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可是不像信。

他用铅笔在一张破碎草纸上歪歪斜斜的写道:“我被捉进保安司令部。被控诈欺取财。犹太人作原告。事情是冤枉的。但为避免吃眼前亏起见,望速找窦设法。”又在纸角加上一句:“给来人送力十万元。”

旁边还画着密圈儿。我依言给了来人十万元。那老兵倒很和气,说是:“史先生还叫我带口信给你,明天上午九时起犯人可以接见家属,你就说是他的表姊,替他送些东西去吧,”我答应了。又问他关在里面苦吗?那个老兵笑道:“还好。史先生是读书人,我们弟兄都很照顾他的。这事情大概没有什么,只要你替他运动运动好了。我是下了班就来给你送信的,”他说着便站起身来预备告辞:“此刻我要回家去睡了。你要写几句话在字条上交给我带进去吗?明天上午八时我去上班的时候会交给他的。”我沉吟半晌问:“你们去上班去是不是也要被搜查的呢?”

他说:“搜是要给他们搜摸一下的。不过大家都是好兄弟,马马虎虎。你若有字条要带,我把它塞在袜底里好了。”我想了一想毕竟有害怕,而且仓促间也想不出什么话来,便叫他口头通知史亚伦,我准于明天上午九时来送东西便了。

当夜我再也睡不着。亲手替他拣了一条棉被包好。又把自己的一件绒线衫借给他。至于吃食方面呢?烧煮起来是不及了,预备明天一清早就去买些面包水果与罐头小菜算数了。

次日,我把东西都准备齐全,叫娘姨拎了被包及网袋,坐着三轮车跟我同去。到了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门口,还不到八点三刻,只见铁门紧闭着,但门口早已一字长蛇阵似的排着送菜的人了。我们想挤上去问,听见旁边的人在喝阻:“快站到后面去,大家排队,不许抢先。”我们只好站在队尾。

好容易等到九点多钟,铁门呀的开了,几个武装兵士恶狠狠地把守住门口,叫送菜的人站定不许动,原来进去的次序不是按照排队前后的,乃是按照犯人所编的囚室号码,先喊第一号,第一号里的犯人共有二十几个,每一个犯人只许接见一个家属,先进去六个人,等这六个人出来了,再进去六个人。我对女佣说:“这可怎么办呢?你不能跟我进去,这许多东西,我怎么拎得动。”又想起史亚伦是新进去的,不知道关在第几号监房,要问又不敢问。

这样直站到十二点多钟,快要接见完了,有一个圆脸的兵上见我们只管站着不动,便问:“你是来找那一个的呢?”我连忙陪笑说:“史亚伦——我的表弟——是新抓过去的,不知道住在那一号?”

他倒很客气的应了一声“哦……”又答应替我查看,叫我另外站在一旁,不必排队了,我只觉得腰酸脚痛,就叫女佣把被包放在地上,权当临时的软凳。

看看别人都送过食物,把空篮带回去了,门口只稀稀落落的剩下三五个人,那个圆脸的兵士叫我走进铁门去,门里有一人据案而坐,他问我:“现那一个犯人?”

圆脸的兵士代答:“找史亚伦。”于是据案而坐的那个把簿子翻开找看,半晌,似乎找不到这个名字,便说:“你不要弄错了吧?这里可没有这个人。”我说:“不会错的,他是昨天新进来的。”

他又问:“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呢?”

我这可给问住了,又不好说出来道是昨夜有一个老兵到我家来私送过信的话,急得我瞠目不知所对。还是他自己忽然想着了,又另外翻开一本簿子:“哦”了一声说:“是有的。关在第八号。但是不准接见。”

我听见他说有,心中一宽;又听到不许接见,便着急地问:“为什么呢?”

他指着簿子里的“史亚伦”名字道:“你瞧,他的名字上面加着圈,就是不许接见的符号。”

我急得哭了,问他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接见,偏他史亚伦不许接见呢。是因为他所犯的罪特别重吗?那个人不耐烦地挥手道:“不许接见就是不许接见,你快出去!”说着,便有一个瘦长的兵上跑过来像要推我的样子。

圆脸的兵立这时候就提醒我说:“你不是带着被包及吃食来吗?这个是可以进去的,你放在这儿便了。”我就叫女佣快把东西拿过来,之后他们便把女佣往外一推,叫我也快出去,我只得出去了,铁门拍得关上。

我站在铁门外不知所措。有几个礁闲的人跑上来问我怎么一回事。我说我表弟关在里面,他们不肯让我去接见,却叫我把东西留下了。一个猴子脸的青年在旁冷笑道:“东西怎么可以任意留下?他们还会真的交给犯人去吗?唉,你真是外行汉……”

我听着着急起来,便问这样又如何是好呢。他说:“快向他们讨回来呀,等下次可以送的时候再送。”

我给他说得没主意起来,只得又上前去叩铁门,这次铁门可不开了,只在门上露出个小方洞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兵士喝问:“什么事情?”

