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这在我也许是和人不同的一种特别地偏嗜,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但从他的长短作品,差不多有四分之三,都被中国翻译出了的一点看来,则屠格涅夫的崇拜者,在中国,也决不是仅仅只几个弄弄文笔的人的这件事情,也很明白。

他于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奥料儿( 0ryol )的一家贵族(本为鞑靼系)之家。一八二九年入一私塾,初学英文。一八三二年至三三年间,生了一场大病,由童年一变而为青年,身体也长高了,爱好文学梦想的倾向也坚定了,一八三三年满十五岁的前后,当进莫斯科大学的时候,他居然是一位身体强健,背脊略驼的成人了。在莫斯科大学修完了一年业后,他的哥哥尼哥拉斯已在彼得堡,母亲在预备到德国去试浴温泉,而病得厉害得很的父亲,也在打算离开莫斯科而去首都,在这些风尘仆仆的来往之间,年轻的伊凡·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tch Turgenief)早就养成一种行旅飘流的性癖,他的后来的流寓异邦,死在法国的结末,不能不说是家庭在幼时将他养成的倾向。

一八三四年的秋天,伊凡也上圣彼得堡去了,就在那里进了彼得堡的大学。他到彼得堡不久,长年病发的他的父亲,也就死去。夫妻间的感情,本不融洽,相貌也并不美丽(是一张麻脸,富有遗产,后来屠格涅夫常去住的斯巴斯可埃Spasskoye的房产田地等,就是他母亲带来的遗产)的他的母亲,当时还在意大利养病,故而父亲死后,伊凡和尼哥拉斯兄弟俩,就成了受叔父照管的无父的孤儿。

他的父母,他的叔父,他的历次所遇到的先生同学之类,后来都一个一个地被他用了灵妙的笔法,写在他的许多长短作品之中。这件事情,想是读过几册屠格涅夫的作品的人,谁也知道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说了。

在彼得堡修学的三年中间,他接触的人也多了,看社会的变动也看熟了,读书的范围也扩大了,就在中间,屠格涅夫便奠定了他后来的震惊一世的文学者的始基。

他的《文学与生活回忆录》里面的第一章,所写者就是一位彼得堡大学的文学教授泊来脱内夫P1etneff和他的关系。(见Literatur und Lebens erinnerungen十页至二十二页)。他在泊来脱内夫家的门口,曾第一次遇见了当时为一般俄国青年所拜倒的诗王普希金,他也在那里第一次参加了诗文评诵的文学家的座谈会。他的所以被邀入参加的原因,就因为在这前后,他曾做了一篇处女作诗剧《Stenio》交给了这位教授,请他评定;而泊来脱内夫也在这处女作里,看出了他是一位可造之才,这是一八三七年春间的事情。

他的第一次的发表创作,也是由于泊来脱内夫教授的推荐,是两首诗,系印在由普希金领导的《现代人》( Sovremennik )杂志上的。

一八三八年五月,他在大学卒业后还不满一年,因欲更求深造之故,就匆匆上了柏林留学的旅途。他的母亲,曾叮嘱再三,讲了许多的规劝的絮语,临行前,并且全家曾上客栈的礼拜堂去祈祷他的行旅的安全,汽笛鸣时,轮船“尼哥拉斯号”(因为当时铁路未通,由俄赴欧,走的是海道)将欲离岸的一瞬间,他母亲几乎为了不忍别离之故而昏厥,这些事情,都缕缕在Avrahm Yarmolinsky著的那册《屠格涅夫》的大著里详述在那里。从此之后,屠格涅夫就满身地沉入了西欧的文化涡中,不复是一位驯良懒惰的斯拉夫人了。

在柏林,他结识的朋友很多,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巴枯宁、谨严和平的Stankevich及昔年的许多大学里的同学,都日夕聚在一处。智识上所受的影响之最显著者,当然是当时正风行的Hegel的哲学。

