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日全面戰爭
一、日本求戰與中國應戰︱︱七七事變
倘若不是中國百般忍讓，中日全面戰爭早就發生；倘若不是日本得隴望蜀定要在華北製造另一滿洲國，中日全面戰爭或將再延遲相當時日。一九三五與一九三六年，中國為了保衛華北，兩度不惜一戰。日本總想不勞而獲，以待中國內變。但是情形不若其所希望，兩廣問題不但未引起內戰，反使團結加強。接著是西安事變，日本又幸災樂禍，以為中國的大亂一定不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事變和平結束的跡象已露，日本首相廣田在樞密院報告，如果國民政府以容共為條件，與張學良妥協，日本即斷然排擊。兩天後，蔣委員長脫險，日本自然明白此與蘇俄有關。十二月二十八日，關東軍聲稱，倘中國政府接受共產主義與抗日政策，關東軍將採任何必要方法，以防衛滿洲國及維持東亞和平。日本之將有行動，人所共見，目標乃是華北。
一九三七年初，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再與冀察政務委員長宋哲元談判華北經濟問題，以南京不同意日方的要求，仍無結果。不久國民黨與中共和解明朗化。四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四大臣會議，決使華北成為防共、親日、親滿地區。報紙聲言擴大塘沽協定及冀東防共政府，不令華北“中央化”、“中央集權化”，甚至有驅逐第二十九軍之說。五月，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在熱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別召開會議，加緊壓迫綏遠、華北。六月初，近衛文麿組閣，廣田改任外相，一意將就軍人。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揚言，為了對俄作戰，應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擊，清除後方威脅。六月，日本大使川越茂談話，謂中國須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及滿洲國生存與華北的必然聯繫。朝鮮總督與關東軍司令、天津駐屯軍司令、南滿鐵道會社總裁會於大連，仍是為了華北問題。
河北事件發生以來，日軍益肆行無忌，任意作非法演習。宋哲元與田代皖談判之時，川越茂亦進見蔣委員長有所表示。一九三七年三月，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談話，謂國家主權必須完整，國際關係必須以平等互惠為原則。蔣招待日本經濟考察團，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希望日本停止在華活動。四月，華北日軍開始演習。
七月七日，日軍在北平西南十五公里的交通要道盧溝橋演習夜戰【註：盧溝橋跨永定河上，完工於一一九○年，長二百餘米，寬八米，高十餘米，兩旁欄柱有四百八十五個石獅，雕琢精工，形態各殊，經馬可波羅推崇，西人稱為馬可波羅橋】。下午十一時，藉口日兵一名失踪，要求入宛平縣搜查，繼稱失踪日兵雖然歸隊，仍須明瞭經過情形。中國答應共同調查，日軍竟突然進攻，為駐軍團長吉星文拒退，“七七事變”於是爆發。八日，雙方協議，軍隊各返原防。次日，日軍又攻。十一日，中國允撤退盧溝橋及其附近駐軍，懲罰負責官員，而日方表示遺憾【註：近年日人的撰述，說是先開槍的為共產分子，不惟無任何證據，實亦無關宏旨。試問“九一八”拆毀柳條溝鐵路又係何人所為？】。
同一天，日本政府命朝鮮、滿洲駐軍開往華北，第二天，參謀本部擬就作戰計劃，決擊潰北平、天津附近的宋哲元軍。十四日，新任華北司令香月司要求撤退北平駐軍、冀察中央機構及藍衣社、CC團，罷黜排日要人，徹底鎮壓共產黨活動，取締排日言論機關、學生運動及學校與軍中的排日教育。十九日，宋一一接受。二十日，日軍炮轟宛平縣城及長辛店。宋下令撤除北平市內的防禦設施，請北來中央軍停止前進。
蔣委員長時在廬山，正要與社會領袖舉行國是談話會。七月八日，得知事變消息，即命國民黨宣傳部盡量發布新聞，令宋哲元積極準備，就地抵抗，如果談判，須不喪失絲毫主權。七月九日，派四個師向河北石家莊、保定集中，命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速返南京，面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可知他已下了決心。外交部於抗議之外，並於十二日聲明，任何解決辦法，未經中央核准者，概屬無效。再電宋哲元，全力抗戰，勿為敵人所欺，七月十一日的協議絕不能了事。十四日，設行營於石家莊。中共毛澤東及紅軍將領於事變的次日，亦請蔣嚴令第二十九軍保衛平、津、華北，動員全國海陸空軍，驅逐日寇出中國，紅軍願在其領導之下為國效命。三天後，周恩來、秦邦憲、林祖涵到廬山，會商陝、甘、寧邊區地位及紅軍改編問題。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試圖斡旋，提議中日停止調兵，為日本所拒。十七日，蔣對廬山談話會鄭重宣布：“盧溝橋事變的推演，關係整個中國。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事變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頭，全繫於日本軍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接著申明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日本政府的反應為通過《動員計劃》，要求中國撤退進入河北部隊。宋哲元以日軍大舉向關內輸送，同時知道了蔣的抗戰決策，補給已經到達，亦決定發動攻勢。七月二十六日，日軍奪佔平、津間的廊坊，但進攻北平的日軍則被擊退。香月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第二十九軍退往永定河以西。二十七日，日軍進逼北平四郊。二十八日，猛攻南苑，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陣亡。二十九日，宋哲元離北平，天津經激戰後，於三十日陷落，華北兩大名城均入日本之手。
七月二十日，蔣返抵南京。北平不守的當晚，再發表談話，說是這不能算是戰爭了結，惟有一致奮鬥，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與妥協屈服之理。又二日，發表告全軍將士書，只有抗戰到底，與倭寇死拼。八月初，復宣示抗戰方針，隨時隨地抵抗，使日人戰而不取。各方重要軍事領袖，如廣西的白崇禧、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中共的朱德，不論以往與蔣有何意見，均會集南京。八月十二日，中央決設置國防最高會議，推蔣委員長為陸海空軍總司令，以軍事委員會為統帥部。十六日，改以蔣委員長為大元帥，組織大本營【註：南京失守後，大本營撤銷，仍由軍事委員會總攬軍事】。
日本之所以於此時發動戰爭，一以中共再與國民黨合作，容共、聯俄之局復成，必須及時遏制，先控有華北；二以中國國力尚待充實，必須早予以挫折，不信蔣真有作戰決心：三以德、日防共協定及日、義協定已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日本已不孤立，英、美不致斷然行動。至於中國之決計應戰，一以勢迫出此，日本野心並無止境，如再忍讓，不惟華北將為東北之續，且欲求偏安而不可得；二以人心憤激已至極點，中共主戰尤力，此次如再不抵抗，內戰勢將重起；三以中國雖非日本之敵，然以土地之廣，斷非日軍所能全部據有；四以英、美深忌日本勢力的擴張，假以時日，國際情勢定有變化，彼時如與日本談判，為害亦較目前為輕，何況中、俄正在談判互不侵犯條約，短期內可望獲得援助【註：傳張群有“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後和，和而後安”之說。“戰必敗”為人所共見，“和必亂”確為至言，不過“敗而後和，和而後安”則未必】。
二、初期陣地戰與游擊戰
日本初志在奪取河北，以為攻佔北平、天津後，中國勢必屈服。八月八日，曾擬有《停戰條件》及《國交調整案綱要》，準備談判。不知中國已決定另闢戰場，全面抗戰。華北平原利於日本機械化部隊馳驅，江南河流縱橫，湖沼星羅，地形複雜，復築有國防工事，對中國比較有利。上海為通商巨埠，日軍無多，決定先於此地一挫日本的驕氣，促起國際注目。七八月之交，部分軍隊已開抵上海附近，並計劃封鎖江陰要塞，使長江日本船艦無法脫逃【註：行政院秘書黃浚受日本收買，洩漏消息，漢口一帶日艦、日僑先期退出】。七月中旬，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亦躍躍欲試，建議東京，不宜將戰場局限於華北，應同時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國兵力，制其死命。七月下旬，長谷川清師“盧溝橋事變”故技，藉口陸戰隊一名失踪，佈防上海閘北。八月九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機場衝突，十三日上午九時十五分，大戰揭幕。
上海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國民政府宣布自衛抗戰。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下動員令，編組上海及華北派遣軍。二十日，中國劃分南北各戰區。上海日軍初僅陸戰隊一萬人，中國陸軍四萬人，猛勇進攻，空軍轟炸日本軍艦。此後雙方陸續增兵，華軍雖不惜犧牲，終不抵日本的砲火。九月中旬，退守第一預備陣地。時日軍約十萬人，華軍約三十餘萬，制空權則在日本之手【註：中國可供作戰的飛機僅二百二十餘架。八月十四日，日機十三架轟炸杭州，被擊落六架。是後連續來襲，並及南京等城，又被擊落多架。高志航戰功特著。中國飛機亦屢炸上海日軍陣地、軍艦，飛行員壯烈殉國】。九月下旬，華軍退守第二預備陣地。十月初，日軍增至二十餘萬，華軍約五十萬，中央軍外，桂軍、粵軍、湘軍、川軍先後加入戰鬥，傷亡極為慘重。十月二十六日，主要陣地失陷，退向滬西。續來日軍兩師，登陸杭州灣。十一月九日，華軍全線西撤。
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宣言，決不為城下之盟。本日起，移駐重慶，“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對於將近三個月的上海戰爭，備致嘉許，“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所說毫不誇張。外國輿論對於中國軍隊的英勇智謀，亦再三讚譽。雖訓練猶未充足，裝備猶未齊備，外人以為不能支持一周的陣地，竟能抵抗十週。不只軍隊甘於犧牲，視死如歸，一般老幼男女，無不爭為軍隊服務。但是苦戰之後，實力喪失十之六七，無法遏止日軍前進，預設的長江至蘇州、嘉興及江陰至無錫國防線不守。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二十四日，杭州繼之。日軍進入南京後，大肆劫掠、姦淫、屠殺，被擄的官兵、赤手空拳的平民婦孺，或遭集體掃射或被砍死，為時一周，男女慘死者，最少十餘萬人，甚或更多。
華北日軍佔領北平後，沿平綏鐵路北攻南口，察哈爾境內日軍南攻張家口，激戰十六天，八月下旬，南口失守，張家口亦陷。日軍進陷山西大同。九月二十五日，甫經編為第八路軍的紅軍林彪師會同晉軍、陝軍重創四千日軍於晉北平型關，為中國在北戰場的首次勝利【註※】。十月，日軍一支西陷綏遠省城歸綏，一支南犯太原。中央軍及晉軍破之於忻口，軍長、師長戰歿，而陣地不為之動。日軍改自河北攻晉東，十一月九日，佔領太原。
※註：八月二十二日，陝北紅軍正式改編為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任總、副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轄三個師，計三萬人，師長為林彪、賀龍、劉伯承，副師長為聶榮臻、蕭克、徐向前，政治委員一由聶榮臻兼，餘二人為關向應、鄧小平。九月二十二日，江南零星紅軍合組為新編第四軍，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轄四個支隊，計一萬餘人，支隊長為陳毅、張雲逸等。
南口之戰告一段落後，日軍循平漢路南下。九月，陷河北保定。十月，陷石家莊。十一月，陷河南安陽。另一路由津浦路南下，陷魯北德州。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不戰而走，十二月二十七日，放棄濟南。青島以陷於海陸夾攻，守軍於炸毀紗廠後西撤。蔣委員長拿辦韓復榘，處以死刑，這是抗戰期間，受到最嚴厲懲治的一個高級將領。
一九三八年二月，津浦路北段日軍深入魯南，南段日軍越過淮河，謀合犯徐州。三月，南來日軍進攻臨沂，為時八日，傷亡頗大。徐州東北台兒莊的攻守尤為激烈，為時四周。中國以四倍的兵力，截斷日軍補給，日軍被殲一萬六千人，四月七日後撤，證明其並非無敵。南京失守後的士氣為之重振，人心尤為興奮。日軍改向魯、豫之交與皖北進攻。五月，華軍放棄徐州，戰場移於豫東。六月五日，開封不守，華軍掘毀鄭州以東的花園口黃河堤防，洪水向南氾濫，人民損失慘重【註：總計淹沒四十餘縣，河南民宅沖毀一百四十餘萬家，陸沉八百餘萬畝，安徽、江蘇耕地陸沉一千一百餘萬畝，傾家蕩產者四百八十餘萬人】。但日軍進攻鄭州、南窺武漢的企圖則為之滯延。
武漢為南京撤退後最高統帥部所在地，亦為日本次一攻擊目標。一九三八年二月以來，日本空軍不斷轟炸，遭到堅強抵抗【註：二月十八日，日機被中國空軍及蘇俄義勇軍擊落十四架，中國大隊長李桂丹戰歿。四月二十九日，日機又被擊落二十一架，中國損失九架，蘇俄損失兩架】。六月十五日，朔江西上的日本海軍陷安慶，會同陸軍突破江西馬當要塞。七月二十五日，九江失守，武漢外圍會戰開始。日軍分三路前進。長江南岸取道贛北，激戰於南昌以北，十月中旬，攻鄂南。長江北岸一路激戰於河南潢川等地，迂迴漢口以北，兵力共約十二師以上，三面包圍武漢。
廣州為上海戰爭發生後的唯一海口，中國以為日本對英國有所顧慮，不致貿然侵犯，將粵軍北調。日本為截斷武漢的對外交通，濫肆轟炸。十月十二日，日軍四萬人，登陸大亞灣。二十一日，佔領廣州。這時長江兩岸及豫南日軍已迫近武漢。中國早已準備於武漢外圍打擊日軍後即行放棄，十月二十五日，全軍退出，計武漢會戰約三個月，為上海、徐州戰後，中日的第三次大戰。
中國的戰略為“持久戰”與“消耗戰”，不在沿海、沿江地帶決戰，但是節節抵抗，消耗並吸引日本兵力，同時保持自己的有生力，即所謂“以空間換時間”的“磁鐵戰”，使日本欲罷不能。日本的戰略為“速戰速決”，驕狂的軍閥揚言三個月內內即可使中國屈膝，現在已過了十五個月，戰爭尚無了期。被日本侵擾的地區，北起察哈爾、綏遠，南至廣東，東至上海，西抵武漢，包括長城內外、東南各省及長江下游，俱屬中國精華地區，但是它所能勉強控制的僅限於城鎮及水陸交通線，而不能及於鄉村。中國政府不只仍統有廣大而完整的西北、西南，並及華北、華中、華南的大部。中國主力軍撤退後，一部分留於敵後，與守土官領導人民，從事游擊戰。燕趙自古多慷慨之士，齊魯素為豪傑所自出，攘臂而起的所在皆是。山西閻錫山組織軍民“犧牲救國大同盟”，成立新軍及工人武裝自衛隊。河北民軍深入冀中，山東游擊隊遍於全省，第八路軍在華北尤為活躍。蘇、皖、浙邊區游擊隊及新編第四軍亦不斷威脅長江交通。
三、列強反應
盧溝橋變起，中國通牒英、美、俄、法、德、義，指日本違背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及國際聯盟憲章，中國將以全力保衛疆土與國家尊嚴，但亦願依國際條約規定的和平方法，解決中日事件。英、美勸日本勿擴大華北糾紛，美國並向各國表示對於國際局勢態度，主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內政，遵守條約，對於可行的和平途徑，願共同努力，不過美國不欲受到拖累。蔣委員長分別接見英、美、德、法、義大使，請主持公道，特別指出只有英、美從中設法，情勢或可緩和，美國為九國公約發起者，對此次事件有法律上的義務。英、美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然各有顧慮。英國以希特勒當政，歐洲情勢緊張，只望透過國際聯盟於日本以壓力。美國孤立主義勢盛，不願捲入國際爭執。中國亦請國際聯盟制止日本侵略，國際聯盟僅譴責日本飛機濫炸不設防城市。美總統羅斯福為喚醒國內輿論，十月五日，發表演說，謂現在世界不法行為的蔓延已成為一種疾疫，須共同努力採取積極方法，予以隔離，免造成國際混亂。國務院宣稱，日本在華行為不合國際原則，違反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規律。國際聯盟決議，召集九國公約會議，處理中日衝突，對中國應表示道義支持，避免足以妨礙中國抵抗的行動。但是羅斯福的演說在國內不曾收到正面的效果，反招致責難，反對美國與國際聯盟共同行動。
