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19日）所讲的题目，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个题目，虽然很平常，但是所讲的事实，却是很重要，尤其是研究历史的人应当特别注意。
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同，因其与自然界有关；与地质学是不能分开的，如离开了地质学，考古学就失其效用，考古学就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考古学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
所谓方法，无所谓新旧。所谓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务远。假定这个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知识，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进步，在转换的时候，常有新观念新方法产生。以方法为抽象的东西去讲，本无所谓新旧之分了。
讲到考古学的本身，及考古学的事情，须注意下列各点：（一）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二）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我国自宋以来，就有考古学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应用到历史上去；盖去古愈近，愈与自然界接近，故不得不靠古物去证明。
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本身，间有可怀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譬如在两千年后，在地下掘得现在所用的火柴，各处有各样不同的见解，就是所代表的文化不同；在欧洲是表示文化的发明，在中国是表示文化的接触，在南洋群岛是表示文化的进步。同属一物，在各处所表现的意义，就各不相同；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致于误解。
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历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国古史时期，多相信《尚书》、《左传》等书，但后来对于《尚书》、《左传》，亦发生怀疑，不可信处很多很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证。中国最早出土的东西，要算是钟鼎彝器了。周朝钟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纠正古史的错误，可以显明在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在光绪末年以前，尚无人注意到发掘古物；就是有的，亦无可考。在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彰德）西北，洹水以南的小屯，有甲骨发现，甲骨上刻有卜辞。最先得者为商人刘铁云(1)。他虽搜罗的不少，但是以龟甲为古董，所以没有什么贡献。其次得者就算是孙诒让了。他把甲骨文考订出来，断为商朝古物；他考订的成绩，足与钟鼎相印证。再其次为罗振玉、王国维二人。罗振玉收有一万多片，他的著作，有《殷虚书契考释》等书。王国维更应用于历史方画，确有不少的贡献，如对于帝系文字，有极大的帮助：如王恒、王亥，为《史记》上所无，现在已把他补正；又如商代世系表上外丙之外字系讹误，又已把他修正了。所以我们研究古史，完全怀疑，固然是不对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对的。我们只要怀疑的有理，怀疑的有据，尽可以怀疑。相信的有理有据，也尽可以相信的。要是这样，就不能不借重考古了。
我们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法整理，已有这样发展和成绩（所谓旧方法只限于陶器）。若用新方法去考察，所得当不止此。首用新方法的人，为瑞典人安特生（Anderson），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在奉天发现史前时代的人迹；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石器铜器；在甘肃洮县也发现了不少的古物，这个地方所发现的，较其他地方更为重要。安氏说其所发现的遗物，最早时代在七千多年以前，最晚也有三千多年，多是些新石器时代的东西，铜器也有少许。在河南方面，所发现的铜器是很进步的。