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贺耦庚中丞 道光二十三年
国藩顿首顿首耦庚前辈大人阁下：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贶，感谢感谢！过蒙矜宠，奖饰溢量。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坐眢见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钓过情之誉，是再辱也。
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养痈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时事孔棘，追究厉阶之生，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当痛惩而廓清之哉！岂预知今日之变，实能自我收之哉？不过以语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今古，嘐嘐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霤。顷观先生所为楹帖，道在存诚云云，旨哉其暗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镜海先生庶几不欺者也。倭艮峰前辈见过自讼，言动无妄，吴竹如比部天质木讷，贞足干事。同乡则黎月桥前辈至性肫肫，陈岱云行己知耻，冯树堂有志力学，皆勉于笃实者也。
国藩虽愚柔，既闻明训，敢不请事。若夫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惟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不敢以暴弃殆父母之遗体。其有所进，幸也；无所进，终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浅鄙而期许过实，故谨布一二，以为请益之地，亦附于《皇华》三拜之义云。书不宣尽，伏维垂鉴。
致刘孟容 道光二十三年
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指，良厚良厚！盖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莱、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日：“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聊因足下之引诱而一陈涯略，伏惟悯其愚而绳其愆，幸甚幸甚！
致李石梧中丞 道光二十四年
吾乡名臣遭遇之隆，勋伐之懋，自湘潭陈公，安化陶公外，盖不多觏。老前辈闳达精能，今之所希，既已与二公鼎焉并峙，由是而壹志上臻范、韩之业，岂异人任。鄙人碌碌，足以仰流观化而已；而爱慕之诚，乃不觉宣之乎言词也。
侍今岁以来，弥嗟荒落，酬酢之琐，逐日以加，饱食安居，守官兹忝。梅生来京，举国目为祥麟威凤，因场前有事修息，亦未敢数数诣谈。闱中之文，今尚未见，然颔底摘髭，固无烦于再举也。汤杜之难，今尚如故，侍与海翁之隙，非因解纷而起，别有鄙细不足渎听，哑然一笑而已。有罗载庆者，敝同年仓君景恬之姊婿，于侍有一日之雅，备员麾下，尚恳赐之钧陶，加以策遣。幸甚幸甚！
答刘孟容 道光二十五年
孟容足下：
二年三辱书，一不报答，虽槁木之无情，亦不恝置若此。性本懒怠，然或施于人人，岂谓施诸吾子，每一伸纸，以为足下意中欲闻不肖之言，不当如是已也，辄复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鉴之。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
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细缊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
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兹其所以难也。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