遲至十一月三日，包括十九國的九國公約會議始於布魯塞爾開幕。日本與德國拒絕參加，美國不肯挺身領導，英國態度消極。義大利前為進攻阿比西尼亞曾受國際聯盟制裁。最近又與德、日簽訂反共協定，在會中遇事阻撓，成為日本的代言人。中國之於上海之戰，不惜重大犧牲，即為爭取九國公約會議的有利情勢，至不得已始行後撤，外交上既無所得，原定及時退守的戰略，亦未能實行。日軍長驅而前，九國公約會議瞠目而視，僅於十一月十五日通過一篇宣言，謂中日衝突影響各國權益，舉世惶慮不寧。日本施用武力，絕不能達成公正而垂久的解決。中國照九國公約與各國從事坦誠的討論，日本則拒不參與，因之會議認為應考慮各國共同態度。二十四日，重行申明九國公約維持世界和平原則。中日爭執的解決，須以該原則為基礎。可謂不關痛癢，無裨於事。南京陷落的前日，日本的飛機炸沉長江美國砲艦巴納（Panay）號，美國亦止於抗議。蔣委員長直接請羅斯福援助。羅斯福的答覆是願就力之所及，以謀和平。直至戰爭進行了十七個月，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國方得到美國的一千五百萬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償。
中俄復交後，曾商訂互不侵犯協定，迄無成議。一九三六年一月，廣田三原則發表後，中俄又屢次商談共同維持和平辦法，亦無結果。一九三七年四月，國共和解已成，蘇俄表示願給中國以軍火借款，中國反應冷淡。盧溝橋事變發生，中國駐俄大使蔣廷黻請求調停，蘇俄外長莫洛托夫謂如蘇俄單獨行動，顯不可能。上海戰起，中國希望於互不侵犯條約外，再訂互助協定，為蘇俄所拒。八月二十一日，互不侵犯條約簽字，締約國一方受第三國侵略時，彼此不得予該第三國以任何援助，並不得有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侵略國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另有口頭聲明，在中日關係未恢復前，蘇俄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中國不與第三國訂立防共協定，蘇俄允三個月至六個月內，實行參戰。九月初，中國代表到莫斯科，不久，朱可夫（Georgi K. Zhukov）率蘇俄顧問團來華。一月，給予中國以五千萬美金借款，用以購買飛機，蘇俄空軍志願隊“正義之劍”繼至。中國希望蘇俄早日參戰，蘇俄國防部長伏希洛夫表示，中國對日戰爭如到生死關頭，蘇俄必定出兵，決不坐視。十二月二十日，蔣委員長以日本逼和不已，促史達林履行諾言。史達林覆稱，時機未至，不便立即出兵，且出兵須經最高蘇維埃會議決定，該會議當在兩個月內召開，在此時間，決予中國技術援助。對於德國的調解，應以撤回日軍，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為條件。其實中國已拒絕了日本的要求。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國派孫科赴莫斯科，商談中俄同盟不成，蘇俄反向日本提議解決兩國懸案，日本未加理睬。六月，蘇俄續予中國五千萬美元軍火貸款，中國以錫、銻、水銀、桐油、羊毛、生皮、茶、絲償還。七月，日、俄在圖們江下游發生武裝衝突，中國又提議訂立同盟或互助協定，蘇俄依舊不許。
德國並不鼓勵日本與中國作戰，以免削弱對蘇俄的牽制力量。日本原望“速戰速決”，上海戰爭進行了兩個多月，尚無結束跡象。及九國公約會議即將舉行，日本又欲“速和速決”，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示意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H. von Dirkesson），準備和中國直接談判，歡迎德國、義大利勸說中國政府尋覓解決途徑，柏林命駐華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utmann）轉達。十一月二日，日本提出如下條件：內蒙古自治，擴大華北及上海非武裝區域，停止排日，共同防共，減低關稅。如中國拒絕，日本決繼續作戰，至中國完全崩潰時，將提更嚴厲要求。蔣委員長表示，如能恢復戰前狀態，可以商談。如接受日方所提條件，將不為輿論所容，而發生革命。日本繼續作戰中國亦斷不投降，如中國崩潰，得勢的將為共產黨。陶德曼指陳戰局嚴重，蔣重申華北主權完整與行政獨立必須保持，日本須立即停戰，中國斷不接受最後通牒。
南京陷落後，日本氣焰萬丈，十二月二十二日，提出了更苛刻的條件：一、中國拋棄親共、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反共；二、劃中國必要地帶為非武裝區域，成立特殊組織；三、日、滿、中經濟密切合作；四、中國賠款。在談判期間，不停止戰爭。蔣斷然拒絕【註：德國軍事顧問福根豪森告陶德曼，如中國軍事部署正確，士氣恢復，彈藥充足，可再進行六個月戰爭。陶德曼不以為然，勸勿對中國估計過高，有礙和談】。德國提醒日本，中國正力謀爭取蘇俄援助，一旦中國赤化，將引起危險。日本悍然不顧，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限中國於三天內決定態度，外交部長王寵惠告訴陶德曼，在未悉日本新條件的詳細內容時，不能有所表示。十六日，廣田通知狄克遜，責中國採拖延政策，乏謀和誠意，日本決放棄由德國協助進行的談判。
四、擴大抗戰基礎
蔣委員長決定抗戰之時，即網羅各方領袖，組成國防參議會。為統一意志，尚須有共同信守的遠大原則。八月十五，中共發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註※】。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一、確定三民主義為一般抗戰行為及建國最高準繩，全國應在國民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下，奮勵邁進。二、聯合世界上同情於中國之國家民族，及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之勢力，為世界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三、加緊軍隊政治訓練，充實民眾武力，優待抗戰人員家屬。四、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的決定與推行，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件，改善政治機構。五、以軍事建設為中心，同時注意人民生活，擴大戰時生產，發展農林經濟，樹立重工業基礎，鼓勵輕工業及手工業經營，嚴禁奸商壟斷居奇。六、發動全國民眾為抗戰而動員，凡不違反三民主義原則及法令範圍內之自由，予以充分保障。嚴行懲辦漢奸，並沒收其財產。七、改定教育制度，推行戰時教程。中共的抗日救國綱領，大致包涵在內，只是強調以三民主義為準繩及國民黨與蔣委員長的領導，但中共的國防政府主張則不曾明確列入。
※註：十大綱領的要旨如下：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絕交，血戰到底。反對任何動搖妥協。二、全國軍事總動員：採取獨立自主的作戰方針，武裝人民，發展游擊戰爭，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一切抗戰軍隊平等待遇。三、全國人民總動員：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全國人民武裝參加抗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動員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四、改革政治機構：召集國民大會，通過民主憲法，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須吸收各黨各派和人民團體中的革命分子。實行地方自治，剷除貪官污吏。五、抗日外交政策：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軍事互助協定，擁護和平陣線。六、戰時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經濟政策是整頓和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取締奸商。七、改良農民生活，改良工人、職員、教員和抗日軍人待遇，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調濟食糧。八、抗日教育政策：改良教育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九、肅清漢奸、親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團結，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
大會宣言說：抗戰目的在於抵禦日本的侵略，同時完成建國任務，集合全國人力物力，同赴此一目的。非抗戰則民族生存不可保，非建國則自力不能充實。惟抗戰乃能解除壓迫，惟抗戰獲得勝利，乃能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以民族主義充實抗戰力量，以抗戰力量獲得勝利。抗戰的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揚與民權之增進，互為因果，組織及訓練民眾，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為適應戰時需要，應設置國民參政機構，集中全國賢智之士，以參與大計，而民權之基礎，亦於此建立。中國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抗戰期間，首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獎進。至於新興工業，必須合政府與人民之力，謀其復興。第一，舉國當節約刻苦，從事於生產資本之累積，與產業之振興。第二，一切產業復興計劃，當集中於求抗戰之勝利。第三，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施行計劃經濟，分別國營私營。最後說：“吾人本於三民主義，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倘能一其心志，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非團結無以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把握，非共同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現，無以得真正之團結。”希望有志之士，相與集合於國民黨，同心戮力，以完成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
大會之前，蔣曾計劃化多黨為一黨，國民黨可更改黨名，或酌改組織。中國青年黨表示可以接受，國家社會黨允許考慮【註：國家社會黨以梁啟超的舊進步黨為骨幹，成立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首領為張嘉森】。中共贊成合作，不同意合併，主張建立一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由國民黨或蔣的名義發表，然後由各黨派宣言擁護。不然亦可恢復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的方式，各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仍自保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前者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後者未被接受。蔣於大會閉幕時致詞，再呼籲各黨各派團結一致，為抗戰建國而努力，國民黨願推誠接納，特別希望中共履行對國民黨的諾言。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嘉森、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先後答覆，說是他們的主張與三民主義並無二致，願擁護國民政府。中共由總書記張聞天間接聲明，贊成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基本原則，作為各黨派奮鬥的綱領。毛澤東復補充說，應將抗戰建國綱領普及於軍隊與人民，並使之實行。是則，各主要政黨對團結抗戰已作出了正面承諾。
《抗戰建國綱領》中所說的國民參政機構，就是國民參政會，亦是最高的民意機關，取代了顧問性質的國防參議會。參政員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地方公私機關團體中選任九十四名，文化經濟團體中選任五十名，華僑中選任六名，雖非人民直接選舉，然已包括了各黨、各派、各民族、各地域、各團體的人士，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與議會權力【註：屬於中共的參政員有毛澤東（未到會）、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周恩來之妻）；屬於國家社會黨的有張嘉森、胡汝麟（石青）、羅文幹、張東蓀等；屬於中國青年黨的有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啟天、余家菊等。第二屆參政員之屬於各省市者，由各省市臨時參議會選出】。第一屆參政會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在武漢開幕，通過政府長期抗戰，擁護《抗戰建國綱領》，設立省縣參議會。中共籍的參政員宣布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懇的態度，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奮鬥。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不再設總理，採行委員制。現在為了抗戰，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恢復領袖制，推蔣中正為總裁，汪兆銘為副總裁。此時蔣的譽望之隆，似在當年孫中山之上。大會的另一重要決議為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多少有仿行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德國希特勒青年團之意，目的為訓練青年在一個主義、一個方向之下，為抗戰建國而努力，兼為國民黨培植幹部，蔣兼任團長，黃埔軍官學校學生為中堅【註：據何廉云：一九三七年五月，蔣已有組織青年團的消息。八月，召見何應欽、陳立夫、吳鼎昌、康澤、何廉等徵詢意見。吳鼎昌說：可稱之為“蔣介石青年團”，方名符其實，蔣笑而不言。至是正式成立，青年團應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國民黨應扶植青年團的發展。但結果並不如此，形同對立。抗戰後青年團取消，併入國民黨】。
五、大遷徙
長江、黃河下游及瀕海各省為中國人口、工業、學校的集中地區，亦為中日的主要戰場。上海擁有全國半數以上的製造工業，首當其衝。“七七事變”後，政府立即籌備遷移該處工廠。未幾“八一三”戰起，長江、鐵路交通阻滯，敵機不斷轟炸，工廠員工冒生命危險，拆卸機器，搬運材料，多賴木船經內河輾轉向上游輸送，先至武漢，再西移鄂西、四川，南移湖南，北移陝西。小部分經鐵路、水道、公路，尚可使用有限的火車、小輪船及卡車，大部分仍須使用木船，由人力挽拉，或灘險流急，或水淺難航。如自華北運住四川，須翻越崎嶇的山嶺，艱苦可知。戰前上海工廠，除公營者外，大小約有五千餘家，戰時連同江南其他各地，遷往後方者不過二百餘家，武漢地區遷往後方者，約一百五十家，廣州工廠全未遷出。截至一九四○年，全國內遷工廠僅四百五十餘家，器材物資約十萬噸上下，百分之五十五轉至四川，其餘分設於湘西、廣西、陝西，以屬於輕工業的紡織、化學工業為多，電器、食品工業次之，重工業約佔百分之二，員工約十萬人。生活困難，固不待言，且常遭空襲，不得不挖掘窯洞作廠房。動力更為大問題，生產量自然大減。
