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在前年夏秋之间,忽然收到一封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约我给“清史知识丛书”写—本小书,只是一个大范围,并未指定具体选题。我匆匆写了一封回信,说是写一本《清代八股文》。当时也未仔细考虑,信发之后,因忙于其他杂事,手头还有写着的书稿,几乎把这事忘了。但后来北京朋友来信告我,说是书的预告已在《读书》杂志上刊登出来,我才着了慌,这才急忙动手准备写了。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八股文三问》,收在论文集《水流云在杂稿》中,虽然去年初已看过清样,可是到现在还未出书。因而我原想一个取巧的办法,把旧文延展开来,或作为书的附录,凑成一本书,岂不省事。但等到动手一写,感到要说的方面较多,实际例子也应该选一些,便于读者参阅理解,这样便决心抛开旧文,不再作偷懒的打算,重新写一本新书了。

说起清代八股文,可以说早已是臭名远扬的了。历史上的争议不说,从本世纪初或上世纪末,就已被人骂臭了。直到近年报纸上,还有人写文骂它,可以说是骂了已一个多世纪。但这中间却有—些区别,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痛骂八股文的,大多是清末的维新派,或民族革命分子,这些人也都是受八股文教育出身的,有的甚至是科举考试两榜出身,进士翰林,他们愤列强之侵凌,痛朝政之腐败,或呼变法维新,或呼排满革命,八股时文、科举制度,被攻击痛骂,均首当其冲。接着清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种种措施,虽未能挽救清朝的灭亡,却也使中国教育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族革命继之反帝反封建,自然八股余孽,仍在痛骂之列。《反对党八股》,更使“八股”之名,形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这样最早在本世纪初骂八股的人,还知道八股是什么样子。后来到本世纪前期,受过八股教育的就越来越少,只模糊地把八股当成是腐朽空洞的代名词了。因而有《反对党八股》的名文出现。时至今日,本世纪末,连活了一百一十岁的前清秀才苏局仙老人也于去年去世了,就是说实际接触过八股文、受过八股文教育的人一个也没有了。对八股文有些模糊印象的人,也十分稀少了。对这一历史事实,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仍然一再重复维新时期、辛亥、五四时代的论调去骂它,而又不知所骂者为何物,岂非滑稽。极“左”思潮,对史学观点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十分严重的。万恶的封建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反正一边倒,予以臭骂就是了。常常以此代替较为科学客观的分析认识,对已经逝去的历史事物,自然无所谓,反正逝者如斯夫,过去的总是过去了。遗憾的是对于现在和未来,那就造成了许多模糊和错误的历史认识,或使人陷于习惯盲从的思维状态,这是十分遗憾的。

八股文这一经历明清两代,延续了五百年的惟一教育、考试专用文体,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这一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人。在漫长历史时代中的那些名人,那些学者,那些志士仁人,今天尚均予以肯定。而培养他们的却是腐朽不堪,空洞无物的八股文教育,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历史矛盾现象。如果用简单化的谩骂予以否定,自然十分容易,但如果反问一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那该怎么说呢?不能解释八股文教育的作用,就无法理解这五百年中各种人材的成长过程;不理解这些人物,又如何能较清楚地理解这五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与本世纪衔接着的这段历史?难道这真是一笔糊涂帐吗?为此我感到有必要客观地以现在观点认识一下这个矛盾。如果是个谜,也应该试着解一解,猜一猜。不该满足于糊涂状态,跟着世纪初的人盲目地乱骂。为此我试着写了这本小书。题目似乎是腐朽的,而自认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严肃的课题。

六十年代初曾听知堂老人说过:三十年代初期;北大曾有过开“八股文研究”课的设想。当时虽精于此道的老先生还不少,但能用现代观点分析这一历史制度的人却不多,当时据说找到一位,但不久那位老先生归道山了。这一设想便落了空,后遂无问津者。一晃半个多世纪,近一甲子过去了。现在再谈这个问题,自然要困难多了。真正懂这种文体;学过练过能写完篇八股的老人已经没有了。隔着时代来回顾它、研讨它,总不免隔阂。但虽请教无门,而文献尚在,冷静地阅读一些,思考一下,分析一下,对它的历史作用研讨一下,总是有一些较为清楚的新发现。这次系统地写完这本书,就更感到十几年来的思考没有错。八股文的作用,是在于强化思维能力的严格训练,在范围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下,训练思维能力的集中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先天的聪明才智,再加后天的八股文教育对思维能力的特殊严格训练,这样明、清两代八股文科举考试,仍能人材辈出的历史之谜,就完全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可以清楚地理解了。自然,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可能用现代观点认识这一问题的。

全书分了十八个题目,尽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清代八股文,并举了各种例子,予以说明。其历史作用,除在各篇中结合实例予以说明外,在《历史作用试析》一篇中,作了总的综合说明。自认是对它有了一点较科学的肤浅认识。也许是“自卖自夸”,但“自夸”也还是自己的本色。非同于人云亦云的盲从也。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十几年前同俞平伯老师的通讯中,曾经说到过。俞师回信也曾多次谈起。这些信现已出版,是《俞平伯书信集》。近年同坎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柳存仁教授通讯频繁,去夏承他寄来早年用小楷精录的前人《四书文源流考》等资料多篇,并承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丈借到梁章钜《制艺丛话》、方苞《钦定四书文》等书,俞师哲嗣润民兄又从北京寄来《曲园课孙草》我所缺少的部分,在师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才完成了这本小书。在此一并感谢。“前言”是在写完第十八篇之后才写的,这样既是“前言”,又是后记了。

癸酉年元月二十一日完稿于

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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