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接到协和医学校陈志潜先生的一封信,对于我们上一期的话,加以质问。现在就把原信登录在此吧。

西滢先生先生近来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总用“闲话”

来标题。人最爱听闲话,所以《现代评论》的读者,总不能把“闲话”这一栏轻易放过。昨天拜读指责协和医院的大文,心里似乎有点感触。先生学识渊博,素来非常钦佩。先生因梁先生腰病医治不良而痛言中西医学得失,对于协和加以诚恳的批评,我个人觉得先生是一个特别不满意协和者,是一个怀疑西医者,同时确是一个留心医学进步者。先生有怀疑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能够既不客气又不辞劳苦的痛痛快快说出来,这是先生给医学者表白的机会,即或不能自解,也可引咎自励,这是先生对于世界医学在中国立足地位上,有莫大的帮助,可贵的贡献!但是事实上有两三点,要请先生注意:

(一)余岩君(上海西医生深通中医)说过:“大黄除实,当归止痛,乃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犹之五谷疗饥,汤水止渴,经验也,非实验也,所谓实验者,就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益之以经验之所得,用科学精密之法,以分析其错综缭乱之现象,繁者简之,杂者纯之,隐者显之,以便视察而免误解,反复审慎以稽核事物之真相也,今旧医之所袭用者,太古以来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也,经验也,其现象混淆不明,安可遂以为自然界之真相,而据之以断是非乎。”中医本于经验,西医本于实验,西医与中医虽然不像科学与文学那样差异,却是根本上两者实无确切比较的可能,先生百步和五十步的说法,不知何所谓而云然?

(二)先生说:“医学是介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这是不差。不过先生说“人谁无父母”一节,颇有“未能平心静气”的样子。难道医生就不是人身父母养的吗?难道医生就丧心病狂到先生所说那个纯粹对象主义的地步了吗?让我说一句粗话,病人是医生的饭碗,医生为对象主义,连饭碗问题都置而不顾,我相信今日的医生还莫有那样的勇气!近来许多医生一味买合病人心理,委曲求全,无所不至,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实在是有过无不及,先生还感想到医生忽略社会科学,先生意想中的社会学医生,我实在不知道是甚么一个样儿?

(三)梁先生无论怎么样名振四海,倒底只是一个病人;割治梁先生的医生,无论是何等的庸驽,倒底只是协和的少数医生;协和医院的全体医生无论怎样配不上他的高屋大厦,倒底只是协和医学校的附属物,协和医学能否代表美国或世界医学的精神,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我暂且不提。总之先生因一个病人而推到无数病人,因几个医生而感想到世界大的科学医学,因一个协和医院就提出对人对象的学说,先生于利害方面,不免因噎废食,于论事方面,不免小题大做。先生即或对于科学莫有若大的兴趣,难道先生对于科学说话方法,都不承认有相当遵守吗?

我是一个协和的学生,说这一遍话,难免不犯替协和说话的嫌疑,但是就我说话所取的态度,相信自己不是一个洋奴,先生曾经入过医学校莫有,我不知道,就先生对中西医的评语看起来我觉得一方面先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架式,一方面先生忘却自己尊严的身分。先生在今日中国青年里(我也是其中之一)负有向导的责任,先生们的一举动,确实非可小比。先生以《现代评论》的作者来批评时事,固然丝毫不差,不过二十世纪里,人人都有“学问之道无穷,一人之精力有限”的感想,以局外人来批评局内事,往往有过甚其辞的地方。假设先生是诊断梁先生疾病的医生,当时的措置,不知是怎样?假设先生是一个近世医生,对于这件事,不知又是如何的批评?设身处地,是读历史应具的态度,也是我们今日指责他人必具的地位。老实说,我就是一个迷信中医者,但是自从这五年来,学了一点近世医学,对于中医的信仰,不知不觉的日渐消化了!我对于中医很想约一般朋友下一个总攻击,但是因为自己对于中医,无充分的研究,所以只好“缄默无言”(附注)梁任公医治腰病一节事实,我自己不十分明白,所以我说的话都是就先生说话动机,态度,功用上设想,并非要与先生,争个“水落石出”。先生要想分个青红皂白,最好向协和医院办事人直接交涉,因为我恐怕他们不常看《现代评论》,把先生的美意辜负了!我所说的话有不恰当的地方,望长者教正。先生的学问道德,我仍然钦佩如故。

陈先生的态度,实在和气到一万分,可是像一切的专家,他免不了开首便考一考你有没有说话的资格。这是各种专家普遍的毛病。徐志摩新近在《晨报副刊》写了两篇关于幼稚教育的文字,就有许多教育学者觅到“徐志摩对于教育是外行,”“怎么他又谈起幼稚教育来了”,免不了“就非常的奇怪。”我想要是一百几十年前,卢骚出版“《爱弥儿》”(Emile)的时候,虽然美国的许多大学还没有成立,教育学者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汗牛充”,也一定有些人笑歪了嘴。因为卢骚非但不是“教育学博士”,也并没有多少教育的经验。而且一个老先生少不了笑着向第二个老先生说:“那个人自己生的儿子,就送往孤儿院去了!”