一九三五年，高等教育界均知中日戰爭之無可避免，北平、天津、南京若干大學開始向華中及西南一帶覓地籌建校舍，作必要時遷移準備，如北平清華大學之在長沙，天津南開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之在重慶。清華大學先運部分圖書儀器，中央大學著手製造木箱，南開大學預設南渝中學。一九三七年八月，南開大學被日本飛機炸毀，中央大學亦遭空襲。九月，清華、南開與北京大學在長沙合設臨時大學。次年二月，再遷雲南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不少教授學生徒步前往，歷時七十餘日。中央大學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實行西遷，以早有準備，又有長江輪船之便，損失不大，重慶新校舍於四十二天內完成，十一月初，照常上課。北方其他大學合組的西北臨時大學，設於漢中、城固，後分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浙江大學一遷再遷，最後至貴州遵義。武漢大學遷設四川嘉定，廣州中山大學分遷於粵北、雲南，上海各大學多遷於四川。此外尚有新設的大專學校。戰前全國在校大專學生約六萬人，戰時約八萬人，以中央大學的規模為大，設備亦較完善。至於國民教育，大事推廣，受教的兒童，約佔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七十六。此外政府又在後方開辦了不少中等學校。來自淪陷區的大專及中學學生，大都給以貸金，後改為公費，一為安定他們的生活，一為不使其前去共區。中共所設的抗日大學、魯迅藝術學院，仍吸收不少青年。
交通建設以公路為主，最重要的為一九三八年底通車的滇緬公路，次為越桂公路。通往蘇俄的西北公路較以往改善。國內公路以川陝、川滇、湘黔諸線為要。新築鐵路有一九三八年自湘南衡陽至廣西桂林的湘桂線，一九四○年自桂林通至柳州，柳州至南寧一段未能全部完成。一九四三年黔桂路自柳州通至貴州獨山，再至都勻。四川至雲南昆明之線，一九四一年由昆明通至沾益。
華北、華東、華南的知識青年，不顧日本的砲火，偷過日本封鎖線，長途飢寒跋涉，向政府區逃亡。一般人民同樣不甘受敵人統治，千辛萬苦，扶老攜幼，肩挑手提，絡繹向後方轉移，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受政府救濟者，單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五省，為數已達四百餘萬人。家計稍裕，自行設法者，及得親友之助，或隨公私機關而遷者，約在一千萬人以上。到達後方之後，分別從事小本經營、墾闢荒地、加入工廠、軍隊、開築道路、河渠。海外華僑的愛國心尤強，不惟踴躍捐輸，且歸國從軍，擔任駕駛、醫療。總之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分男女，均願為國家民族貢獻力量，固然是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湔雪多年的恥辱，同時亦促進了西南、西北的開發，打破了以往的地域之見。
第二節 內外危機
一、汪兆銘背叛
日本佔領北平、天津、太原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製造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王克敏為傀儡，名義上統轄華北，以維持佔領區的秩序，消滅國民政府的勢力，搜刮物資，“以戰養戰”，並施行親日教育。
德國的調解不成，日本的“速戰速和”的戰略失敗。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聲稱將不以蔣中正為國民政府代表，而與各省政府主席簽訂和約。一月十六日，除再宣言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外，並希望真能與日本提攜的新政府成立與發展。為擴大“以戰養戰”的戰略，三月，又在南京製造一“維新政府”，以梁鴻志為傀儡，名義上統轄華東。近衛以戰爭結束無期，前途困難，五月，改組內閣，準備再向國民政府謀和。軍部認為與蔣已不能兩立，王克敏、梁鴻志為過時的腐敗官僚，人所不齒【註：王克敏屬舊直系，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梁鴻志屬舊安福系，曾任段祺瑞的執政政府秘書長】，決另覓較有分量的人物，如唐紹儀或汪兆銘。九月，唐在上海被刺而死，乃力圖與汪勾結。
一九三二年，汪兆銘任行政院長時，贊成對日抵抗。經過一九三三年長城之役，認為中國的武力不能與日本相戰，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人多指其親日，甚至詆為秦檜。汪對蔣的芥蒂始終未泯，更恨中共。西安事變發生，一九三七年一月，汪自歐洲趕回，傳說曾與德、義有所接觸。時國、共和解之局已定，中日戰爭，早晚不免。汪一再發表演說，對外願本兩利原則，與任何國家攜手，對內不許有兩種政府及軍隊，不可為共產黨共同禦侮的表示所動搖，仍應先安內，後攘外。迨蔣決定抗戰，表面上汪亦呼籲國人“一齊犧牲，不留傀儡種子，使人與地俱成灰燼”，即所謂“焦土抗戰”，他的內心則是能和即和。同此意見的，不只是汪。七月三十日，胡適告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對日外交路線不可斷絕，應積極打通，由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此大任。第二天，復對蔣申述他的主張，並力荐高宗武【註：胡適說，中國為一中世紀的國家，斷不能抵抗近代國家的日本，必須認清戰爭後果】。八月四日，汪廣播謂“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不掩飾，不推諉，不作高調”，大有當仁不讓的氣概，附和者有“低調俱樂部”之稱。
八月六日，蔣又晤胡適。胡謂在中日大戰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趁此尚可一戰之時，先謀恢復“七七”以前的疆土狀況，再謀調整中日關係，建立五十年的和平。上海戰爭爆發的次日，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兩原則，一為對日不宣戰、不絕交，二為政府不遷移。汪目睹傷病官兵缺乏醫藥，說是“此仗如何能打下去！”胡要他勿太性急，勿太悲觀。九月初，蔣命胡適赴美國，蔣方震赴歐洲，旋又命陳公博赴義大利，高宗武則密去香港。陳公博與墨索里尼之婿、曾任駐華大使、現任外交部長的齊亞諾（G. Ciano）為舊識，齊亞諾提出中日和平建議，義大利駐華大使亦向汪遊說。一九三八年二月，德國承認滿洲國，四月，對中國禁運軍火，六月，召回駐中國大使，七月，撤退軍事顧問團，汪益感前途無望，與其待完全戰敗後言和，不若及早以圖。日本既聲言不以蔣為對手，他自是代替蔣的最有資格者【註：一九三八年一月，孔祥熙繼蔣為行政院長，三月，蔣任國民黨總裁，汪任副總裁，汪難免有不快之處】。
高宗武在香港與日方暗洽，開始於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間。新任日本陸軍大臣坂垣徵四郎決心樹立一中國新中央政府，七月，約高宗武來東京會商。未幾倫敦傳出日本與汪進行和談消息。十月八日，蔣請羅斯福發起會議，謀致遠東的公正和平。羅斯福表示，盼基於真正平等標準，轉移衝突因素。胡適時己任駐美大使，認為美國不能以實力主持公正和平。廣州、武漢淪陷，汪更認為非和不可。否則日本如進攻重慶，政府惟有退往西北，將受中共、蘇俄控制。外電續傳汪與日本已談判到和平條件，華僑參政員陳嘉庚一再對汪警告。十月二十三日，汪說：“抵抗侵略與不拒和平，並非矛盾，和平條件如無害於中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又說：“侵略國家破壞和平，被侵略國家保障和平。”陳嘉庚斥其謬誤，參政會議決，敵人未出國土前，言和即為漢奸。蔣亦發表文告，堅定抗戰信念。十一月三日，近衛聲明繼續作戰，最終目的在建設能保東亞久安長治的新秩序。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從事更生的建樹，秩序的維持，日本亦不拒絕。十八日，答覆美國照會，歡迎正在中國形成的政權，參與重建東亞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與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影佐禎昭簽訂《中日協議記錄》【註：影佐與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日本陸軍大學同學，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間，曾在南京與熊式輝及外交次長唐有壬會晤】。十二月六日，汪發表《積極建設淪陷區域》談話。在重慶言和為絕不許可的事，汪決定出來，先由其妻陳璧君洽得雲南主席龍雲的諒解。十六日，汪訪蔣，蔣未待他開口，即手指茶杯說：“假使和談成功，我們連喝口開水的自由都沒有了。”汪知無法再談，十八日，飛昆明，與龍雲會晤後，二十一日，轉河內。二十二日，近衛宣布“更生中國”的國交方針：一、徹底擊滅抗日的國民政府，而與新生政權提攜；二、日、滿、中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日本在華北、內蒙駐兵；四、中國應予日人在其領土內以居住、營業自由權；五、日本不索取領土、賠償，惟要求中國執行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任務；六、日本願考慮取消在華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二十六日，蔣痛加駁斥，申明汪的行動與國民政府毫無關係。二十九日，汪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請依近衛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點，與日本恢復和平。國民黨開除汪的黨籍，撤革所有職務，國民政府下令嚴緝民族叛徒。近衛初以汪為奇貨，可用以瓦解國民政府，結果汪的“和平運動”被視為賣國運動，始知作戰難，媾和亦難，日本前途可慮，不得不辭職而去。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在河內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國獨立生存的要道，急於自立政府。坂垣定要使中國全部變為滿洲國，八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代表大會”，眼看他的政權就要出現。日本政府以汪倡導和平以來，迄未得國內有力者的響應，和戰關鍵仍操之於蔣，汪如組織政府，反而斷了與蔣和談之路。坂垣一意孤行，以為中國有了新中央政府，不只可脅蔣言和，且可確定日本的特殊權益，切實控有佔領區。十二月三十日，日、汪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參與其事的高宗武及陶希聖竟逃往香港，將全文披露，證明汪的賣國確據，日、汪大感狼狽。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權成立於南京，自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陳公博、周佛海等分據要津，“維新政府”取消，北平“臨時政府”改名“華北政務委員會”，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的權力所及。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汪正式訂立《中日關係基本條約》。汪希望重慶和他一致謀和，共同反共，縱令不克做到，至少可設法約束日本對佔領區的經濟壓榨。日本亦望與重慶議和，但不放鬆對佔領區人民的奴役、物資的搜刮。一九四四年汪病死，南京殘局由陳公博、周佛海維持【註：周佛海久與重慶情報人員暗通，他們亦樂於利用。陳公博代汪後，仍欲與重慶聯合防共、剿共，重慶不理】。
二、國共的明爭暗鬥
國、共兩黨為了相互為用，而有為期三年餘的第一次合作。終以立場不同，齟齬時生，雖曾共同北伐，未待完成，即全面破裂，成為死敵。經過十年廝殺，而有西安事變，雙方和解，中共雖然渡過了存亡關鍵，倘若不是七個月後盧溝橋事變發生，或再遲相當時日，彼此能否長期相安，仍是疑問。抗戰軍興，國民黨以為大敵當前，中共力量有限，可望從此就範；中共則認為良機已至，不惟不再憂懼國民黨的壓迫，且可於戰爭中組織農民，大事發展，國民黨自難容忍。第二期的合作不及二年，衝突復表面化，有如第一期合作的重演。
毛澤東篤信政權得之於馬上，一開始就建立自己的武力。史達林曾說，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優點，離開了武裝鬥爭，中國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國共和解之初，中共僅允將紅軍名義上改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指導，實際是獨立自主。中日戰爭爆發，毛澤東指示共軍，相機建立敵後根據地，取得地方武力的指導地位，並在政府軍中取得領導地位。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抵延安，力主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護國民黨在政府及軍中的領導權，自是史達林的指示。毛澤東不以為然，要在抗戰中盡量擴充黨的武裝力量。上海失守，國民政府處境至為艱危。十一月十二日，毛指國民黨的抗戰為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抗戰，希望國民黨改造，作為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基礎。八路軍應在改造軍隊過程中起模範作用，本身應該擴大。他雖說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但必須實踐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由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中共絕對領導八路軍，不受國民黨的任何限制和阻礙，放手發展。史達林為不令蔣為德國調停所動，陳紹禹在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重申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為著抗日統一戰線。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擁護蔣委員長貫徹抗戰到底主張。陳駐武漢與國民黨聯絡，周恩來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註：與毛澤東意見日深，遭受鬥爭的張國燾，亦支持陳紹禹。一九三八年四月，張秘密離延安，前往武漢，脫離中共，此事頗似汪兆銘的自重慶出走】。
