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廨差和巡捕在戏园门口锁了霍春荣,正要走时,见贝府的家人急急的赶来询问,并重重的许了谢仪。若是换了别人,只要案情犯得轻些,这班差人便好得钱买放,怎奈这霍春荣是臬台的公事提人,更兼犯的案情甚重。若要买放了他,就是工程局委员也耽不起这个处分,何况这班差人,那敢怠慢?一个差人便冷笑一声道:“我们是奉上差遣,概不由己。这霍春荣是臬台朱大人立等提案的人,我们耽不起这个干系。你想,朱大人的性情何等利害!我们若把他放走,我们自己还要性命么?倒是请你们太太回去,叫贝大人写封信到朱大人那里和他说个情儿,料想朱大人没有不答应的。此刻向我们话说,却是没用。”一面说着,一面把霍春荣前推后拥径自去了。

贝夫人在轿子里头看得分明,听得真切,见霍春荣铁索钉铛的被一班差人拉着,脚不点地的走了过去。贝夫人看了这般光景,止不住一阵心酸,早流下泪来。想来霍春荣的案情犯得重了,所以臬台立刻提人。自家想来想,想不出一个搭救的法儿,只得要依着差人的说话,叫贝太史写信去保他出来。偏偏的贝太史又到上海去了,不在苏州,一时不得回来。只得自行回去,在轿中跺脚恨道:“平日间用他不着的时候,他偏要挨在家中,这个当儿要用着他起来,却又走到上海去了。”

贝夫人回到家中,母女二人十分懊恼。贝小姐红着眼圈,含了一汪珠泪,默然不语。贝夫人也背过脸儿暗中流泪,口内却还在那里安慰着贝小姐道:“你不要心慌,待我慢慢儿的想法。好在你父亲也就要回来。等他回来之后,叫他写信,或者亲去见那朱臬台。难道咱们这等一分人家,要保一个人都保不下来么?”贝小姐听了,略略心上安了些儿,却终是满心不快,便也睡了。

一夜之中,一个半老徐娘,一个卢家少妇,不知流掉了许多眼泪。锦帏虚掩,宝枕横陈;蜡泪未消,春痕犹腻。红愁绿怨,凄凉斗帐之春;冰簟银床,辜负华清之梦。好容易盼到次日,贝夫人一早起来,便叫一个家人到电报局去,打个急电到上海去,要叫贝太史立刻回来;又叫两个家人去到臬台衙门打听霍春荣的消息。那知这件事儿异常机密,再也打听不出来。这一天工夫,贝夫人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茶饭无心,坐立不定。又过一天,贝太史在上海接着了家中一个急电,叫他立时回去,不晓得家中出了什么事情,倒大大的吃了一惊,果然立刻趁了轮船回到苏州。贝夫人见丈夫回来了,略觉放心。这个时候,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免不得也要放些笑面出来,便叫他写信给朱臬台,保那霍春荣出来。贝太史听了,呆了一呆,不敢开口。

原来贝夫人和霍春荣的事实,贝太史也有点风声,虽然心中愤恨,却也无可如何,又不敢把霍春荣怎样。现在听得朱臬台访拿他,正在心中快活,不提防他这位夫人竟堂堂皇皇的叫他写信,要把霍春荣取保出来,不觉呆了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贝夫人见他并不开口,已经有些怒意,便问道:“怎样样,为什么一句口都不开?难道我烦你这点事儿,你都不答应么?”贝太史见他夫人发怒,粉面生红,蛾眉微竖,又吓得手足慌忙,满心里想要教训他几句,无奈见了他的影子,听了他的声音,更觉得筋酥骨软。此刻见夫人发起火来,那里还敢驳回,挣了半晌方才挣出一句话来道:“我不晓得他犯的是什么案情,怎么就好写信?况且朱竹君也不是遇事生风的人,这件事儿一定内中有个道理。若是冒冒失失的写封信去就要保人,他答应了还好;若不答应,可不是落了一个下风?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贝夫人怒道:“我不管他犯的是什么案情,横竖是冤枉的就是了。你不肯写信,难道就罢了不成?”说着把一对秋波狠狠的瞪着贝太史,差不多又要发作。若是贝太史是个有些性气的人,把正言责备夫人几句,就是贝夫人再要凶悍些儿,也不能把贝太史当真怎样。无奈贝太史向来惧内,真是闻风胆落,望影惊心。现在见他夫人倒竖双眉,又将发作,就吓得诺诺连声的道:“我也没有说一定不肯写信,不过问问他的案情,好像被他们看了,说你连他犯的什么案情也没有弄得清楚,还要来保什么人?所以我和你商量一回儿,并不是不肯听你的话,你休要这般动气。”

贝夫人听了贝太史一番说话,方才收了怒容,却又冷笑一声道:“他犯的什么案情,我知道么?你一个做男子的,这点事儿打听不出,反来问起我来,可不是个笑话?”

