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承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那我们现在的文学,与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比较起来,实在是太落后了。固然文学对于社会生活总是落后的,先有了社会生活,然后社会生活的表现才有可能;若先无社会生活的对象,则文学又将何从表现起呢?我们不是空想的唯美主义者,以为艺术是超社会生活的东西,或以为艺术家的创作不受时代的限制,艺术家的心灵是自由的,是超人的,是神秘的,或以为艺术的作品只是自我的表现……关于这种理论已无批驳的必要,因为稍有常识而非疯狂的人,都知道这种理论是空想的,而在现在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然而我们现代的文学对于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是太落后了,这确是不可掩没的事实,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专就我们中国来说罢,我们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我们应有认识的必要。在国际上,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之最严酷的压迫下;在国内,军阀与反动的封建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肆行对于劳苦群众的虐待与剥削,同时革命的浪潮日渐飞涨,所谓革命的运动不但是政治的,而且有经济制度改造的意义。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不但要求民族的自由,民权的建设,而且要求经济的解放,这弄得革命的浪花四溅,奇彩横生,开一个各国社会所从未会有的局面。在这一种社会生活里面,不但有残酷的压迫,弱者的哀吟,愚者的醉生梦死,怯者的退后,以及种种黑暗的阴影,而且有光荣的奋斗,强者的高歌,勇者的向前,以及一切令人震动的热情,呼声,壮烈的行为。我们不但可以观出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之无希望的,陈腐的,反动的,旧的,坏的方面来,而且可以寻出有希望的,进步的,新的,康健的原素,并且照大局看来,这种原素将要为产生新中国的根源。

我们的时代是黑暗与光明斗争极热烈的时代。现代中国的文学,照理讲,应当把这种斗争的生活表现出来。可是我们把现代中国文坛的数一数,有几部是表现这种斗争生活的著作?有几个是努力表现这种斗争生活的作家?我们只感觉得这些作家是瞎子,是聋子,心灵的丧失者,虽然我们的时代有如何大的狂风狂雨,而总不能与他们以深刻的,震动的,警觉的刺激。他们对于时代实在是太落后了。虽然这其间也有几个作家会发表过很刺激的政治论文,或空泛地喊几声所谓革命文学与劳动文学,但是这与作者的《文学家的资格》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对于文学家所要求的是文学的革命的作品,而不是一般人所能写到的,空空洞洞的,不可捉摸的论文。倘若某一个普通的人要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者,那我们就要他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徒空口说说是不行的。倘若某一个作家要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文学者,那我们就要请他拿出证据来,给我们以文学的革命的作品;若空口喊几声时髦的名词“革命文学”……这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

我们的文学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太落后了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变化太迅速了!

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浪潮涌激得太紧急了!

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特殊的情形,改变得太迅速了,几乎令人没有思考的余地,就从五四运动算起罢,这几年间,中国革命的浪潮,就如昆仑山巅流下来的瀑布一样,简直一日千里,不可遏止,京汉路的二七惨案,五卅惨案,香港大罢工,上海工人之占领上海……这些事变如急剧的暴风雨一般,把中国的社会根本地摇动起来,这逼得一般知识阶级不知所措。一部分知识阶级,被革命的浪潮完全送到坟墓里去了,他们或者完全投降反动的势力,或者装聋做哑转过身来,跳入过去的粪堆,做他们所谓“国故的运动”,一部分知识阶级,因为还保存着极端的自由主义之倾向,不愿意滚入反动势力的怀抱,但同时又不能与革命的势力接近,或者也可以说,并不能了解革命的意义……因之徘徊歧路,不知所从,此外还有一部分知识阶级,他们仍然继续地追随着革命的浪潮,为光荣的奋斗,但这是极少数了。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的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文学家要表现社会生活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必定要经过相当的思考的过程,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变化,却没有这样从容的顺序的能度,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

因为作家追赶不上革命的步骤,所以由革命而演成的事象,以至于革命本身的意义,我们的作家都是不会了解的。因为不了解的原故,就是我们的作家想拿起笔来描写时代的生活,也将无从描写起。当作者描写某一件事物时,他必定对于某一件事物有相当的了解,倘若他没有相当的了解,那他将怎样下手呢?不错,我们的时代是黑暗与光明斗争的时代,是革命浪潮极高涨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应为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但是当作家根本不了解现代生活是什么东西时,我们如何能向他提出应当表现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若对于革命没有了解,而想写一篇革命的著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情感方面说,我们的作家与旧世界的关系太深了,无论如何,不能即时与旧世界脱离,虽然在理性方面,他们也时常向着旧世界诅咒几句,了解旧世界之不宜存在,但是倘若你教他们与旧世界完全脱离关系,或爽爽快快地宣布旧世界的罪恶,而努力新世界的实现,那他们可就要徘徊而迟疑了。这是因为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没有对于革命的信心,没有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但是缺乏这些东西,是写不出来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革命文学家所必有的条件。从在理性方面承认革命,这还不算完事,一定要对于革命有真切的实感,有了真切的实感,然后才能写出革命的东西。倘若我们的作家对于旧世界的关系太深,而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这是没有大希望的事情,顶好还是让他们写出关于他们自己所了解的事物罢。一个旧式的政治家变为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固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一个不革命的作家变为一个革命的作家,这尤其是不容易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拒绝不革命的作家变为革命的作家,而是说不革命的作家自有其社会的,阶级的,一切传习的背景,就使他们在理性上已经领受了革命,而在情绪上,他们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旧的关系。

