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末叶，御史弹劾权贵，亦成为一时风气，时人谓清运将终，留此一缕回光反照。如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世称为“三霖公司”。他如赵熙、王鹏运之流，亦有建树。着称者如参庆亲王贪污，参伦贝子纳贿，并及杨翠喜案，段芝贵因此而罢免巡抚（原摺指女伶杨翠喜为段芝贵所进，藉博伦贝子欢心）。参瞿子玖案，参邮传部案，参盛宣怀案，皆哄动一时。朝中虽无是非，言官犹有气节。
李木斋（盛铎）最早奔走徐桐之门，徐固木斋座师，徐桐讲宋学，木斋亦谈宋学。会康、梁入京，将开保国大会于南海会馆，遍发传单，木斋为首先签名之发起人，朝官署名者甚多。翌日，皆赴南海会馆，已奉朝命，禁止开会，木斋以首先发起人，竟不至。后知木斋署发起人后，走访梁启超，获知开会何事，乃向徐桐自首，并自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徐极赞赏，谓真能翊圣学者。李寓徐桐家，床上陈鸦片烟具，价值甚巨，曰家传遗物也。徐桐见之，大责其不谨，木斋乃下拜叩头，起将所有烟具，尽锤碎之。徐曰：“何必毁物，不吸可耳。”木斋曰：“不然，非破釜沉舟，不足笃守老师教训。”徐桐大悦，不数日即有江南乡试副考官之命。木斋盖明知徐桐恶鸦片，故作此举，所以坚其宠信也。庚子，徐桐自缢，木斋乃变其作风，走庆王门路，谓曾任日本公使，深通洋务，并熟知康、梁行径，且以进送珍贵书画为媒。庆王不知书画贵贱，但曰能值几何，盖庆王所欲者黄白物耳。卒将书画退还，则王府总管，已悉易为赝品。木斋大恚，其后进退失据，抑郁以死。
滇南吴检讨楚生（式钊），以崇奉西人，为徐荫轩相国所恶，因案革职，永远监禁。庚子，联军入都，其至好沈荩，为之请于某国公使，商之全权大臣，将其释回。吴返京后，趾高气扬，较未获罪前，尤为诞纵。已而欲图开复原官，问计于李盛铎。李曰：“此实不易，必欲图之，殆非检举康、梁余党不可。”吴曰：“是猝不可得，姑举发唐才常余党何如？”李曰：“似可。”唐新为张之洞处死，沈因与唐善，避祸来京，吴知之，乃密呈告发，请李代递。慈禧见之大怒，以在光绪万寿期内，不便用刑，手批沈荩即日杖毙，吴式钊以六品主事用。吴犹以未得翰林为憾，复举生平所识而有名于时者三十余人献之，谓皆沈荩之党。慈禧竟置而不问，于是大祸始寝。而吴式钊卖友之名，喧传都门。
戢翼，湖北房县人，为留学日本第一人。初与中山先生商讨革命，唐才常事败，遁至日本，大张革命，创《国民报》。后回沪，创作新社。肃王等奏调来京，办理交涉事宜，在外务部占最高位。袁世凯掌外务部，翼所主张与彼不合，洋学生在外务部者皆恶，乃觅得其从前与孙先生共事时来往书札为据，呈袁世凯，且指为坐京侦探。肃王多方解说，袁竟出奏，捕于东城寓所，押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竟中毒死。为张之洞门生，被捕后，张之洞语人曰：“项城已出奏，我无法挽回。”后知袁世凯对日交涉，多有阻挠，日本学生之为有名外交家者，揣测袁世凯之意，乃伪造与孙有往来之文件为证，而狱成矣。或曰：“戢翼、吴禄贞，一文一武，同为鄂人，均为袁世凯所忌，必置于死，故均不免。”吴禄贞为周符麟刺死，死状尤酷。
光宣之际，张、袁联袂入京，分执朝政，人以为政权在汉人。实则载洵掌海军，载涛掌陆军，肃王掌民政，载泽掌财政，载振掌农工商，伦贝子掌资政院。张之洞常对鄂中门生在其幕下者，叹清室之将亡，谓亲贵掌权，违背祖训，迁流所及，人民涂炭，甚愿予不及见之耳。当时与其谓亲贵掌权，毋宁谓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
当时朝士之奔走旗门者，可分两类：一、海内外毕业武职学生；二、曾毕业文职学生及科举旧人。
自军咨府创立以来，涛、洵领海陆军，倚日本归国留学生为谋主，各省陆海军学堂出身者附之。虽革命健将中，亦多海陆学生，而其时居大位者，皆由奔走旗门而来也。奔竞之风，由京中遍及各省，上行下效，恬不为怪。其他文职朝士，谈新学者集于肃王、端方之门，作官者则入载洵、庆王父子之门，谈宪政者又趋于伦贝子之门，某也法律政治大家，某也财政科学大家，弹冠相庆，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清末朝士，风尚卑劣，既非顽固，又非革新，不过走旗门混官职而已。故辛亥革命，为清室死节者，文臣如陆春江等，武臣如黄忠浩等，皆旧人耳，新进朝士无有与焉。向之助清杀党人者，既入民国，摇身一变，皆称元勋。朝有官而无士，何以为朝？清之亡，亦历史上之一教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