贝太史又碰这个钉子,也只好低头忍受,便向贝夫人道:“你既然一定要去保他,我就去写信就是了。”贝夫人听他肯写,立刻换了一面的笑容,向贝太史笑道:“我不过叫你写一封信儿,你就装腔做势的不肯答应,一定要呕上我的气来才肯去写,我真不懂你是个什么性情。”说着,又笑了。又问道:“你清早进城,可曾吃过点心?”贝太史道:“我接了你的电报,不知家中有什么事情,急得我一夜没有合眼。轮船一到码头。我就忙着上岸赶紧回来,这早晚何曾吃过什么点心?”贝夫人听了,慌忙替他张罗点心。一会儿来了,贝夫人即向他笑道:“你今天没有吃过点心,想是有些饿了,快些吃罢!吃饱了好去写信。”贝太史这一刻儿的快活,真是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他夫人这般优待,只把他乐得抓耳挠腮,不知怎样才好,把方才那一肚皮的怨气早消化到九霄云外去了。吃了点心,急匆匆的往外便走。贝夫人叫住他问道:“可是去写信么?”贝太史连连答应,果然走到书房内,顺着他夫人的意思,实实结结的写了一封信,拿进来给贝夫人看了。贝夫人甚是欢喜,叫他快些送去。贝太史又在信中加盖了一方名字图章,叫了一个能干家人,当面吩咐了几句说话,叫他把这一封信送到臬台衙门,面见朱臬台,要讨一个回信。家人答应去了。

不料家人去了一会,空手回来,也没有回信。贝太史甚是诧异,急问:“怎么没有回信,可是没有见着朱大人吗?”家人道:“见是见着的。朱大人正在签押房着公事,家人把老爷的的信呈上,并说要求大人赏封回信,好待家人回去销差。不想朱大人拆开了信看了一回,冷笑一声,问道:“这霍春荣这案情,难道你家大人竟不晓得么?”家人回道:‘小的主人初从上海回来,实在不知备细,总求大人开恩准他取保,小的主人就感激不尽了。’朱大人听了不但不肯答应,反又冷笑两声,对家人说:‘你回去上复你们贵上,这霍春荣是抚台的访牌,不干我事,况且犯的案情十分暖昧,你们贵上就不管这件事情也罢。’家人无法,只得回来,听老爷的示下。”

贝太史听了,尚在沉吟,贝夫人早急得手足如冰,花容失色,急向贝太史道;“他既是这般说法,你最好径去拜会他一趟,打听打听究竟是怎样一个道理,或者再写封信给那抚台,料想讨了情儿也还使得。不然像咱们这样人家,一个戏子都保不下来,以后还要想办得了事么?”贝太史听了贝夫人一派一厢情愿的话头,虽是心中狠不愿意,又不敢推辞,只得说道:“这个抚台我和他没有来往,写信去也是枉然,还是朱臬台和我的交情还好,或者到他那里问了个明白,和他商议一个法儿。只是朱臬台答应了,叫他取保,料想抚台也没有什么不肯。你道何如?”贝夫人听见丈夫肯去,又欢喜起来,立刻替他取出衣冠,亲手和他穿带。这又是向来没有的事情,破题儿第一次。贝太史受了这般恩宠,不觉的有些感激涕零起来,自然尽心竭力的和他办事。

不料轿子到了臬台衙门,投进贴子,隔了半天也不叫请。贝太史呆呆的坐在轿内,等得好不心焦;又等了好一会,方见一个家人拿着名贴慢吞吞的走了出来,走到轿子面前说声“挡驾”,请一个安。贝太史十分疑惑,连忙把来的家人叫住,细细问他为什么今天不见。那家人把眼看着贝太史的面上,嘻的笑了一声,方才答道:“大人有公事,不能见客。”说了这一句,竟自走了进去。

贝太史看了这般光景,只得回来向贝夫人说了。贝夫人也无计可施,只同着小姐无情无绪的暗中流泪。贝太史看在眼中也不敢问。

贝夫人想了一天,忽然想了一个主意出来,心中大喜。你道他想的是什么主意?他忽然想起父亲现在军机声名赫奕,只要打个电报给他父亲,请他父亲在京里一个电报打给江苏巡抚,和霍春荣说个情儿。料想外省督抚一个个都要巴结军机处的人员;就是一个军机章京,他也不肯得罪,何况他父亲做了相国十年,那有办不到的事情?想定了主意,便逼着贝太史和他拟了一个极长的电稿,约有二百多字,说了无数的谎话,也不晓得怎样措辞,做书的人当初没有看见他的底稿,也只好付之阙如的了。

