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是能进官费的学校。”
父亲听见一个亲戚的儿子在日本考上了官费时，又叹息着对一个友人这样说。
“现在只有进陆军学校，才有官费。”
那个父执这样地回答我的父亲。
“好子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父亲在那时候是这样顽固的。假如父亲在那时候，能预料着自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现在，军人也像黄浦滩头的地价一样，一天一天地涨价时，他也赞成了我去投考陆军学校了吧。
有一天，下雨，但父亲特别的早跑到学校里来。他一看见我，便说：
“今天下课后吃过了中饭，你赶快到城里啸天楼去拍一个照，我已经嘱了K兄。”
啸天楼是一个堂兄弟K开的照相馆。我听见父亲劈头只说这么一句，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略望了望父亲的脸，表示要他加以说明。
“过几天，送你出省去考学堂。”
父亲微笑着对我说，因为他断定我是十分喜欢听这个消息的。
“考什么学堂？”
我反问父亲。听见有出省城的希望，当然有几分惊喜的。
“考测绘学堂。这是官费学堂，又不会像陆军那样危险。你爱习数学，与你性质也相近。”
我听见后，自己好像就考进了测绘学堂般的，于是把测绘学校幻想成一间异常堂皇宏伟的学校。
有一个堂兄是进广益学校时的同学，但不是四年前介绍我去拜访惠汲两位牧师的那位堂兄弟。这位堂兄弟名叫耀仪，在省城进了方言学堂。父亲先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替我先在测绘学堂报名。
距考期尚差一个多月，父亲怕我在途中有耽搁要我早些动身。他东筹西扯，总算筹足了二十元给我，计有大洋十二元，双毫二十只，单毫四十只，香港的五仙银币二十只。据父亲说，大洋的一部分是用作汕港客栈的开支，双龙毫是作在香港及到省城后的零星用费，单龙毫和五仙银角则充沿途杂用。不是做父亲的人，决不会筹划得这样周到的。
父亲赴南洋时，曾在汕头经过，对于汕港的情形约略知道。故当我动身的时候，他曾叮嘱我到汕头后要怎样进栈房，买船票，到香港后又当怎样登陆转搭省渡。至到省城后应当如何，父亲也是和我一样，一切唯付之想像。他只是对我说：
“省渡到省城泊了码头时，便有许多挑夫拥进舱里来，争挑行李。这时候，你要小心你的行李。多出三两角钱不要紧，拣个比较老实的挑夫，叫他挑到流水井张氏家塾，你在后面紧跟着他走就好了。”
父亲是从一个曾到过省城的叔父听见了些省城的情形，只能给我这样一个抵省城后应当拆看的锦囊。
张氏家塾是我们张氏族人在省垣建立的祠堂。从前张氏的子弟出省科考的，都寄寓在这家祠堂里，可以无需要租钱。同乡的有会馆，同族的有祠堂，虽然是封建的遗物，但在飘泊穷途的人，是相当受用得着的。
这次算是初出乡井，父亲为我准备的行李很简单，一个皮箱，一只被包，被席装在这一条马包里面。据父亲说，这些都是祖父从前科考时所用的旧物。
“旅费要一半带在身边，一半锁在箱里，遇了扒手，还有箱里的一半；失了行李，还有带在身边的一半，那末在旅途中不致陷于绝境。”
这又是父亲的一番叮嘱。
“凡事叮嘱不了，只要你自己步步老成而已。”
父亲最后才结束了他的嘱咐，叫我快点去睡，快点起身，明早就要出城去赶船。
从广益学堂出来，在家中歇一夜，第二天便出城去搭篷船。傍晚时分，广益学堂回到家里来时，有许多叔伯祖母，叔伯母们看见我就问：
“星仪哥，明天出省城去么？”
“星仪哥，你真有本事啊！这小年纪就会一个人出省去考学堂了。”
其实我满十六周岁了，岁数决不算小。只是独自一个人出门，自己心里也觉着有几分夸耀。我当下想，在许多堂兄弟们中，那一个能够像我这样勇敢地上这个遥远的从无经验的旅途呢。
“星仪哥你出省考什么学堂？”
