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远的不说，单从清代说起，从顺治初年算到光绪末年，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已二百五十来年。如再往前算，算到明代十四世纪末，那再加二百来年，就有四百多年历史了。但是持续了这么长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而且是官方特定的文体，它的产生历史并不十分明确，并不能简单明确地回答出是那朝那代那年那月颁布的命令，制定的形式。但到清代，那已经是很完整、固定的形式了。自然是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制度。
有人说：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而且规定《易经》、《诗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即《春秋》三传）及《孝经》、《论语》、《老子》诸书，随考生所习，考试时，出题若干，写出注疏。当时手写纸幅叫“帖”，所以叫“括帖”，又叫“帖经”。意思就是手写经书注疏的帖子。或用帖子写经书注疏。这只是从八股文考试内容范围而言有些关系，但“帖经”本身不是成篇的文章，所以不能作为“八股文”的原始形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取消唐代沿习下来的诗、赋、帖经取士的办法，以“经义”试士，学子考试以《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中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就是宋时的“经义”。这已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但还不同于专就《四书》命题的八股文，只不过已是写文，向前走了一大步了。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因此人们说到最早的八股文，从元代延祐年间，即十四世纪初就开始了。但其时还只是出题限制在《四子书》中，行文仿宋经义。严格的对仗排比，八股形式尚未完成。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日趋严格完备，到明代成化年间，即十五世纪中期，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公元一四五七年复辟后年号，共八年）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顾炎武这段话，把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正式八股文的出现，确定在成化年间，这是指当时乡会试，即国家省级、最高级考试正式确定的文章规格。至于以前类似这种形式、或已相当具备这种形式的文章，自然也有人写过，不过还不是正式规定，所以不算，也就是所说“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就是一样写“经义”内容的文章，既可以写字、段整齐对仗的文章，也可以写成参差不齐的散文格式，只要议论好、发挥好，都是好文章，都有考试得中的希望，并不因为格式上的不对，便不予评定。而在成化以后，乡会试中就严格规定了按照题目，如何以固定句数、段落数、正反虚实严格对仗的格式，来要求考试按格式写文章。那样必然评阅时先看格式，再看内容。格式不对，内容再好，也不评阅了。这样才形成了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也就是专为考试而制定的一种有固定格式的文体。
近人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到八股文体时总结道：“然则八股之法，实肇于宋绍兴、淳祐，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是从内容到形式，从不自觉的对偶到严格规定对仗成为一种法定形式而说的。大抵“八股文”在成为严格法定形式之前。是先规定了“经义”的内容，而参试者又习惯作唐以来的试律，习惯写对偶文字，正如清代钱大昕说：“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人习于排偶，文气虽疏畅，而两两相对犹如故也。”由于汉语特征，汉字文字传统，对偶为文，原很自然，“经义”内容的文字，进一步规定了对偶的形式，那就是法定的“八股文”了。
清代以女真族后裔，入主中华，政治眼光十分深远，对于明代沿习已久的官吏制度、考试制度、包括制义八股文，全部采取“拿来主义”，一切延续照办。《清史稿》卷一百零六“选举志”开头就说：
“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所说“制义”，就是八股文。另同书“选举三”述“文科”云：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
广义地说：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名称是很多的，先分别作一简单解释。“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是《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乡、会试首场均考三篇八股文，乾隆二十二年后加考“试帖诗”，由清初顺治二年，到清末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全部八股文试题均记在《清秘述闻》及其续集、再续集三书中。
清代承继明代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直到清末，先废八股，改试策论，后即废科举，改学校。在这中间，八股延续了二百来年，这中间也有一些变化。康熙二年就曾经一度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东华录》、《清史稿》等书中均有记载。《东华录》康熙二年八月记云：
“礼部议复：乡会试停止八股，头场策五篇，二场《四书》及《五经》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为始。”
王士禛《池北偶谈》记道：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论各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迄丁末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议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
王枕甫《蚓庵琐语》也记道：
“康熙元年以前，考取乡会试，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内，因上谕：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禁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钦此。自甲辰改制科，历丁末，至康熙八年己酉，礼部题定，嗣后仍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考试。俱奉旨依议。”
清代第一次取消八股文，但礼部有人反对。王士祯文中所说的黄机就奏请恢复，理由云：
“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以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简单说：两点理由，一是不考八股文，太容易，评定成绩自然困难，这是从考试技术上着眼。二是考察人思想上着眼，怕不考八股文，人们不好好读《四书》、《五经》，他的建议得到允准。康熙七年，又恢复初制，仍用八股文考试。而当时考试，除府考考秀才较简单而外、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进士，都较复杂，要考三场，每场头天一早进考场，第二天才出来。休息一天，再进场。如此三次，首场原定《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就是《五经》四题可任选一经，即只写一篇。二场论、判、诏、诰等，就是写议论文及拟公文。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但表面看考试内容很多，实际其他都是搭配的，主要评定标准是看八股文如何。《清史稿》“选举志”三也这样说：
“二十四年（按指康熙时），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诗、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章多雷同抄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
说来说去，还是八股文。但八股文制度明、清以来，沿习既久，毛病、缺点当然越来越多。由康熙初一度取消，不久恢复之后，又过了七十来年，到了乾隆三年，又有人出来反对，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其主要论点道：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材实学之道。”
但是舒赫德的废除八股文主张没有发生作用，奏章发给礼部议复，反对他的主张，给予了驳斥，八股文试士办法得以照常执行，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驳斥的理由说的也十分有力。其理由道：
“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源，不已过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甚，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
驳斥的论点，先肯定舒赫德陈奏时艺之弊的论点，但马上一转立法不能无弊，但贵在补救，以责实要求。反问八股文虽是小技，而明、清以来，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未尝不是从这条途径产生的。这一反问符合客观实际，十分有力，难以否定。这是鄂尔泰的主张。《清史稿》“选举志”三说：“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鄂尔泰字韵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时是大学士，是乾隆作皇帝的顾命大臣。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后来在乾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作到武英殿大学士，平金川功，图形紫光阁。但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反对科举制度，八股文取士，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是有利于满人，而大大不利于汉人，堵绝了汉人仕宦之路。因为当时八股文科举考试，对汉人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才涌现的出路。在当时作官的途径上，满人人数少，而途径则比汉人多得多。舒赫德反对科举八股文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削弱汉人政治力量，而尽量照顾旗人满洲利益。这同他乾隆二年上疏请“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了。
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除考八股文而外，增加了考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乾隆四十七年规定，首场试艺后，再写一首五言八韵律诗。即八股文后面，再写一首俗名所说的“试帖诗”。这是和八股文性质一样的一种考试诗体，将单列题目介绍，在此不赘述。
据《清史稿》“选举志”之记载，乾隆后期，因方苞奉敕编的制义文程式官书《钦定四书文》通行既久，学写八股的人，大多抄袭源词，不知根底，侍读杨述曾又上奏折请废除八股文以文字抄袭源词之弊。但也只严责考试官，并未废除八股文。杨述曾字二思，乾隆初进士，参与修《通鉴辑览》，著有《南圃文稿》，本身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人。
纵观清代，从康熙初、乾隆初，到乾隆后期，三次有人提议取消八股文，但均未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后一年，也是本世纪初的一九０一年，才废除八股文。乡、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这就是说：自十四、五世纪开始的八股文，直到十九世纪结束才终止。其历史寿命延续了四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