经过一二年的豪放散逸的柏林学生生活,伊凡的心驰野了,他母亲的悲泣哀求、计谋恐吓,都不能使这位野少年服服帖帖地再回到黑暗专制、乱七八糟的俄罗斯来。及受了一次恋爱的痛创之后,好容易在一八三九的十月,伊凡终回国去省了一次亲,但到了一八四〇年的正月,他又出来了,以后就在欧洲各处如意大利、瑞士等地方旅行了一年。一八四一年的夏天,他终算学成了归国,上斯巴斯可埃他母亲的身边去住了几天。可是在这中间,他又同去柏林之先和一位农奴的女孩生过关系时一样,竟猫猫虎虎地和一位他母亲的女裁缝师生下了一个小孩。同时因巴枯宁介绍之故更同巴枯宁的妹妹塔的亚娜(Tatyana)发生了像罗亭对娜泰芽似的恋爱关系。这一年的圣诞节,他并且离开了爱母,上远在二百俄里外土耳作克市(Torzhok)近旁的巴枯宁家去过的。他和塔的亚娜的关系,似有若无地继续了总约摸有三年之久的岁月。巴枯宁家的姊妹,实在也真多,若白林斯基(Belinskv)若博得金(Botkin)都是和他家的姊妹们发生过热恋的。

一八四二年因欲谋得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之故,他上彼得堡母校去考取学位,但因为只差了一篇结末的论文,竟将学位的事情永久地搁了下来。他母亲不得已就只好要他上内务部去供职,想使他成一个有名誉的公务人员,但性情终于不合,两年之后,他也就辞职了;辞职的原因,却因为他自己不慎一溜笔尖,而使一位贫苦的窃贼之该受三十小鞭者受了三十大板。他的一八四三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第一部叙事诗集《Parascha》总算是他在内务部供职期中的唯一的成绩。

一八四二年八月,他又去过德国一次,在德勒斯登(Dresden)曾和巴枯宁重见了一次面。

内务部卸职之后,他竟闲散地在彼得堡住下了。在这中间,他就做了后来变成涅克拉梭夫的爱人的柏拿也夫夫人(Mine Panayev)座上的常客。在柏拿也夫夫人处进出的,还有一位瘦弱矮小、有肺病倾向的白林斯基;他虽出身于平民阶级,然奋勇向前,对于因袭传统的批评,对于文化建设的主张,处处都具有着大无畏的精神。自从屠格涅夫的初次出世的那册叙事长诗,得到了他的好评以后,两人就成了莫逆的挚友了,屠格涅夫的留心社会、观察下层阶级的疾苦诸倾向,无一不是受的白林斯基的影响。以后的屠格涅夫,便永久成了白林斯基的信徒,和许多其他的新人,结成了欧化主义者(Westernist)的一团,以和当时在莫斯科的贵族资产阶级间的国粹主义者(Slavophil)们相对抗。

屠格涅夫对白林斯基的交谊,一直维持到了他的死后,短命的白林斯基是一八一二年生下来,一八四八年死去的。白林斯基死后,屠格涅夫还对他的未亡人时时加以慰问与赠遗,逢人一谈起这严正不屈的亡友,总是声泪俱下,带着诚敬兼至的那一种神情,长篇小说《罗亭》一作里的那位哲人Pokorsky就是由柏林斯基与Stankevich两人的性格溶化而成的。《文学与生活回忆录》中第二章(德译本二十二页至六十四页),全是写的柏林斯基的议论主张与风度,在全书中,这一章写得最长最精,也最有热力。

一八四七年春,屠格涅夫处理了许多身边的杂务,预备上欧洲去,二月中旬,他已经置身在德国的境内了。照他自己之所说,则这一次的出国,完全是为了国内环境的沉闷与混浊,想到西欧去吸收一点自由的新鲜的空气,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一八二一年生在巴黎,以音乐和歌唱驰名欧美,弗兰滋·利斯脱的入室弟子,受过大诗人Alfred de Musset与海涅的颂赞,曾做过乔其桑的小说的女主人公,于一八四〇年嫁给歌剧导演者Louis Viardot的那一位并不美丽的佳人宝灵奴·贾尔夏(Pauline Garcia)(见伦敦渥儿泰斯考脱社出版的勃兰提斯《俄国文学印象记》第二八六、二八七页)——他和她的初见之日,是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初一,在彼得堡的Bolshoi剧场的退休室里,从一八四七年起,以后三十六年间,屠格涅夫就永远地做了费雅度夫人的最驯服的俘虏。

依勃兰提斯看来,则费雅度夫人的追逐,与因文豪郭哥里死去(一八五二)而做的那篇追悼文的结果的监禁处分,是屠格涅夫生活遭遇中的两件决绝的大事(见《印象记》第二八六页)。

