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本之事，未识始于何时，然拓本之始见于纪载者，实自石经始。《后汉书·蔡邕传》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晋书·赵至传》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石季龙载记》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是自汉至晋之中叶，尚无拓墨之法。《隋志》注载“梁有一字石经”、“三字石经”，其为拓本或写本，盖无可考。惟《隋志》著录之二种石经，确为拓本，《志》与《封氏闻见记》均明言之。观其所存卷数，梁时所有魏石经《尚书》、《春秋》，均系完帙，当是后魏初年之物。唐初所藏，则为迁邺前后之物矣。《隋志》所录魏石经拓本，为《尚书》九卷，又五卷（即九卷中之复本），《春秋》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又有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三卷（《新志》作十二卷）。既云“三字石经”，复云“古篆书”，疑唐人就三字石经拓本中专录其古、篆二体，未必即是拓本。
且《左传》有十三卷之多，非六朝人所记魏石经碑数所能容，其中当有《春秋》而误视为《左传》者。犹宋苏望所刊《尚书》、《春秋》残字，自臧氏琳以前均谓之《左传》遗字也。又唐初《春秋》拓本仅存三卷，不应中叶以后并《春秋》、《左传》反得十三卷。然则《唐志》所录，殆不能视为拓本也（《大唐六典》国子监书学博士掌教国子，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业。石经三体，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石经业成年限多于《说文》、《字林》，则存字当必不少。然六朝旧拓，唐中叶后盖已无存，偶有残拓，珍重与钟、王真迹等，则书学博士所用以教授者，亦当为写本而非拓本）。且唐初修《隋志》时现存之拓本，至中、睿以后颇已散佚（徐浩《古迹》记载：中宗时，以内府真迹赐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下至宰相、附马等。自此内库真迹散入诸家。”《隋志》所录石经拓本之散佚，亦当在此时），至开元时仅得十三纸。
郭忠恕《汗简·略叙目录》云：“开元时得三字石经《春秋》，臣仪缝（案缝上当有押字）石经面题云：“臣钟绍京一十三纸。又有开元字印、翰林院印，后有许公苏颞、梁公姚崇、昭文学士马怀素、崇文学士褚无量、左金吾长史魏哲、左骁卫兵曹陆元悌、左司御录事刘怀信、直秘书监王昭远、陪戒副尉张善装（《墨池编》卷（十）四卢元卿《跋尾记》载齐高帝书一卷，后有开元五年十一月五日诸臣列名，与此同，惟多宋璟一人。其诸臣列名次第，首张善，终宋璟，与此适相反。又“张善”作“张善庆”，“王昭远”作“王知逸”，“魏哲”作“魏皙”。魏、陆、刘、王四人名下皆有“监”字）。至建中二年，知书楼直官贺幽奇、刘逸己等检校，内侍伯宋游环、掖庭令茹兰芳跋状尾焉。其真本即太子宾客致仕马胤孙家藏之周显德中，嗣太子借其本传写在焉。句中正《三字孝经序》（见《墨池编》）所记略同。窦梟《述书赋》注云今见三字石经打本四纸，石既寻毁，其本最希。”唐中叶后，魏石经拓本见于纪载者，惟此而已。宋皇祐癸巳，洛阳苏望得拓本于故相王文康家，刊以行世。欧阳裴《集古录目》谓其“莫辨真伪”，余疑其即开元内府之十三纸。何则？《隶续》所录苏氏刊本，今详加分析，则《尚书》六段、《春秋》七段、《左传》一段，共十四段，与开元之十三纸止差一纸，其中当有两段在一纸上者。
且开元十三纸，后周时尚在马胤孙家，至宋初尚存，郭忠恕见之，句中正亦见之（中正《三字孝经》序云：“永泰中相国马胤孙藏得搨本数纸。今所书文字，悉准之。”王文康家之本，当即马本，苏氏刊之而遗其跋尾，遂使人昧其所出耳。厥后胡宗愈复据苏本刊之锦官西楼，洪适于会稽蓬莱阁亦刊数十字。今苏、胡、洪三刻皆不可见，惟《隶续》所录者尚无恙。然则魏石经拓本，自开元以后，讫于有宋之初，除窦梟所见四纸外，只此十三纸。
郭忠恕《汗简》引魏石经一百二十二字，其见于苏刻者七十四字，夏竦《古文四声韵》引一百十四字，其见于苏刻者六十三字，余皆出《汗简》，其在苏刻及《汗简》外者仅十二字。而郭、夏二书中苏刻所无之字，颇有苏刻所遗者（苏跋谓“取其完者刻之”，则十三纸中，磨泐及不完之字，苏未尝刊。郭、夏二氏或能辨而录之也），亦有《尚书》、《春秋》、《左传》三书中本无此字者，则亦未必尽出石经。郭、夏所见，未必遽多于此矣。宋以后苏、胡诸刻尽亡，魏石经一线之传惟存于《隶续》，若存若亡者又六百年。今幸《周书》残石出于洛阳，我辈始得见正始原刻，固足傲欧、洪诸君于千载之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