一九三八年六月，史達林希望中國繼續拖住日本，致書蔣委員長，表示對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念。九月，武漢保衛戰益急，陳紹禹、周恩來返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委員第六次會議。會議未畢，周恩來趕回武漢，向蔣面遞毛澤東的親筆信，謂在蔣領導之下，深信國、共兩黨的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抗戰。周重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請求。蔣對於毛之所說，頗有疑慮，對於周的建議，鑑於過去容共的不利經驗，仍未之許。毛於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中發表《論新階段》，強調統一戰線及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國、共兩黨長期合作，共同抗戰，共同建國。但他十月及十一月的報告及所作結論，仍說各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相對的自由權。如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只是片面的服從，是投降。中共的方針是“既統一，又獨立”，反覆指出“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有軍就有權，戰爭解決一切”，“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有了槍確實可以改造黨”，“槍桿子裡出政權”，“槍桿子裡出一切東西”、“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取得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要︺有強大的軍隊”，“整個的世界只有槍桿子才能改造”。毛澤東是中共中央主席，陳紹禹雖挾共產國際或史達林以自重，權力則在毛之下。
抗戰開始之時，中共的兵力約為三萬人，僅有陝、甘、寧邊區十五縣。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改蘇維埃政府為邊區政府。蔣命西安行營嚴防，但邊區已擴大至二十縣，各縣有自衛軍。此後三年之間，八路軍與中共開闢的根據地大致如下：一為一九三七年底建立的晉、冀、察邊區，以河北西北部為中心，兵力五萬餘人，活動的地區約四十縣。二為一九三八年建立的冀中區，兵力約二萬人，活動的地區約二十縣。三為冀東區，兵力約一萬人，活動地區約十縣。四為冀南及冀、魯、豫平原區，兵力約三萬人，活動地域約五十縣。五為晉、綏邊區，兵力約一萬人，活動地區七縣。六為山東區，始於一九三九年，不久兵力約七萬人，活動地域幾及全省。合計華北八路軍控有二百餘縣，兵力約三十萬人。以一九四○年的發展為最速，主要領導人為聶榮臻（晉、冀、察邊區）、賀龍（冀中）、劉伯承（冀南）、徐向前（山東）。長江下游的新編第四軍初約一萬人，一九三八年起，分別建立淮南、淮北、蘇南、蘇北區。長江以北的兵力約為二萬餘人，長江以南約為三萬餘人。另有蘇、皖、豫、魯邊區，鄂、豫、皖邊區，兵力各約一萬餘人；湖南、浙江、廣東境內共約二萬餘人。合計兵力十萬餘人，活動的地區約五十餘縣，主要領導人為葉挺、項英、陳毅、張雲逸、李先念。
大致而言，中共的武力以在山西、河北、山東的八路軍，江蘇、安徽的新四軍為大。國民政府在此五省仍設有省縣政府，留有相當軍隊，並有地方民軍。中共既大力擴張，雙方衝突在所難免。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部一萬人，屢遭八路軍襲擊，全部消滅，正規軍數萬亦被擊潰，省政府不能立足。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山東保安隊被繳械者至少四五萬人。山西閻錫山的新軍，一稱“抗敵決死隊”，約二萬人，大半由中共幹部統率，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相繼與閻脫離關係。一九四○年蘇北的新四軍合南來的八路軍攻佔興化黃橋，政府軍死者數千人。湘北、豫南國共軍亦起衝突，新四軍蒙受不利。
一九三九年六月，周恩來要求承認擴大的陝、甘、寧邊區及八路軍現有兵力，並解決河北問題。蔣命中共服從命令，否則決不遷就。國民黨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及《異黨問題處理方案》，政府軍實行封鎖陝北。毛澤東態度強硬，九月，對記者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國共的武裝衝突連續而來，中共稱之謂“反磨擦鬥爭”，為抗戰期間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毛指示中共幹部，“對於頑固派鬥爭，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之”，“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團結並不是停止一切鬥爭。復特別命新四軍放手擴大，堅決建立根據地，大批培養幹部，事事與國民黨作對。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大戰爆發，蘇俄忙於西進，不欲國、共衝突擴大。一九四○年四月，蘇俄駐華大使潘友新（A.S. Panuyaskkin）向蔣調解。七月，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周恩來提議，劃河北、察哈爾及山東黃河以北為八路軍作戰地區，擴編八路軍為三軍六師，新四軍為兩師。因中共別有要求，未獲協議。八月及十月，魯南、蘇北的山東省政府的所在地，為八路軍、新四軍攻佔後，政府再命八路軍、新四軍開往黃河以北，中共僅允將江南的新四軍移防江北。十二月九日，蔣令新四軍立即開往江北，再開往黃河以北，八路軍須一律開往黃河以北。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新四軍九千人在皖南涇縣遭政府軍包圍，軍長葉挺以下五千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殺，番號撤銷。中共稱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陳毅為新四軍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並要求恢復該軍番號，懲辦與事變有關人員，撤退華中政府軍，平毀陝、甘、寧邊區封鎖線，廢除一黨專政，再要求承認中共的抗日政權，維持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現狀，八路軍、新四軍編為六個軍，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國、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政府當然不會同意，申明對於違令的部隊不得不加制裁，中共不能有特殊地位，切望共守抗戰建國綱領，八路軍服從命令。輿論對於新四軍事變至為痛心，說是一個國家不應有兩個政治軍事系統，軍隊必須國家化。政府設置國、共關係調整特別委員會，並對陝北防務作必要準備。
事變發生後的同日，在華蘇俄顧問團長崔克夫（Vassily L. Chuikov）、大使潘友新勸蔣勿起內戰。蔣答稱這次事變全為整頓軍紀，絕無其他問題。美國亦甚為關切，羅斯福派他的行政助理居里（L. Currie）前來，盼國共密切合作。居里於二月抵重慶，蔣告以中國抗戰，一為抵制日本侵略，一為阻止中國赤化。他對兩方的措詞，頗有斟酌。
三、國際情勢的變幻
中日戰爭發生以來，蘇俄對中國的態度，始終是若即若離，難以捉摸。一面以志願空軍援助中國，一面謀緩和對日關係。一九三九年三月，史達林在俄國共產黨大會演說，指中日戰爭為新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蘇俄願與鄰邦建立親切友誼。中國深感不安，四月，孫科攜蔣委員長致史達林的親筆信，第二次赴莫斯科，希望他與英、法商談歐洲問題時，特別注意遠東的集體安全。七月，史達林覆稱，不久可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聯合。此外又予中國一億五千萬美元貸款。所謂願與鄰邦建立親切友誼，及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聯合，竟然是德、俄互不侵犯條約的訂立，德軍的進攻波蘭【註：德國進攻波蘭的第五天，九月六日，重慶中共的《新華日報》，刊出毛澤東的談話，謂德、俄互不侵犯協定，鞏固了德、俄和平，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九月七日，潘友新向蔣面陳史達林來電，謂蘇俄未與日本商談妥協，但十五日則與日本訂立諾門坎停戰協定【註：諾門坎位於滿、蒙邊境，一九三九年五月，日、俄軍在該地互轟，連續四個月】，二十八日，與德國瓜分波蘭東西邊境，繼而控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進攻芬蘭，退出國際聯盟。一九四○年一月，責中國對國際聯盟取消蘇俄會員國案未投反對票，不理中國的請援要求，同時與日本談判商約。九月，不准美國軍火經海參崴運往中國，後又要求中國以美國借款購買蘇俄軍火。
為了孤立中國，日本準備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俄希望與日、德、義共同簽訂公約，劃分勢力範圍，雖不曾如其所願，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本提交汪兆銘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除以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歸日本控制外，並承認外蒙、新疆、西藏為蘇俄勢力範圍，對俄似有相當諒解。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日、俄中立條約成立，訂明如締約國之一方與他國發生戰爭，另一方須嚴守中立。蘇俄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但是蘇俄仍對中國說不犧牲友邦利益。
史達林既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使德國放心與英、法相戰。現在又和日本訂立中立條約，使日本放心南進，以對英、美，自以為左右逢源，操縱自如。未料希特勒在西歐得手，擊敗法國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轉而大舉東攻蘇俄。一年多來，中、俄關係已入低潮【註：蔣在日記中說：“俄政府自去年（一九四○）以來，對我侮辱蔑視，干涉我內政，明白掩護共黨，而且在新疆設飛機場，侵犯我領土，不一而足。”】，十月二十四日，蘇俄宣布停止對華援助，蔣仍竭力周旋，曾召見蘇俄顧問團長崔克夫，對蘇俄被侵面致關懷，復親赴蘇俄大使館祝賀俄國革命的紀念日。一個月後，珍珠港事變發生，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兼及德、義，希望蘇俄亦對日本宣戰。蘇俄答稱，須待中、美、英、俄有了周密計劃，充分準備。
英國初欲借條約約束日本而未果，始以經濟支持中國。一九三九年先後給以貨幣貸款一千萬鎊，信用貸款三千萬鎊，後因希特勒橫行無忌，又謀對日撫綏。日本對外擴張政策，分南進與北進。是年七月，決定南進，為處理“中國事變”，更須解決南方問題，斷絕越南、緬甸與中國交通。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乘法國在歐洲戰敗，迫令停止滇越鐵路為中國運輸物資，中國通海口的交通線全斷【註：法國在華亦有軍事顧問，一九三九年九月撤退】。七月十七日，英國亦接受日本要求，封鎖滇緬公路。後因美國對日態度趨於強硬，三個月後，始行重開。九月二十三日，日軍入駐越南北部，廣西、雲南遭受威脅。二十七日，日、德、義正式同盟。一九四一年七月，乘德蘇戰爭，日本佔有越南南部，想從南方地域加強壓力，迫中國屈服。
美國對日本施以實際壓力，始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之禁運飛機零件附屬設備及炸彈。二月，給予中國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七月，宣布廢止美日商約。一九四○年四月再貸予中國二千萬美元，以滇錫抵償。八月，美對日禁運汽油、廢鐵、機器及軍用物資。一九四一年一月，羅斯福致文國會，將以全力援助抵抗侵略的民族，使美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三月，軍火租借法案成立，中國亦享有此項權利。四月，中美訂立貨幣協定，美國以五千萬美元購買中國貨幣。
中國的迫切需要為飛機，一九四○年十月，曾與航空委員會顧問美人陳納德（C.L. Chennault）商組空軍志願隊。一九四一年四月，羅斯福准美國公民來華服務。八月一日，美空軍志願隊（飛虎隊）成立於雲南昆明【註：志願隊員月薪七百五十美元，擊落日機一架，給獎金五百美元。美日戰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初次參戰。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改組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第二十三驅逐隊，陳納德任美國駐華空軍司令】，十月，中國飛行員在美開始訓練。但是四月以來的美日談判，並未停止，仍有妥協可能。
四、戰局持續
武漢會戰結束，戰爭高潮已過。中國的主力部隊撤至平漢、粵漢鐵路以西，統帥部移設重慶。黃河上游的陝西、綏遠、山西，下游的河南、河北、山東，長江以北的漢水、淮河流域，以南的洞庭湖、鄱陽湖流域，長江下游的蘇、浙、皖、贛之交，配置相當兵力，分負阻止及牽制敵人之責，以拱衛四川。日本兵力不敷分配，鑑於繼續進攻收效不易，改以政治進攻為主，切實控制佔領地區，採長期圍困政策。復乘德國在歐洲戰無不勝之日，加緊與之相結，壓迫英、法，妥協美、俄，俟機南進，實現“東亞新秩序”或“大東亞共榮圈”的妄想。中國於久戰之後，元氣已傷，財力物力日艱，外援微不足道，浩大軍費均須自籌，通貨開始膨脹，士氣不似以前旺盛，國、共兩黨猜忌日甚，惟有暫圖保持現狀，以待世界大勢的演變。
四川表裡山河，地勢險固，民阜物豐，理應為長期抗戰的最佳根據地。軍興之後，劉湘率部出川參戰，一九三八年一月，病卒漢口，川局阢隉。初為軍人反對新任省政府主席，繼為內部互爭。蔣以整頓四川，統一西南，鞏固後方，乃當前唯一要務，憂心如焚，“食時寢時，甚至夢中，終不能暫時釋懷，此乃一切問題之根本。……外交無論如何吃緊，仍以此為念”。一九三九年九月，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增調軍隊前來，局勢始趨穩定。此後於餉糈兵源，貢獻至大。雲南的重要性僅次於四川。省政府主席龍雲的驕橫，不讓於四川將領。一九四○年，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相繼停閉，日軍進駐越南，龍雲態度動搖，亦因中央軍的進駐而獲無事。
日軍為鞏固已有據點，維護水陸運輸線，擴大佔領區，嚴密封鎖中國對外交通，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一再發動攻勢。比較重要的戰役，就地區言，一為兩次贛北之役，第一次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日軍約五萬人，進犯南昌，華軍約二十萬迎擊，一周後南昌陷落。第二次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日軍約四萬，華軍倍之，激戰於南昌以西地區，為時二週，日軍頗有損失。二為兩次鄂北、豫南之役。一九三九年四月，華軍在各戰區反攻，五月，武漢日軍五萬分路進犯，為十餘萬華軍所遏阻，成相持之勢。一九四○年五月，日軍再度進犯，兵力約增加一倍，中國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陣亡。六月，日軍佔領宜昌，截斷了四川、湖南間的水運，對重慶的壓力至巨。三為兩次湘北之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軍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驚惶失措，下令縱火，長沙全市幾化為灰燼，打擊抗戰精神極大。一九三九年九月，日軍十萬來犯，十天後為華軍二十餘萬拒退，此為第一次長沙大捷。一九四一年九月，日軍第二次來犯，四天後退卻，此為第二次長沙之捷。四為桂南之役。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佔領海南島，十一月，登陸欽州灣。兵力約五萬人，西趨廣西，襲陷省城南寧，完全斷絕中國與越南間的交通。十二月，華軍十六萬大舉反攻，劇戰於南寧東北的崑崙關，歷時兩月。一九四一年四月，東南沿海的寧波、溫州、福州，亦相繼失陷。五為冀晉之役。一九四○年八月，河北、山西境內的八路軍十萬人出擊，連續三十餘日，中共稱之為“百團大戰”。六為晉東南之役，中條山為華軍在黃河北岸的重要據點，一九四一年五月，日軍五萬來犯，華軍十萬力戰十餘日，軍長二人陣亡，一部分退至河南，一部分轉往太行山。
