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问十二道
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
问：学者言三统之义备矣。然自孔子删修六经，与其弟子论辩尧、舜、三代之际甚详，而于正朔独无明文见于经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统，盖大法也。岂宜略而不言欤？抑隐其义以寓见诸书欤？或者经籍散缺而失之欤？自汉以来学者多增三统之说，以附六经之文。今所见者，特因汉儒之说尔。当汉承秦焚书，圣经未备，而百家异说不合于理者众，则其言果可信欤？夫众辞淆乱质诸圣，今考于六经，孔子所笔，何说可以验其信然欤，不然，商、周未尝有改欤？岂其不足为法，圣人非之而不言欤？请稽三王之旧典，考六经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来对。 问“礼乐，治民之具也。王者之爱养斯民，其于教导之方，甚勤而备。故礼，防民之欲也周；乐，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则赏不足劝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兴八十余岁，明天子仁圣，思致民于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广，元元之众，州县之吏奉法守职，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识俎豆，耳不闻弦歌，民俗顽鄙，刑狱不衰，而吏无任责。夫先王之遗文具在，凡岁时吉凶聚会，考古礼乐可施民间者，其别有几？顺民便事行于今者有几？行之固有次第，其所当先者又有几？礼乐兴而后臻于富庶欤？将既富而后教之欤？夫政缓而迂，鲜近事实；教不以渐，则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渐而民不戾者，其术何云？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愿悉陈之，无让。
问进士策三首
问：六经者，先王之治具，而后世之取法也。《书》载上古，《春秋》纪事，《诗》以微言感刺，《易》道隐而深矣，其切于世者《礼》与《乐》也。自秦之焚书，六经尽矣。至汉而出者，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间，是以学者不明，异说纷起。况乎《周礼》，其出最后，然其为书备矣。其天地万物之统，制礼作乐，建国君民，养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为治之法皆有条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详见于后世者，《周礼》著之故也。然汉武以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何也？然今考之，实有可疑者。夫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贰；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统理，此《周礼》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鄙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王畿千里之地，为田几井，容民几家？王官、王族之国邑几数？民之贡赋几何？而又容五万人者于其间，其人耕而赋乎？如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夫为治者，故若是之烦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体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车旗似有可采者，岂所谓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礼》之经，其失安在？宜于今者，其理安从？其悉陈无隐。 问：古者为治有繁简，其施于民也有浅深，各适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时地方万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余以建诸侯。至于礼乐刑政，颁其大法而使守之，则其大体盖简如此。诸侯大小国盖数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庙。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训农练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则其于众务，何其繁也！今自京师至于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职必命于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县之吏奉行而已。是举天下皆所自治，其于大体，则为繁矣。其州县大小，邑闾田井，训农练卒，一夫以上略无制度，其于众务，何其忽而简也！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浅者尔。今自宰相至于州县有司，莫不行文书、治吏事，其急在于督赋敛、断狱讼而已，此特浅者尔。礼乐仁义，吏不知所以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简则力有余，治小以繁则事不遗，制民以浅则防其僻，渐民以深则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简其当繁而繁其可简，务其浅而忽其深。故为国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国体大小适繁简之宜，法政弛张尽浅深之术，诸侯井田，不可卒复，施于今者何宜？礼乐刑政，不可卒成，用于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复之方，其术何始？迹治乱，通古今，子大夫之职也，其悉心以陈焉。
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盖孔子自年十五而学，学十五年而后有立，其道又须十年而一进。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谓学而知之者，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尧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无失耳，故曰“惟帝其难之”。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禹之于事，己所不决，人有告之言，则拜而从之，故曰“禹拜昌言”。汤之有过，后知而必改，故曰“改过不吝”。孔子亦尝有过，故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欤？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欤？夫孔子必学而后至，尧之思虑或失，舜、禹必资于人，汤、孔不能无过，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
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
问：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尧称之曰万世之功也。盖遭大小，莫如尧；致力以捍大患，莫如禹；别四海、九州、山川地形，尽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如《禹贡》之为书也。故后世之言知水者，必本于禹；求所以治之之法与其迹者，必于《禹贡》。然则学者所宜尽心也。国家天下广矣，其为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尧之大患也。自横垅、商胡再决，三十余年，天下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岂有其人而弗求欤，求而弗至欤？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导泄之方，由《禹贡》之学久废而然欤？此当今之务，学者之所留意也。且尧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后孰先？考其治之之迹，导其大水所从来而顺其归，其小水则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后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于其大而小者从之，此岂非其法欤？然所导大水，其名有几？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后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与数，则何以知水之利害？故愿有所闻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愿悉陈之无隐。
