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二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集一卷至十三卷爲答書雜述卽焚書也十四卷至十七卷爲讀史卽摘錄藏書史論也十八十九二卷爲道原錄卽說書也第二十卷則以所爲之詩終焉前有自序蓋因刻說書而併摘焚書藏書合爲此集也贄非聖無法敢爲異論雖以妖言逮治懼而自剄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頗熒衆聽遂使鄕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爲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燬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爲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庻無識之士不至怵於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癉之義也（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存目）
九正易因（無卷數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贄撰贄本名載贄晉江人嘉靖壬子舉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坐妖言逮問自殺事蹟附見明史耿定向傳是書每卦先列經文次以已意總論卦象又附錄諸儒之說於每卦之後書止六十四卦其文言繫辭等傳皆未之及經文移大象於小象之後則贄臆改也朱彛尊經義考載其原序述馬經綸之言曰樂必九奏而後備丹必九轉而後成易必九正而後定故有是名贄所著述大扺皆非聖無法惟此書尙不敢詆訾孔子較他書爲謹守繩墨云（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存目）
藏書六十八巻（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贄撰贄冇九正易因已著錄是編上起戰國下迄於元各採摭事迹編爲紀傳紀傳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固未嘗冇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目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云云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别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顚倒易位尤爲罪不容誅其書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汚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諸人幾推之以爲聖人至今鄕曲陋儒震其虛名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剏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别史類存目）
續藏書二十七巻（兩江總督採進本存目）
明李贄撰贄所著藏書爲小人無忌憚之尤是編又輯明初以來事業較著者若干人以續前書之未備其書分開國名臣開國功臣遜國名臣靖難功臣内閣輔臣勲封名臣經濟名臣理學名臣忠節名臣孝義名臣文學名臣郡縣名臣諸目因自記其本朝之事故議論背誕之處比藏書爲畧少然冗雜顚倒不可勝舉如一劉基也旣列之開國名臣又列之開國功臣一方孝孺也旣列之遜國名臣又列之文學名臣經濟本無大小安見守令設施不足以當經濟乃於經濟名臣外别立郡縣名臣又王褘殉節滇南不入之忠節傳中而列之開國臣内種種蹖駁毫無義例總無一長之可取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别史類存目）
疑耀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編前有張萱序稱負笈數千里修謁其門迺裒一編見示屬以訂正戊申嵗以地官郎分務吳會登梓以傳云云案贄恃才妄誕敢以邪說誣民所作藏書至謂毋以孔夫子之是非是非我其他著作無一非往悖之詞而是編考證故實循循有法雖間倡儒佛歸一之說其言亦謹而不肆至云儒不必援佛佛不必援儒又云經典出六朝人潤色非其本眞且與贄論相反斷乎不出其手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云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贄所著而其門人張萱序刻者余嘗疑爲萱自篹而嫁名於贄以中數有校秘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爲中書舍人篹文淵閣書目而贄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温公一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云云今因士禎之說而考之奉朝請一條云余今將五十矣始爲尙書郞是萱官戸部時語贄亦未嘗官六曹也蘭香一條云此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蘇東坡一條云東城寓吾惠最久文天祥一條云文璧葢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是皆廣東人語與萱之鄉貫相合贄本閩人無由作此語也知此書確出於萱士禎所言爲不謬葢以萬厯中贄名最盛託贄以行而其中刪除不盡者尙有此數條耳相傳坊間所刻贄四書第一評第二評皆葉不夜所僞撰知當時常有是事也其書多由記憶而成如文彦博僞帖不知爲玉照新志所載石蒼舒事翡翠屑金不知爲歐陽修歸田錄語謂沈約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二語爲白居易詩謂左傳巫尩爲巫者名尩皆失之疎舛謂本草稱螬可療目故陳仲子耳無聞目無見食螬李而卽愈又謂本草稱蓴鱸作羮下氣止嘔張翰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思此味尤穿鑿無理然其他考證乃往往有依據舊以惡贄之故併屏斥之過也今改題萱名從其實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
初潭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此乃所集說部分類凡五曰夫婦曰父子曰兄弟曰君臣日朋友每類之中又各有子目皆雜采古人事蹟加以評語其名曰初潭者言落髪龍潭時卽纂此書故以爲名大抵主儒釋合一之說狂誕謬戾雖粗識字義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書當時人心風俗之敗壊亦大槩可睹矣（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
余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贄所著而其門人張萱序刻者余嘗疑其為萱自纂而駕名於贄盖以中數有校秘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為中書舎人纂文淵閣書目而贄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温公一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萱廣東人與忠介正同鄉里然必駕名於李又何説也（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李温陵傳 袁中道
（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文章辨體彙選百四十一）
李温陵者名載贄少舉孝亷以道逺不再上公車為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為姚安太守公為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叅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為政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籃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叅論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禄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竒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携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縁叅求乘理極其超越剔膚見骨逈絶理路出為議論皆為劍刀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絶流發詠孤髙少有酧其機者子庸死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性愛掃地數人縳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逺坐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所讀書皆抄冩為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竒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讐校肌襞理分時出新意其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毎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呌作免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絶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瘡倦於梳櫛遂去其髪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昻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