我低嚅地才说出要拿回被包及网袋的话,他便出口骂人道:“放屁!东西早给你送进去了,还来找麻烦?”拍得又把洞口闭上了。

我们只得快快回家。

但是当晚史亚伦又着人送信出来说,东西都收到了,叫我赶快找窦设法。

我只好依言打电话到窦先生的办公处,说出自己姓名,真凑巧,窦先生倒居然在那里,并且亲自来听电话了。他问我近来好吗?我说谢谢你,房子已找到了,住着很静的。他笑问:“在那儿呢?怎么不早通知我一声。几时请我吃饭?”

我也无心同他说空话,便说有一件事情想找他帮忙,他就约我当天下午到他的办事处去。

我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只没有说出金条还藏在我处的话。窦先生默然半晌说:“我早对你讲过,那个史亚伦是靠不住的。一定是他骗了犹太人的钱。但是他既不是军人,为什么要抓进保安司令部去呢?”

我说:“就是说呀,我也不知道详细情形。假使能够当面问他,就明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肯让我去接见呢?别的犯人都可以接见的。”

窦先生想了一想说:“大概是因为他还在侦查期间,不许接见外人吧。等军事法庭审问过后,便可以接见的了。”

我求他可否想想办法,他似乎很为难似的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怎么可以替他说话呢?且等他们开审过后,假使真是冤枉的话,我就看你面上替他讨个情也罢。我看你现在也最好不要管这事,否则人家说起来,还当你也与他同谋,分到多少条子的哩。”

因此我不能再说下去。

回家以后,我又恐怖起来了。心想把保管箱里的金条取出来,但是,他既关在里面了,我又把这东西交还给谁呢?但尽管让它放自己的保管箱里也不妥,几次开了保管箱,想把这东西另放到别处,想想却又不敢捧着这累人的东西在路上走。假使恰巧碰着奉命调查的暗探呢?唉,窦先生说得不错,那时候人家咬定说我是同谋的,人赃俱获,我不是百日莫辩了吗?

我将如何是好?

史亚伦的信像雪片似的送出来,要我快快设法。说他在里面如何受苦,再不出来就要瘦死狱中了。每次送信都要付力钱,又常叫我把大量钞票交来人带给他,说在狱中买什么东西都贯,而同室的犯人又常要他请客,不答应他们是要吃拳头的。他叫我把他的“货物”卖出一部份。

但是我终于没有方法救他出来。他在信里大怨恨了,问我是否在借刀杀人,以他之死为幸。他的东西在我处哩,“以他之死为幸”,岂不是他死了,东西就归我所有了,他白白得了恶名声,又吃尽了苦头,结果却便宜了我吗?唉,史亚伦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万一他恨极了,宁可与我同归于尽,咬定我是他的同谋者,我将何以自明呢?窦先生虽劝我不要管事,但我看这事是不能不管的了,最后只好去找一个张律师。

张律师对我说:“军事法庭是不能请辩护人的,不过可以代撰状,还有……再者我替你另外想想法子吧。”

我说:“撰状也得先知道了被控什么罪,才好自己声辩呀。史亚伦送去好多天了,而他们迟迟不提审,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张律师笑道:“这缘故你真的不知道吗?迟迟不提审,就是等你去同他讲条件呀。现在史先生自己既关在里面,不得自由,一切就靠你蒋小姐决定了。假使等到正式开审后,则公事公办,想法子起来恐怕多麻烦哩。”

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是法子应该怎么想呢?张律师说道:“司令部里的情形我比较生疏些。若说是法院呀,他们有的是跑街……”

说到这里,他见我的眼睛睁大起来了,知道我不明白其中情形,便解释说:“这跑街是专替法官拉生意的,因为一个做法官的即使想受贿也得有人家肯纳贿呀,这种事情不便直接谈判,使得仰仗中间人了。老实说一句话,我在上海当律师已经有十几年了,这些法院的跑街我都认识。不过我嫌他们的帽子太大,譬如说法官要一千万吧,他们非向你开口要三四千万不可,当事人出了钱都落到横里去了,太不合算。我是直接同里面有交情的,史先生的事情只要能够移解法院,我便有办法。”

但是这事情究竟叫我怎么决定呢?史亚伦在狱里,我在狱外,有许多话都不好在信里讨论的。只要我能够当面同他谈谈,那就比较容易解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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