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弟为仁之本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之谓孝弟为仁之本。
○察其所安“求仁而得仁，安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安之也。使非所安，则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张问十世《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子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自春秋之并为七国，七国之亲为秦，而大变先王之礼。然其所以辨上下，别亲疏，决嫌疑，定是非，则固未尝有异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自古帝王相传之统，至秦而大变。然而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则亦不待谶讳而识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奥奥何神哉？如祀灶，则迎尸而祭于奥，此即灶之神矣。时人之语谓：“媚其君者，将顺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时也。”注以奥比君，以灶比权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语意。
○武未尽善观于季札论文王之乐，以为美哉，犹有憾，则知夫子谓武未尽善之旨矣。犹未洽于天下，此文之犹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尽善也。《记》曰：“乐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武王当日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而宝龟之命曰：有大艰于西土，殷之顽民迪屡不静。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视舜之从欲以治四方风动者何如哉。故《大武》之乐虽作于周公，而未至于世风移之日，圣人之时也，非人力之所能为矣。
○朝闻道夕死可矣“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不知年数不足也，亻免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
○忠恕延平先生《答问》曰：“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以贯之者，未尝不一也。曾子答门人之问，正是发其心尔，岂有二邪？若以为夫子一以贯之之旨甚精微，非门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贤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则非圣人不能尔。”朱子又尝作《忠恕说》，其大指与此略同。按此说甚明，而《集注》乃谓借尝得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为下学之事，不足以言圣人之道也。然则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溪黄氏曰：“天下之理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贯之者也。”
元载侗作《六书故》，其训“忠”曰：“尽己致至之谓忠。”《语》曰：“为人谋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记》曰：“丧礼，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传》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属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观于此数者，可以知忠之义也。反身而诚，然后能忠；能忠矣，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家国天下，其道一也。其训恕曰：“推己及物之谓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达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圣人者，何以异于人哉，知终身可行，则知一以贯之之义矣。
《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无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龙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违道不远”，曰：此犹之云“巧言令色，鲜矣仁”也。岂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为未至首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仁义岂有二乎！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疑其有隐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贡之意，犹以文章与性与天道为二，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无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誾誾，无一而非天也。
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为尧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则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系辞》为夫子言性与天道之书。愚尝三复其文，如“鸣鹤在阴”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来”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学《易》者，无不在于言行之间矣。故曰：“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认。”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复礼。有异道乎？今之君子学未及乎樊迟、司马牛，而欲其说之高于颜、曾二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
朱子曰：“圣人教人，不过孝弟忠信。持守诵习之问，此是下学之本。今之学者以为钝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又曰：“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又曰：“圣贤立言本身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
黄氏《日钞》曰：“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通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
刘、石孔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变齐变鲁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博学于文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谓礼。”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记》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而《谥法》：“经纬天地曰文。”与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文，有深浅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让《皇矣》之诗曰：“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则泰伯之时，周日以强大矣。乃托之采药，往而不反。当其时，以国让也；而当其时，让王季也；而自后日言之，则让于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记其功，彝鼎不铭其迹，此所谓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时，以与王季，而王季以与文王，文王以与武王，皆泰伯启之也，故曰三让。”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兴，虽谓以天下让可矣。太史公序《吴世家》云：“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甚当。
高泰伯之让国者，不妨王季，《诗》之言“因心则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诗》之言“上帝临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将称泰伯之德，而行色奔、操之志加诸太王，岂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论语或问》，不取翦商之说，而蔡钟默传《书·武成》曰：“太王虽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业之成实基于此。”仲默，朱子之门人，可谓善于匡朱子之失者矣。《或问》曰：“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者之事。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为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非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为狷；王秀受之，而不为贪；父死不赴，伤毁发肤，而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其与鲁隐公、吴季子之事盖不同矣。”