当下拟好了电报,叫家人到电报局内打了一个三等商电,这一个电报却就花了一百四五十块钱,立时立刻发了出去。贝夫人自从发了这个电报,指望余中堂听了他的说话,打个电报给苏州抚台,眼见得霍春荣不日便可放出狴犴,重圆绮梦,眼睁睁的只望霍春荣出来。那知过了两天,余中堂外来了一回电,电报局翻好号码送了过来。贝夫人见了余中堂回电,心中大喜,只道霍春荣的事情有些指望,谁知拆开来一看,那电码端端正正的不多几个字儿,除了住处、姓名之外,只有八个大字,是“事涉优伶,毋庸过问”。贝夫人看了,气得他把一张电报撕得粉碎,掼在地上,又把他父亲咒骂了一场。自此之后,贝夫人无可奈何,只得死心塌地的,暗暗的叫人去看了霍春荣几次,花了好些使费,因此霍春荣虽然拘禁县监,倒也并不吃苦。

贝夫人一边的事按下不提,只说霍春荣被差人拿去,在巡捕房关了一夜,工程局委员问了一堂,霍春荣自己也昏天黑地的说不出为了什么事情。工程局委员道:“你的事情本来是上宪提人,我也不来问你,只把你解到臬台那里,看你的远气罢了。”说着就叫廨差押下去,备了文书,将他申解到臬台衙门。臬台朱竹君看了文书,也不提讯,把霍春荣发到元和县来,叫他问供。

元和县大老爷接到了臬台的公事不敢怠慢,立刻升堂,把霍春荣带上堂来。那霍春荣到了县堂,跪在地下,不等县大老爷开口,先是高声问道:“小的究竟犯了什么罪犯,要朱大人这样的费心搜捉?”县大老爷见他这般强项,不由也动起火来,把惊堂一拍道:“你这个该死的棍徒,你引诱贝大人的妻女,夜入人家,还说没有罪么?本县看你还是好好的招成,免受刑罚。”霍春荣见县大老爷这般问法,胆又放大了几分,定一定神,又高声答道:“戏子唱戏为生,向来安分,不敢做这样的事情,求大老爷明鉴。”县大老爷又拍着惊堂道:“现在有真赃实据,你还要希图抵赖么?”霍春荣心中暗想:“事到如今,左右难逃公道,落得索性把他挺撞一番。”便又高声道:“大老爷既说现有真赃实据,请问大老爷是个什么赃据呢?”县大老爷又喝道:“你时常自己拿着什么扇袋、荷包给人观看,说是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你的,难道还不算真赃实据不成?”霍春荣听到此处,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满堂差役相顾失色。县大老爷又羞又怒,高声喝道:“你笑的什么!”难道本县问错了么?”霍春荣笑了一会方才回道:“就是这荷包、扇袋,就算做引诱的凭据么?不瞒你大老爷说,戏子在京城里头唱戏,那些王爷、中堂的太太、小姐们说戏子唱得好戏,时常叫到府中说说闲话,不算什么希奇。再说起荷包、扇袋来,戏子在京城里,常有太太们赏些活计,更算不了什么事情。大老爷说戏子引诱贝大人家的妻女,戏子唱戏为生,那有这般大胆?不过贝大人的太太常到戏园看戏,贝大人又是个头等乡绅,点了戏子的戏,戏子不能不唱。贝太太放了赏钱,戏子不能不上去谢赏。谢赏的时候,贝太太叫住戏子,问几句话儿,戏子不敢不应。贝太太一团好意,和戏子说句话儿,难道戏子就好跑掉了么?至于大老爷说戏子夜入人家,戏子一个唱戏的人那敢向人家混走?都是贝太太几次叫人来叫戏子进城,戏子方敢进去。况且贝大人家是何等的规矩,那样的门墙,就凭着戏子这样一个人儿,里边没有招呼,就走进得去么?这样的事情,大老爷要说是戏子的罪名,戏子就死也不服。大老爷若是不信,只顾叫人到贝府上去打听,若有一定虚言,听凭大老爷怎生惩罚。”正是:

一夕公庭之供,口利如风;

三千堂上之刑,鞭飞碧血。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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