几个反响。
第一个反响，便是吴老先生又做了一篇极有趣的文章，说他怎样的“触悟着一个‘作文’的秘诀”（见猛进第十期）山西太原寄来一个印件，题曰“伤心人之零简”，是节录某君致北京友人的信。末一段道：
“《现代评论》载罗家伦君自柏林寄书，拟请稚晖作小说。有西滢君者，亦拟请稚晖作书一本，叙说三十年来革命旧事。仅想此事，本稚晖前年对我们讲过自动欲为之者；即所谓必作之三种书：（一）英文捷径书（二）科学发明趣史（三）即此书是也。未知稚晖何日方能着笔，我们当絮聒催逼之。他老了也。”
吴先生既然自己说过这句话，那么我们多少年来的希望也许还有实现的一天呢。
同时有两位朱先生，一个从南京来书，一个从上海来书。因为通信拥挤的原故，他们两位的信来了几个星期还没有登出来。
我现在节录于此吧。
南京的朱企霞先生提议请吴先生作一部中山先生传。他说：
我和我的朋友常常说到，能有一个好手出来替中山先生作一部详细的传确是好不过的事。而且也很需要。但一说出“好手”，我们又觉得惘然，因为国内似乎并没有能担当这种工作的人昨天读着“吴稚晖与王尔德”，不禁心头大喜。
我当时就一口咬定：吴先生是替中山先生作传的一个“好手”。
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底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的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的面孔板板地，令人读了头痛。可是，吴老先生既具文学的天才？又是中山先生的朋友？由此说来，吴先生之应该替中山先生作传，是谁也不能驳回的了；并且，吴先生自已也是不能闪赖的了。
诚然，吴先生有点不高兴向文学方面卖气力，但这种工作都不仅是对文学作贡献，并且是对吾国底革命史作贡献。所以，我以为，你们如果不以十二分的热诚去向吴老先生上劝进表，你们就不能算是好人。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消息报告给朱先生和读者；吴先生虽然没有答应作孙中山先生传，他写了一篇‘中山先生革命的两大基础’，用年谱的方式叙述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起源和历史，可以算是中山先生最初四十年的年谱。这篇文章，从下一期起，将陆续在本刊发表。我们希望朱先生还能勉强算我们是“好人”吧！
上海的朱湘先生却劝‘文学上的志士’代吴先生做传记。
吴先生的经验，西滢先生说的不错，是很丰富的；他有小说上的天才一层，大凡看过他的“上下古今谈”的人也都会承认的。但他不愿作一个狄斯雷理也不便于勉强。从前鲍斯威苍蝇般紧钉住英国的“中山”博士结果成功了一本传记，在文学上留下了一件不朽的功绩。这种方法如今很可移用到吴先生的身上来。但望有一个志士，发一个决心，从今起，便紧跟于吴先生的身边，每日作下记来，等到吴先生的精灵下去——因为他是乱党，“洪水猛兽”，自认是达尔文的从猿猴传下来的“兽”——陪伴我国的中山先生的时候，便将天天聚起的记加以整理，使成书形，那般不仅小说可有，连吴先生的传记也有了。说不定吴先生会像约翰生那般，想治死那个替他作传的人；但是一个不能加入“敢死队”的人，怎有资格给一个敢死队的革命党人作传？
吴先生与英国约翰生相似之点不仅仅在大家用得着一个鲍士威。
他的饮食起居，行动吐属，种种地方都叫我们想起约翰生，虽然他们俩的意见是极端的相反的。这一层也不是现在才想到，我们久就这样的说。蔡孑民先生前四五年到伦敦的时候，我同志摩陪他去游大英美术院，在那里看到约翰生画像。志摩说了些约翰生的文字风采，我说“他是英国的吴先生”。后来出院时，蔡先生在门口买了许多画片，看见约翰生像，笑道：“英国的吴先生，不可不多买它两张”。
做鲍士威不是容易的事情。他至少须得是一个勤快的闲人。
不闲便不能苍蝇般的去钉住约翰生，不勤快便不能把每天的谈话事实记录下来。勤快的人大都不闲，闲的人大都不勤快，所以世间找不到几个鲍士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