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先生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是近来思想界的杰作。但于四种逻辑归之某一方面、某一阶段的四种文化产物，有相当说明，而未到于恰好。再为显了以言之，则逻辑甲、乙是“发表思想工具的名数法式”，逻辑丙、丁，是“直观思想内容的事物性相”，其义大抵如东荪先生所说。不过逻辑丁是直观“事物的相”，仅说为参加政治社会实际运动的斗争作用是不够的；事物的相，即从自然以至社会以至意识的相也。是什么相？是和合假相与相继假相。和合故是矛盾的统一，相续故是质量互变与否定的否定。金刚经所谓‘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是逻辑丙直观“事物的性”；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逻辑丁直观“事物的相”。不过通俗所谓的“唯物辨证法”，尚囿于“逻辑甲所执的物”，上未达逻辑丙所明的“性”，下未尽“有为法的量”，故又倒执“和合相续的假相为真实相”耳。其义详见中国文化服务社新出版的新科学哲学。
至东荪先生的论宋明理学──冯友兰先生说为道学，内分理学与心学二派，是很有睿见的──，亦能揭发一都分精奥，不愧为哲学家言；但亦未尽。我意孔子以来的儒士，有一体三位的用，东荪先生所说的为一位，还有一位是“传整国族文物”──典章制度等──。所以遇需要文致太平、润饰鸿业的时候，儒士便起而表现其当行出色的擅长。比如县官不能不用“刑名、钱谷的幕友”一般。还有一位，是“维持既成善政”，此即近于陶希圣君所说的孔子，从孔子为鲁相以来得政的儒士，即为此类。此三位本为一体，每一通儒可易地皆然，而基本的本钱，尤在“传整国族文物”这一点。中国二千年来，在儒士这一体三位能发挥相当功用的时候，便成短期治世。但失“得君持善政”，“清议达民困”的时候，又陷短期乱世。所以常在一治一乱之间。由治入乱的，一因国外蛮夷的侵入，二因国内豪猾的兴起，豪猾的兴起尤为主因。豪猾每为近于“墨侠的道家”，本时时欲兴起者。然得待儒士善政、清议失效而农民怨沸的时候，乃乘之兴起。由乱极而再入治的，或为外夷如元、清；或为内雄如汉、唐、宋、明，而内雄大抵为近于“法术的道家”。故道士由治起乱，由乱进治，而儒士则在治定后文饰维持。此为中国二千年来道教、儒教变演之活剧，而佛教则超然治乱之外以聊为救济苦难而已。
然今后则非复以前之中国局面，而道士、儒士均失其力用也。一、因四围不是以前的蛮夷小国，而是高度文明的大国。二、因海陆空交通的便利，缩万里为比邻，连国际为一环，息息牵动，更难划疆孤立。三、因科学发达，人力胜天，道士阴阳术数失其用；家族分散，农变为工，儒士宗法伦理失其用。社会革命，孑没于群，国愿抱残守阙，仍欲凭其“传整国族文物”的本钱，贸易而再现为儒、道的中国，戛戛乎其不可能矣！而新兴的三民主义文化，却有“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端绪，但犹未见能从思想上树立开展，以成为今后新国新世界的新文化其人耳。东荪先生谓佛学理论未为儒道采取是对的，但其不采，不是因为佛学专是宗教性而无道德性的缘故。因为佛学理论高一度，采取时便降低儒道，这是一分各立门户的儒道不肯的。东荪先生又说儒道采取了佛学瑜伽方法，亦是对的，但采取了顿悟，是中国发明的传说。又谓儒道发明把出世的悟修方法用于入世，佛学由寂入手而终于解脱；道学由寂然不动注重感而遂通，由静虚而动直，不厌恶世间生活而把此心活泼地常乐，以为这是孔孟之道而与佛不同。其实此皆囿于向来“不了知佛学全系”之俗见！顿悟门原为佛学之一门，可无论了。由了达空寂性而不厌世间，不舍众生，入世利人，乃正为大乘菩萨之一阶段。故于孔、孟，予之则大乘菩萨，夺之则人乘圣贤而已。（见读书通讯四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