毎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隠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髙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逰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可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刋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囱囱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卧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髪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絶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絶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為之大治塚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為掌記者所録遂裒之為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為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為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為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大重護惜太甚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浄無為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於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慨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虚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於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於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别出手眼凡古所稱為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為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於黜虚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謔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為得罪於名教比之毁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為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逰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目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與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駮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賔之筵雞豚羊魚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瑶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朶頥則謂公之書謂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竒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蚤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絶意仕進也而専譚用世之略謂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為本狷潔自厲操若氷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絶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於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為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宜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榻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稽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啣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髙氣太豪不能理照溷俗若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之夫公晩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於易大有得舍亢入謙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録其類多不可悉記云外史袁中道曰公之於温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為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輙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絶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縁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為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隠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聞其既已髠髪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李贄 （清）鄭方坤 撰
（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全閩詩話卷七）
袁小修嘗語予曰卓老多病寡慾妻莊夫人生一女莊殁後不復近女色其戒行老禪和不復是過也平生痛惡偽學毎入書院講堂峩冠大帶執經請問輒奮袖曰此時正不如攜歌姬舞女淺斟低唱諸生有挾妓女者見之或破顏微笑曰也强似與道學先生作伴於是麻黄之間登壇講學者銜恨次骨遂有宣淫敗俗之謗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豈足以汚卓老哉予兄中郎以吳令謝病歸再起儀部卓老以為理不當復出為詩曰王符巳著潛夫論為問中郎到也無巳而中郎將抵國門乃改前句曰黄金臺上思千里為報中郎速戒途其於進退出處介介如此人知卓老為栁下之不恭不知其為伯夷之隘也卓老風骨稜稜中燠外冷參求理乗剔膚見骨迥絶理路出語皆刀劍上事獅子送乳香象絶流直可與紫柏老人相上下遺山中州集有異人之目吾以為卓老可以當之錄其詩附於髙僧之後傳燈所載旁出法嗣卓老或其儔歟（閩書）
温陵李贄贈利西秦詩逍遥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刹標名姓山山記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帝京景物畧）
世稱海門先生都不曽聆其作義今日始讀其所為挽李秃翁詩知真正學道人持論極平眼界極寛憐才極切其詩曰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膽氣麤惹得世人爭欲殺眉毛狼籍在囹圄又曰天下聞名李卓吾死餘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頭認面目由來此老無有一字破綻否有一字不墮淚否（梅花草堂集）
李温陵集
明李贽撰。二十卷。
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今属福建）。回族。年二十六中举，年五十一官云南姚安知府，后三年辞官，在湖北、麻城等地讲学著书。万历年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下狱死。
《李温陵集》一至十三卷为《答书杂述》，亦即《焚书》；十四至十七卷为《读史》，即摘录其《藏书》中史论部分；十八、十九两卷为《道厚录》，即《说书》；二十卷为诗。是集有明万历间海虞顾大韶校刻本。《四库全书》列入存目。
李贽思想核心是“道”，是人自身的道。他认为“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明灯道古录》）道只在于人本身，而不在于人之外；它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需要。一切离开人的自我需要，对人的本性加以限制的东西，都不足以为道。本贽认为，道主要应当到人间的“百姓日用”之“迩言”中去寻找，“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答邓明府》）等等。而且不仅市井小民，尽人皆如此，即使大圣大贤，亦不能无势利之心。究其原因，李贽概括为“人必有私”（《德业儒臣后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也。”（《答邓石阳》）。说人的物质利益、物质生活，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所决定的，人人皆同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一切其他行为的基础，因而这就是社会人生的本性和本质。
