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二月间，《清华周刊》同人请梁任公拟一《国学入门书要目》，直到五月里这个书目才在周刊上注销。以后就有许多报纸杂志传录了。我个人觉得这种书目对于一般浅学的青年是多少有一点益处的；不料今天副刊上读到吴稚晖的《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才知道有人以为这书目是“灾梨祸枣”“可发一笑”“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
我觉得吴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点“灰色”！又长又冗的一大篇，简直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索和辩驳的论点。里面文法错误欠妥的地方，不可计数；然而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最高等之名流”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不计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为吴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拟的书目的动机和内容，以致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误解、孟浪！
我已经说过，梁氏拟书目是由于《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胡适之的书目也是正在同时候请求拟作的。因为胡氏书目发表在先，所以梁氏书目附有批评的话。然而这绝不是如吴先生所说：“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公然把……一篇书目答问择要。从西山送到清华园！”
整理国故原不必尽人而能，因为那是需要专门的人才，无须乎“大批的造”。假如代代能有几个梁启超、胡适去担任这个苦工，常为后学开辟求学的途径，那我们尽可高枕无忧，分工求学，或到法国去学“机关枪对打”，或到什么洒罗埃去学工艺。然而这话在讨论梁氏书目的时候，是说不着的！梁氏书目的主旨不是要造就一大批整理国故的人才，只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这是在梁氏书目的附录里已经写得明明白白，而吴先生不曾了解。
我不大明白，为什么国学书目是“灰色”的。这个理由，吴先生在他的灰色的文章里也并没有说出。要解答这个问题，先要知道国学的性质。国学便是一国独自形成的学问，国学便是所以别于舶来的学问的一个名词。梁先生在与《清华周刊》记者谈话中曾说：“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一，中国历史之大概；二，中国人的人生观。”当然，学问这个东西，是不分国界的；不过中国在未开海禁以前，所有的经天纬地的圣经贤传，祸国殃民的邪说异端，大半是些本国的土产。到了现在，固然杜威罗素的影响也似乎不在孔孟以下，然而我们暂且撇开古今中外的学问的是非善恶的问题不论，为命名清晰起见，把本国土产的学问叫作国学，这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今依梁氏之说，假定国学的常识（梁氏书目实在也不过是供给一些常识）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人生观，我觉得这就很有研究的价值。换言之，很有做书目的价值。假如吴先生没读过中国历史，他就不能够说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的话；假如吴先生不知道中国人的人生观，他就不能够写出《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的大文；假如吴先生在呱呱落地之时就“同陈颂平先生相约不看中国书”，他就连今天看《晨报》副刊的能力都没有了。为什么吴先生到现在似乎很有些国学知识，反来“过水拆桥”，讽刺一般青年“饱看书史”为复古，攻击开拟国学书目的为妖言惑众？
梁氏书目预备出洋学生带出洋的书只有十四种，见《周刊》原文篇末的附函，而吴先生乃糊里糊涂地以为全书目皆是为出洋学生带出洋的，唉，这真是吴先生自己所说“凡事失诸毫厘，差以千里”了。今为宣传“祸国殃民”的“妖言”起见，把梁氏拟应带出洋的书目列左：
《四书集注》石印正续《文献通考》相台本《五经单注》
石印《文选》石印浙刻《二十二子》《李太白集》
《墨子闲诂》《杜工部集》《荀子集解》
《白香山集》铅印《四史》《柳柳州集》
铅印正续《资治通鉴》《东坡诗集》
内中几乎一半是中国文学书，一半是经史子。这是一切要学习中国韵文散文所必须读的根基书。没有充分读过这种“臭东西”的，不要说四六电报打不出，即是白话文也必写不明白。如其吴先生以为留学生的任务只是去到外国学习“用机关枪对打”的“工艺”，那我也就没有话说；若是吴先生还知道除了“用机关枪对打”以外，留学生还有事可做，有事应做，那么“出洋学生带了许多线装书出去”倒未必“成一个废物而归”！
以为“什么都是我国古代有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值得被吴先生斥为“狗屁”；而以为国学便是古董遂“相约不看中国书”的思想，却也与狗屁相差不多！外国的学问不必勉强附会，认为我国古代早有，而我国古代确是早有的学问，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夸与自卑的思想都是该至少“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的！当然见仁见智，不能尽人而同，然而立言之际也该有些分寸。譬如你主张先用机关枪对打，后整理国故，那么开设文化学院的人并不一定和你的主张根本冲突，只是时间迟早之差罢了，那又何必小题大做把异己者骂得狗血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