日本空軍對於後方的轟炸，初以南京、武漢、廣州受禍最烈。一九三九年後，遠及於西北的蘭州、西安、西南的昆明，而以重慶為主要目標。是年五月三日，重慶市區被炸大火，精華付之一炬，死者四千四百餘人，傷者三千餘，市民二十餘萬緊急向鄉間疏散，報紙一度停刊。此一年之內，總計各地被空襲二千六百餘次，人民死者二萬八千餘，傷三萬一千餘，房屋被毀十三萬八千餘間。一九四○年八月十九、二十日，重慶再次被炸，大火兩日夜。中國空軍因飛機損耗，無從補給，蘇俄空軍志願隊亦於是年撤退，中國全失抵抗之力。日本以空襲代陸上進攻，狂炸濫燒，以動搖中國戰志，破壞經濟建設，擾亂後方秩序。但是中國人民雖血肉糜爛，室家為墟，對抗戰終無怨言，反加深了對日本的痛恨。重慶為一座山城，加緊開鑿防空洞或隧道，生命傷亡大減。不幸一九四一年六月，發生大隧道窒息事件，死者二萬人。八月，日本又採行所謂“疲勞轟炸”，無間晝夜，連續七日，公私工作俱停，食眠皆斷，蔣委員長官邸亦毀。成都、昆明居民，所受苦痛大致相似。太平洋戰起，日本改“政略轟炸”為“戰略轟炸”，以前方軍事要地為目標，後方的空襲始不似前此之凶殘而頻繁。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國
一、中國成為同盟國之一、平等條約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準備南進，除了為阻斷中國與越南交通外，最後是囊括印度以東、澳洲以北地區。一九四○年九月，日軍佔領北越前後，美國一再抗議，並於一九四一年二月，與英國重申反對日本南進之意。三月，日本新任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國務卿赫爾提出一諒解方案，包括日軍自中國撤退，不索賠償，協議門戶開放方針，重慶政府與南京政府合併，承認滿洲國。俟中國接受，日本願依據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直接與中國新政府商談具體和平事項。如重慶政府拒絕，美國應不再予以援助。美國要求先確認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他國內政，維護機會平等，不擾動太平洋現狀為原則。
德、俄戰起，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先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強化南進態勢，解決中國問題，不惜對英、美開戰，暫不加入德、義戰爭，而以外交手段，防止美國參戰。七月二十八日，日軍登陸西貢，羅斯福以情勢嚴重，八月十七日，面交野村聲明兩件，日本如再有侵害鄰邦行動，美將採必要步驟，日本必須停止擴張，同意維護太平洋和平。十月二日，赫爾建議中、日休戰三個月，日本不再南進，不攻雲南，然後自越南撤兵，美國即放鬆對日經濟封鎖。日本因軍部反對，近衛去職，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任首相。十一月一日，大本營與內閣聯席會議，決定只與美國談判南方問題，至於中國問題，應由日本自行解決。如十二月初仍無結果，即對美、英發動武力。十一月五日，經御前會議裁定，並加派前駐德大使來棲三郎為赴美特使。
十一月十七、十八日，來棲分向羅斯福、赫爾表示，拒絕即自中國撤退全部日軍。二十日，提出最後方案，除越南外，日、美均不向東南亞及太平洋作軍事擴張，在對華和平恢復後，日軍自越南撤退。美國停止其偏袒態度與行動，日、美合作向荷屬東印度取得必需物資，恢復日、美通商，美國給日本所需汽油。二十二日，美方曾擬一臨時協定草案，日、美均不在太平洋地區使用武力，日本減少在越南北部駐軍，不進攻雲南，美國可放鬆對日制裁。蔣委員長以美國不提撤退在華日軍，仍有犧牲中國對日妥協之意，命駐美大使胡適，堅決反對，英國亦不同意日軍留駐越南【註：胡適任駐美大使，始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美談判時，赫爾不時將內情告知胡適及英、荷、澳大使】。二十六日，美國放棄草案，另提九原則及十點，要旨為不侵犯太平洋一切國家的領土主權，通商機會及待遇平等，日軍自中國、越南撤退，除重慶國民政府外，日、美均不援助任何政權，並放棄在華各種特權。二十七日，東京接到野村的報告，認為不能容忍美國提案，已無討論餘地，特別是撤兵及支持重慶政府兩點，惟有開戰。二十九日，東條在重臣會議演說，必須對美、英報復。三十日，又在內閣會議強調對美、英之戰，不能遷延時機，否則日本經濟將陷於絕境。十二月一日，御前會議，決與英、美、荷開戰。六日，羅斯福親電日本天皇，要求日本退出越南。蔣委員長亦通知羅斯福，決不放棄東北。
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艦隊已向夏威夷進發。十二月八日，突襲太平洋美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區日軍亦四出攻擊，美、英與日本互相宣戰。四年多來，中國苦撐待變的希望成為事實，興奮可知，亦正式對日本宣戰並及德、義。蔣建議成立中、美、英、荷、澳聯合作戰委員會，共同保衛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緬甸、荷屬東印度，並請蘇俄參加。因蘇俄婉辭，僅由中、美、英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重慶召開一次軍事會議，無重要決定。英首相邱吉爾以美國特別重視對日戰爭，親訪華盛頓，力主先進攻德國，對日暫取守勢。美國軍方亦認為德國為主要敵人，遂決定先歐後亞戰略。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美、英、俄、中等二十六個同盟國發布聯合國宣言，全力對德、義、日軸心國作戰，中國開始列入四強。羅斯福為鼓舞中國士氣，提高蔣的聲望，推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包括越南、泰國，對於中國來說，並無裨實際。
日軍突襲珍珠港以來，在大平洋地區所向披靡，月餘之間，連佔關島、香港、馬尼拉，橫掃南洋，直迫緬甸，惟在中國戰場遭受挫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自湖南嶽州南侵長沙，中國軍隊俟其深入，加以包圍、側擊，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被逐回原地，是為第三次長沙之捷，亦為同盟國的第一次勝利，英、美一致表示歡欣稱道。
中國為衛護滇緬交通，願協防緬甸。英國以情勢緊急，勉強同意。一九四二年二月，蔣委員長訪問印度，勸英國宣布印度為自治領，印度暫放棄獨立要求，合力以抗日本。邱吉爾成見不變，印度領袖甘地反應冷淡。緬境英軍為保存實力，以保印度，對日軍毫無戰意。蔣派兩軍入緬助戰，歸新任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戚（Joseph Stilwell）指揮。以仰光已為日軍佔領，命史迪威堅守緬北。史迪威主反攻緬南，雖救出仁安羌（Yenangyaung）被圍英軍，東籲（Toungoo）則為日軍所陷。五月，緬北曼德勒（Mandalay）、密支那（Myitckyina）、臘戍（Lashio），及滇邊畹町、龍陵、騰衝續失，日軍直抵怒江西岸，史迪威走印度。總計中國官兵戰歿一萬三千人，物資損失八百萬噸。
四月，美國飛機自航空母艦起飛，初次轟炸東京，事後飛浙江降落，以未經聯絡，飛機全毀。日本恐美空軍使用中國基地，出動陸軍十萬，進攻浙西、贛東。蔣委員長正注全神於滇緬之戰，為保全兵力，屏蔽湖南，不與在浙、贛決戰，日軍破壞浙西機場後，亦未續進。此後年餘，中日重要戰役，一為一九四三年四月，華北日軍之進攻冀、晉、豫間的太行山，中國損失頗大。二為五月，湖北日軍為牽制雲南華軍反攻緬甸，自宜昌西侵未逞。三為十一、十二月間，日軍之進攻常德，戰況異常激烈，華軍得美空軍支援，常德失而復得。
中國雖為同盟國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美國惟望中國無條件追隨，英國對中國的輕蔑與妒忌，兼而有之。中國的急切需要為美國實際援助的加強，美國對於中國的請求，除了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五千萬美元借款，餘皆靳而不予，反促中國力戰。緬甸之役，中國損兵折將，蔣委員長認為失敗的主因，是作戰方針為人轉移，不能自主，痛感所謂同盟與互助皆虛妄之言，美國並不例外。四月二十一日，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長熊式輝、外交部長宋子文要求美英參謀團會議及軍火分配機構，加入中國代表，未得要領。熊式輝與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面談，亦無結果。三月二十一日，邱吉爾演說，不提中國為四強之一，五月十日演說，對中國軍隊在緬甸的奮鬥犧牲，亦隻字不提。五月二十五日，蔣電羅斯福，謂對同盟國信心完全動搖，自云從未經過如此嚴重局面，今後當審慎機勢，把握現實。
中國沿海沿江條約口岸及要城，為日本佔領後，美英在中國原有的特權實際多已不能享受，復以日本聲言願取消在華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間，英美亦宣布，戰後將與中國商談取消在華特權，尚不肯立時廢止。中國要求改善在同盟國的地位不遂，一九四二年五月，熊式輝主張中國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宋子文反對，胡適不甚熱心。六月，熊改向白宮行政助理居里獻策，謂美國對華援助物資有限，正應取消不平等條約，給以精神鼓勵。美國政府認為這是惠而不費之舉，經與英國交換意見後，十月九日，國務卿赫爾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註：宋子文與胡適不睦，九月八日，魏道明代胡適為駐美大使】，準備與中國談判放棄在華特權及有關問題的條約，另訂新約。同日，英國亦有此表示，繼之為加拿大、荷蘭、巴西等國。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新約簽字，一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正式終止。治外法權、租界、內河航行權、軍艦駛入中國領海權、洋員管理海關行政權，北平使館區及北平至海口交通線外國駐兵權，一一取消。但是英國仍不肯放棄九龍租借地，中國聲明保留。美國為再表示對中國友好姿態，國會議員倡議，廢除限制中國移民法案，即排華案，准許華人入境、入籍，使日本不能以聯合東方民族對抗西方民族為藉口。羅斯福說，排華案為一歷史上的錯誤，撤廢中國移民法案，不僅可證明美人認為中國為作戰盟友，亦為和平時期的伙伴。十二月十七日，撤廢排華案正式成立。羅斯福再聲明，“此舉足可代表美國人民的感情與敬意，同盟國間各種不幸障礙業已除去，今後遠東方面的作戰努力，當更形加緊，並對於共同目標有更大的諒解”。但是移民的數目，每年僅限一百零五人。
平等新約訂立，一時舉國歡騰，蔣委員長亦說，是平生唯一幸事。當前危機與現實困厄，並未解除，同盟國依然爾詐我虞，各自為謀，中國的艱險且甚於獨力作戰之時。
二、中俄新疆之爭、中美英對反攻緬甸之歧見、開羅會議
蘇俄控制新疆的政治、軍事後，進謀攫奪經濟，特別是礦產。一九三九年，實行開採獨山子油礦。但是史達林並不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乘瓜分波蘭、囊括波羅的海東岸各國的餘威，決東併新疆。一九四○年初，除製造阿爾泰山叛亂外，並陰謀迪化暴動，結果俱告失敗。十一月，蘇俄代表巴庫林（Bakulin）、卡爾波夫（Karpov）以一秘密文件交盛世才，聲言“一個字都不能動，你係[聯共]黨員，應服從黨的命令，更應為蘇俄的利益作鬥爭！”同月二十六日，盛以“新疆政府”代表名義將密約簽字，訂明今後五十年內，許蘇俄以新疆錫礦及副產礦物，新疆一切自然資源、公路、鐵路、電話、森林等亦盡歸蘇俄所有。蘇俄特設新疆錫礦公司，置備武裝。
盛世才開始對史達林不滿，大概是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已允他入黨而為史達林所拒之時。一九四○年的迪化暴動陰謀及脅訂錫礦條約，更使他難與蘇俄共處。史達林計劃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發動政變，因新疆機械化旅長盛世騏被殺，復歸失敗【註：盛世騏為盛世才之弟，畢業於莫斯科紅軍大學，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被殺。被殺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受史達林收買，為盛世才處死；一說他不肯服從史達林的命令，為其妻共產黨員陳秀英刺死，盛世才又殺陳秀英】。時蘇俄對德戰爭好轉，史達林決心與盛世才攤牌。七月初，蘇俄外交次長德卡諾索夫（Dekanozov）向盛面交一函，歷數其近年背叛中國政府行事【註：函中列舉一九三四年盛世才建議先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依次及於陝、甘。對於西安事變，主擁護張學良。一九四一年，又主在新疆成立蘇維埃政府，均為蘇俄拒絕】。重慶蘇俄大使潘友新將副本送蔣委員長，盛世才亦將以往對俄關係向蔣和盤托出。蔣一面安撫盛世才，一面敷衍蘇俄。八月，親至甘肅，派蔣夫人及第八戰區（西北）司令長官朱紹良前去迪化。九月，盛通知迪化蘇俄總領事，命新疆蘇俄顧問、專家撤退，殺中共要員毛澤民、陳潭秋等【註：毛澤民為毛澤東之弟，時任新疆民政廳長。陳潭秋為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中俄關係惡化，中美關係亦仍欠佳，援緬之役，尤令蔣委員長憤慨，此與史迪威個人實有關係。一九一九年以來，史迪威歷任北京美軍語言教官、駐天津美軍營長、美國大使館武官，先後十年，性情孤傲，輕視中國人的才能，對於近年中國的變化缺少了解。此次之來，出於馬歇爾的推薦，具有雙重身份，他是美國的軍事代表，有權管理租借物資，又是中國戰區參謀長，為蔣的部屬，但不聽命令。馬歇爾知道史迪威與蔣不協，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對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長熊式輝說，必要時可將史迪威召回，另派人接替。蔣未作表示，反准其在印度訓練新軍，任為駐印軍司令。據他六月十九日致熊式輝、宋子文書，原因之一是史迪威近病黃疸甚劇，二是“為中、美國交與保全友邦榮譽”，三是“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不願暴露人短”。又說“緬戰失敗，咎在戰略，中︹蔣︺電令︹史︺到密芝那佈置防務，……而彼竟自赴印度，並調我軍入印，……未對我有一請示或直接報告，……從未曾見推諉罪過，逃避責任，以圖自保，有如此之甚者也。照我國慣例，此次緬戰失敗之總因與責任，應有一軍事審判，方能明白功過之究竟，然此非今日國際處境之所宜也”。“史在華久，仍以十五年前之目光，視我國家與軍人，故事多格格不入。以後美國如再派人，請其勿再派前駐華武官。”可見他對史迪威之如何憎惡。
美國曾承諾在中國維持飛機五百架，每月供給物資五千噸，不僅不曾做到，復將原定在中國戰區使用的駐印空軍調往埃及。蔣命史迪威轉告美國政府，自八月起，踐履上述諾言，派兵打通滇緬交通。史迪威拒不遵行，蔣對他即不理睬，史迪威請馬歇爾施用壓力。七月，羅斯福再派居里前來，蔣同意反攻緬甸，惟須英國海陸軍配合，美國給中國以充分空軍支援。羅斯福允加強空軍及空運，十月，中國運兵赴印度受訓，三十師新軍的訓練旋亦在雲南開始。英國恐中國與印度聯合，不願由中國收復緬甸，表示海軍不能出動。
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邱吉爾決定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暫緩反攻緬甸，繼建議由中國先反攻北緬甸，俟有成效，再由英、美海陸軍進攻南緬甸，蔣主同時實施。史迪威暗與中共接觸，擬使用八路軍，蔣大為不滿，擬使離去，以開羅會議在即，暫行擱置。
