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张晓峰君摭梁任公先生未刊书札中数十事为《梁任公别录》，成以授予读。此时为此文，不禁起予空谷足音之感也。方戊戌前后，任公之在文界，何啻旭日中天？一篇之出，百数十万人争诵。曾不四十年，后生已罕或能举其名，其一知半解者，甚且为蚍蜉之撼。“或荣誉若天仙光宠，消逝时迅越流星。”歌德之诗，可为任公赋矣。《别录》引王文濡君“褒恤无典”之语，其辞若有憾焉。颇闻任公之殁，实曾有大力者建言政府，加之褒扬，格于吾粤某巨公而止。今某公往矣。军兴以来，冤亲俱泯，党外人物有闻于时者，政府例为饰终，而未尝见掩于一眚。况在任公，有大造于文教而无毫末之负于国家。思德追崇，为立永念，以存直道于斯世，今正其时。兴言及此，跂望者不少人在。任公与初期党人之关涉，陈少白氏之《兴中会纪要》，及冯自由氏之《革命逸史》，载之綦详。后有作任公传者，不可不考。任公与国民党濒于同流，而终于分道，师友之谪谴，固与有力，然任公之性格，亦于此见焉。世或惜之，然就任公之立足境言，无可惜也。凡持一信念以易天下者，于其所信，势不能变，变则如吴梅村所云“一钱不值”矣。不事二主之义，非惟于君主之主有然，于主义之主亦有然。昔之创业帝王，于胜朝守节之士，固僇之辱之，及其修胜朝之正史，则必入之忠义传；于舍旧谋新之俊杰，固笼之荣之，及其修史，则必入之贰臣传。为任公者，宁入主义上之忠义传欤？宁入主义上之贰臣传欤？不待智者而知所决矣。辛丑以后，任公虽羁海外，渐与若干朝士消息相通，桴鼓相应，今读其《双涛阁日记》（在《饮冰室合集》中首次刊布于其身后）而知之。辛亥变起后，袁世凯挽之入阁，虽不就，于清室犹眷眷然。时有一电复袁，为之策划。此电文近年始于清宫军机处电报档中发见，载于故宫博物院所印之《史料旬刊》某期中。大意劝清室效法北魏以汉易胡故事，首去满姓用汉姓，以与民更始。电末并附录《资治通鉴》纪北魏事一则。策则颇迂，傥所谓无策之策欤？覆袁之役，任公之所抱负，于其与松坡军中往还书札可见。此诸书札之原迹，任公曾影印其一部分行世（题《蔡松坡军中遗墨》，以纪念松坡者），顾所印不多，流布不广，世人或罕见之。予记其中任公致蔡一札，大略悔往日欲用人而终为人用之失计，勉蔡经营四川（时黎元洪已任命蔡为四川督军），“庄严此土”，以为其党之根基。又滇人廖思旸所编《护国军战史》，亦载任公致松坡军中一札之片断，大略慨言当日军途之窳坏，而谓欲了国事，非别造一有教育、有精神、有主义之师旅不为功。至练兵之道，则取法乎近而合国情者，莫如求师于季清之曾、胡云云。日后国民党发展所循之路径，任公其先见及之矣。使松坡不早死，天下事殊未可知。任公入民国来政治营构之无成，非尽关人事，亦有天焉。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谓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纷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在《饮冰室合集》中首次刊布于其身后，世人注意之者甚少），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曾试自操史笔之人，读此等书而不心折者，真无目耳。昔任公之殁也，予亦曾为文悼之（载当时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顾年稚无知，于其民国后之政治生涯，妄加贬抑。今读晓峰兄《别录》，一夕拉杂书此，聊以自忏云。
原载《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