○有妇人焉“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陈师誓众之言，所谓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宫壶之内，必不从军旅之事，亦必不以後《山东并数之以足十臣之数也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妇人为纣罪矣，乃周之功业必藉于妇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传写之误，阙疑可也。○季路问事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养无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可以谓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以谓之知死矣。
○不践迹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所谓践迹也。先王之教，若《说命》所谓“学于古训”，《康诰》所谓“绍闻衣德言”，以至于《诗》、《书》六艺之文，三百三千之则，有一非践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学礼，笃实而未日新，虽其天资之美，亦能暗与道合；而足己不学，无自以入圣人之室矣。治天下者迹然。故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则以汉文之几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异乎三子者之撰夫子“如或知尔”之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曾点浴沂咏归之言，“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去兵去食“乃积乃仓，乃裹侯粮，于橐于囊。”国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所以足兵，而不淮夷之役也。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鉏白梃可以为兵，而不可阙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为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罗雀鼠，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舆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挞秦、楚”，亦是可以无待于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礼》“司右五兵”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诘尔戎兵”，诘此兵也。“踊跃用兵”，用此兵也。“无以铸兵”，铸此兵也。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为兵。如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见于太史公之书，而《五经》无此语也。
以执兵之人为兵，犹之以被甲之士为甲。《公羊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
○荡舟《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楚辞·天问》：“覆舟斟，何道取之？”正此谓也。汉时《竹书》未出，故孔安国注为“陆地行舟”，而后人因之。
古人以左右冲杀为荡陈，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晋书·载记》：“陇上健儿歌曰：丈八蛇矛左右荡，十荡十决无当前。”《唐书·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坚突众，敌因而败者曰跳荡。”荡舟盖兼此义，与蔡姬之“乘舟荡公”者不同。
○管仲不死子纠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谓管仲之于子纠未成为君臣者，子纠于齐未成君，于仲与忽则成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从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毛、偃为重耳之臣，而仲与忽不得为纠之臣，是以成败定君臣也，可乎？又谓桓兄纠弟，此亦强为之说。
论至于尊周室，存华夏之大功，则公子与其臣区区一身之名分小矣。虽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谓之无罪，非也。
○予一以贯之“姑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性相近也“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灭若敖氏是也。然此千万中之一耳，故公教子所述之三说，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盖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论其变也。若纣为炮烙之刑，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此则生而性与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岂可以一而概万乎？故终谓之性善也。
孟子论性，专以其发见乎情者言之。且如见孺子入井，亦有不怜者；呼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变也。若反从而喜之，吾知其无是人也。
曲沃卫嵩曰：“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谓之相近乎？如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若汤、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尧、舜邪？汤、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说；汤、武之不即为尧、舜，而必待于反之，即性相近之说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史记》：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按此则仲雍为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孙也。殷时诸侯有虞国，《诗》所云“虞芮质厥成”者。武王时国灭，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通用。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考《吴越春秋》：“太伯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徵矣。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太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续汉·郡国志》：“太阳有吴山，上有虞城。”虞城”之书为“吴城”，犹“吴仲”之书为“虞仲”也。杜元凯《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别封西吴。”
○听其言也厉君子之言，非有意于厉也，是曰是，非曰非。孔颍达《洪范》正义曰：“言之决断，若金之斩割。”
居官，则告谕可以当鞭朴：行师，则誓戒可以当甲兵。此之谓“所其言也厉”。○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者也。故曰：“约之以礼。”又曰：“知崇礼卑。”
○梁惠王《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为“王者，则非追尊之辞明矣。司马子长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书出于当时，不容误也。杜预《左传集解·后序》言：“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产，即《纪年》所谓今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
《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称王改元之证，又与魏惠王同时。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之地。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今按《孟子》书，惠王自言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乃悟《史记》所书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后五年，后七年也，以《孟子》证之而自明者也。
据《纪年》，周慎靓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又二年，为赧王之元年，齐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与《孟子》这书先梁后齐，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国皆不久，书中齐事特多，又尝为卿于齐，当有四五年。若适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谓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误以惠王之后元年为襄王之元年故也。