由此出发，李贽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违背这些本性和本质的荒谬性，揭出了自己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礼的问题上。在《明灯道古录》中说“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按照此礼，“上焉者又不肯强之使从我，只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副物。……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所其所愿有，不格心归化者，未之有也。”（《明灯道古录》）希望社会能给予每个人通过个人奋斗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力。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提出人的情性自由发展的要求，从而形成他的非伦理主义的伦理观。李贽的伦理观以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为他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
《明灯道古录》说“夫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李贽反对以忠、孝、仁、义的伦理教条规定人的善性，他主张“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志心而动，是为真佛。”（《失言三首》）他认为该让人破除各种传统道德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生活的幸福。由此，李贽高度赞赏卓文君倾心于司马相如，便不顾一切随其私奔的行为；而且还认为商人并不一定可鄙，富于他人者未必皆靠诈力。此见解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他还主张让人摆脱一切圣贤之说的桎梏，独立思考，自作主宰，这是对人的思想和个性的解放。
李贽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杂文中指出“以孔子为大圣”纯粹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盲目性，“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号召人们从民族和历史的精神枷锁的学说中解放出来。李贽不仅视圣贤为凡人，而且改变了评价君臣的道德标准，从所谓敬天忠君变成了“安养斯民”，认为君德、臣德在于“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冯道》）。李贽批评假道学说：“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行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复京中朋友》）揭穿假道学的口是心非。而对假道学的学说，即封建礼教，李贽根本不予承认。他认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孔融有自然之性》）由此，他说臣之事君，本为名利，无所谓忠；父子亲子，本为寄托，无所谓慈。指出凡笃守礼教者多是名心太重。李贽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荡涤。
李贽提倡积极有为，经世致用，他著书的目的也在于治国平天下，他称自己的《说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不可一日不呈于目”（《自刻说书序》）。李贽还认为“天下决无不可为之时”，只存在世人有能无能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世事可为不可为的问题。他认为经世致用必须面对现实“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复邓石阳》）而在《藏书·赵汝愚》里提出了“治夷适时，学必经世”的观点，他说“夫孝宗，愿治之主也。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彼其时，为人臣子者，触目激哀，哀号痛恨，不在甘为一竖子明矣。吾意先生当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宗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顷，危而安，弱而强。
幼学壮行，正其时矣。乃不曾闻嘉善猷入告尔后，而直以内侍为言，是为当务之急与？或者圣人正心诚意之学，直为内侍一身而设，顾不在夫夷狄中国之强弱也？则又何贵于正心诚意也？然自古至今，以能去小人谓为君子者多矣，独先生哉？快一己之喜恶，流无穷之毒害。‘伪学’之禁有以也！”这段话揭露了朱熹道学的误国无用。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条转危为安，使国家强励的策略，仅以正心诚意之论劝人主去内侍中之小人，可谓治不思适时，学不能经世，实伪学耳。所以李贽提倡“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其观点是同道学及传统儒学完全对立的。
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也把人世之道从天上转向人间，从伦理道德转向物质生活，使人世之道落到了实处，这是一种由虚而实的倾向，由此出发要求一切学问、事业面向现实，经世致用，就形成了他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与这种价值观相对立的，就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艺思想。李贽在文艺上最著名的观点是“童心”说，阐述此观点的文章叫《童心说》。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贽以“童心”说来做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而他所说的童心是“好察迩言”，“则得本心”（《答邓名府》）而在当时不扫除“道理闻见”的污染，恢复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艺创作，所以李贽在《童心说》的最后发出感慨：“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李贽极力推崇自然之美，在《读律肤说》中写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唯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焚书》卷三）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谓“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因此，只要是“自然发于情性”的，那么各种风格均属自然，这就等于宣布了文艺的解放，而一切文法诗格均成赘物，破除了从技法、风格到内容的一切规定，由情性之自然变成情性之自由。李贽自称为“敢倡乱道”的人，在《杂说》中说道：“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其心中的悲愤和不平需要渲泄，故情之所致“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也是自然之道。
李贽在“童心”说，“自然”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倡大胆创新，肯定一切新兴的文艺样式。他在《焚书》里说：“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新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生论也。”其“无人不文”强调发挥作家个人的创造性，翻出窠臼，自我发挥。“无时不文”则强调发挥进代的创造性，以今变古，推陈出新。其肯定的今文主要还是当时盛行的戏曲、小说，李贽是古代重要思想家中对戏曲、小说这些后起俗文学寄予满腔热诚的第一人。
李贽的学说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叛逆，他自己在《蜻蛉谣》中说：“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相甚远，而余独不同，非不详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他生前受尽磨难，以七十六岁高龄的重病之身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得，愿早一命归黄泉。”（《狱中八绝》之八）在狱卒为其剃发时，夺刀自刎，两天后方才在创伤与血泊中死去。
李贽死后，被骂为“无忌惮”之“小人”，说他“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愈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后来又被宣布“贽书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其为名教之罪人。”（《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五、卷一七八）
李温陵集
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集一卷至十三卷，为答书、杂述，即《焚书》也。十四卷至十七卷为《读史》，即摘录《藏书》史论也。十八、十九二卷，为《道原录》，即《说书》也。第二十卷则以所为之诗终焉。前有《自序》，盖因刻《说书》而并摘《焚书》、《藏书》，合为此集也。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於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
---出《四库总目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