“听说是考官费的测绘学堂。”
我只是报她们以微笑，并没有回答。但在她们间，这一个问那一个答，把我出省考学堂当做一件新闻在谈论。
我当时只是感着一种紧张，完全没有悲喜之念。这时候的情绪，恐怕是有些像临出发时的兵士的吧。
到前线时，或生或死，谁也不能预料。但在出发之前，兵士的精神，都是有些像由前线凯旋回来了般的。在外表，我虽然是在矜持着，但在内里，确是感着几分得意。自己就像已经变为一个测绘学校学生了。
“脱离这个早厌倦了的教会学校，一跃而为一个留省学生，不比那班官立中学生胜一筹么？”
我在动身的前一天，盼望那些进了官立学校的堂兄们都能听见我出省考学堂的消息。在那时候，我确有过这样幼稚的见解。但是，今天早上，汲衡夫人给了我一个失望，于是埋怨我的父亲不该叫我去向那位教士夫人告别。
“你不该在汲先生未回来之前离开学校哟！”她蹙着额这样地向我说。她从前和我说话时都是面带笑容的。只有这一次，她不单不笑，并且还蹙着额，锁着眉根。因为在这时候，汲衡先生为教会的事体到汕头总会接洽去了，他所授的英文由他的夫人代课，他所授的圣经由另一个教士夫人Mrs.Campbell代课（他们译Campbell为甘武），他所授的西洋历史由甘武牧师代课，他所授的理化则暂行停授。
预料着汲衡夫人听见我出省投考学堂她一定会笑着勉励我几句后，和我握手说good bye的，今看见她的那种不喜欢的样子，我不觉感着轻微的失望。我想假定考测绘失败了后，再回到这个教会学校里来时，还有面目和她们见面么？我把这个意思向父亲说了。
“胜败乃兵家的常事，今年考不上，明年不可以再考么？”
父亲这句话又鼓励了我的不少的勇气。我便一个人勇敢地单骑远征了。
父亲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洋布长衫，洗了几次水，快转成白色的了。他站在码头（县城南门外的罗屋码头）上，看着我所搭乘的篷船解缆，船向下流行驶，我坐在船尾的左舷上，望着码头上的一个白点渐渐地消失了。看不见父亲的影子后，我才感着我的前途的飘泊，愈想愈悲切，差不多要流出泪来了。因为有许多同船之客在望着我，我才极力忍着，不敢哭出来。
到了潮汕，都是按着父亲的叮嘱，平安地通过了。只在汕头过香港的海澄轮船上，给小窃扒去了一枝洋伞。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大的失败。到了香港，忙写信去报告父亲知道，要父亲恕我的疏忽。
在香港的客栈里，认识了三个同乡青年，也算是同志，即都是赴省城考测绘学堂的。一个姓谢名百度，一个姓李名颂声，一个姓赖名少舫。他们三个人都比我年长，因为同一桌子吃饭，便认识了。他们像都佩服我这小小年纪，一个人无伴，敢由乡里跑到这香港地方来。
“我们今晚上一同上省去。”
这是谢百度的提议。真是他乡遇故知了。我当时真有说不出来的感激。
一同吃过了两顿饭后，我们便成知己了。省渡是十点开身的，我们吃了晚饭后，便到先施永安等大公司里去观光，又到海皮去吸空气。我乘机问那位谢百度，测绘学堂是怎样考法的。因为听见李赖两人常常去问他考测绘学堂的情形，知道他在去年曾来投考过，失败了的。他在去年虽然失败了，但在今年的我们间，却是一匹识途的老马了。
“只考一篇国文。”
谢君伸出他的巨掌来向空摇了一摇，表示除国文外不再考什么学科。但是我听见后，却有点失望了。
“如果单考国文，那我们不惧它！”
这是李赖两位的表示，我听见更加丧胆了。因为我对国文一科，实在没有自信，只希望在国文之外能够多考些英算等普通学科，多增加一些平均的绩点。
“今年投考的人更多吧。听说有两千多人报了名。报名期没有截止，大概不下三千人投考吧。”
我听见谢这样说，我更觉绝望了。在三千人之中只选拔五十名，而这五十名的选拔标准只是在一篇作文。那末问题是，在这三千名的青年中，至少我的国文程度要能够压倒二千九百五十人。这很显然地在我是不可能的事。想到这点，我更悲观了。
