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邬伯强在日本的横滨港登了岸。他是初来日本，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他在甲板上和一个红帽（替客搬运行李的人）笔谈了半天，才把自己的意思达到了。红帽就替他叫了两台洋车，把他的行李都装进车子里，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车站来。
伯强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曾写了封信给在东京的同乡，约他们到横滨来招呼他。所乘的邮船M丸在神户停泊时，他再写了一张明片寄给他们。但今天到了横滨，还是自己招呼着几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税关吏的检查后，搬运到车站来。他心里不免感着一种孤寂，同时也发生初适异域的哀愁。
红帽的确在热心地为伯强效力，跑来跑去，不时又拿着手簿和铅笔走到他面前来同他笔谈，问他饿不饿，要喝什么饮料不要。伯强只望快一点到东京去，什么都不想吃也不想喝，他只向红帽摇摇头。
在国内，伯强曾听过人说，日本人比中国人富于热情，社会服务心也比中国人强。现在看来，果然不错。伯强想试看那个红帽，他看见自己一个人自远方来，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便热心地为自己招呼一切。纵令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能像这个红帽——一个素不认识的异国人——热心为自己出力吧。
又过了好一会，红帽还不来。挤在查票口的人群都进栅子里去了。听见开车的铃声了，也听见汽笛在呜呜的响。
到了车站了。
再闷坐了十余分钟，还不见红帽回来。候车室里的搭客都各持着一枚红色车票站起来了。查票的栅子门首满挤了一大堆人。伯强看见这样情形，更着急起来。
伯强坐在洋车里，定了定神，许多无聊的琐碎的事情便回萦到他的脑上来。
伯强坐在候车室里心悬悬地盼望了好一会，才见那个红帽笑吟吟地走了来，在他的小日记簿上写了“又二十分发车”六个字给他看。他无意识地点了点头。他只希望红帽有关于十元的用途的报告。但红帽把铅笔和日记簿插进他的背心的小袋里后，对于十元钞票的事一点也不提。伯强心里十二分的纳闷，但又不便说出来。
伯强又忙这样地向自己解释。
他一个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车室里，不知道如何地买车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运行李，一切唯有拜托这个红帽了。车站钟楼的大钟告知他十一点又十五分了。
两个车夫跟了拿着十元钞票的红帽去后，伯强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他觉得旅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旅途中没有一件事情不麻烦。他靠在三等候车室里的长椅子上目阴目阳地打了一会瞌睡，听见铃声，忙睁开眼睛来。他骇了一跳，因为摆在自己面前的几件重笨的行李不知去向了，只留一件被按在自己肘下的手提皮箧还放在自己身边。他失悔自己不该这样疏忽，不该才坐下来就打瞌睡。
一到车站，由洋车跳下来时，车夫就向伯强讨车资。他不知道红帽讲定的车资多少，也没有零碎的银角子了。他想唯有信赖这个红帽。他忙取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交给红帽，要红帽碎来开发车资。他望着红帽，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十元钞票，再指那两个车夫。红帽微笑着点首，表示领会了他的意思。
“莫非那个小鬼骗了我十元还不算，又把我的行李骗了去么。行李里面有许多衣服，许多值钱的书籍，许多食品。此外还有一条真正金华火腿！……糟了！自己不该太信任他了！自己应该紧跟着他去的。但是这个小皮箧虽然小，提着就不容易走路了。手无缚鸡之力的自己，怎么能够提着这个皮箧跟着他跑来跑去呢。”
“早晓得他们不来，我在长崎登岸，转坐火车直到东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长崎时，有个广东商人劝我上岸并且答应替我招呼行李上火车呢。因为图省几块钱，多吃了许多苦了。我竟没有料到由神户到横滨的海上风浪还这样险恶。”
“大概给红帽搬到运输处去了吧。”
“他们要白花车费由东京出来；当然不愿意，这也难怪他们……或者他们今天在学校里有特别重要的功课也说不定，这更难怪他们了。”
“不该信他们的话的！他们由日本回国来的都说，行李交托红帽是万无一失的，不过要多给点酒钱给他，日本的下等人比中国的要钱还更要得厉害。但是这个红帽不能如他们所说的靠得住吧。是的，完全是自己错了！自己太不小心了！他们不是说，交托行李给红帽时，他有一个小铜牌——刻有号数的——交回来么？如果行李有失，就可以凭这个铜牌去找警察追问。不向他要回一个凭据来，这完全是自己不小心了。”
候车室里的人数减少了，空气转沉静下来。再过二分钟的光景，红帽来了，交一张运输处的行李收据和红色的车票给伯强，并替他提了那件小皮箧，指着月台，催他上火车。伯强机械地跟着红帽走到查票口，剪了票就走到月台上来。不一会，火车到了。还是红帽先进满装搭客的车里去，替他找着了一个席位，然后从车窗口伸出头来向他招手。伯强进车里来了，红帽就把他提着的皮箧接过来，安置在上面的网架上。开车的铃声响了，红帽就连向伯强鞠了几个躬。随即又听见车长在吹警笛准备开车。红帽忙走向车门首跳下月台上去了。火车慢慢地向前蠕动。红帽站在车窗外再向他鞠躬，脸上也浮着一种讨厌的浅笑。伯强一面无意识地向他微微地点首，一面在思索那张十元钞票的用途。他失悔不该这样怯懦不敢向红帽质问，他想此时来不及了，已经迟了。伯强坐在车中正在呆想，火车走到第二个车站前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