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鹗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之；鲧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仁义之异施，即物而区之也。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了不相涉，而谓皆当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义之分，既明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说，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诚意功夫”，则是任心之明，别无所谓实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于外之迹，而迹虽不仁不义，亦无损于心之明，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
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砻，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之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日往月来，业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丛集，求付一物之当其分而不可得，盖陷溺者深矣。自维此生，纵能穷万一之理，亦不过窥钻奇零，无由底于逢原之域，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谓灵心一觉，立地成圣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馁焉。不敢取彼说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乃能求先王之道，开学术之蔀，甚盛甚盛！此真国藩所祷祀以求者也。
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断断不休如此也。
贱躯比薄弱不胜思，然无恙，合室无恙。郭大栖吾舍，又有冯君卓怀课吾儿，都无恙，且好学。国藩再拜。
致林镜帆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去岁都门小申良觌，属以行旌匆遽，不获展勺水之情。临发之朝，走送又不得见，至今怅然。后秋冬之际，有徐惟贤世兄属转致二书，托他手交段果山同年奉呈，想已得达。比审道履安吉，调摄靡亏，定省余暇，广览图书，究当世之宏规，续家声于无暨。甚盛甚盛！祷颂无穷。
国藩守官如旧，靡善堪陈，屡膺迁擢，实深负乘致寇之虞。有乡人邹春生孝廉子律，去岁送其族弟柳溪之丧于陕西紫阳。柳溪亦公车不第者也，尝为安康大令陈余山仅门下士，其身后之事，皆余山经纪之。兹春生有寄余山银百三十五两，由湖南附京师，属国藩转寄安康，因吴清如同年使蜀之便，是以敬交阁下，伏恳近日妥达余山为幸！琐事干渎，尚希原宥。
答黄麓溪 道光二十六年
两接手书，阙然未报，疏懒之咎，靡所于辞，夙邀德鉴，亮获宽宥。比想道履清娱，政祉佳畅，甚善甚善。
苏垣为仕宦鳞萃之场，以弟所闻，大抵挥霍者蒙卓声，谨守者沉散秩，生辣者鹊起，和厚者蠖伏，标榜者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揆斯三者于吾兄，俱未为谐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于名望，要在案牍律例之中，诚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则阅时稍久，亦终为僚友所推，上官所许。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
此二年中，悉力讲求捕盗之法，催科之方，此两事为江南尤急之务，一旦莅任，则措之裕如。人见其耐也如此，又见其有为如彼，虽欲不彪炳，其可得乎？来书过自抑退，所属望子弟者甚深，故特以迂腐之辞上贡左右，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弟居官依旧，殊无佳状。去遘癣疾，比已十愈其九，根株未拔，终恐复萌。翰林不得外差，其清况盖甚于外吏，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目前所处，既已忝居非分多多矣，而况敢再觊乎？
与洪琴西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初
乖鬲声容，遂更时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