由香港赴省，谢赖李诸人主张搭尾楼，我不知道船票的价钱，所以只对他们说，要搭价钱最便宜的舱位，这当然是统舱票了。
“这是不着算的，掉了一件行李，不是损失更大么？”
谢君笑着劝我一同搭尾楼，好彼此招呼，并且为我说明搭统舱实在省不了多少钱，而在统舱里面，扒手又太多。
“尾楼票多少钱？”
“十二毫。统舱票要七毫。相差只半块钱。”
于是我听从他的忠告，也搭尾楼了。但我在当时，仍不敢十分相信谢君，对他还怀着相当的警戒。我想他这样对我好，莫非想向我借款么？在客栈里好像听见他说过，他的旅费带得不十分充足。
“纵令谢君是个坏人，难道李赖两个也是坏人么？”
赖的态度十分骄傲，好像看不起我，我也就神经锐敏地少和他攀谈了。的确在香港客栈里，向他说了“请教贵姓台甫”之后，便很少交谈了。李君比较年轻，尽和我谈论学校里所习的学科。他是官立中学的第二期生，大骂县立中学的腐败，以劣绅为监督（即校长），以一班老朽的举贡廪秀为教员，无论任何学科，都是取决于国文，谈不到什么科学。我听见之后，觉得李君是一位奇人，同时佩服他的见解新颖。因为我们县里的一班青年，住在穷乡僻壤中，有若井蛙，假如他进了某一个学校，他便要拼命地夸赞某学堂如何办得有精神，校长如何有能力，教员如何有学问，尤其是拥护校长，拥护得高与天齐，而甘愿做个人的忠狗，丧失了他们做人的意义。现在李君的见解完全和他们青年的不同，不随波逐流，叫我自然会钦佩他。李君又说，他是因为看不惯官立中学的腐败，才脱离了中学，出来考测绘学堂的。
谢君问我到省后住什么地方，是不是住流水井。我答应是的。流水井在留省学生间变为代表张氏祖祠的代名词了。
“你们呢？”
我转问他们。
“住府学东街的泉兴昌。”
泉兴昌是邻县兴宁县人开的，专为学生寄宿的公寓。
“先到泉兴昌，然后再叫一个挑夫送你到流水井去吧。”
谢君这样说。
李君劝我也一同住泉兴昌，我当然不能答应，因为在动身的时候，父亲叫我要到流水井去看那位进方言学堂的堂兄耀仪，一切由他打理。
临天亮的时候，我早给船上的卖茶水的人惊醒了。
“热水洗面！热水洗面！”
他们，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就这样地叫来叫去。我惊醒了后，忙起身来，从窗口望岸上风景，看见满堤尽是阴浓的绿树，觉得省会地方的风景自是不凡。
他们也都醒来了。
“快到省城了么？”
李君问谢君。谢君操着不驯熟的广州话去问卖茶水的人，才知道船还没有到黄浦。但是全舱都嘈杂起来了，船客尽都在打叠行李。我因为有帆布床，没有把被打开，只借他们的一张毛毡来覆着腹部，就过了一夜，连脚下的鞋都没有除去，所以行李无须打叠，很觉清闲，只看着他们在捆被包。我在那时候真个是笨拙，笨到不会走过去帮忙朋友打被包。我把借来的一张毛毡交回他们时，也不会道谢一下，只袖手旁观着在暗暗地羡慕他们都有洋毡。尤其是羡慕赖君有两张毛毡，一张岭南人最常用的红色毛毡，一张比较高价一点的褐色毛毡，同时也暗暗地悲叹自己被包内容的贫弱。我的被包里有些什么呢？一张加文席（南洋商人最常用的一种草席，是一个由南洋回来的旅人送给我父亲的），一张旧棉被，里面的棉絮也因年数久了，固化到赶得上石块那样坚硬了。
我正在沉思着，茶房忽走来收拾帆布床，并向我们要钱。我只当他是来讨酒钱的，到后来才知道帆布床也是要租钱的，每张一毫，连船票共十三毫了。
谢君先叫了一盆热水来洗面，面盆中心有一个茶盅，盛着七分满的冷水，这当然是备漱口用的。因为谢君用了，各人也就跟着要了一盆水来。问谢君一盆洗脸水讨什么价钱，谢君说一个“斗令。”“斗令”是香港五仙银币的代名词，价值三分六厘银。在那时候，省港的银币是同价格的。当然在省城用的都是广东省造的龙毫，有双毫，有单毫。
漱了口，洗完了面，从船尾窗口射进些日光来了。从窗口向外望，看得见有些像街市的房屋了。