分离了六年之久的普鲁士首都的空气,当一八四七年屠格涅夫重来的当儿,和他的学生时代的情形,完全变过了。Hegel的哲学,已成了强弩之末,一切的一切,都倾向了左边;唯物主义的狂潮,浸入了柏林的学府,Feuerbach的破坏偶像的论文,倒成了一般青年的议论的中心。这一次和他同行的,有他的挚交的病友白林斯基。是白林斯基在窄儿此勃龙(Salzbrunn)养病的当中,这一位垂死的批评家,如回光返照似的发出了他的热烈的致郭哥里的信,攻击农奴制度,攻击官僚政府,攻击教会当局,把俄国上下的一切腐政,攻击得体无完肤。杜斯妥以夫斯基曾因这信而作了西伯利亚的流徒,屠格涅夫也曾因此信而获得了他日后诸创作的中心思想。屠格涅夫的和他后半生的亲友阿宁阔夫的相遇,也就在这须来其安的浴场地方,其后的阿宁阔夫对屠格涅夫的半生简直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帮闲食客。屠格涅夫的终于和费雅度一家的结成不解之缘,上巴黎东首四十英里远的费雅度氏的别庄窠儿泰芜内儿(Chateau de Courtavenel)去同居,也是在这一年的盛夏的时候。

盛夏过后,费雅度夫人登台的季节到了,或去伦敦,或上巴黎,屠格涅夫因无路费,决不能常追随伴侍在她的脚下。因别离而生的那一种无可奈何之情,因贫困而来的那一种忧郁哀伤之感,更因孤独而起的那一种离奇幻妙之思,竟把屠格涅夫,炼成了一个深切哀伤、幽婉美妙的大诗人。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是亲身经历着的。自从他那变态的母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接济以后,他就只好日日地依人为活,借债为生。或流寓在爱人的别庄,或寄食在巴黎Herzen的家里,从一八四七到一八五〇的三年中间,虽是他最困苦的时期,但在创作生活上,却是他最丰收的年岁。在这中间,他对社会现状的观察认识可以不必赘说,就是小说、戏剧、诗以及《猎人日记》的大部分、短篇等创作也不知写下了多少。总之,凡可以使他成一大作家的条件,这时都已具备了,所缺少者,只有金钱和生活的余裕而已;而这两个重要的条件,却因一八五〇年他那变态的母亲的死去,完全凑就了。

他的母亲,实在是一位不幸的变态的女性。早年守寡,她的希望自然就只好维系在两个儿子的身上了。但长男尼哥拉斯老早就违背了她的志趣,和一个身份不相称的女人结了无理的婚姻。次男的伊凡,又是这么的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长年飘流在外国的无赖汉。心情恶劣起来,她的愤怒与报施,当然只有虐待农奴和断绝儿子们的接济两条窄路好走了。一八五〇年的春天,她病到了十分,好容易汇出钱来,向债主们赎回了伊凡·屠格涅夫的身体,终把他召回到了膝下。但住不上几日,母子之间,天大的冲突忽而又发生了。直到她死,Varvara Petrovna竟坚决地拒绝了再见伊凡之面,等屠格涅夫接着讣报赶到莫斯科他娘的寓里——这中间他是住在Turgenevo他父亲的遗产庄上的——的时候,她早已葬在地下了。

一八五〇年春回俄国之后,屠格涅夫将他和他母亲的女裁缝师生下来的那女孩,送去法国托付了费雅度夫人去抚养。他母亲死后,分到了许多遗产,他就在莫斯科、彼得堡两地间暂时来往着定住了下来。集中在他左右的,当然是那些《现代人》志的同时代者,和许多出身于贵族、醉心于欧化的新进的文人。因几本戏剧和《现代人》志上登载过的《猎人日记》的成功,他也居然成了一位被大家推崇的文学家。