足下年少而志宏，气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时，刘君云盖数数为我言之。其后相见益熟，而察其所蕲，皆古人所皇皇，而仆日夜忧不逮者。甚矣足下，仆之畏友也！是以别后相望弥剧，昕而思焉，宵而虑焉。思者，思足下闳远之识，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虑者，虑足下归处穷乡，孤学无助，进而无与慰，退而无与敕，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无书籍可证。足下之为学，其不浪费心力而能油然以上达者，盖可必不可必之数矣。是以每忆足下，忽不知其相爱而相恤也。
今者刘君将以明春南归，再四浼告，嘱与足下同居而共学，刘君亦既许之矣，足下可即负笈而从之游。刘君之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以义理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辩，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今此之归，将读书田间，事亲从兄以式家而刑乡，甚盛恉也。稛载书策二三十簏，百家之言，靡所不备。足下即欲博览周观，无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徕师事孙泰山，汤文正师事孙夏峰，皆以宏名硕学。宦成之后，退然自居于弟子之列，贤者之意量，度越寻常万万也。仆之鄙意，匪惟厚有望于足下，亦将俾刘君收教学相长之益。区区之忱，惟同志者深鉴之。
又前相见时曾语及钱宫詹《潜研堂集》有尊府先德文惠、文敏二公年谱，刘君故有钱集，可从其借观。或翻刻一谱，散给族人，称述先烈，以勖后进，亦为人孙者之职也。努力！努力！及时自任。
答欧阳功甫 道光二十七年
春间辱惠书并诗一首，荷意良厚而陈义甚高，有非浅陋所敢当者。然于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盖仆寡昧之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争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与二陈兄弟相见，论辩之间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为实今日豪杰之士，所见虽不尽衷于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学所及；持论虽不必矩于醇，而其所讥切实，足以匡吾之不逮。至于性情气诣之相感，又别有微契焉。别后独时时念之，以为如斯人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门户之见参之也。盖平日区区所以自励，而差堪自信者如此。
今观来书，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适有会于余心焉，故特述此怀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见及此，其识解有大过人者，故乐举为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足下慨然病俗学之陋，且知务训诂词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贵，志趣所存有足尚者，诚于此审趋向、循绳尺以求之，所造岂有量哉？秋闱伊迩，计当专意举业，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于意中，亦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也。
广敷千里奔丧，良堪悯念，不知比已扶榇归里否？欲以一书唁之，并问讯懿叔行止，倘有便鸿，希并示及。所录诗词，似尚非其佳者。往见渠兄弟诗古文各数十首，倘可续寄否耶？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未？告为代觅一部，行纳价付意城处也。
答高生 道光二十七年
高生足下：
省君书辞，岸然有以自立；颓波浩浩，而金石不流，气节之不振久矣。得此于朋知，可谓跫然者也。若所以测仆，则或有未尽者。