孟子为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不遗亲，不后君，仁之效也。其言义何？义者，礼之所从生也。昔者齐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惧其国之为陈氏也，曰：“是可若何？”对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了民。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氵㸒，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于未形，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不动心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
○市朝“若挞之于市朝”，即《书》所言“若挞于市”。古者朝无挞人之事，市则有之。《周礼·司市》：“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又曰：“胥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是也。《礼记·檀弓》：“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丧，哭辟市朝。”奔丧亦但过市，无过朝之事也。其谓之市朝者，《史记·孟尝君传》：“日莫之后，过市朝者掉臂不顾。”索隐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众整如此。”后代则朝列之参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文节谓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长也。传写之误，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养浩然之气，必当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当勿助长也。叠二“勿忘”，作文法也。按《书·无逸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是叠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发言亦多有重说一句者。《礼记·祭义》“见间以侠甒。”郑氏曰：“见间当为〈间见〉。”《史记·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索隐曰：“刺齿肥，当为肥。”《论语》：“五十以学《易》。”朱子以为“五十”当作“卒”，此皆古书一字误为二字之证。
○文王以百里“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待大尔。其实文王之国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歧迁丰，其国巳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举属之周。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东临上党，无非周地；纣之所有，不过河内殷墟，其从之者亦但东方诸国而已。一举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书》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藉力哉。○廛无夫里之布有夫布，有里布。《周礼·地官》载师职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职曰：“凡无职者，出夫布。”郑司农云：“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传》曰：‘买之百两一布。’”又廛人职：“掌敛市之纟欠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玄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闾师》文，今人遂以布专属于里。
○孟子自齐葬于鲁孟子自齐葬于鲁，言葬而不言丧，此改葬也。礼记改缌，事毕而除，故反于齐，止于嬴，而充虞乃得承间而问。若曰奔丧而还，营葬方毕，即出赴齐卿之位，而门人未得发言，可谓“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丧，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实皆什一也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匀匀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画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盖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异度数。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而当日因时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时土旷人稀，故其亩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亩渐小。以夏之一亩为二亩，其名殊而实一矣。国佐之对晋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岂有三代之王而为是纷纷无益于民之事哉！
○庄岳“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庄岳，齐街里名也。”庄是街名，岳是里名。《左传·襄二十八年》：“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注云：“六轨之道。”反陈于岳”注云：“岳，里名。”
○古者不为臣不见观乎孔子之见阳货，而后知逾垣闭门为贤者之过，未合于中道也，然后世之人必有如朝广被中庸之名，冯道托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见诸侯，一见诸侯而怀其禄利，于是望尘而拜贵人，希旨以投时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谄。”又曰：“上弗援，下弗惟。”后世之于士人，许之以自媒，劝之以干禄；而责其有耻，难矣。
○公行子有子之丧《礼》：父为长子斩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丧，而孟子与右师及齐之诸臣皆往吊。
○为不顺于父母《虞书》所载，帝曰：“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义，不格奸。”是则帝之举舜，在瞽瞍底豫之后。今《孟子》乃谓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犹不顺于父母，而如穷人无所归，此非事实。但其推见圣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为人子者处心积虑出乎此，而后为大孝耳。后儒以为实，然则“二嫂使治朕栖”之说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舜都蒲阪，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处，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泻卤，人民寡，而《孟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夫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后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周室班爵禄为民而立之君，故斑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费惠公《孟子》“费惠公”注：“惠公，费邑之君。”按春秋时有两费，其一见《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殄灭我费滑。’”注：“滑国都于费，今河南缑氏县。”《襄公十八年》：楚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盖本一地，秦灭之而后属晋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齐乘》：“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鲁季氏吧了。”在子思时，滑国之费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后，而僭称公者。鲁连子称陆子谓齐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有邹、费、郯、邳，殆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费本鲁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称小国之君，曾子书亦有费君、费子之称。盖季氏专鲁，而自春秋以后，计必自据其邑，如附庸之国矣。大夫之为诸侯，不待三晋而始，然其来亦渐矣。”
季氏之于鲁，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国而不敢篡位，愈于晋、卫多矣。故曰：“鲁犹秉周礼。”
○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于心。以为之裁制。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义，而举酌乡人、敬尸二事，皆礼之也，而莫非义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虚之教至于槌提仁义，绝灭礼乐，从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其不流于异端而害吾道者几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言我也。”此与孟子之言相发。
○以纣为兄之子以纣为弟，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王子比干。并言之，则于文有所不便，故举此以该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杌于四裔”，不言浑敦、穷奇、饕餮。后之读书者不待子贡之明，亦当闻一以知二矣。
○才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是以禽兽之人，谓之未尝有才。
《中庸》言能尽其性，《孟子》言不能尽其才能。尽其才则能尽其性矣，在乎扩而充之。