问：三王之治，损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为大备。《周礼》之制，设六官以治万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之类，天子大臣所躬亲者，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巡狩、朝会、师田、射耕、燕飨，凡大事之举，一岁之间又有几？而为其民者，亦有畋猎、学校、射乡、饮酒，凡大聚会，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州党、族官、岁时、月朔、春秋、、询事、读法，一岁之间又有几？其斋戒供给，期召奔走，废日几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业乎？何其烦之若是也？然说者谓周用此以致太平。岂朝廷礼乐文物，万民富庶岂弟，必如是之勤且详，然后可以致之欤？后世苟简，不能备举，故其未能及于三代之盛欤？然为治者果若是之劳乎？用之于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设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欤？诸君子为言之。 问：六十四卦所谓《易》者，圣人之书也。今谓之《系辞》，昔谓之《大传》者，亦皆曰圣人之作也。其言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图，圣人则之。”又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观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一书而四说，则八卦者果何从而有乎？若曰河图之说信然乎，则是天生神马负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尔，何假庖牺始自作之也？如幽赞生蓍之说，又似八卦直因蓍数而生尔。至于两仪四象，相生而成，则又无待于三说而有卦也。故一说苟胜，则三说可以废也。然孰从而为是乎？卜筮，自尧、舜、三代以来用之，盖古圣人之法也，不必穷其始于古远茫昧之前。然《系辞》圣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决其疑。
问进士策四首
问：孟子以谓井田不均则谷禄不平，经界既正，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盖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废而不复者千有余岁。凡为天下国家者，其善治之迹虽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礼乐、刑政未尝不法三代，而于井田之制独废而不取，岂其不可用乎，岂惮其难而不为乎？然亦不害其为治也。仁政果始于经界乎？不可用与难为者，果万世之通法乎？王莽尝依古制更名民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恶加于人者虽非一，而更田之制，当时民特为不便也。呜呼！孟子之所先者，后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为不便，则孟子谓之仁政，可乎？《记》曰：“异世殊时，不相沿袭。”《书》又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书》、传之言，其戾如此，而孰从乎？孟子，世之所师也。岂其泥于古而不通于后世乎？岂其所谓迂阔者乎？不然，将有说也。自三代之后，有天下莫盛汉、唐。汉、唐之治，视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税赋之差又何如？其可施于今者又何如？皆愿闻其详也。
问：子不语怪，著之前说，以其无益于事而有惑于人也。然《书》载凤凰之来舜，《诗》录玄鸟之生商，《易》称河洛出图书，《礼》著龟龙游宫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鸲鹆”，于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于后妃，“麟”暨“驺虞”，岂妇人而来应？昔孔子见作俑者，叹其不仁，以谓开端于用殉也。况六经万世之法，而容异说，自启其源。自秦、汉已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渐乎？夫无焉而书之，圣人不为也。虽实有焉，书之无益而有害，不书可也。然书之亦有意乎，抑非圣人之所书乎？予皆不能谕也，惟博辩明识者详之。
问：为政者徇名乎，袭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谓名者，万世之法也；迹者，万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顺事成，然后因名迹以考实，而其文章事物粲然无不备矣，可谓盛哉！董仲舒以谓三代质文有改制之名而无变道之实者是也。自秦肆其虐，灭弃古典，然后三代之名与迹皆变易而丧其实，岂所谓变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余岁，或治或乱，其废兴长短之势，各由其人为之而已。其袭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复也，岂其理之自然欤？岂三代之制止于三代，而不可施于后世欤？王莽求其迹而复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复六官，二者固昏乱败亡之国也。然则孔子言“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为政必始经界”，岂虚言哉？然自秦以来，治世之主几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尝复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则几乎三王，岂所谓名迹者非此之谓欤？岂遗名与迹而直考其实欤？岂孔、孟之所谓者有旨，而学者弗深考之欤？其酌古今之宜与其异同者以对。
问：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济于事，可乎？古之士，教养有素而进取有渐。上之礼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礼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见礼于上。故有国者，设爵禄、车服、礼乐于朝，以待其下；为士者，修仁义、忠信、孝悌于家，以待其上。设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则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岂不交相成其美欤？后世之士则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谓干利而进尔，虽有爵禄之设而日为之防，以革进之滥者。下之视其上也，以谓虽自重，上孰我知，不自进则不能以达。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轻。呜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汉、魏迨今，其变制又如何？宜历道其详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当自何始？今之士皆学古通经，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礼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后致下之自重欤？必下之自重，然后上礼之厚欤？二者两不为之先，其势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陈其本末与其可施于今者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