仆虽浅鄙，亦尝私聆君子之风，以为国家政体，当持其大端，不宜区区频施周罔，遮人于过。即清厘籍贯一事，亦谓宜崇宽大，未可操之壹切，使人欲归不得，欲留不许，进退获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谊。仆持此议，盖非一日，适会朱君出仆门下，外人见仆持之颇坚，以为是固私有所徇，非天下之公义也。仆怀不能白，因足下之及此，遂尽与披。顷以为仆不欲操之壹切，乃大体宜尔，非护门生而勤私属也。中有所激，则词色稍厉；而足下乃遂谓语意见侵，无乃以凡近之言相律，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若谓曹司主议，堂上啸诺，则今日风气滔滔已久，仆之不能障而挽之，盖亦慨然内伤。足下幸未置身其中，天下事履之而后艰耳。书不能一二，它日相见，当盛加宾敬，以崇节概，且敦雅故。
致陈岱云 道光三十年
八月八日接到手书，明日又从阶平处接前书。并如阶平所言，知年伯母得吉宅，甚欣甚慰！
国藩于文差一无所得，而乃兼署兵部。谓天眷优渥，则嘉使不属；谓圣睐日替，则尚无屏弃之象，中心颇为惶惑。一介贫窭，遽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或生觖望，则将为鬼神所不许。是以纤介无拂，受宠弥慎。阁下本月服阕，想即束装北来，不日当可展晤。国藩现已定计，明年八月十一二具折请假归觐。盖学差不能得，则此事万难再缓矣。不带家眷。单车就道，则京债不必全清，家具不必收拾，故易为力也。
致陈岱云 道光三十年
今岁三江两湖并离奇灾，江浙及湖北乡试皆改期，闻江南将再展至十月。金陵城中几成洪湖，死者日以千计。汉口巨镇，存者百无一二，不知彼苍何以降此酷罚？皇上焦劳吁叹，寝馈难安，发内帑百万以振四省。万寿圣节，不御正殿以受贺，则圣心之忧民，亦可想矣。来书称长沙饥民情状，令人怆恻。国藩近况本窘迫，然际此岁年，即更得江浙试学差，尚忍于廉俸之外，丝毫有所取耶？外顾斯民，内顾身累，虽同一无可奈何。然当此之时，区区身家之困穷，奚足言哉，况困穷尚未甚耶？
答欧阳小岑 咸丰元年
屡省赐书，恧然未报。言念往昔箴规深至之论，疾痛拯护之德，极不忘也。
大君幽铭，六年之诺，恡不以偿，虽至不肖，不宜竟尔。盖自乙巳以来，躬抱奇疴，心血积损，不复堪事，颜面支体，斑然无状，官牵私系，遂成废物。夙诺如山，一不得遂。至于祖父母神道之碑，尊府及郭氏两家幽室之铭，皆不以时将事，则其他负疚之多，概可知矣。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期岁以内，终当蝉蜕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比岁以来，读书之志愈笃，而力愈不副，人事愈杂，如喑思语，外若石顽，中极了了也。
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人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而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它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大儒有灵，此等迟速，盖有数存，未可率尔也。
复江岷樵 咸丰元年
两省来书，知以太公大故，几至哀毁伤生。大孝深痛，固应有是，然天不祸善，终当无害。自去春以来，屡思奉书，以为从者行将北上，相见伊迩，无烦尺一；而他人以书寓余转达者，往往而有，亦不以致，展转迁延，积疚实多。既得赴告之书，又寄来七百七十余金，即思裁复，而书中称腊初决当奔丧起行，计还书到浙，固无及矣，遂复迟迟。思念吾弟，悬悒不已。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刑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未可酷于一哀，陨生灭性，不达继述之义，翻蹈细人之行。
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斯关大节，计之宜豫。
国藩比岁以来，益复惫弱，心气积亏，不堪虑事，尚有一二奏疏，从容入告。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寓舍小大佳善，南中自家严以下，俱托安康。四舍弟以去岁三月来京，今遣之归，附呈挽联一事，自金二十两，为我具酒肴，敬奠长者灵几之前。其去岁他人托转达之书，一并将去。所寄各家银两，诸已清厘交付，无以为系。书不十一，惟读礼保身，奉母承欢无忽。
复胡莲舫 咸丰元年
去腊奉到手书，恳恳数千言。昔睹鬷蔑之面，今知故人之心。别纸所陈数事，空山忧戚之中，乃能尽伤民瘼，遂欲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其为恻怛，岂胜钦挹。