十月，美、英、俄外長會於莫斯科，發表戰後共同建立國際機構宣言，中國因美國的支持，亦得列名。美、英、俄曾商定三國領袖會議，羅斯福邀蔣委員長參加。史達林藉口蘇俄未對日本宣戰，未便與蔣相見，於是改分兩地舉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蔣與羅斯福、邱吉爾會於開羅，這是中國參加的僅有的一次同盟國首領會議。十二月一日，發布開羅會議宣言，聲言此次戰爭目的，在制止、懲罰日本的侵略，剝奪一九四一年以來日本奪佔的太平洋島嶼，東北四省、台灣、澎湖，歸還中國，並使朝鮮獨立，日本須無條件投降。
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徵求蔣對廢除日本天皇制度的意見。蔣謂戰爭的禍首為日本軍閥，日本國體問題，可俟戰後由日人自行決定。朝鮮獨立亦為他的主張，並希望協助越南獨立。對於反攻緬甸問題，蔣仍主張陸海軍聯合行動，羅斯福保證於來年春季開始。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會於德黑蘭，史達林力爭開闢歐洲戰場，待擊敗德國後，蘇俄即對日本作戰。邱吉爾勸羅斯福收回對蔣的諾言。羅斯福以為如獲蘇俄的合作，不惟可早日結束戰爭，戰後一切計劃，亦可順利實現，中國地位無足輕重。十二月五日，致電蔣委員長，謂英國海軍須先用於對德、義戰爭，不克夾擊緬甸日軍，詢以願否單獨反攻，或待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同盟國有在海上大舉能力之時。蔣離開羅後，已預料“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羅斯福雖保證海軍在緬甸登岸，必與我陸軍一致行動，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然而緬甸反攻時期，吾可斷定非至明年（一九四四）秋季，決無實施之望”。及接羅斯福來電，至為不懌，覆以中國的軍事、經濟情況，不可能支持六個月，希望借款十億美元，另請增加陳納德及中國空軍實力，每週空運二萬噸物資。美國認為貸款無裨於中國經濟。
三、國共關係緊張
中共為了種種原因，對於新四軍事件不得不暫時忍耐。一以實力尚不夠強大，各方仍認國民黨為領導抗戰的中心。二以是年（一九四一）六月，蘇俄突遭德國閃電攻擊，如日本與德國共同行動，蘇俄處境將不堪設想，斷無力為中共之助。七月，中共宣言，謂蘇俄對德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性質相同，必須鞏固抗日陣營，使日本無法抽調兵力西進、北進或南進。《解放日報》聲稱蔣委員長的對日主張與中共的意見一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繼起，中共再強調鞏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三以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尚未十分確定，準備乘蘇俄無暇干預中共內部之事的機會，打擊以陳紹禹為首的國際派。一九四二年二月，實行“整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主義以整頓文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毛澤東思想，建立毛的一元領導，這可說是中共的安內。四以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之間，華北日軍一再向共軍根據地進攻掃蕩，實行所謂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冀中區、晉、冀、察邊區，受禍特烈。解放區人口，由一萬萬降至五千萬，八路軍由四十萬降至三十萬，新四軍由十三萬降至十一萬。同時華北災荒嚴重，政府軍對陝、甘、寧邊區封鎖加緊，中共自認是極端困難的時期。新疆盛世才輸誠中央，對中共亦屬不利。
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九月，派黃埔軍校出身的林彪到西安見蔣，說是“毛澤東一再告學生（林），今後兩黨應當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中共雖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行之於中國。……目前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綱領努力，……盼於委座（蔣）領導之下，奠立鞏固基礎，以底於最後成功”。一九四三年一月底，林彪又在重慶兩次見蔣，要求撤除對陝北邊區的封鎖，接濟中共軍餉、彈藥、藥品，均無結果【註※】。三月，又與周恩來同晤參謀總長何應欽，提出四事，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共軍編為四軍十二師，陝、甘、寧邊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俟對日戰後，黃河以南共軍開入中央指定地。何應欽重申一九四○年命令，八路軍編為三軍六師，五個補充團，新四軍編為二師，一個月內開往黃河以北，改陝、甘、寧邊區為陝北行政區，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註：蔣謂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在西安接見林彪。按蔣於九月三日自甘肅抵西安，十四日返重慶，接見林彪應在此期間，十月十三日或係九月十三日之誤。林彪告美國大使館秘書莊萊德，渠係一九四二年十月初離延安，三星期後抵重慶，恐亦誤。毛澤東云：林留重慶十個月，一九四三年六月底離去，是林之到重慶當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
新四軍事件發生後，政府對中共之未採進一步行動的另一原因為顧慮美國的反應。是年二月，居里帶來的羅斯福致蔣委員長函中，對中共頗加稱道，希望國共能消泯歧見，密切合作，以有利於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居里之晤周恩來與蘇俄大使潘友新，均與此事有關。六月，羅斯福介紹給蔣的政治顧問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與居里對中共皆抱好感。美國大使館秘書兼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 Davis），謝偉思（John S. Service）與周恩來不時往來。居里到後，周對他表示，歡迎美國派員去中共區域視察。一九四三年初，又向戴維斯說明美國派員訪問延安的必要，並盼建築飛機場。戴維斯建議國務院在陝北設總領事館及軍事觀察團。復屢與謝偉思在發回的報告中，謂不可忽視中共力量，國軍士氣低落，長官貪污，政治派系紛爭，無意抗日，惟有由美國干涉，要求國民政府解除共區封鎖，分配租借物資予中共，方能改善情勢。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民族意識甚強，受到人民擁戴。美國代辦艾哲遜（G. Atcheson）對於蔣所著《中國之命運》，亦多訾詆，指有排外偏見。美國太平洋學會人士甚至說兩個中國定必實現，一為國民黨統治區的封建中國，一為中共統治區的民主中國，中國不滿現狀者，多傾向中共。美國政府當局之所望為國共合力對日，責於國民黨者嚴，認為國民黨欲坐待美國擊敗日本，而不肯寬容中共。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共產國際解散，中共深感不安，宣稱近年共產國際僅予以精神支持，中共將繼續支持國民政府抗戰。毛澤東說，共產國際解散是要加強各國共產黨的力量，使其更為民族化，中共更成為民族性的黨。他所憂慮的是國民黨以為中共已遭蘇俄遺棄，乘機壓迫。六月六日，蔣委員長果然告訴在重慶的林彪、周恩來，如中共放棄邊區政府與軍隊，即予以合法地位，希望八月前答覆。跟著包圍陝北的國軍由十四師增至二十一師，林彪、周恩來以九個月來，談判迄無結果，六月底，離重慶返延安。七月，西安文化團體要求毛澤東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另一方面，朱德兩次電質西安軍事當局胡宗南【註：胡宗南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境轄十二個軍，負責監視陝北共軍，警備山西日軍】，毛澤東要求胡部撤退，延安民眾大會亦聲稱保衛邊區。莫斯科指中國政府破壞國、共合作，企圖消滅共軍，內戰將起。重慶蘇俄大使館一再向美大使館表示關懷，謂政府軍砲擊陝北共軍陣地。
蔣對外既有顧慮，內部亦復多事。河南旱災，蝗災嚴重，饑民數百萬，餓死者數十萬人。甘肅、四川農民反抗徵糧、徵兵【註：甘肅南部回民、番人暴動，眾至五六萬，遍及二十餘縣，稱“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國軍”、“西北農民義勇抗日救國軍”，歷時數月，一九四三年七月始平。同月，四川、西康又有民變】，地方軍人乘機與政府為難，重慶謠言紛紛。加之物價不斷猛漲，苦於應付，對於中共問題，自須慎重將事。一九四三年八月，重慶某要人告美報記者，政府決不用武力解決國共糾紛。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華盛頓告國務院，國民政府無意與中共決裂。九月，蔣宣稱中共問題純屬政治問題，應以政治方法解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決議，戰事結束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希望中共切實遵守諾言。十月五日，毛澤東亦要求國民黨與蔣實踐諾言，實現民主政治，國、共繼續合作，承認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政權。恢復新四軍，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取消特務機關及特務教育。彼此條件雖相去極遠，然一觸即發的內戰，總算又暫為弛緩。
四、艱險的一九四四年
自表面上看，經過開羅會議，中國前途似頗光明，實際上此後一年是最暗淡的一年，為抗戰以來中國處境最艱危險惡的一年，亦為蔣最痛苦的一年。中、俄關係繼續惡化，中共的要求不斷擴大，日本大舉進攻，國民黨內部動盪，美國的壓力愈增，物價上漲更速。
一九四三年初，因羅斯福、邱吉爾聲稱日、德、義須無條件投降，日本首相東條演說，今年為決定戰爭之期，史達林恐其進攻蘇俄，決撤退在新疆之飛機製造廠、礦廠，以免到時被中國沒收，錫礦考察團及駐哈密紅軍亦一併撤退。六月，蘇俄大使潘友新致文中國外交部，指摘盛世才對蘇俄之非法措施及仇視行為。九月，中央軍開入新疆，阿爾泰哈薩克人變亂再作，由外蒙供給武器。一九四四年三月，蘇俄空軍助其內犯，反誣華軍侵入外蒙，有意對蘇俄挑釁。五月，潘友新回國，蘇俄軍事顧問團亦全部離去。六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重慶，勸蔣委員長對蘇俄退讓，蔣允將盛世才調離新疆【註：華萊士往返均取道迪化，將內情洩漏。八月，盛世才欲重行投靠蘇俄，逮捕攻剿哈薩克的師長及迪化中央人員，未得史達林諒恕，終於去職】。蘇俄並未因此住手，十一月又策動伊寧事變，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五年一月，紅軍助亂黨攻佔伊犁全境，中國官兵四千餘人戰歿，迪化震動。
中、美意見齟齬，主要為反攻緬甸問題。日本為防止中國駐印軍東進，一九四三年九月向緬北增兵，駐印軍被阻。史迪威要求遠征軍自雲南夾擊，蔣以無勝利把握未允。旋以英國陸軍出動，始命史迪威由緬北雷多（Ledo）前進。十二月下旬，羅斯福因史迪威及英方之請，連促雲南遠征軍前進，但對中國借款靳而不予。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竟以斷絕物資供應相脅迫。蔣怒其藐視，決強硬對付。十六日，函覆，指美國對於借款，有如商業行為，有背同盟國交往之道，中國對於在華美軍費用，將不再負擔。華盛頓異常激動，中、美關係幾瀕破裂。二十日，羅斯福勉允以每月二千五百萬美元供在華美軍之需，並將美元與法幣比率提高。
二月，雲南龍雲部冒充土匪，搶劫美國軍械，美國一度不發中國武器。同月，美陸軍抵緬北，中、美初次並肩作戰。三月，美國將援華物資運往歐洲，蔣告訴史迪威，在英軍未進之前，暫停攻擊。羅斯福再促進兵，四月來電，謂美國裝備遠征軍，正為今日作戰之用，否則失其意義。馬歇爾且以停發遠征軍物資相迫。五月十一日，遠征軍西渡怒江，六月，攻下滇西龍陵，尋為日軍拒退。蔣召見史迪威，命增發飛機與油料。馬歇爾以同盟軍已入羅馬，諾曼地登陸成功，全神注於歐洲戰場。加之太平洋反攻得手，塞班島（Saipan）已經佔領，不必使用中國空軍基地，即可轟炸日本本土，中國的重要性愈為減低。
一九四三年，中共軍拒退華北日軍的掃蕩，復以美國對中共具有善意，而與國民政府齟齬，時機於中共有利。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澤東提議重開國共談判。二月，羅斯福正式向蔣要求，由美國派員赴陝北，聯合政府運動亦漸揭開【註：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戴維斯曾向羅斯福建議】。蔣明知這是中共的攻勢，美國欲與中共接洽，使中共取得與政府平等地位，但他認為問題雖然嚴重，只要時間延長，實力在握，仍可自由運用。他的高級幕僚勸他趁戰時解決中共問題，不宜拖至戰後。五月，政府代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傑，與中共代表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開始相會，雙方立場與過去無大出入。六月初，中共提出新的條件，除了去年十月五日毛澤東列舉的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承認中共領導的地方政府及共軍防地外，並要求編共軍為十六個師，分給同盟國援助中國的武器、藥品。政府允編共軍為十個師，陝、甘、寧邊區須實行中央法令，中共可與其他政黨享受同等待遇。
當國共再度談判之日，正為雲南遠征軍在美國壓制之下向滇、緬邊境進攻，河南軍事失利之時。日本為打通中國南北鐵路，加強在中國大陸地位，確保南洋與陸上交通，隔斷重慶與長江下游聯絡，消滅美國空軍在湘、桂基地，牽制遠征軍反攻緬北，摧毀中國抗戰意志，決在河南、湖南境內發動攻勢。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豫北日軍南渡黃河，豫南日軍由平漢鐵路北犯，兵力十五萬。近年中國役政腐敗，強徵貧民為兵，素質惡劣，訓練不施，薪餉不足溫飽，再加尅削虐待，軍官走私營商，毫無戰鬥意志。河南駐軍三十萬，主力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部，紀律廢弛，苛擾地方。日軍所至，湯部望風奔潰，到處遭受人民截擊，三十多天之內，鄭州、許昌、洛陽大小三十餘城盡失，潼關震動，以陝西胡宗南部力戰，日軍未再西進。五月二十四日，鄂、湘間日軍二十萬，沿粵漢鐵路南侵，中國陸軍四十萬及美國空軍不能遏阻。六月十八日，長沙陷落，衡陽堅守月餘，終亦不守。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的重要任務，一為勸蔣委員長對蘇俄讓步，二為對中共讓步。他說史達林雖不滿於中國政府，但亦認中共為無理論無背景的黨，共產國際取消，蘇俄不再予支持。美國如願意斡旋國共問題，他（史達林）贊成用中共武力以對付日本。蔣委員長表示歡迎，允美國人員以考察名義進入共區。就在華萊士離開重慶之日（六月二十四日），謝偉思報告國務院，謂國民黨已失去人心，蔣固執偏狹，美國應停止支持蔣的政府，而與自由進步分子保持友誼，裝備地方部隊抗日。華萊士因受他的隨員範宣德（JC Vincent）及拉提摩爾的影響，致書羅斯福，謂蔣無統治戰後中國的知識，中國應成立聯合政府。另致書於蔣，勸採取新活力與新行動。七月，謝偉思隨巴雷特（David D. Barret）到延安，設立觀察團，會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認為國民黨已死亡，中共為一新生政權，共軍遠較政府軍精壯，再建議國務院，主聯合國民黨內的自由派及共產黨改組政府。是後一再稱道中共的成就和民主精神，中共並不反對美國在華利益。美國不必顧慮國民黨的態度，可直接裝備訓練共軍。國民黨需要美國方能生存，只有追隨美國。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注意共產黨、自由分子、地方人物。
