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叔重《说文解字·叙》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汉时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此古文似指苍颉以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之文字，即余前所谓“殷、周古文”，以别于战国古文者。实则不然，叔重但见战国古文，未尝多见殷、周古文。《叙》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楼彝器款识序》遂谓：“《说文》中古文本于经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经者，皆凭古器铭识也。”吴清卿中丞则谓：“《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字，必响拓以前，古器无毡墨传布，许君未能足征。”
余案：吴说是也。拓墨之法，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经，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赵宋以前未之前闻。则郡国所出鼎彝，许君固不能一一目验，又无拓本可致，自难据以入书。全书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许字，皆出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谓“籀文与古文或异”者，非谓《史籀》大篆与《史籀》以前之古文或异，而实谓许君所见《史籀》九篇与其所见壁中书时或不同。以其所见《史籀》篇为周宣王时书，所见壁中古文为殷、周古文，乃许君一时之疏失也。其二曰：“至孔子书六经，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此亦似谓殷、周古文。然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为孔子及邱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邱明时之文字。何则?许君此语，实根据所见壁中诸经及《春秋左氏传》言之。
彼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许君既以壁中书为孔子所书，又以为即用殷、周古文，盖两失之。故此二条所云“古文”，虽似谓殷、周古文，实皆据壁中古文以为说。惟《叙》末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此“古文”二字，乃以学派言之，而不以文字言之，与《汉书·地理志》所用“古文”二字同意，谓说解中所称，多用孟、孔、毛、左诸家说，皆古文学家而非今文学家也。
《易》孟氏非古文学家，特牵率书之。其余所云古文者六，皆指先秦古文，其尤显明者，曰“古文者，孔子壁中书也”，曰“皆不合孔氏古文”，又申之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示《说文》中所收古文之渊源最为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别言之曰：“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古文”者，以别于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与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即有数字不见于今经文，亦当在逸经中，或因古今经字有异同之故。学者苟持此说以读《说文》，则无所凝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