此外法国的教师，在河套地方，也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中国人考古的旧方法，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国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最近外国人在亚洲新发现的古物有几处，如印度西北部和小亚细亚，都有发现。最重要的，要算是在里海与黑海之间安奴（Auau）地方所发现的六七层的陶器了。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因为这些古物，能表示各时代的文化。不过他们所研究的观点，在普遍的方面，所以对西洋文化无关的东西，他就不注意。在中国的外国考古学家，对于纯粹代表中国文化的，他们不注意，他所注意的，是在中西文化接触的产品。这是他们特别的地方，也是他们远大的地方。
陶器是最容易流传下来的，所以被发掘的陶器居多，我们就可以用掘出的去参订历史。用陶器考订历史，有三种便利的地方。
1. 易于保存——陶器不容易破坏，所以能在上古遗传下来。
2. 时代易分——陶器有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陶器，我们可以因陶器的区分而为时代的区分，这是最容易最妥当的办法。
3. 变化很快——陶器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并且因日常所用，变化很快。
我们从陶器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古代文化的变迁，所以沙锅陶器等等，是研究古史唯一好史料。安奴地方的开掘物中有带彩色的陶器，花纹很大，不外红黑白三种，为中国所无；在中国河南奉天甘肃各处，也有带彩色的陶器。日本人在朝鲜也发现相同的东西，但是花样不同，因此可以证明史前安奴、朝鲜、中国各民族的生活及其变化。
安特生的考古方法，确实是比中国人有进步，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亦为不少；但是他的实际工作甚多可议之点：（一）不能利用中国的材料；（二）走马看花，不能充分的考验；（三）粗心挖掘，随便毁坏；（四）如掘不得，即随便购买。关于购买一层，最不可靠，因为不知道他的来源，不如亲自掘出来的较为确实可信。把掘出来的考订完竣，再把买来器物做个比较，是不能把买来的当作材料的。安特生对于考古的功劳，着实不小，但是他对于甘肃一带的古物，因发掘时的不细心而毁坏去的，却也是不少。
我（傅先生自称，以下皆仿此）在前两年，同几个同伴的到河南殷墟去了一次，想切实的研究一下，但有几种困难：一、前人已掘出不少，所剩的都是零碎不全；二、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办到的，因此没有得到什么大的效果。
我想考古学与人类学有关，所以于古器之外，应特别注意人骨之测量，再根据比较法来推测当时人类之形状与其变化。所以研究年代学（chronology）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的（relative）；一种是绝对的（absolute）。先用直觉的，绝对的，定个标准时期，然后依照这个时期的东西，去推定其他地方的所发现的古物，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或在以前，因此年代的前后，也就弄清楚了。
考古学上最难定的是绝对的时期。而殷墟是考古学上最好的标准时期，便于研究的人去比较：因为这个时期，是史前的一个最后时期，以这个时期的人骨做标准，去比较其他地方所发现的人骨，来定他们的时代先后，可以知道人类的演进是怎样；同时汉殷墟发掘的陶器做标准，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变更情形，及其时代关系，可以断定其时文化是怎么样。又用比较的方法，并可以证明安特生所考据的，是否有误；中国向来所传说的，何处是误。这种工作，是最切要而最不容易的工作，总希望在二年以内，可以成功，用具体的著述报告出来。
最近发现唐宋时代及唐宋以前的房屋，直隶各处，都有发现。房屋的发现，却是为安特生所未曾注意，未曾做到。安氏以为古代人类在山洞中居住，或在森林里憩息，是没有房屋的；因为当时发现古代石器时，并没有屋子这样东西。后来无意中发现一个商朝的屋子，确是冶金的地方，地为长方形，屋子里面比外面要低一米突，一层一层的向下，在地上仍可以找到未熔化的铜条、碎金、有花纹的镶金和极薄的金叶等等。以镶金来说，可以证明商鼎是镶金，确实是不错的。商朝是铜器全盛时代，所以兵器也很有进步。刀箭都是用铜制成的，我们现在尚可以发现商朝骨制的箭头，是平时用作练习的，比欧洲古代所用箭头，要利害多了。因为箭头下部两旁，制有倒齿，射进人的身体的时候，是拔不出的。若是箭头配有毒药，射到人的身上，立刻可以致人死命。欧洲所发现的古箭头如形，殷墟所发现的商代的古箭头如形，所以我说商代的兵器，要比欧洲进步（记者按甲骨文矢字作，像镞，亦可为商朝箭头像形之一证）。