一九四三年起，國民黨內的高級人員，暗中論及時事亦多感慨。有的說文武負責者庸懦無所作為，但事擴張勢力。有的說政府用人不重職責，機關不重制度，缺少組織效力。有的說蔣的主觀太重，厭聽直言，上下隔阻，社會人心浮動，青年煩悶。有的說時勢之危不在外而在內，黨政腐敗，由於自私。持此論調者，大都被目為政學系；為眾矢之的者是控制教育人事的CC系、掌握財政經濟的孔祥熙、主管軍事的何應欽【註※】。
※註：國民黨內可分為三大派系：一為以黨起家的CC系，陳果夫主管黨政人事，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在黨政方面勢力極大。二為出身黃埔軍官學校的復興社（力行社），除了軍隊之外，並控制三民主義青年團，與CC系控制黨部頡頏。三為非黨軍的政客、企業家、教授集團，人稱為政學系。任要職者有張群（四川省政府主席）、吳鐵城（中央黨部秘書長）、熊式輝（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王世傑（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宣傳部長）、吳鼎昌（貴州省政府主席）、張嘉璈（前交通部長）、何廉（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等，但並無正式組織。一九四三年十月，開始積極聯絡，孫科、白崇禧、陳誠、張治中、翁文灝、朱家驊等均與之近。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蔣於日記中指孫科與中共勾結，美人從而助長，謀推翻政府。十四日，孫科在憲政座談會演講民族、政治、經濟三種自由，對時政多所指摘。蔣斥其誣衊政府，與中共合作，以俄人為後盾，意圖奪取國民政府主席。二十七日，警告國民黨幹部，謂今後半年內最為艱苦，須作最後準備。七月二十六日，復於整軍會議中痛斥軍政敗壞，國際對中國印象惡劣。此時山西閻錫山已與日本簽訂協定，前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暗通史迪威，乘湖南戰局危急，準備設立政府，迫蔣下野。
中共之外，其他小黨派與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同具反感。知識分子之不滿，固與生活艱苦有關，學術不能自由亦為原因之一。各小黨派之不滿，近因為一九四○年十二月，若干參政員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之被除名。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軍事件發生後，國、共兩黨磨擦日烈，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農工黨、鄉村自治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為形成一種緩衝力量，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要求國民黨公開政權。稍後救國會加入，漸與中共接近。一九四四年九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以個人資格參加，不再以政團為單位，與中共同唱結束一黨專政，在昆明各大學最為活躍。
美國的主要希望是中國對日戰力的增強。蔣以湖南戰局危急，擬調回雲南遠征軍。史迪威急欲收復緬甸，七月三日，建議華盛頓，如蔣授以統率包括共軍在內的所有中國軍隊的全權，他願自陝西進攻洛陽、鄭州，萬不可調回遠征軍。同日，孫科告美國大使館職員，監視中共之政府軍及共軍均應用於抗日，美國如出以高壓，蔣的意見可以改變。七月七日，羅斯福向蔣提出史迪威的建議，並主以軍援物資，接濟共軍。蔣對史迪威久不信任，對於羅斯福的要求，尤所不許，但不便斷然拒絕，乃出以緩和態度，表示原則贊成，請先派一有遠大政見的代表前來面商。羅斯福雖然接受，惟仍請立時授史迪威以統率全部中國軍隊的絕對權力。七月二十二日，蔣允將前線作戰部隊交史迪威指揮。至於共軍是否在內，須視其能否服從軍令而定。租借物資應由中國分配，史迪威的統率職權應先商定。八月二十三日，羅斯福電覆，謂對史迪威職權，不當加以限制，命令須從速發表，如有稽延，將失去挽救中國的時機，中共並非大的危險。至租借物資如何管理，容後通知。蔣萬分憤怒，準備辭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抗拒美國的壓力。他預料羅斯福不會同意，否則美國須派百萬部隊來亞洲犧牲。
華萊士離去之後，七月初，國、共繼續談判，雙方往返駁辯。及史迪威統率權問題發生，中共態度更加強硬。八月三十日，中共代表林祖涵責政府始終不願實行民主制度。蔣召見美國大使高思，謂美國政府不了解中共問題，中共缺乏信義，美國勸中國政府與中共妥協，適足以加強中共的頑抗，中共所提條件，不啻要求政府投降。高思建議由各黨派參加政府，共同決定並實施對日作戰計劃。九月十日，政府代表張治中答覆林祖涵，謂彼此意見距離之遠，實因中共的要求與時俱增。十五日，林向參政會報告談判經過，結論是必須將政府機構的人事政策，迅速改弦更張，結束國民黨的一黨統治，組織聯合政府。二十一日，延安聲明，中共不能服從國民黨專制的政令，要談軍令、政令統一，必須改變現在國民黨所執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徹底改造統帥部，由代表人民的人去掌握政令、軍令。十月三日，林祖涵致書張治中，堅持組織聯合政府，要求召開國是會議。為時四月餘的國、共談判，又告停頓。
羅斯福派遣的代表，為一九四三年到過重慶的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所負任務為協調蔣與史迪威的關係。羅斯福告以美國的政策仍為支持蔣的領導，除非中共承認國民政府和蔣的領導，不能以租借物資武裝中共。九月六日，赫爾利偕美國生產局長納爾遜（Donald Nelson）經印度到重慶，史迪威和他同行。這時日軍正自湖南進向廣西，史迪威統率的中國駐印軍已攻下緬北密芝那，蔣命進攻滇緬邊境的八莫，期減輕日軍對滇西及廣西的壓力。史迪威拒絕執行，中共又步步進逼。蔣的心情至為惡劣，尤憤美國之落井下石。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長宋子文、軍政部長兼參謀總長何應欽，與赫爾利商定兩事：一為以史迪威任前敵總司令，如使用中共部隊，必先經蔣核准；一為在重慶設置美國委員會，管理租借物資，中國代表亦可出席。史迪威自攻克密芝那後，氣焰益盛，中共又邀請他訪問延安，更認為是迫蔣完全屈服的機會。十五日，再拒進攻八莫，主調陝西胡宗南部南來，與蔣激烈爭論，並堅持仍由他控制租借物資，有任命調度中國軍官的全權，蔣不再過問戰事，否則他不接受新職，將建議美國政府退出中國，另電馬歇爾，謂蔣之欲撤回滇西遠征軍，意在保全實力，坐待美國擊敗日本。就在此時，遠征軍攻佔騰衝，再克龍陵。可證調回遠征軍之說並非事實。
九月十六日，羅斯福不顧蔣的身份，嚴電指斥，限史迪威於兩天內親遞。電文略云：如滇西遠征軍不進，或竟撤回，打通滇緬公路的機會將完全喪失，蔣須負其全責。近月來屢請蔣採斷然行動，迄未照辦，致面臨危急，可能造成為悲慘的後果。唯一破壞日軍在華計劃的方法，即加強滇西軍的進攻，立授史迪戚以指揮中國軍隊的全權。倘再延擱，將一切落空。史迪威以為定可償其所願，九月十八日，將電報面交。蔣以羅斯福態度惡劣，來電措詞荒謬，閱後置之不答。次日赫爾利請見，亦被拒絕。二十日，餞別納爾遜【註：九月二十四日，納爾遜離重慶返華盛頓】，赫爾利在座，蔣謂羅斯福此舉與美國民主立國歷史相違，為美國傳統精神的污點，請納爾遜轉告，“以下三事絕不接受商量：一、凡與三民主義不合之事，二、有損害中國主權之事，三，有損害中國國格及我個人之人格之事。中國軍民願為美國之朋友，亦願虛心學習，但絕不能為美國之奴隸”。
先一年十月，蔣已擬請美國調回史迪威。至今年七月，羅斯福要求授史迪威以統率中國軍隊權時，史迪威曾對蔣說，中共問題，只要他一去延安，即可解決，裝備軍隊五六師，撥給新武器。蔣正色說：“君若如此，余將撤銷君之參謀長職務。”至是決心請羅斯福撤換。九月二十四日，他告訴赫爾利，對史迪威已失去最後希望與信心，不能使其擔負中國戰區及中美聯軍統率之任。第二天，交以備忘錄，謂美國如遴派一位富有友誼合作精神的美國將領，為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擔任改組及主持後方勤務部，以接替史迪威，必竭誠歡迎。他準備如羅斯福不從，即公開其來電，使天下及美國人民知其政治作風，勢將影響其政治生命。另電在美國的孔祥熙，勿要求任何接濟，從速返國。九月二十七日，約見國民黨幹部，聲明“絕不為任何壓力動搖，絕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論自擾者，罪浮於漢奸”。
史迪威電告馬歇爾，蔣無意對戰爭推進再作努力，繼續運用不對他支持則將拆伙的故技，以榨取美國金錢與軍火。蔣亦無意建立民主政體或與共黨組成聯合陣線，已成為中國統一及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礙。羅斯福考慮之後，十月五日，擬解除史迪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職及管理租借物資之權，仍保留統率中國在緬甸軍隊及雲南遠征軍之權。九日，蔣去電歷數史迪威的不當，緬北的勝利不足以抵中國東戰場的損失，實不堪再肩重任。史迪威亦電馬歇爾，倘容蔣遂行其罷免主張，中國作戰潛力將一併消失。赫爾利不以為然，謂史迪威的基本錯誤，是想壓服領導一個革命國家與優勢的敵人作戰七年的領袖，蔣並非不肯合作，中國問題可望解決。如支持史迪威，將失去蔣與中國，戰爭勢必延長，增加美國的人力物力的損失。應照蔣的提議，派一美國軍官在蔣的領導下指揮中國軍隊。十月十八日，羅斯福決定召回史迪威，劃分中、緬、印戰區為二，以魏德邁（A.C. Wedemeyer）為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兼參謀長，索爾登（D.Z. Sultan）為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兼統在緬華軍。當中美關係千鈞一髮之秋，軍事失利，中共要脅，美國強制，國內譏笑，黨內侮辱，甚至高級幹部為之動搖，謂蔣如此倔強，將導致危亡【註：張治中謂蔣應大膽放手，命史迪威統率華軍，美不致扶持中共。王世傑認為蔣之處置不妥】，可說是四面楚歌，自云為他有生以來未有之窘境。
史迪威事件是中美關係的最低潮，幾乎走到最後一步。蔣有其個性，更有其立場，最大原因為決不令武力落入外人之手，尤不願共軍受史迪威節制，否則史迪威必以租借物資供應共軍，中共如虎添翼，愈不可制。美國之所以讓步，怕的是如果與蔣決裂，中國戰局可能瓦解，美軍縱攻佔日本本土，中國境內日軍或將繼續抵抗，另一可能為中共得利，整個中國將成為蘇俄的附庸。
美國在華記者久對蔣不滿，史迪威去後而益甚，百般蔑侮詆毀，《紐約時報》的愛金生（B. Atkinson）謂史迪威之被召回，代表垂危的反民主政權的勝利。《生活雜誌》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報導更於蔣不利，其他報刊廣播，多同聲中傷。戴維斯推波助瀾，力稱中共必然勝利，蔣於抗日毫無可資利用之處。高思亦持悲觀論調，羅斯福雖不必為所左右，對蔣終難免耿耿於懷。
日軍佔領湖南衡陽後，經過休息補充，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沿湘桂鐵路南侵，續陷廣西全州。另路由廣東西犯，佔領廣西梧州。十一月十日，桂林、柳州未經大戰，均告不守，繼之為南寧等處，湘、桂境內，空軍基地盡失【註：計為湖南境內的衡陽、寶慶、零陵；廣西境內的桂林、柳州、丹竹（平南）、南寧等處，共三十六個機場】，軍民死傷，公私財物損失，不可數計。日軍長驅而前，進入貴州，十二月二日，佔領離貴陽六十公里的獨山，西南大後方人心惶惑，為抗戰以來未有的險惡局面。蔣一面調陝西駐軍馳援貴州，滇緬駐軍回師昆明，一面與魏德邁商討最後部署。魏德邁建議，倘貴陽陷落，應作遷都準備，英、俄大使館已計劃撤僑。蔣不允考慮，決於黔北佈防，堅守重慶。日本原有進攻四川之意，以海空軍在太平洋一敗再敗，國內受到猛烈空襲，粵漢、湘桂鐵路遭美空軍轟炸，運輸補給困難，復恐美軍登陸閩、粵，於是開始後退。十二月，中國援軍收復獨山，進向廣西，局勢轉穩。
五、嚴重的物價問題
戰時物價波動，事屬必然。抗日戰爭開始時，尚不十分顯著。一以前此積存貨物尚有相當數量，一時未感短缺；二以上海、天津、青島雖然淪陷，西南、東南海口，多少仍有輸入；三以日本為在上海、香港吸收法幣，套取中國外匯，交換中國內地農產物及工業原料，與軍事無關的日本剩餘商品，仍可向後方走私。一九三九年之後，情況大變，積存貨物銷售已盡，廣州、武漢不守，粵漢與滇越鐵路不通，國外貨物愈難內流。一九四二年起，日本全力進行太平洋戰爭，剩餘商品已屬無幾，上海租界及香港均為日本佔領，無從再套取外匯，走私日貨大減。
戰前政府歲入的百分之九十來自關稅、鹽稅、統稅，戰時重要工業區均為日本佔領，關稅統稅隨之而去。稍後產鹽區又大半淪陷，鹽稅亦為之銳減。一九三八年，國庫所入僅為支出的四分之一，軍費反有加無減，雖增稅募債，終不能抵補。自改革幣制後，實際上通貨已經膨脹，至是更甚。一九三七年，法幣發行額為十六億元，一九三八年約增加一倍，物價上漲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三九年的發行額約為三倍半，物價上漲略同。一九四○年的發行額約為五倍半，物價上漲十二倍。一九四一年的發行額約為十倍，物價上漲二十七倍。一九四二年的發行額約為二十一倍，物價上漲約七十七倍。一九四三年的發行額為四十七倍，物價上漲約二百倍。一九四四年的發行額約為一百八十倍，物價上漲約二千一百倍。物價上漲，政府支出增大，通貨跟著膨脹；物價上漲常高過通貨二倍、三倍。商店囤積貨物，工廠囤積原料，不惟可以保值，且可穩獲厚利，以致商品不能流通，生產陷於停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政府復不給工業貸款，以為可管制通貨膨脹，結果窒息了生產。國家金融機關如中央、中國、交通及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與合作金庫等，一樣以囤積為事，不但直接投資於商業組織，並自設商號、公司。掌握政治、財政、經濟的官員，亦各有企業，最為人所指目。前方部分軍人，甚而明日張膽的走私，運入非必需的商品，而以內地產物資敵，以豫、皖及浙、皖、贛交界地為甚。
農產品的上漲，以糧食為最，而以一九四○年後，人口麇集的戰時首都重慶，糧荒特別嚴重。是年四川歉收，宜昌失守後，湘米濟川不易，米價愈漲，一九四一年的米價為一九三七年的七倍，成都有搶米暴動，一九四二年且高達三十倍到四十倍。政府對於物價，初採評價政策，繼採平價，具歸無效，重慶市場上食米幾絕跡。一九四三年，改行限價政策，米價約為戰前的一百倍，一般物價已上漲至二百倍。一九四四年初，米價約為戰前的四百餘倍，每石超出四千元。河南，湖南的軍事挫敗，加速米價的上揚。一九四一年，政府已將原歸地方的田賦收歸中央，實行徵實，將田賦折合稻米、小麥或雜糧計算，再加徵相當數量，分徵購、徵借，期掌有更多的實物，“以糧控價”。因執行不盡公平，弊端百出，中飽不少，中農、小農不堪其苦。政府的另一經濟措施為外匯黃金政策，用意仍為抑止通貨膨脹，平抑物價。一九四二年發行一億元美金公債，每元定為法幣二十元，不久黑市高至法幣四百五十元。與財政金融當局有關人士，仍可按官價購進，大獲暴利。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政府拋售黃金，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舉辦黃金存款，亦多入大戶之手，收回的法幣不及發行額的四分之一。
物價不停的上漲，通貨無止境的膨脹，獲利的為極少數，受害的為大多數，而以受薪階級為最甚。薪津雖已提高，距離物價上漲的比例極遠，實際所得不及物價數十分之一。以一九四四年為例，下級軍官月餉約當戰前貨幣一元二角至三元，士兵月餉約當戰前貨幣數角，連同實物計算，只合戰前所得的五十分之一至三十分之一。大學教授月薪不及戰前法幣十七八元，連同實物計算，約合戰前所得二十分之一。學生有公費或貸金及糧食，不敷一日三餐之需。返視當權有勢者的所作所為，及政治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官兵與知識分子的抗戰意志縱仍不移，而怨尤之情，究不能免。中共的詆毀，美國的抨擊，自亦有影響。一九四四年，戰場上一再敗潰的原因，大可於此求之。
第四節 戰爭結束
