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
一、死去了的情绪
文学与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文学是超乎一切的，诗人和文学家决不受环境的支配决不应参加环境的变动，决不应问及什么革命不革命……”也许有很多的人，尤其是自命以艺术为至上的诗人文学家是这样想罢。但是在事实上，诗人总脱不了环境的影响，而革命这件东西能给文学，或宽泛地说艺术，以发展的生命；倘若你是诗人，你欢迎它，你的力量就要富足些，你的诗的源泉就要活动而波流些，你的创作就要有生气些。否则，无论你是如何夸张自己呵，你终要被革命的浪潮淹没，要失去一切创作的活力。
当群众忍受不了压迫，而起来呼喊，暴动，要求自由，高举解放的红旗，而你，诗人，站在旁边形同无事，或竟旁观也不观一下，或向群众说道：“这又何必呢？我们要严守美妙的和平，我们应当文明些……”在这时候，那怕你的诗做得怎样好，你的话怎样有音乐的价值，你相信你自身是如何的高尚，但是又有谁注意你，需要你，尊崇你，静听你呢？你将为群众所忘记，或为群众所咒骂，所唾弃；或者有一部分失去权威的少数人要欢迎你，说你是他们的，但是他们是失去权威的，是要做死亡的呻吟的，是没有再生动的希望的，能够给你一点什么呢？依附旧势力的诗人永远开辟不出创作的源泉，——事实上是如此呵，我们看一看俄罗斯的文学就可以晓得了。
俄罗斯文学革命运动的因果史，朵斯托也夫斯基，托尔斯泰，涅格拉梭夫，杜格涅夫……与俄国革命运动有什么关系，这是另一问题，我们暂且不说，且说一说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文学界。
十月革命不但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把土地，工厂，银行……一切从资本家地主夺到工人农民的手里，赶跑了克林斯基，打败了田尼庚，推翻了独裁的皇室，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制度，并且将资产阶级的文化送到坟墓中去了。文学当然是所谓文化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文化既然被革命扫荡，于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也就随着资本家，地主，将军，跑到外国去，或在国内销声匿迹，不做一点儿声息——何尝不想呢？何奈没有力量了！也许跟着资产阶级下台的文学家自己以为是超乎一切的，是艺术的忠臣，是和平梦的爱好者，是人类的美妙的心灵的化身，而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为所谓讨厌的物质利益而奋斗。但是事实的结果并不如他们的想象呵！他们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歌咏者，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战将，不过在争斗的战场上，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所用的武器不同罢了。
“喂！这粗野的工人的手，喂！这纷乱的暴动，这黑面包，这凶恶的波尔雪委克，这巨大的惊慌……呵！怎么办呢？……革命，唉！革命简直是横暴，简直是罪恶……我们的温柔的梦做不成了，我们的暖室的花被吹落了，我们的神秘的，细微的心灵被震动了，我们的幻想，我们的一切……没有了！唉！没有了！……”
是的呵！十月革命给与了“神秘的心灵”的诗人以无涯涘的悲哀！暖室的花被吹落了，温柔的梦做不成了，诗神因之不安，司文艺的美女因之啼哭……唉！横暴的革命！可诅咒的十月！但是怎么样办呢？革命是很骄傲的，尊大的，是很不顾一切的，是走起路来声音很高大的，对不起！对不起！把你们诗人的温柔的梦境搅扰了。
十月革命将旧的、资产阶级的俄罗斯送到历史的博物馆去，因之它的心灵也就没有再重新波动的希望。一切眷恋旧俄罗斯的情绪，回忆过去的哀思，恢复已失去的幻想，一切，一切……都是无希望的，不合时代的，因之它们的代表者，旧俄罗斯的诗人，无论如何，没有再生的可能，没有再为群众所注意的机会。也许他们现在还在提笔从事著作，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感觉，情绪和心灵，都已经死去了。
十月革命是爆发了，讨厌的十月！它将一切纯洁的（？），以艺术为神圣的，天才的诗人都送到俄国的境外去，送到柏林，巴黎，伦敦……去过侨居的生活，这未免太严刻了罢？其实呢，十月革命后，劳农政府并未颁布驱逐文学家的命令，并未摆出对待他们的严刻态度。不过十月革命的本身，劳农的呼喊，红旗的招展，波尔雪委克的行动，与他们的艺术的心灵不合，将他们所歌咏的宝物破坏，令他们起江山依旧主人已非的哀感，不得不离去故乡了。我们与其说革命将他们驱逐，不如说他们将革命的祖国抛弃——革命后的俄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了；从前所歌咏的花园乐土，现在简直不可一日居，于是他们不得不侨居到那美丽的，繁华的，公道的，纯洁的，合于诗人的心灵的伦敦，柏林，巴黎……