以世风之滔滔，长民者之狭隘酷烈，而吾子伏处闾巷，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足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然事顾有难者。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辙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如足下所条数事，盖亦不能出乎交议、通谕之外，其究亦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故初奉尊书，本恩投匦径献；继念身处山中，而属他人上书阙下，近世已无此风，且足下祥琴未届，反授人以口实。故与可亭同年熟商，若其托名他氏，无难缕晰入告；若以尊名特达，则恐无益于民，先损于身，固未可率尔以尝也。中如林、周二公仿汉氏绣衣直指之说，良足以铲剧贼而惩墨吏。国藩将据以上请。会林公遽归道山，周公奉命抚粤，而粤西盗贼亦日炽，而不可响迩。于是事有专重，而治盗之使不复能旁及矣。
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兹录一通，敬尘清览，未审足下以为有补万一否？如以为可行，则他日仍当渎请也。
国藩学识短浅，自以躐跻高位，不敢不悚切讲求，奈疾病相寻，心血亏损，夜不善寐，稍一构思，辄心动手颤。年方壮岁，境亦安荣，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苇之质，势难坚强以谬附于松柏，辱足下知爱，合倾诚相告耳。至于簪绂之荣，骄人之态，虽在不肖，犹能涤此腥秽。足下乃以衔版见投，毋乃细人视我而鄙为不足深语，今亦不复相璧？但求捐此陋俗，而时以德言箴我，幸甚无量！书不详尽，伏维鉴察。并乞多谢王君子寿，倘有药石，幸贶故人。瞻望云天，企伫曷已！
复罗罗山 咸丰元年
辱逮书辞，宠惠无量。以阁下之贤，而国藩幸同里闬。国有颜子，而行谊不达于岩廊，仆之耻也。来书反复陈譬，所以砭警愚顽良厚！中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语，国藩读之，尤复悚感。盖古之君子，不鄙其君为不可与语尧舜之道，不薄其友为不足与言孔孟之学，不自菲其身不可为圣贤，而姑悠悠浮沈于庸众之中，岂好为高论哉？非此，则不完其本然之量，是不敬其君，不敬其友，而自蹈其身于修辱之途者也。
国藩谬与当世长者游处，窃尝粗闻斯义，不自病其无似，辄欲以唐虞吁咈儆戒之风，致之乎吾君之前。于昨四月廿六日，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学道未深，过伤激直。阅七日而春介轩廉访来京，递到阁下一书，乃适与拙疏若合苻节，万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今录往一通，阁下详览而辱教之。山中故人，如刘孟容、郭筠仙昆季、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岑诸君，不妨一一寄示。道国藩忝窃高位，不敢脂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者，此疏其发端也。又三月间有《理财汰兵》一疏，亦附尘观览，如有不当，无惜辨驳纠正。
国藩学本疏陋，重以多病连年，心血积亏，书不耐思，宵无佳寐。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于万山恬寂中耳。
贺耦庚先生夙所钦响，崇祀乡贤，允光俎豆，然吏拘成法，未敢率尔。国藩当一一检究，察已往例案，果有似此者否，六七月间交贺礼庚寄闻。此间以为无窒碍，然后关白大吏，再行呈请，自无所妨。书不能悉，诸惟心鉴。
复毛寄云 咸丰元年
去岁奉一书，久未报答，心之愧悚，殆无以状。平生于骨肉至交，往往坐是取戾，究其寸心，则未尝须臾忘故人也，况相与之挚如吾子者耶？郭观兄来都下，备陈吾子光仪謦欬，又道眷怀下走，齿饰溢情，以是益触鄙念，晨夕增恋。比想祥琴将届，动定康愉。甚善甚慰！
国藩久点朝班，学无寸进，思所以稍竭涓埃，上裨明圣，而不得窾要，无补实政。三月之初，曾陈《练兵》一疏，以国家养兵岁饷千八百余万，既已不胜其费矣。而乾隆四十七年，一举而增绿旗兵六万有奇，每岁多靡饷百余万，请仍裁此项兵，缺出不补，以济今日度支之绌。四月之末，又条陈一疏，以乾隆初元，孙文定陈《三习一弊》札子，论者谓足开六十年太平之基。今天子躬尧舜之资，亦当预防美德中之流弊，以开无疆之祚。私衷耿耿，遂不觉过于激切。圣量如天，恕其狂妄，曲赐优容，不特微躯感激，捐糜不足云报，凡在知爱，无不代为次骨。非遭逢盛世，乌能戆直不讳若此乎？外间誉我者，或过其情；讥议者又未察其实，盖措辞岂能悉当？此心要自无他，兹可为知己者道耳。
阁下至性过人，才能干济，弟每与鹤田、敬堂燕语，未尝不笃忆贤者。自星房榷盐，雨三行河，京国旧雨，日以耗少，只冀台从还朝，时相依密。贱躯所患癣疾，今夏乃得大愈，七年之病，百端纠缠，人事日生，精力衰减，昼不耐苦，宵无佳眠，顷又兼摄秋曹，公牍蝟集，而退食之暇，必读书半卷，以期补过。
