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教和基督教或者佛教一样都是宗教。你们应该记得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当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另外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另外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问："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的回答问答集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孔子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子游，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言论和话语中引用过他，他曾说："明智的人集中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基础打好了，就有了智慧、宗教。在生活中作孝子和好公民，不正是这基础--作为道德生命的人的主要目标么？"简言之，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目标是让人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限于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像孝子和好公民那样生活。换句话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z-60)
事实上，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堂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得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简言之，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一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这本书他命名为《春秋》。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大家，或者至少你们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这里我不想和你们争论。我只请求你们不要立即下判断，先听我往下说。同时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在我请求你，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回忆和思考一下卡莱尔说的这句话。（s-6）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如我说过的那样，但在孔子时代，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国家已经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元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呢？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z-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