他们在那时代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者，排外意识很强烈。他们不住地在数骂欧美人的罪恶。我虽然从他们获得了许多凡是一个国民都应当具有的知识，及应当知道的历史的资料；但在我心目中的美国牧师好像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可怕的人。不过在当时我不敢和他们辩驳，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的历史知识实在浅陋。他们都在侃侃而谈地演说出许多国耻的史实，来给我听。可怜得很，我所知道的国耻的史实，只是从一本新三字经里面获得的：
“……光绪皇，好皇帝，戊戌年，下谕旨，除八股，除诗赋。……甲午年，有日本，来打仗，我国败，失台湾，台湾失，又赔钱，赔几多，二万万。当此时，失地多。有德国，占胶州。俄罗斯，占旅顺，及大连。法国占，广州湾。……我国人，要相爱，你爱我，我爱你，我国人，爱皇帝，愿我皇，无灾害，愿我皇，万万岁！”
这是在满清末年的爱国意识民族意识的表示。当他们大骂白种人时，我略表示了白种人不完全是坏人，其中也有好的意见。
“糟了！你中了耶教的毒了！”
不知道是李君还是谢君，伸出指头来向我指点着这样说。我才以耶稣教为新的学识，而他们在那时候，竟知道宗教是一种鸦片了。这真使我失望，也使我惊异。当然，他们Chauvinism去排斥耶教的，但和义和团的意识又有点不同了。
他们在轮船的选择上，表示出爱国的思想及民族意识来。原来船行省港间的省渡，最初只有英国商人的四艘，名金山，佛山，香山，河南（这是取广州市的南岸的河南这个固有名词）。前两船是夜渡，后两船是日渡。星期六夜渡和星期日日渡停航。“省渡”两字是香港的商人所起的名称。
因为省间的交通日见繁盛，由别家的外商公司增加了两艘“省渡”，一名“播宝”，大概是Paul Beau的音译，一名哈得安，忘记了它的原字了。同时也有中国商人集资办了两艘轮渡，名“广东”及“广西”。当我们由香港赴省城的那晚上，有三条轮船航省的。我们因为爱国，故搭乘了“广西”。
“广西”泊在近靖海门的珠江心里。有许多挑夫和艇夫拥了进来，还有各旅馆各栈房的伙伴。由汕头到香港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并不害怕了，何况此刻还有同伴。每个挑夫或艇夫在我们面前走过时，都来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李君便很高兴地和这些广州劳动者说起咸水正音来。
“他们不懂得你在说些什么！你的普通话也不见得怎样好！让老谢去交涉吧！不要你去多嘴！”
赖君忙止着李君，不准他去从旁插嘴，只让那个识途老马谢君去和那些艇夫挑夫讲咸水广州话。到后来我才晓得赖君并不是骄傲，他只是个性质爱沉默的人，并且很遵守纪律。
谢君高声响气地和挑夫艇夫们吵了一会，价钱算讲定了，由省渡载至靖海门码头的艇费要多少，由海门码头挑至府学东街的挑费又要多少。于是谢君派我先下舢板里去坐着看他们一件件地落行李。赖李两君跟着他们搬运。谢君在行李未搬尽之前留在尾楼舱里坐镇。
在赴泉兴昌公寓的途中，我们都急急忙忙地流着臭汗，跟着挑夫跑。挑夫们挑着行李，一面Le Le，Ho，Le Le Ho地在唱和。我听见很觉得奇怪，也觉得有趣。
到了泉兴昌后，休息了一忽，因为我要转搬到流水井去，谢便替我们作了一个结算。因为由香港客栈出来，一直到泉兴昌，各人都支出了相当的钱，但是多少不等。由李君应用他在官立中学学来的四则，把结果算出来了。谢君对我们三个人都负债，负我的最少，只四角小洋。谢君向我们说明了，要过几天家中才有钱寄来还给我们。他确是一个痛快的男儿。
到了张氏家塾，冷静静地不见一个人。看门的是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老妇人，体格胖胖的，看见我，好像睇不起般的。挑夫把我的行李，一个被包，一只皮箱搁在中厅里后，便向我要钱。我正惊疑，何以全祠堂里不见一个人影。当挑夫吵着向我要钱的时候，从中厅走廊的一间木板栅成的厢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叫了我的名字。
