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组织是好的，科学技术是好的，但二者在西洋未曾配合好。何以言之？此即为近二百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工业，互为因果。资本主义是个人赢利，自由竞争。科学发明有助于赢利；赢利奖励了科学发明。一切新技术新发明，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里，而未曾掌握在社会公共手里。大利既在资本家之手，而大权亦随之在其手。团体组织（此指国家说）虽有进步，亦不免为其所左右。内则演为阶级斗争，外则演为民族斗争，整个世界为之扰乱不安。新中国文化之建设，应该避免此一错误。
如何避免呢？如上文所说，以固有精神引进团体组织；同时再以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而应用之，则技术大利，自然嘱于公共所享有。恐怕抽象理论，不易了解，试举一事例以明之，例如村学乡学在养蚕或植棉地方，就要提倡蚕农或棉农组织合作社，实行生产合作。要采用任何一新技术一新设备总非合作社办不了。甚且需要合作社的联合才行。技术越进步，愈需要大联合，而后乃能采用。凡事不能一步登天，组织亦必从小慢慢到大：技术亦必慢慢进步，更进步极进步。合作组织不大，技术进步不了，如是技术随组织而来，即是技术操于组织之手，一切好处自然归公。既无垄断，亦无竞争。始终以人为主体，人始终以互相尊重彼此合作为途径。根本既立，一切顺理成章。即整个国家亦建筑在这上面，利不集中，权亦不集中，从小范围到大范围，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和平安定的。其不同于西洋之处，就在人对人的组织，先安排好，掌握了人对物的科学技术而发达之，却不是在人群组织种种不安之中，发达了科学技术。
末了说一句：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我们固要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而他们不领取中国的长处，世界人类更无从得救。
（《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北碚管理局出版，1949年10月，民生公司印刷社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