南中自家君以下，并托平善。京寓小大无恙，儿子学为史论，颇明顺。少者四岁矣，五女子渐长，诸堪告慰。惟久宦多责负，未能偿人，去家十二载，思亲极笃。未克还归，不能无悒悒，然亦罔所为计也。
致江岷樵 咸丰元年
二月中，舍弟南旋，寄尘一书，并奠金、挽联。舍弟所在耽阁，五月初始抵里，不知何时达尊览也。前书劝吾子无以墨绖从戎，其时不过以新宁逼近粤西，恐有相迫而出者，故预为尼之，不意后乃有赛相奏请之事。赛之知君，盖自左景桥上书言兵事数条中有一条及君，迨仆知之，欲行阻止，而赛公已杩牙成行矣。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闻仙舫翁亦有书为之劝驾，盖亦急于勤民而不及深思，而吾弟亦不免轻于一出。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豫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如此则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乃为心安理得。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
闻乌公为当代伟人，仆于邸钞读其折奏，倾心钦服，吾弟入其幕府，足以增长阅历，洞习韬略，他日事业愈不可量，仆亦乐弟之因此而弥增智勇，将来备国家艰大之任也。若弟不在乌公处，则他人旱足与共事，即可抽身归去。既不愿得保叙，又不能成功，又不获与贤者同事，增长智勇，则何必久系彼中，使方寸长此悬悬乎？
有汪君少逸元慎者，居邹中丞幕府，长于地理之学，与仆相好。顷渠以书来道足下绘《浔州图》，极为乌公所赏叹，果尔则亦善矣。汪君熟于开方计里之法，可从之讲求也。
仆守官如常，靡足称述。三月间陈《汰兵》一疏，以粤事方棘未报；四月又条陈一疏，以圣德盛美而预防其弊，大致似孙文定《三习一弊》疏。第孙托空言，而仆则指实，太伤激切，盖嫉时太甚，忘其语之戆直。圣量如天，曲赐苞容，不唯不罹罪谴，亦且不挂吏议。凡为臣子，同声颂盛朝不讳，感激思报，况仆之身受者乎？
比兼摄秋曹，冗忙异常，幸癣疾大愈，十去其九。南中自家君以下，及寓中大小并托安善，堪慰廑注。
粤中兵事，凡吾弟所亲见者，望日日记出，间中缕晰示我。
复汪少逸 咸丰元年
前奉到六月手书，顷又接七月二十二惠函，并《紫荆山》《浔州东北境》二图、《兵事杂录》一纸，非武库在胸，乌能昭晰曲折若此？非至笃好，又乌肯于万里之外一一缕述，以嘉贶愚蒙乎？至感至感无已！藤峡险隘，古今啸聚，若出一辙，目前既据双髻，四面严堵，犁穴歼渠，计在旦夕。此地得手，则南太之群丑，梧郁之游匪，谅无足虑。
阁下以洪伟之才，专精地学，若遂为藤峡一书，而以粤西全省形胜附著其后，则后日留心兵事者，必将取法乎此。较之《河套志》、《三省边防》等书，尤为切要。疆场之役，所以磨练豪杰之资也。前代如王伯安、孙高阳，其初亦不过讲求地利耳。其后遂为儒将，岂不贵乎阅历哉！图中惟北路与修荔、永安壤接之区，尚多未尽，而粤西要害，尤在邕州，尚乞细为考订，教我不逮。
弟守官如常，亦乏佳况。五月以来，兼摄秋曹，日日奔走于簿书尘埃之中，旧学日芜，新知弥寡。大兴徐氏书籍，近遂归之坊贾。名家晚节，往往如此。其地图竟不知所之矣。
吾友江岷樵，血性男子，若阁下与之相遇，以君图中之精诣，益渠行间之阅历，神剑相合，必两相忻畅也。
复朱伯韩 咸丰元年
前奉赐书，具审兴居安吉，德业日闳。甚善甚善！
粤中小丑，不谓遂尔披猖。张乔、祝良，世不易得，致使上相南征，兴发浩穰，涓涓不塞，患乃抵此。比闻紫荆大股，势成釜鱼，扫穴擒渠，计在旦夕。其他枝叶，毫无足虑。老前辈保障桑梓，筹画精强，与安溪李相国之平耿氏，淑浦严方伯之靖苗疆，捍御乡里，功略相等。他日出膺重寄，盛名早已惬于人人之心，亦可以倍功于事半也。
国藩久虱此间，顽顿无补，以夙闻贤人长者之余论，不敢自蹈于小人之归。奈才力薄劣，无能有所自树。又兼摄秋曹，竟日颠倒于簿书尘埃之中，重以多病累年，心血积亏，昼不耐劳，宵无佳寐。以是自度，曩昔欲有所钻于作者之林，近亦知难而退，不敢复有意矣。惟思谨守大闲，不欲脂韦以规时利，寸心耿耿，独此之执。倘蒙不弃，有以教我。
复郭雨三 咸丰元年
两奉手示，阙尔不报，非至笃好，能无督责？寸心之私，固无日不依密侍从之旁，想亦荷曲原也。
幼章方伯来，备述光仪謦欬，且言从事河间，讲求宣房，上考成案，近核全局，实能不囿于一时一隅之计。前赐函中，已略见一斑矣。顷者兵三堡之灾，猝不及防，构此闵凶。河帅原折，以为河水经微湖一过，出而渐清，运道仍尔，遄行无滞。弟思黄河初决，经微湖之涣涤，自当稍清，若灌湖既久，则湖波不足以资刷涤，恐全黄入运，运道不免终受其淤。且原折称黄水入微湖而后，挟运道而下，东趋骆马湖，由六塘河入海，而于骆马湖以下之运道若何，则未尝分晰言之，但云必不误回漕而已。弟思水不两行，溜不两盛，假使全黄大溜，尽注骆马湖，则运河之小溜，亦恐将掣动而从其大者，自泇口以下，中河口以上，恐运道不免有断流之患。盖自微湖以至清口，运道五六百里，上游为黄溜所经，则虞其淤塞；下游为黄溜所不经，则虞其断流。二者弟之私忧过计，望兄将目下形势，详悉示我。粤匪未靖，而河事复棘。天子蒿目焦虑，而书生束手无策，虚縻厚禄，以是悚愧，不可名状。