这一类的作家在现在中国的文坛上是很多的,他们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非常的革命,而在艺术的表现上,却未给我们一点革命的意义的东西。在现在的状况之下,他们并不是革命的商人,我们应当希望他们好好地做革命情绪的修养,慢慢地走到真正革命的路上来。他们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今后他们能否维持自己文学的生命,那就要看他们对于革命接近的程度之如何而定了。他们第一步要努力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认识,了解现代革命的真意义,决定在革命的浪潮中,谁个真是创造光明的要素。等到第一步办到了之后,他们应当努力与革命的势力接近,渐渐受革命情绪的浸润,而养成自己的革命的情绪。如此,他们才能复生起来,才能有革命的创作,否则,他们一定将要走入衰颓之一路了。时间是最严酷的东西,逼入无徘徊的余地,革命是伟大的试验者,一切过去的情绪与幻想,一定都要经过试验而被捐弃的。……

此外,在我们的文坛上,我们虽然看出有许多作家滚入反动的怀抱里去了,在行动方面,他们极力提倡不良的,俗恶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处处与现代革命的潮流相背驰;而在思想方面,他们极力走入反动的,陈旧的,反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的道路。这批假的唯美主义者才真正是革命的敌人。他们只能引导中国的文化向灭亡的,不上进的,衰颓的方面走去,而不能给与以稍微的利益。他们思想与行动的结果,只是使中华民族堕落,只是使中华民族永远沉沦于羞辱的奴隶的地位。虽然他们表面上是非常地欧化,但是在事实上,他们是中国旧势力与欧洲旧势力混合的代表,他们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工具却是对于革命最不利益的东西。这一批作家在艺术的表现上,从未创造出好的东西,在事实上他们也永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他们所走的路极端地与革命的倾向相背驰,与时代的要求相冲突,而在别一方面,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力,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一批反动的作家,不但不能希望他们对于革命有什么了解与帮助,而且也不能希望他们在艺术上有什么好的表现。

如上所说,那我们对于中国文坛上的发展就算无希望了么?中国文坛就这样地消沉下去了么?其实这又不然。现代中国的文坛是发展着,并且我们对于这种发展抱着非常大的乐观。这并不是因为旧的作家给与了我们什么好的创作,或是因为他们在准备复生起来,而是因为在革命的浪潮里,涌现出来一批新的作家。这一批新的作家,虽然现在还未成名,还未给与我们很好的成绩,但是他们前途将有非常大的发展。倘若我们对于旧的作家,要求他们认识时代,了解现代的社会生活,要求他们与革命的势力接近,那吗,我们对于这一批新的作家,这种要求却没有必要了。这是因为这一批新的作家被革命的潮流所涌出,他们自身就是革命,他们会参加过革命运动,他们富有革命情绪,他们没有把自己与革命分开……换而言之,他们与革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但了解现代革命的意义,而且以现代的革命为生命,没有革命便没有他们了。

这一批新的作家真是中国文坛的新力量!据我所知道的,他们现在还没有惊人的成绩,他们的名字还没有普遍于人们的耳里,但是他们现在在努力,努力完成时代所给与他们的任务。倘若我们对于旧的作家,希望他们写一些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那吗,我们对于这一批由革命浪潮中涌出的新作家,这一种希望却是成为剩余的了。这是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产儿,除开新时代所给与他们的材料而外,他们实在没有工夫再采取一些非必要的材料了。对于旧的作家,与革命没有关系的作家,只感觉得材料的缺乏,来源的枯竭,“做不出来了,……”但是对于新的作家,这关于材料一层,简直不成问题。他们只感觉得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写出所要写的东西,却不愁没有写的材料。革命该给与了他们多少材料!就是在这一方面讲他们已经较旧的作家为幸福了。

我们不愿意故意地夸大,说这一批新作家一定要有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批新作家的确是中国文坛的新力量。有良心的旧的作家,虽然他们也想与革命接近,但是因为与革命的关系,无论形式上,或精神上,实在是太生疏了,所以一时改变不过来,因之,我们也就不能希望他们有什么伟大的振作。至于一般完全滚入反动的怀抱里的作家呢,他们只能唱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歌吟,很羞辱的歌吟,而绝对不会给与我们以振兴中国文坛的力量。因之,振兴中国文坛的任务,不得不落到这一批新作家的身上来了。也许他们在技术方面,还是很幼稚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很热烈地努力,不但在思想方面,他们要战胜一切,而且在技术方面,他们也将要为一切的征服者。

中国文坛之有希望,就同中国社会之有希望,是一样的。在中国社会的中间,我们虽然可以看见许多反动的,陈腐的,非人性的,落后的,不健全的分子,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多新的,前进的,创造的力量。虽然现代的中国社会是这样的黑暗可怕,但是光明的灯并没有灭,总有一日会大大地光亮起来。在中国文坛上也是如此,我们一方面看出恶劣的倾向,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新的现象,我们并且相信这是中国文化的光荣。

无论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或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找出许多很可贵的创造光明的英雄来。在主观上,我们固然希望中国社会的改进与中国文坛的发展,就是在客观上,这种改进与发展的确是成为不可免的现象了。新中国一定有新中国的表现者,一定有新中国的歌者,让我们来庆祝新中国与它的歌者之健康罢!……

1927年12月10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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