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以前，我不常写小说，一年中，不过偶然写一两篇而已。我所以不写小说的缘故，主要是为了自己觉得没有小说家的天才；每每心有所感，提起笔来以后，感想便随着笔端变换了；因此，不免有些感喟，这也许是人生最凄苦的事罢。于是立意不写，以免将有用的光阴虚掷了。而所得的，仅是虚幻的结果。
直到一九二六年冬，这时候。关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年要不要继续的问题发生了。大家商量的结论，是暂且以在北京的几个人作中心，既然这样。我们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够办下去。素园更坚决地表示，要是自己再不作。仍旧躲懒，倒不如干脆停了。当时我与素园同寓。这问题便成了我两个谈话的材料。黄昏或晚饭后，叫听差沏了龙井，买了糖炒栗子，便在当间房中相对而坐地谈下去。
其实这问题是简单的，谈下去也不外乎我们几个人努力作文章。每次从这问题不知不觉地滑到爱情和社会上面去了。从黄昏谈到晚间，又从晚间谈到夜静，最后才彼此悔恨光阴又白白地过去了。素园几乎是照例说他是疲倦了，睡在床上，隐隐地可以听见他的一种痛苦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