可是,教育不单单是教育学者的事。谁都与教育有切肤的关系的。因为一个人自己曾经受过多少教育,也许正因为他从没有受过教育,因为他自己有子女要受教育,也许正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也有他对于教育的意见。这种在正统学者看来,不定是浅薄无聊或是离经叛道的意见,有时也许有发表的必要。

像教育一样,医学是与我们有切肤的关系的,尤其是在中国。我说尤其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微菌生殖园,疫病传染所。酒楼饭店以及一般人家的厨房里都聚满了苍蝇;胡同里到处可以做居民的厕所;尘埃在半天飞舞;洒水夫又洒上些粪水。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内,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传染疾病的机会。我们写这几句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生死莫卜的睡在传染病医院里,他的病是坐街上洋车时一个虱子传给他的。

我没有进过医学校,也从没有研究过医道。我所有的就是什么人都有的候补病的资人格。在医学者的眼中,我们上次所举例也许微乎其微,可是在我们候补病人的眼中,就非常可怕了。我是一向对于协和比较有信仰的,朋友们有了病,我曾经劝人进协和。可是我现在怎样再敢劝人家?

这不是说,西医靠不住,便应当相信中医了。不过,中医固然靠不住,西医也离开一般人所迷信的西医万能还差得远。在功效方面,西医不能全活人,中医也没有全杀人,他们的相去,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自然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在方法方面,他们,何尝很不同?经验与实验,并不是绝对相反的。硬把它们分开,未免过于武断了。为什么“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最先也不是一个人的直觉所能发明的,一定也经过了多少的Tialanderror才有这样的断定。他们的方法,比起近代的西医来,自然非常的粗陋,可是他们的方法也是实验,不仅是经验,也是理性的判断,不仅是本能的触发。他们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比较“精密的方法,以分析其错综缭乱之现象”。至于一般平常的中医,自然只知道墨守旧法。可是一般平常的西医,又何尝不是只知道谨守教科书上的话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免要反对陈先生的“对中医很想约一般朋友下一个总攻击”的态度了。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要是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无论如何的攻击中医,我想中医也不至于打倒的。那么与其攻击,还不如“充分的研究”一番:也许经了一番科学的探察之后,中国在世界医学上也会有些微的贡献。

至于“对人对象”一类话,是陈先生误会了我的话的结果。

我的意思是说,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是物质。物质的现象是往往可以造的,例如相当成分的轻养二气可以造成水。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是人类社会。这种现象是大都不容易人力制造的。医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所以我说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富有科学精神的医生,遇到了一个疑难之症,便生了好奇心,想把他做些试验,希望得些新发明。这自然是极好事。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心目中往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发明,而不是病人的病症,病人就成了试验品,不再是病人了。在有些医学校里,穷苦的病人,常常就做了教员演讲的模特儿。

上面所说的,无非是求全的责备。有试验的精神的,实在还是比较少数的好医生。平常的医生,施行手术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在施行的前五分钟,他也许正想打牌或同太太去看电影,施行后五分钟,他已经打牌或同太太看电影去了。他们的对于病人,无非是一般商店伙友对于顾客的情形。至于像东交民巷某医院的某医生,一接到总统府邀请游园的电话,便即刻丢了正在施行手术的病人去了;回来之后又把小箝子缝在肚子里;那真是“丧心病狂”不用说了。

至于“饭碗问题”是毫不要紧的,因为病人对于医生怀了牢不可破的迷信。信神的求了一个仙方,吃好了是神灵的应验,吃死了又是命中注定。同样医生医好病是他的手术高明,医死了又因为病人犯了不治之病症。

说起了“饭碗问题”,我不免又想起了一件事。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造成极健全的人类的。“因为病人是医生的饭碗”,那么世界上的疾病绝了迹,医生们也就没有饭吃了。医生们的利害,在现在的制度下,是与我们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绝对的冲突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

集海阁网站拥有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源,涵盖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宝库。
本站非营利性站点,以方便网友为主,仅供学习。
京ICP备2021027304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