“阿星，你来了么？”
我抬头一望，原来是我平日很佩服的一个从堂兄仲仪。（他和耀仪是嫡堂兄弟。）我佩服他的理由，是他刻苦读书，进了学。后来又听见他进了省城的蚕桑学校，一面卖文为活，不要家里寄学费给他。
“仲哥，你也住在这里么？我竟没有想到。”
我看见他也无暇揩额上的汗了，便向他作了一个揖。这样的态度却把他引笑了。
“你一个人出来的？没有同伴？”
我把沿途的情形大略告诉了他后，他便半似称奖半似勉励地说：
“总算难为你了，星弟，你的责任也不算小啊！”
他的言外之意，我直觉着了。他原有一个哥哥，患肺病死了。他的父亲年轻时本有神童之名，但也只补了一名廪，以后便是潦倒不堪不容易维持一家的生计。这个责任，到了今天，当然轮到他的身上了。大概他是引我为同境遇的人，这是不错的。我们的家事贫穷，正相仿佛。
我们就站在中厅上谈了一会话，他才看见我满额上流着汗，于是他穿过屏风到后头去。我听见他叫了两声：
“阿三妹。”
不一刻，一个赤着足的年约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出来了。据这个堂兄说，她是久住省城的一个族人的童养媳，按辈数排她是该叫我们做叔父的。
“倒一盆水来给星叔洗面。”
仲仪吩咐那个名叫阿三妹的。
“面盆呢？”
阿三妹把我打量了一会，大有看不起我的样子，像故意问我有没有面盆。
“你没有带面盆么？”
仲仪问我。我回答没有带。
“那你拿我的脸盆去倒水好了。”
他再吩咐阿三妹。阿三妹的样子很不高兴，拿着仲仪的小洋磁面盆走进里面去了。
我真想不出他们睇不起我的理由来。看守大门的老婆婆不睬我，只当她不懂我所讲的客话。这个小女儿明明会听客话，但也一样地睇不起我，又是什么道理呢？
不一刻，阿三妹端着一盆水出来，搁在一张又脏又黑的方桌上面，就走了，仲仪又问我有没有毛巾。我倒有一条红色毛巾，是在家动身时买的。当我洗面的时候，仲仪便回他的房里去了。
我外面穿的一件是深蓝色洋布长衫，最经脏的，里面是一件黄棉布操衣，贴身的是一件侧衿的白洋布短褂。已经是阴历的四月中旬了，天气很热。但我还穿这末多的衣服，这完全是谨守父亲的嘱咐，在旅途中宁可多穿些，以防天气的急变，着了凉生病，反为吃亏。
我揩了脸后，觉得周身怪腻腻的，便把蓝色的长衫，黄色的操衣，白色的短褂，一齐解开来，袒着胸腹，用毛巾去揩胸腹部，汗泥跟着毛巾一条一条的掉了下来。揩了一会后，再背转手去揩背部，泥垢还是一样的多。愈揩愈觉得周身发痒。望着面盆里的水，已经转成黑色了。我想这个困难，唯有洗一盆澡，才能解决了。在那时候，我是在生理上新陈代谢最盛的时期，并且在四五天之间，经过了三四个大都市，流了不少的汗，在身上吸集了不少的烟尘，这当然会使我变为周身给汗泥包裹着的一个人。
又过了一刻，阿三妹出来说，要煮饭了，问我是不是和仲仪等人一同吃。仲仪告知她，当然是的。她就跑开了。
将近正午时分，便有一群人走回这家像古刹般的祠堂里来，有穿白竹布长衫的，有穿乾纱长衫的，有身穿白色操衣头戴白色军帽的，各人手中都拿着书本、讲义及墨盒、毛笔等等。全祠堂便骚然起来了。
“原来有这样多学生寄宿在这家祠堂里。”
在当时，我真是有点吃惊。看见他们的服色，知道他们的衣服都换了季，不免又惭赧起来。因为我们乡里，一般在冬天是穿蓝布长衫，在夏季是穿短褂，或白布长衫。现在我身上穿的深蓝色长衫不单不合时令，并且样子也不像省装时髦，和他们一比较，真是有点土头土脑的样子。当时我便直觉着我和他们之间，有了一道的鸿沟。
有几位比较年长的穿白色操衣戴白色军帽的学生在我面前走过时，竟笑着向我点头招呼，我便想，他们不尽是看不起我的吧。
有一个比较老成的，身体胖胖的学生，姓徐的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出来考测绘学堂的。我答应了是的，同时惊异他何以也会讲客话。到后来，才知道他是丰顺县人。