○求其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于学问乎？与孔子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盖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具学，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于奕。
○所去三免死而已矣，则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视欣然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欣然，则过人远矣，不敢自大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则可谓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则可谓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变也。今之学者非自小则自大，吾见其同为小人之归而已。
○士何事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计亦无多人尔。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此谓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人而先王之法坏矣，彭更之言，王子垫之问，其犹近古之意与？○饭糗茹草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孟子外篇《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扬子《法言·修身》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颜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诗·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宫也。”《正义》引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谱》云：‘子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则又有孟仲子之书矣。
○孟子引论语《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
○孟于字样九经《论语》皆以汉石经为据，故字体未变，《孟子》字多近今，盖久亦于魏、晋以下之传录也。然则石经之功亦不细矣。
《唐书》言：州故作“豳”，开元十三年，以字类“幽”，故为“”。今惟《孟子》书用“”字。
《容斋四笔》言《孟子》“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并作“由”，今本作“犹”。是知今之《孟子》又与宋本小异。
○孟子弟子赵岐注《孟子》，以季孙、子叔二人为孟子弟子。季孙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异哉，弟子之所闻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为可就之矣。“使己为政”以下，则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于，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齐人也。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他术。”又曰：“盆成括，尝欲学于孟子，问道，未达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东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乘阳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记索隐》曰：“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并轲之门人。”《广韵》又云：“离娄，孟子门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吴莱著《孟子弟子列传》二卷，今不传。
《晏子书》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贫成适尝为孔子门人，尤误。
○荼“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荼”，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今按《尔雅》“荼”“氵荼”字凡五见，而各不同。《释草》曰：“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艹票}、、荼。”注云：“即{艹刀}。”疏云：“按《周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艹票}也、也其别外。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氵荼，虎杖。”注云：“似红草而粗大，有细刺，可以染赤。”疏云：“氵荼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壮如大马蓼，茎斑而叶圆是也。”又曰：“氵荼，委叶。”注引《诗》“以{艹休}氵荼蓼。”疏云：“氵荼一名委叶。”王肃《说诗》云：“氵荼，陆秽草。”然则氵荼者原田芜秽之草，非苦菜也。今《诗》本“{艹休}”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释木》曰：“贾，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诗》考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绵》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为“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茵著用荼，实绥泽焉”，《诗·鸱》“捋荼”，传曰：’荼，萑苕也。”《正义》曰：“谓之秀穗。茅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陈，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氵荼也。唯虎杖之氵荼与贾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王褒《僮约》，前云“炮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
《唐书·陆羽传》：“羽嗜荼，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菜。至明代，设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言右补阙綦毋性不饮茶，著《茶饮》，序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害远难见？”宋黄庭坚《茶赋》亦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贼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鸟可〉《尔雅》“舒雁，鹅。”注：“今江东呼〈鸟可〉。”即“”字。《左传》：“鲁大夫荣鹅。”《方言》：“雁自关而东谓之〈鸟可〉鹅。”《太玄经》：“装次二，鹅惨于冰。”一作“哥鹅。”司马相如《子虚赋》：“弋白鹄，连鹅，双下，玄鹤加。”《上林赋》：“鸿鹄鸨，鸨鹅属玉。”扬雄《反离骚》：“凤皇翔于蓬者兮，岂鹅之能捷。”张衡《西京赋》：“鹅鸿军。”《南都赋》：“鸿鸨鹅。”杜甫《七歌》：“前飞鹅后。”《辽史·穆宗纪》：“获鹅，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江西、湖广、汴梁私捕鹅。”《山海经》：“青要之山，是多驾鸟。”郭璞云：“未详。或者骈当作‘’，其从‘马’者，传写之误尔。”
○九经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越，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唐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无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请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人抱遗经、扶微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盖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为书。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礼〉札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性、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则《礼记》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至于明代，此学遂绝。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
○考次经文《礼记·乐记》“宽而静”至“肆直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
《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武成》最为得体。
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曰《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和”，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说可从。
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佑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