前者老兄来书，以谓全河关键，在先修山盱之六坝，次浚清口之引河，此与弟夙昔鄙见若合符契。自嘉庆年间，有减黄抬清之说，往往启上游峰山、祥符、五瑞等闸，灌人洪湖，于是乎全湖之底，北常高而南常洼。至前年启放吴堡，而湖底之北边愈高，惟北底苦高，故水少则运道有淤塞之患；惟南底苦洼，故风大则石堤有掣损之患。有识之士多谓修六坝以泄全湖之异涨，挑引河并挖浚湖之北底，以疏引湖入运之路，复王营减坝，以掣低黄河之面，此三者皆不可缓之工也。要使洪泽巨浸，仍复七分入黄，三分济运之旧，然后可以稍安；不然以全淮而迂道下江，以漕艘而灌塘出黄，此皆逆天而任巧，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浅见悬空，老兄躬历周勘，无惜随时一一示我，至感至要！
弟身体如常，癣疾虽不盛发，亦不全愈。公私忙冗，无暇读书，日就颓废，颇用为恨。然来示有云：用心太过，不惟生疾，寝至废事。仁人药石之言，敢不敬佩。夏间一疏，以未发不敢寄呈，狂愚之性，学道未深，曾蒙于田敬堂书中示我弦韦，然举世默默，而时事多艰，又似未宜苟随，老兄其更为詹尹之卜乎？
与刘星房都转书论盐务 咸丰元年
顷得读阁下所寄《盐法节略》一纸，仰见擘画精到，筹谋深远，敬佩无已。
去岁变法之初，规模初具，亦容有未尽善者。今兹复欲小有变更，以期保此大局，此密益求密之道也。第试行未久，谤焰未熄，忽又自改其前说，适足以快谗慝之口。此次小议改辙，要须周浃详慎，不复少留渗漏，以期十年、二十年，永不再改，而后有以自立。弟等虽未谙鹾政，亦欲勉竭管蠡，以相佐助；搜寻罅漏，以相诘难。谨就《节略》中所载及其所不载，悉心研究。窃以为不足虑者有二，未深晰者有四，宜熟计者有三焉。伏惟分别而详示之。
辛丑五纲之残课，及清查扣留部府各款，从前奏案，每引加带课银五钱有奇，此旧商之残欠，本与新贩无涉。户部不能执甲所负之债，而取偿于乙，执纲商之帐，而追呼于票商。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时，此项欠课，业已奏明停缓，岂甫经年余，忽从而追索之？此其不足虑者一也。
活支外款，本无成数，撙节一万，即报一万，以候部拨；撙节十万，即报十万，以候部拨。假使外间动用已尽，无分毫可供指拨，户部亦不能持筹以相问，执簿以相责。此项银两，系两淮额外乐输，或多或少，或有或无，其权操自尊处，户部不得为政。此其不足虑者二也。
《节略》中言：此时盐课皆当复还旧额，方为正办，不知所谓复额者，复一百三十九万余引，每引四百近之额乎？抑盐斤复一百三十九万余引之旧，而仍照新章并为六百斤，大引仅存九十三万引乎？由前之说，则由六百斤而仍改还四百斤，是成本骤加，课额骤增，办理将大致竭蹶，想智者必不为此矣；由后之说，则较戊申纲之八十九万引仅多行四万引，虽斤数暗与会典定额相符，而引数究嫌短绌。此弟等之未深晰者一也。
《节略》中又称俱复旧额。照科则即每引须加征五钱有零，不知尊意以为此项宜加乎？不宜加乎？以为宜加，则二年以来，每引止费六两一钱有奇，众商已惯见而惯闻矣。忽增五钱，亦恐其因而裹足；以为不宜加，则国家课额，自有定数，去年议增二十万引，业已摊课而之轻；今年议减十六万引，亦宜摊课而之重。倘径裁课额，则人言藉藉，岂不可畏！此其未深晰者二也。
岸价之长跌，非官吏所能为力；场价之贵贱，则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陆公奏定新章云：官定场价不得过二两四钱，不许抬价居奇。今《节略》云：场盐每引加贵七八钱。何以官不能制？此其未深晰者三也。
去年奏定新章云：只行一百九万余引，满额即止，以防壅积。乃《节略》中云：改票以来，已运正引三百余万，是两年而行三纲之引矣。其果壅滞耶？则于百九万引额满之时，即应停止，不应自背前奏，溢出额外，自夸销引之多，而受壅积之害；其果疏畅耶？则此时不应忽有改图减引之议。此其未深晰者四也。
乙未纲之盐，从前陶文毅奏案本请分年带运，盐既分十年带运。课亦分十年带征。闻此纲至今盐未运毕，课亦未征完。去年陆公奏章乃称为乙未纲，已纳钱粮未运之盐，实与陶公前奏不合，弟等已蓄疑于心矣。惟力筹恤商轻本之法，不得不思加斤。既思加斤，不能不指此项乙盐为名。以为所加之斤；初非无课之盐。有识君子，亦当深谅任事者之苦心。第每引配带二百斤，两年以来行引至三百万之多，则乙盐全纲配带已毕，且溢出乙盐之外矣。此后每引仍加二百斤，又将指何项盐为名？将来淮南票引，永以六百斤为定例乎？抑仍有改还四百斤之时乎？若不奏明，必为言者所藉口。此其宜熟计者一也。