一、太平洋日軍大敗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五個月，在大平洋的攻勢即被美國海空軍所遏止。一九四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所羅門群島之戰，日本海軍失利。一九四三年初，美國反攻愈猛。六月，日本自認艦艇、飛機沉毀不少，戰局緊急。軸心國亦在歐洲西線挫敗，九月，義大利投降。一九四四年初，太平洋美軍連捷，六月，登陸塞班島，自成都起飛的超級空中堡壘，開始轟炸日本本土。同月，美海空軍大破日艦隊於馬里亞納（Mariana）群島，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日本海空軍主力喪失殆盡。九月，美軍攻下帛琉島，轟炸馬尼拉。十月，登陸雷伊泰（Leyte）島，轟炸台灣。菲律賓的海空戰，至為慘烈，日本損失極重。十一月起，美空軍以塞班島為基地，大舉轟炸東京工業區及其他大城。十二月，雷伊泰島之戰結束，十一萬日軍被殲。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軍進入馬尼拉，登陸硫磺島，三月，島上日軍全部消滅。四月，美軍登陸琉球。日本部署本土防禦，並以“神風特攻隊”（自殺飛機隊）攻擊美艦，未能挽回頹勢。六月，沖繩六萬餘日軍被殲。七月，美軍飛機無休止的遍炸日本工業城市，每次五六百架以至一千架，投彈三四千噸以至六千噸，日本已喪失作戰能力。
中國於湘、桂戰事危急之時，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提高軍隊素質。是年（一九四四）十二月，入伍者十二萬人，編為青年軍。復採行魏德邁的整軍計劃，編組三十六個攻擊師，九個防禦師，分在雲南、貴州、廣西、湘西訓練，美國負責裝備給養，美軍官擔任教練。緬北美軍亦調入中國，準備先攻廣西柳州、南寧、桂林及廣東雷州半島，再攻廣州、九龍。一九四五年一月，雷多公路自印度通至雲南，駐印軍與遠征軍會師。四五月間，日軍進攻湘西芷江，為中國新軍擊退。日本大本營以琉球戰局吃緊，命華南日軍調往上海、魯南，防美軍登陸。廣西、貴州新軍乘機推進，六月收復柳州，七月收復桂林。
二、雅爾達協定與中俄友好同盟條約
由於蘇俄在歐洲戰場獲勝，美國殷望其早日對日本作戰，中國分量為之減低，至德黑蘭會議而益顯著。一九四四年，湘、桂的軍事敗挫，中國更被輕視。美國軍方預計歐洲戰事結束已為期不遠，擊敗日本尚須相當時間，為減少美國的生命犧牲，必須蘇俄參戰。如要蘇俄參戰，則須予以報酬，亦即給一部分中國權利，如此又可望穩定中俄關係，避免美國捲入中俄糾紛。否則蘇俄於擊敗德國後，轉而對日，可能將佔領地區移交中共，蘇俄在遠東將取代日本的地位，對於美國而言，無異拒虎引狼。
德黑蘭會議時，羅斯福希望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史達林希望在大平洋獲得不凍港。至是美俄繼續談判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問題，史達林謂在對德戰爭終了後三個月，俄軍方克東調，要求美國先將軍用物資運儲西伯利亞，以備使用，並須先成立政治協定，訂明戰後給予蘇俄的報酬。蔣主席得知消息，擬命外長宋子文訪俄。史達林主張從緩，以待他與羅斯福會議，並於十二月向哈里曼說明參加對日戰爭條件，包括租借旅順、大連、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外蒙古獨立。哈里曼電告羅斯福，如不與蘇俄預作協議，蘇俄將支持中共在華北、東北建立政權，如有協議，蘇俄即可支持蔣的領導與美國政策。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會於黑海雅爾達，一為討論戰後歐洲問題，一為討論蘇俄對日作戰條件。關於波蘭問題的處理，史達林與羅斯福發生爭執，竟謂美、俄是否將要一戰，並正式提出對日作戰的全部要求。羅斯福的心力集中於早日擊敗日本，他的軍事顧問認為日本的海軍主力雖已喪失，陸軍尚屬完整，數十萬關東軍尤稱能戰，蘇俄參戰為擊敗關東軍的有效途徑。二月十日，羅斯福讓步，次日發佈公告，定期召開聯合國會議，規定管制德國辦法。至於蘇俄參加亞洲戰爭的協定，則秘而不宣，內容為蘇俄於德國投降後兩個月或三十月內，依下列條件對日本宣戰：
一、保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
二，恢復蘇俄一九○四年被日本侵害的權利：甲、庫頁島南部及附近島嶼；乙、開大連為國際商港，保障蘇俄在該港的優越利益，另以旅順為蘇俄租借的海軍基地；丙、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中俄合營，保障蘇俄的優越權利；維持中國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三、千島群島應歸蘇俄。
關於外蒙古，滿洲事項，俟羅斯福徵得蔣主席的同意後，史達林準備與中國締結一友好同盟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私自成立諒解，將中國出賣，雅爾達協定，中國再被出賣，羅斯福忘記了四年前他與邱吉爾宣布的“大西洋憲章”中的未得有關人民同意，不得改變領土的原則。史達林更不顧一九一九年蘇俄對華宣言中的放棄帝俄在滿洲及其他地方掠奪的利權與租借地的諾言，且將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中的蘇俄承認外蒙古為中國的一部分，中東鐵路主權概由中國處理的條款置諸腦後。中國雖為同盟國之一，命運依然由強國決定。約在三月十八日，蔣主席接駐美大使魏道明電，報告與羅斯福晤談內情。羅斯福說史達林要求三事：一為蒙古主權應屬中國，二為中東鐵路由中、俄、美共管，三為旅順由蘇俄租借。他之所以未以實情相告，意在試探中國的反應。
羅斯福對於史達林將來在華的行動，並不完全放心。一九四五年四月，命赫爾利再訪莫斯科，羅斯福卒後三日（四月十五日），史達林、莫洛托夫重申無條件的贊同美國對華政策，尊重蔣主席的領導，使中國軍隊統一。美國新總統杜魯門派霍普金斯（H. Hopkins）赴俄，希望史達林對中國在滿洲主權的地位及對美國調解國、共問題的態度，加以肯定。五月二十八日，史達林強調是年八月對日宣戰，但中國須先接受雅爾達協定，他將盡力促進中國在蔣主席領導下的統一，承認滿洲屬於中國，希望宋子文於七月以前來俄談判。
五月二十二日，赫爾利將雅爾達協定內容密告蔣主席。六月三日，蔣召見蘇俄大使彼得羅夫（Petrov），希望蘇俄參加對日戰爭，協助中國恢復東三省領土，主權完整，並論租借旅順、大連之不宜。八日及十日，電命在美國出席聯合國成立會的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向美國表明，旅順軍港最少應由中俄共同使用，必須不損及中國主權及行政自主，租借或獨佔均不可行。九日，杜魯門將雅爾達協定全文交宋，十三日告以史達林願助中國復興。霍普金斯亦說史達林允支持蔣主席及其政府，中共與蘇俄無關。八月十五日，赫爾利請蔣主席依照協定與蘇俄訂約。蔣詢以美國願否與中俄使用旅順軍港，並參加中俄條約，美國表示無意。蔣以蘇俄對日作戰已成定局，一旦佔有滿洲，斷不肯輕易交還，要挾或將更多。現在既有美國居間，史達林復信誓旦旦，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承認蔣的領導，當不致反汗食言，不僅東北仍大致可保，中共亦將聽命。蔣的左右亦謂如能因此換得國內的真正統一及中俄間十年以上之持久和平，可不惜予以滿足，新疆問題應與中共問題一併解決。
六月三十日，宋子文偕蔣經國等【註：一九三七年四月，蔣經國自蘇俄回歸，次年任贛南行政督察專員。一九四四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學校教育長】，抵莫斯科。七月二日，談判開始，史達林態度傲慢，謂一切須以羅斯福簽字的雅爾達協定為根據，劃旅順、大連為軍事區，中東、南滿鐵路及其附屬事業歸蘇俄所有，特別強調中國須承認外蒙古獨立，否則如為他國利用，蘇俄將失去遠東。宋子文表示願給外蒙以高度自治，有權許蘇俄駐兵。史達林堅持外蒙獨立，如不獲解決，即不談中俄條約。七月六日，蔣主席電宋子文，外蒙獨立問題須在中國真正統一、領土主權真正無缺時，方能考慮。蘇俄如能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據，不鼓勵新疆之叛亂，中國願於抗日勝利後，經外蒙公民投票，許其獨立。這是中國最後的期望，如無切實保障，即相機中止交涉。同時命蔣經國以私人資格向史達林說明不同意外蒙獨立理由。史達林謂：“今天不是我要你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俄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斷，我們就完了。”蔣經國說：“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不會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種力量。”史達林說：“日本這個民族還是會起來的，條約是靠不住的，只要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進步都快。……你說日本，中國都沒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不能說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蔣經國問他是不是美國，史達林答稱“當然”。
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告宋，如談判停頓，蘇俄仍將對日作戰，進兵滿、蒙，伸入關內，無所約束，對中國更為不利。蘇俄某要員亦對蔣經國說，如中俄談判有成，史達林將助國民政府統一。七月九日，宋向史達林提出三款：一、蘇俄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行政完整；二、中國對新疆叛亂以政治方式處理，蘇俄勿以軍械接濟；三、蘇俄對中國之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中國願於擊敗日本及蘇俄接受三款後，允許外蒙獨立。中國既對外蒙問題讓步，史達林自感滿意。又經兩度談判，宋須返國報告，史達林須於十七日在柏林波茨坦與杜魯門，邱吉爾會議，中俄第一階段談判暫告一段落。
波茨坦會議時，史達林堅持必須中俄條約簽訂後，蘇俄始對日本宣戰。時美國原子彈已試驗成功，可不必定要蘇俄參戰，但無法阻止蘇俄進兵中國東北。七月二十六日，美、英與中國對日本發出公告，重申開羅宣言，命日本無條件投降。宋子文不欲自己簽訂中俄條約，回重慶後辭去外交部長兼職，繼任人為王世傑。八月七日，宋偕王及蔣經國、熊式輝、沈鴻烈、錢昌照等再到莫斯科談判，仍有爭執【註：熊式輝內定為東北軍政負責人，此時係以軍事代表隨行。沈鴻烈為設計局東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為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子文對熊式輝說：“此行頗為痛苦，我為有期徒刑，君實無期徒刑。若今我仍在此當折沖之事，必致胃病加劇。”】。史達林以日本已遭原子彈轟炸，投降在即，深恐失去參戰機會，即於八月九日對日宣戰。同時加速對中國談判，謂再不定議，中共軍隊將進入滿洲。
八月十日，以日本投降，宋子文召集代表團會議，商有無改變前案必要，多主原則不變，但望早日簽字。哈里曼勸宋，勿作超過雅爾達協定範圍之讓步。是晚宋與王世傑再晤史達林，堅持不討論外蒙古境界問題，以宋曾有此允諾。十二日，蔣主席一再電囑，如對方不肯以中國地圖為根據劃定外蒙界線，則決裂亦所不惜。代表團為求迅速解決，不必拘拘於確定一界線地圖，決由宋、王致電重慶，請授以全權。同時由蔣經國去電，謂如堅持，必破裂。十三日夜，得覆電，命宋、王全權處理。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由王世傑與莫洛托夫正式簽字，外蒙以現在境界為準。宋說條約為中蘇帶來三十年和平合作，史達林舉杯對熊式輝說：“祝中國軍隊永遠強大。日本、德國之失敗，為野心太大，貪人土地者，其後必敗。”
條約要點如下：
一、兩國協同對日作戰。
二、互尊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
三、戰後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的援助。
四、條約有效期為三十年。（以上為正文）
五、蘇俄同意予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以道義、軍需品及其他物資援助。
六、蘇俄承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並尊重其領土及行政之完整。
七、蘇俄對於最近新疆事變，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八、如外蒙古依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願望，中國當予承認。蘇俄聲明尊重其政治獨立與土地完整。（以上為換文）
九、中東、南滿鐵路合併為中國長春鐵路，歸中俄共有共管，中國擔任保護；其支線與附屬事業及土地為中國所有。
十、大連開為自由港，行政權屬於中國，碼頭倉庫之一半由蘇俄租用。
十一、旅順作為中俄共用的海軍基地。設立中俄軍事委員會，蘇俄負擔保護之責，民事行政屬於中國。
十二、俄軍入滿洲後，中國國民政府派員在已收復之領土設立行政機構。（以上為協定）
十三、蘇俄聲明，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內，蘇俄軍隊開始撤退，三個月完成。（以上為記錄）
中國雖失去了外蒙，未能收回中東、南滿鐵路及旅順、大連，總算換得了蘇俄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及新疆事變、援助國民政府、定期撤兵的諾言。不過蘇俄是否信守不貳，則繫於史達林的一念。
三、日本投降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已有求和之意，惟不願無條件投降。一九四四年七月，小磯國昭繼東條英機為首相，改向中國試探，擬取消南京政府，未獲結果。一九四五年三月，美軍佔領硫磺島，日本又欲透過蘇俄，結束戰爭。四月，蘇俄廢棄日俄中立條約，小磯辭職。鈴木貫太郎組閣，對蘇俄仍抱萬一之想。五月七日，德國投降，第二天，杜魯門聲明無意毀滅或奴役日本人民，但日本陸海軍須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六月四日，日本前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密晤東京蘇俄大使馬里克（Yakov Malik）。琉球被佔後，二十二日，昭和天皇命鈴木速與蘇俄商洽。七月二日，命近衛文磨為赴莫斯科特使。此時宋子文與史達林的談判已大致告一段落，波茨坦會議正在進行，蘇俄決定對日作戰，拒近衛前來。七月二十六日，美、英、中三國對日本公告發出。日本始認為如果無條件投降，等於日本的毀滅。公告中雖有將來可依據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個傾向於和平及負責的政府的字句，然未提及日本最關心的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倘使同盟國不堅持無條件投降，戰爭可能提前結束，不致予史達林以操縱機會，作出最少的代價，收得最大的利益。所以有人說，這是美國政策的重大錯誤，似不無理由。
史達林洞悉日本望和心切，七月二十九日向杜魯門建議，由美、英正式邀請蘇俄參戰。八月六日，美國以原子彈炸廣島，八日，美國再以原子彈炸長崎。次日，蘇俄對日本宣戰。十日，日本知照美、英、俄、中，接受波茨坦公告，惟須不損及天皇的皇權。十一日，四國覆允。惟天皇應聽同盟軍統帥的命令。十四日，天皇敕令，保證實行波茨坦公告規定的條件。十五日，蔣主席廣播“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只認日本軍閥為敵，不企圖報復，即所謂“以德報怨”。八月二十一日，關東軍向蘇俄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投降。九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投降【註：八月十七日，偽南京政府解散，陳公博、周佛海被逮，一處死刑，一死於獄】，八年中日戰爭告終。中國先後徵發兵員一千四百萬人，傷亡官兵三百二十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四千八百八十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