这个时候的陶器极多，但是没有带彩色的，多属于纯纹的陶器，足以代表商代文化的特点。陶器之外，有不少的兽骨，兽骨的种类，有野马、野鹿、牛羊等等，猪骨很少，可以证明当年此地尚属游牧民族的地方，是毫无疑义。因为农业发达的地方，家畜也必繁盛。猪是家畜中的重要部分，如果当时是农业社会，当然猪骨存留下来的一定很多。所以断定此地与曾经发现过多量的猪骨的地方的民族情形不同，文化也就不同了。这个时候已有交易，我们曾经发现过当时所用的贝，每只上有小孔，可以用绳线穿起来的样子。此外又发现商代的衣冠形式，以及发镇（为压头发用的）等项，可以证明当时“衣裳之治”。当时的民族，决非断发民族，是毫无疑义的。种种发现的中间，尚有可以使我们注意的地方有两种：
一、铜器模型——在古代的坟墓中，掘出许许多多的铜器，制造亦很进步。铜器模型，是占这些铜器中间一大部分。
二、安葬方法——古代葬事，是不用棺椁的；安放的部位，有伏有立，有侧有偻，却是没有仰的。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足以耐人研究的地方。
殷墟所发现的东西，尚不敢断定完全是商代的，或许也有些周代的在里面，所谓之商，是商朝的末年。因纣与文王是同时的人，纣都彰德（即今安阳），文王是常去朝拜的；因为他们同时，所以分定商周是最难的一件事，只有待将来遇有机会再去考证（记者以个人的推测，在殷墟发现周的东西，也有可能的事实。不外下列三种原因：一、据地质学家说，地层也时有错乱的，如果殷墟地层是错乱的，在殷墟发现周朝古物，是可能的事。二、是周所贡的方物，因为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于此已可见周之文化所及，范围广大。况商朝把周所贡的东西，混在自己的东西以内，也是可能的事。三、纣囚文王于羑里，羑里是在彰德［今安阳］与朝歌［今淇县］之间，是包括在商都以内的地方。自从文王囚于羑里，他的臣子家人，常去探望他，因此把周的东西带到商都去，也是可能的事）。
殷墟的地层，最深的殷，在第四层；第三层是隋，第二层是唐，第一层是明。中间有断了不少朝代，这不过是一种显著的提示，并不是说丝毫不爽的分期。殷代文字的寄托，多在甲骨文之上，已是毫无疑义的。所刻的甲骨，只有两种：一种是牛的肩胛骨，一种是龟的腹甲。龟甲多刻卜字形（记者按：龟甲用火灼所得的裂纹，名之曰兆，兆有多种；如、、、、、等等，可以证明龟甲所刻，不一定卜字形），凡是君主有疑惑，或是国家有大事不易决定的时候，将龟甲用火烧之，那末没有着火的一面，必定因刻痕而拆裂，由裂痕向上向下，以决定凶吉。同事董君，专门研究龟甲，考订文字，用新龟甲去试验，是否照所说的一样：不久当有报告出世的，无须我细说。
有人说龟甲上所刻的文字，行列是颠倒错乱，其实他没有懂得原来用意，就以偏盖全。这是不对的，文字的方向，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是看刻在什么部位而定，并不是随意乱刻的；不能以片面的认识，就说对象错了。我们要从全部的考古学研究起来，不能抱残守缺，否则就犯以上所说的毛病；我们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观察，以整个的文化为对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陈规专门考订文字要多的多。所谓新方法，不过如是而已。今天所讲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地，不过把经过的事实略略的叙述了一遍。因为来去匆匆，缺乏时间去预备点材料，只就忆想所及，为诸君道之：挂漏之处，尚请听讲诸君原谅。对于考古学的讨论，不久当用文字发表。
这篇演讲稿子，没有经过傅先生修改，凡有漏误的地方，概由记者负责。再者傅先生讲演的时候，并画了许多古物图与地图，不能一一把它绘在记录当中，使讲演更加明显，应向傅先生道歉，更应向读者申明的，记者附识。
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记于致知堂
（原载1930年12月《史学》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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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记者按：刘铁云名鹗，镇江人，天资聪颖，虽好学而不就范。精畴人术，尤长于治河。《老残游记》，就是他在治黄河的时候做的。其品行恶劣，人多不愿与之交接；他所交游的，都是一班浮荡的少年。后来以岐黄术游上海，但是无人过问，乃丢去医生不做，去做生意，把资本蚀完了回家。后投效到吴恒轩面前治河，颇有效验。后又到北京计划建筑津镇铁路未成；又谋开山西铁矿，同外国人订约，与外国人往来，用外国人款项，所以当时人都称他为汉奸，几乎被捕正法。在联军入都的时候，米粮缺乏，他从俄人占据的太仓地方，用贱价把米买回来卖给老百姓吃。后来国事平定，有个大臣控告他私售仓粟，判他从军到新疆去的罪，他也就在新疆死了。他家中所藏的甲骨，多半为潍县范姓估人买去，罗振玉又在范姓买得甲骨不少。刘铁云的事实，《雪堂丛刻》内有一卷名《五十日梦痕录》，写的很详细。傅先生说刘铁云是商人，大概是指他在上海失意的一段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