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巴尔芒德，黑普斯（米里慈可夫斯基的夫人）……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旧俄罗斯文学的明星，都跑到国外去了，并且似乎降低了艺术家的身价，也参加，并且积极参加反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艺术家不是最纯洁的么？不是不齿问及讨厌的俗事的么？不是高出一切的么？但是现在为什么都把艺术家脑筋弄得昏乱了？为什么与反革命党，保皇党，资本家，将军……一切非艺术家一鼻孔出气，共同为反苏维埃俄罗斯的呼声？这是艺术家的降格呢，还是艺术家的本色呢？
不，这并不是艺术家的降格，这乃是艺术家显现出了自己的本色！我们要知道艺术并不是个人的产物，艺术家一定有自己的社会的背景，他并不是高立云霄，与其他人们没有关系的。每一社会的阶级有自己的心灵，每一艺术家必生活于某一阶级的环境里，受此阶级的利益的薰染陶溶，为此阶级的心灵所同化。因之，艺术家的作品免不了带阶级的色彩，我们虽不能说某一艺术家是某一阶级的代表，但至少可以说某一艺术家是某一阶级的同情者。若这种意见是不对的，那末，为什么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等……参加反劳农的运动？为什么以为新俄罗斯，劳农俄罗斯不好？难道说艺术的花卉只在贵族的宫院里，只在资本的深窖中，只在太太小姐的暖室里能够吐香？而在工人的俱乐部里，在群众的歌声里，就要失其光彩了么？严格地说，这也许是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环境实在找不出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的口味来。当这一般纯洁的（？）艺术家正在温柔的资产阶级的花园中欢唱低吟之际，忽然俄国的劳农举起十月的火旗，喊什么面包土地，当然要吓得一跳，即时变低吟为大喊：“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赶快跑，赶快跑呵……”
好！你跑你就跑，谁也不来拦阻你。因为体贴你艺术家的心灵起见，决不来拦阻你，拦阻你更使你悲哀了。可是你既然跑了，那末，你的歌声也就没有谁能听得着了，在事实上，也没有谁想听得你的歌声。十月革命后，这一般著名的文学家，如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巴尔芒德……在文坛上一点儿力量没有，几几乎全被人忘却了。不错，还有一部分文学家，如梭罗古布，谷慈敏，茶妙经……十月革命后，还没有跑，还在莫斯科或在列宁格勒住着，但是他们的身体虽然没跑，而他们的心灵久已跑了，或跑到柏林，或跑到巴黎，但是无论跑到什么地方，总是跑了，跑了是一样的。因之，新俄的批评家给他们一个名号“内侨”，意思是国内的侨民。或者有人说，这未免滑稽这又有什么滑稽呢？在精神上，新俄罗斯已经不是他们的祖国了；他们的祖国内有皇帝，有贵族的花园，有美女的白手套，有地主的威严，有温柔的筵席……但是现在的新俄罗斯呢？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不是所谓艺术家的祖国。
旧俄罗斯的诗人随着旧俄罗斯的政府下了舞台。十月革命后，我们在俄罗斯的文坛上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威严了。无论内侨的文学家也罢，外侨的文学家也罢，或销声匿迹地不说话，或为无力的呻吟，一点儿好的东西也没写出来。简直可以说算完了。他们都死去了罢？不错，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安得来·白内宜，谷慈敏，还生存在人世上，但是他们的灵魂已经没有了。我已经说过革命这件东西，倘若你欢迎它，你就有创作的活力，否则，你是一定要被它送到坟墓中去的。在现在的时代，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活泼些，光彩些？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谛克些？倘若文学家的心灵不与革命混合起来，而且与革命与于相反的地位，这结果，他取不出来艺术的创造力，干枯了自己的诗的源流，当然是要灭亡的。
这一些反革命的文学家，既然在新的取不出资料来，于是在旧的垃圾中，在上帝的龛前，在罗马的往昔，在一切被现代人所忘却的生活里，取出一点腐水润润自己的笔锋，但是可怜极了！革命后，他们也出了许多诗集，并且这些作品在技术方面并不是十分不高，但是他们的感觉，情绪，幻想，却不能令现代感觉到需要。梭罗古布，谷慈敏，罗善诺夫，白列松……共同出了一本《射夫》，印刷得虽然讲究，喂！可是只印了三百份！这简直是羞辱罢！与革命表同情的作家们所出的诗集，至少也要印两千份，但是这一些旧俄罗斯文学家，并且是有过很大的名望的，只将自己的文集印了三百份！这未免是滑稽而且羞辱罢！但是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能把旧情绪来鼓动新的人们的心灵……