去年陆公奏定章程云：自百引起，至千引止。厥后仪征设栈，乃改为自十引起，以便小贩。从前淮北试票，所以从十引起者，以其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贩甚小耳。淮南则纵横万里，交错七省，与淮北迥不侔矣。近闻江广各岸，小贩充斥，规趋微利，争先跌价，大贩守候不利，则折本贱售，一辙既覆，相戒不复再举。盖大贩之受挤于小贩，亦犹官盐之受挤于私盐，似应禁革小贩，仍从百引起票。否则，巨商畏缩，实于大局有妨。此其宜熟计者二也。
去年奏定新章云：被灾旧商，凡请运新盐千引者，准其配带补运免课之盐二百引；如旧商无力，情愿自招新商代运者，亦准配补二百引。弟等窃以为此条过矣。每引六百斤，内既有二百斤无课之盐，以千引计之，因加斤而无课者，三之一；因配补而无课者，五之一，是无课者占五百三十余引也。无课之盐太多，成本太轻，岸价焉得而不贱？新商焉得而不亏？场产焉得而不绌？往者，纲商取巧之术，有所谓淹销补运者，有所谓加带融楚者。淹销云：何船被水淹之盐，准其免课补运。奸商则凿沈无盐之船而希图报淹。融楚云：何食岸轻课之盐，通融行于楚岸。奸商则悬阁应运之引，而钻营融楚二者之免课轻课，其害较私盐而更甚。今日之配补无课，其害较二者而更甚。若不裁革此项，则新商行票既受挤于小贩，又受挤于配补，跌价赔本，职是之由。此其宜熟筹者三也。
凡此数者，弟等未经身履，或莫悉其机要。十年以来，国家大政，惟此事足挽回元气。阁下与陆公之忠荩，士林所共仰也。然裁抑滋多，谤亦巨。其初规有未善者，此次小议变更，不可不详尽周至，务使目前无遗议，日后无流弊，庶足宏济于艰难耳。
答黄麓溪 咸丰元年
去岁出都后，奉到手书，知行抵江南，即闻南讣。想仁孝性成，哀愕曷极！嗣又奉赐函，忧戚之中，尚践在都临别夙诺。寄到漕务积弊及银价苦昂，思所以平之之法，具见忠孝并摅，缠绵家国，恳挚无已。闻已于冬杪返棹湘南，抚棺一痛，洒泪终天，知不胜惨戚矣。惟念姻伯尚在康娱之年，目睹足下之哀毁灭性，或亦增悼于心，尚愿节哀顺变，稍自葆练。兹乘公车南旋，敬寄挽章，以当生刍之奠。
漕务、银价二事，弟亦思之烂熟。大钱之说与行钞之事，稽之前史，按之时势，及博访当世之通人智士，俱不可行。许珊林之弟有《钞弊论》，极驳王亮《生刍》一书，甚畅而精。王子槐侍御茂荫有《大钱不可行议》，尤为平实切理。是以弟于二者，皆灼然知其不可行，不得已为银钱并用之计。去岁腊月，先陈《民间疾苦》一疏，继陈《银钱并用章程》一疏，皆本来书之精意而斟酌损益之。兹特录一稿奉呈，伏祈鉴正。
粤西事日靡烂，乌都护竟尔死事，岷樵在其幕下，不知消息。丰北乃不合龙，闻立翁勤剧忧劳，卒无成功。弟久虱此间，毫无裨补，愧愤而已。
与刘霞仙 咸丰二年十月
自十二日奉复一书之后，又再辱手函，具悉一切。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陪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入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三踌躇，迟迟未出。
然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一则叩谢石樵先生枉吊敝庐之劳，一则到局与诸君子商榷，以明同舟共济之义。刻下局中章程，国藩曾未闻知颠末。然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湘潭、宁乡两县各交界之所，不必另立练局，但在城内立一总局，两处多设探报，贼至则风雨疾驰，仍可御于境上。城内总局人数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要须简择精严，临阵不至兽骇鸟散，则虽少亦决其有济。
此时请饷于上，既屡请而不应，即派捐于乡，亦必有穷乏不应之时。盖去年既有摊捐之案，今秋又值大旱之后，各乡素号殷实者，虽告贷于人而无门可入。若粤匪一日不靖，则防守一日不可撤。而邑中能捐之家，只有此数。苟其罗掘将尽而警戒未弛，则虽逆匪不来，而亦有嚣然难靖之势，是不可不早为之虑也。国藩未深悉现办之情形，而辄发无当之议论，惟左右节采而详示之。
江岷樵之被物议，想皆闻诸委员之口，不知委员中果有沉实慎言其人者乎？抑多悠悠随人拾谤者、忌者之唾余，以推波而助澜乎？武都司之死，以力战无援之故，京师人多哀怜之，亦往往有得粤中信者。国藩亦接曾香海信，深为武都司鸣冤，而无一字议及岷樵者。岷樵之为人，孝友肫肫，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即此次身受矛伤，亦足以明其非退怯之人。而赛相国濡滞沾沾，又断非能以事权全属岷樵者。岷樵去年墨经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此次传闻之言，不能遽以尺一远相苛责，待听睹稍真，然后再议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