又过了一刻，耀仪穿着一件长达脚跟的白竹纱长衫走回来了。我还是走上去叫了一声耀哥，同时作了一个深揖。他只手捧着两三本舶来书、笔记、墨盒之类，只手拿着一把黑色的摺扇。他看见我向他作揖，不像仲仪那样回我一个礼，他只摇动他手中的小摺扇，叫我不要多礼，并且笑着说：
“你怎么像一个乡巴佬！”
我给他这末一说，满脸绯红的，很难为情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海陆丰和丰顺人分成两桌，在上堂里吃饭。我们堂兄弟三人是托阿三妹家里包饭的，不另使用火夫，在中厅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便不客气地问了耀仪许多话，到后来知道穿长衫的是方言学堂的学生，穿操衣的是高等巡警学堂的学生，前者的学堂在流水井之东，后者之学堂是在流水井之西，所以寄宿在张氏宗祠，最为方便。
耀仪说，他在下午还要上两堂课，回来就和我一同到测绘学堂去报名。他又说，父亲寄给他的信和我的相片，昨天才收到。
吃过午饭，阿三妹照例又倒了水来给我们洗脸。我还是借用仲仪的脸盆。到了下午，由绘测学堂回来，又是满身汗了。我问耀仪，想洗澡要怎样办才行。他便问我，
“你要洗山水，还是洗井水？”
“洗山水怎样？洗井水又怎样？”
“洗井水唔使（不要）钱，洗山水三分六。”
我才知道我们烧饭菜烧茶是用观音山挑来的水，洗涤器物则用门首的井水。井水的咸味过浓厚，不适于饮料。山水由观音山挑回来，每担一角，每桶半角钱。
“洗井水不好么？”
我当时实在舍不得花半角钱去洗一盆澡。在家里洗澡，那里要花钱呢。半角钱委实是太贵了些。
“你不怕发癞么？”
耀仪笑着问我。
“怎么洗井水会发癞的？”
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洗井水不如不洗澡。因为用井水洗了澡，周身会不住地发痒，于是我不能不花这个三分六厘了。
吃过了晚饭，耀仪带我去逛惠爱大街。几家洋货公司的陈列窗引起了我这个村童的注意。耀仪告诉我，他如有钱，一定要买一个金表儿，还要制些丝绸的衣服。他又告诉我，我身上的蓝布长衫不能穿了，穿着实在太难看，叫我缝一件白竹纱长衫。我当然听从了。他带我到一家成衣店里去，定做了一件价值十一角钱的竹纱长衫，交了一个团龙双毫光绪元宝做定钱。在回寓的途中，又买了一个价值两角钱的小洋磁面盆。这是每天不能缺的用品，所以也决意买了。
回来寓里，便忙着写信去报告家里的父亲，报告他沿途平安到了省会，报告他一路用了多少旅费，报告他定做了一件白竹纱长衫和买了一个小洋磁面盆，因为在我这也是一件大事。
耀仪有功课，并且是个非常用功的人，每天吃过了晚饭，就关着门读书，所以我常常跟仲义出来逛街路。但我每次伴着仲义出去回来后，耀仪定来问我：
“仲仪兄对你说及我的事没有？”
“没有，我只跟他到他的一个友人家里去坐了一忽。”
“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是那一条街道，好像是是办实业杂志的所在。”
耀仪便没有话说了。
距考期还有十多天，我闲着无事，只在流水井附近的街道上走走。但也不敢走远，怕迷了道路。很想到府学东街去看看谢李赖诸友，但恨不认识路。我把这意思告诉了耀仪，他说他也认识谢君，答应晚上带我去，并赞成我和他们作伴去赴考。
但是到下半天，谢李两君先来看我，我真有说不出来的感激。谢君原来有乾纱长衫的，穿在身上，真像一个绅士。李君是和我一样没有白竹纱长衫的，在香港时他只穿着黑缎的操衣，今天他也穿着一件白竹纱长衫走了来，样子完全变了，像个留省学生了。我当下有点羡慕他的长衫缝得这样快，到省只三四天，就做成功了。
我便跟了他们出去。他们说要玩观音山去。我问赖君何以不来，他们说赖君一个人访问他的朋友去了。我真佩服他们，一到省城就敢一个人到处跑，并且还有可以访问的朋友。于是我不禁又悲叹我自己之无能和孤独了。