一八五二年二月廿一日,写实的幽默的大文豪郭哥里在莫斯科去了世。屠格涅夫在学生时代,虽则曾和郭哥里在一个学校里呼吸过空气,听过他的演讲——因为郭哥里曾在彼得堡大学当过短时间的历史教授——但亲自去访他,和这一位大作家的认识,却是在他死前的几个月。屠格涅夫的崇拜郭哥里的热情,不减于他的崇拜普希金。接到了他的死耗之后的屠格涅夫的哀悼悲痛,当然是意想中的事情。撰成了一篇文字,他先是交给彼得堡的一家报纸去公布的,但因检查者的不许可,没有登出,所以只好送到莫斯科去交托ABotkin请他发表,以雪彼得堡的文人全体,对这位巨人之死,大家噤不敢言之耻。这追悼文在莫斯科发表之后,屠格涅夫的监禁处分令就下来了。先在看守所里被监禁了一月,后来便被送到了故乡斯巴斯可埃去永久安置。

这一篇短短的哀悼文,系载在一八五二年三月十八日第三十二号莫斯科报上的,全文中并没有一句出轨的话——该文名《从彼得堡来的信》,见德译本《文学与生活回忆录》七十二页至七十四页——但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败之余,白色恐怖正充满着欧洲,昏庸暴虐的沙皇,连郭哥里的死耗都不准彼得堡的报纸刊载的当时,本来就在预谋着一网把那些文人打尽的政府当局,硬要拿这事情来加你以罪,那你又有什么法子来解避呢?写到了这里,我就不得不联想起目下流散在我们自己周围的一重褐色的暗云,唉,一八五二年的专制政府治下的俄国,一九三三年的××××治下的××!

正当屠格涅夫在故乡斯巴斯可埃被看守的中间,彼得堡的一家书铺把在《现代人》志上登过的八篇短篇收集起来出了一本单行本,书名是《一个猎人的日记》,出书的年月是一八五二年七月十八。这一册小小的册子——后来增订加大了——居然促成了俄国农奴解放的运动,这事情屠格涅夫自己原在引以自慰,而由我们这些从事于文笔的人看来,更觉得是懦弱无能的文人的无上的光荣。

屠格涅夫的永久放逐,因诗人亚力克西·托尔斯泰之力,缓和了一半,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他得到了许可,移寓到了首都的Povarskoy巷里。这两年间的故乡的安置,真如大批评家勃兰提斯之所说,是他作风转变的一大机纽。以后的屠格涅夫,决心抛弃了小小的自我感情,变成了客观的社会的时代的代言者,长篇小说创制计划,也在这蛰居的中间立定了。

到首都去后,他就成了文艺界的社交的中心,托尔斯泰、梭罗古劾、涅克拉沙夫、柏拿也夫、格利郭里味支、袭察洛夫等,不时上他的独身者的寓居里来。虽则时时也在感到自己才能的不足,对文学曾几次的失望嗟叹着不能胜任,但在一八五五年的夏天,终于上斯巴斯可埃去写成了他的《罗亭》。这本来是费去六七个星期,在七月廿四写完的,但因不敢自信,广请他人评判的结果,后来他又把稿改易了好多次。

罗亭的性格,罗亭的哲学,罗亭的对女人的无责任无胆量的态度,不消说,都是由屠格涅夫的自己的全身中捏制出来的。

一八五六年八月廿六,沙皇亚力山大举行登极的特赦大典,屠格涅夫到此,才完全恢复了他的自由,所以在这一年的夏季,他又在法国费雅度氏的别庄里作客了。嗣后二十余年,他大半的生涯,就在欧洲过去。间或向故乡去暂住些时,也都因为国人对他的作品的不满不了解之故,每次都不免怀恨而去国。

上面所叙述的,是屠格涅夫到他的第一部长篇杰作《罗亭》出世时为止的生涯的大略,其后《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新时代》《春潮》等长篇巨著,每隔一二年而迭出,他在故国所受的批评,虽则不好,但在国外,则早已喧传众口,成了替俄国向世界要求荣誉的代表者了。

晚年流寓巴黎,差不多同时代的法国文人如梅里美等当然对他非常尊敬,就是小一辈的奥其埃(Augier)、泰纳、福罗贝尔、贡果儿,更年少的左拉、都德、莫泊桑,也没有一个不在绝口赞美,常在领受他的教益的。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此日即俄历八月二十三日,俄国的旧历与普通历相差了十二天),他在法国死后,莱南·亚浦(Edmond About)等来吊,还说出了“纪念他的铜像,应该建造在农奴的打碎了的铁链之上”的话,岂不也可以想见他在外国被人崇拜的一斑了么?

(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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