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许多书法家在传授书法，更有许许多多青年学生，非常认真地在学习书法。这些现象一方面叫人高兴，另一方面也叫人担心。
大家这么热情地传授和学习我们祖国传统的书法艺术，这难道不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吗？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问题发生在书法教学的根本态度方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看待书法？应该如何传授书法？又应该如何学习书法？
现在有人把书法讲得未免太死板了，好象非把老一套全搬出不，叫学生全部接受不可。这就不能不使人有点担心了。
其实，对于初就写字的小学生，只要使他们知道写字的正确姿势，怎样执笔，怎样运动腕肘，怎样下笔提笔，这就行了；不必弄得死死板板的，更不要把书法说得那么复杂。至于对程度较高的人，尤其不必给他们套上种种束缚。因为有一些书法问题还需要斟酌，讲死了不好。
请问当代的书法家们，是不是能够把各家关于书法的见解都统一起来呢？这显然还做不到。那末，为了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我们就只有在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下，让各种书法充分地得到发展。
就以执笔的方法来做一个例子吧。比如，现时流行的一种意见是“要紧握笔管”，特别要求学生“着力握笔”，“以全身之力，由肘而腕，由腕而指，由指而笔管，而注于笔尖”。这一点，学生很难掌握。虽然老师也说“执笔不可过紧”，但是究竟紧到什么程度才适当呢？于是，有经验的老师又搬出他自己从前学会的一种方法来了。这就是站到学生的背后，出其不意地去拔学生手里的笔管，以拔不掉的为好。
这种意见和这种做法，到底好不好呢？宋代的苏东坡早已做了结论，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了一个故事：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苏东坡的这一段议论，应该承认是讲得对的。尽管王羲之是我国晋代大书法家，他对他的儿子王献之的那种教导方法，却未必全都是很高明的。
再从握管时的指法来说，许多老师都教学生，要使“五个指头各有其使命，分别放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是否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呢？
显然，对于这一点，古人同样早有不同的做法。明代文征明的《甫田集》中也说了一个故事：
“李少卿谓征明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小大、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迹，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者，能三指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及也。”
请注意，这里的重要关键在于三指握管。李少卿的全部笔法都只靠他的三个指头来实现。如果把五指的用法说死了，那末，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
可见我们对于书法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商讨和斟酌，不要把它们全都说成死死板板而不能活用的。
特别要注意，有的人从刻字合作社那里，直接搬来了方块图章上的字体结构，当做书法艺术的准则。这是不应该提倡的。宋代晁补之的《鸡肋集》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他写道：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这就说明，即便是最高明的书工、笔吏、能够模仿古代书法家的笔迹，但是，不能得其妙处，那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意思并不等于说根本不要讲究书法。讲一点书法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要求，完全有必要。宋代的沈括，在《梦溪补笔谈》中说得好：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用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具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能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沈括的见解，确有独到之处。我们无妨照这个意见，讲一点起码的书法原理，不要讲得太死板，不要做书法的奴隶，而要懂得灵活运用，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