我们只在一家茶楼上，各喝了一盅茶，吃了一二件点心，就回到泉兴昌来闲谈。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谢君老气横秋地躺在床上，向我问长问短，问教会学校的内容，问我的家事。随后他又说些诙谐和猥亵的话来给我们听，我在泉兴昌又认识了几个同乡。我把他们的姓名学籍都紧紧地记着。我羡慕谢李诸君及其他同乡，都像生长在广州般地十分惯熟。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异常寂寞，与其说是患了思乡病，宁可说是患了思亲病。这是因为平时父亲太爱我了，一旦离开了他，在旅途中因为精神紧张，还不觉得怎样；到了一个人要自己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时，便感着无限的寂寞和不便了。
李君特别地和我说得来，大概是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们两个最年轻，还有小孩子的脾气。由府学东街回流水井，我还不认识路，李君自告奋勇地再把白竹纱长衫穿上，说送我回流水井去。当然我十分感激，也十分欢迎的。
“要快点回来哟，快要开饭了！”
谢君呼喝着般的说。
我想李君送我回流水井来，我当然要留他吃晚饭，并且刚才在茶楼上的账好像也是李君一个人会的。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留客吃饭，没有先和耀仪商量过。
李君送我回来张氏宗祠时，耀仪也从学校回来了。我忙代李君介绍，但耀仪很冷淡地点了点头。李君也像不好意思般地向我告辞。
“现在你认得路了，可以常过来耍。”
耀仪听见，才很客气地留李君吃晚饭。但是李君一面走一面说：
“不要紧，不要紧。”
我觉得李君真是我的好朋友了，心里很过意不去。他送我回来时，沿途教我认清楚路道，在惠爱大街府学东街口有什么商店做标识。沿惠爱大街向西行，到了观莲街口，我就认得路了。原来道路是这样近，这样简单的，只恨自己从前不留心，不努力，专会跟着他人的屁股跑而已，所以不中用。
我代谢君向耀仪致意了后，耀仪便决意带我一同到泉兴昌去看他们了。吃过晚饭，耀仪带着我到流水井北首，从一条很狭小的巷子穿出去，经过一家当店，跳出当店的大门，便是惠爱大街了。我想，现在又发见了一条赴府学东街的捷径了。
嗣后，我差不多天天下半天都跑到泉兴昌去和他们谈天，也学会了上茶楼、进饮食店的习惯，不过很节省，不敢多用，每天只花一二角钱，吃茶蛋、莲子羹一类的东西。
又过了两天，我的白竹纱长衫也做好了。以前每天都是穿操衣出去的，现在改穿长衫了。穿好了后，在镜里望了一望，虽然不算是个翩翩的美少年，但还是左顾右盼，自觉不凡。低头一看，却发见（现）了一个大缺点，就是自己还穿着一双褐色皮鞋，配着这件雪白的长衫，太“土气”了，也太“武气”了一点。
嗣后，我一天一天地时髦化，一天一天地留省学生化，同时也一天一天地忘记了家中的父亲和老祖母了。我穿着新长衫再溜到泉兴昌来。但公寓中人对于我这件长衫不见得怎样特别加以注意。我感着轻微的失望了。我想，这还不排场么，莫非那双有“土气”而又有“武气”的褐色皮鞋在作祟。因为有了这双讨人厌的皮鞋，还不能把自身彻底地文绉绉化，还不像是一个留省学生，于是我要李君和我一路出来同到他买过鞋的鞋店里，再花了四角五分钱，买了一双学士鞋回来。有了学士鞋，又觉得自己的袜太不像样子了，于是又买了一双价值一角半的丝袜。长衫也有了，学士鞋也有了，丝袜也有了，我完全地十足地化为一个文绉绉的留省学生了。半点“土气”也没有了，我也像个生长于广州的人了，对于一切也渐次惯熟了，阿三妹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