没有办法，去找上帝罢……贵族的别墅没有了，丰盛的筵席没有了，暖室的花也不香了，所剩的还有一个上帝，呵！这个上帝，你们波尔雪委克总夺不去！当我们读反革命作家的，特别是女作家的诗集时，差不多到处都可以找到上帝这个东西，似乎没有上帝，诗便写不出来。阿黑马托瓦，慈维大也瓦，司喀普斯加牙，黑普斯……这一些女诗人口口声声总是上帝，上帝，上帝！但是天上的上帝总解决不了地下的问题，恢复不了已失去的实产！
这又怎么办呢？
历史的命运，革命的浪潮，任谁也不能将它压下去。“上帝！上帝呵！这是无力的祷告，这是将要死亡的哀鸣。
“倘若我将来有时间，金钱，纸，笔，墨，我一定可以创造出稀有的作品来……倘若给我许多层的楼房，十足的笔墨，我可以写出好的神话的叙事诗来，但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给我生活的安全罢，我交还你们的损失。我向俄罗斯声明：我是你所需要的，我并且知道你所需要于我的是什么。”
这一段话是何等的悲哀呵！安得来·白内宜公开地向新俄罗斯诉苦，说自己没有创作的机会，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完全是因为物质的生活不安定。我们不能说，他的这种要求是不应当的。但是倘若以自己现在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来，完全归咎新俄罗斯没有给他好的楼房住，这未免是笑话罢。新俄罗斯还在革命的过程中，新俄罗斯的创造主——劳农群众——还在血汗里奋斗，或者有点疏忽的地方，没有把所谓文学家，特别是白内宜，安置得周到，但是这是它的错误么，当许多人没有房屋住的时候，那里能给你白内宜以多层的楼房和无数的金钱？并且你有了楼房和金钱之后，所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新俄罗斯所需要的，还是一个问题。白内宜根本没有明白新俄罗斯是什么东西，没有接受十月革命的情绪，照理没有向新俄罗斯要求保障生活的权利。
白内宜是伟大的天才，崇拜他的人是这样地称呼，至少他自己是这样地相信。他似乎还想恢复自己从前的权威，重新创造好的作品，但是他的创造力没有了，在我们想，他没有再生的希望了。他承认自己是俗人，并说苏维埃时代对于文学家是恐怕的时代……这样能够创造出好的作品么？新俄罗斯在改造的时代，还要向文学家要求努力的帮助，而白内宜既不能习惯于它的生活，明白它的意义，复向它提出特权之要求。这末一来，白内宜永远与新俄罗斯合不到一块，而无相遇的机会了。
但是，新俄罗斯是在生长着，是在前进着，没有闲工夫与白内宜相周旋，于是白内宜永远的颓倒在它的后面，而无再起的希望。
从旧俄罗斯的范围内完全跳到革命的道上来，有布洛克，布留梭夫，关于布洛克，我们后来才说。布留梭夫本来与巴尔芒德为俄罗斯文坛上象征派的双星，齐负盛名，但是十月革命把巴尔芒德惊跑了，跑到国外过侨居的生活，而布留梭夫却完全把十月革命接受了，并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国家努力文化的工作（他已于前年死了），因之，俄国的劳农群众对于他还表示相当的敬礼。
亚列克谢宜·托尔斯泰（注意这不是做《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在革命初，也同布林，巴尔芒德，米里慈可夫斯基等跑出国外，过一过侨居的生活，但是后来，他看见新俄罗斯并不十分可怕，波尔雪委克并不是洪水猛兽，于是把胆子壮一壮，返到俄罗斯来。在这几年中他还做了几部长篇小说，并且还十分坏。他所拟做的长篇小说在愁苦中的行路，第一卷我已经读了，描写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情状，还有两卷未出版，或者已经出版，我尚未看到。他创作的源流还未枯涸，我们虽然不能断定他将来一定可以写出很好的作品来，但是，他总还能写，总还没有死去。这大约因为他没有把自己送到反革命反现代的路上罢。
布林，米里慈可夫斯基，黑普斯……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当然占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他们是死了的人们了。他们现在能够写些什么呢？什么是他们创造的对象呢？写保皇党请求英法政府封锁俄国罢，这又有什么兴趣呢？况且这些卑污的历史，写出来只表现出自己的羞辱，此外什么都得不到。喂！说起来，革命的作家幸福呵！革命给与他们多少材料！革命给与他们多少罗曼谛克！他们有对象描写，有兴趣创造，有机会想象，所以他们在继续地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