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嵩山寄梅殿丞书〈明道元年九月〉谢绛圣俞足下。近有使者东来，付仆诏书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读祝捧币二员，府以欧阳永叔、杨子聪分摄。会尹师鲁、王几道至自缑氏，因思早时约圣俞有太室中峰之行，圣俞中春时遂往，仆为人间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为山水游侣，然亟与之议，皆喜见颜色，不戒而赴。
十二日昼漏未尽十刻，出建春门，宿十八里河。翌日，过缑氏，阅游嵩诗碑，碑甚大字而未镌。上缑岭，寻子晋祠。陟に辕道，入登封，出北门，斋于庙中。是夕寝既兴，吏白五鼓有司请朝服行事，事已，谒新治宫，拜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极中院，始改冠服，却车，徒从者不过十数人，轻赍遂行。是时秋清日阴，天未甚寒，晚花幽草，亏蔽岩壁，正当人力清壮之际，加有朋簪谈燕之适，升高蹑险，气豪心果。遇盘石，过大树，必休其上下，酌酒饮茗，傲然者久之。道径差平，则腰舆以行；崭陡甚，则芒乔以进。窥玉女窗、捣衣石，石诚异，窗则亡有。迤逦至八仙坛，憩三醉石，遍视墨迹，不复存矣。考乎三君所赋，亦名过其实。午昃，方抵峻极上院，师鲁体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于是浣漱食饮，从容间跻封禅坛，下瞰群峰，乃向所而望之，谓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娄焉，邑居、楼观、人物之夥，视若蚁壤。世所谓仙人者，仆未知其有无，果有，则人世不得不为其轻蔑矣。武后封视碑故存，自号大周，当时名贤皆□姓名于碑阴，不虞后代之讥其不典也。碑之空无字处，睹圣俞记乐理国而下四人同游，刻尤精。仆意古帝王祀天神，纪功德于此，当时尊美甚盛，后之君子不必废之坏之也。
又寻韩文公所谓石室者，因诣尽东峰顶，既而与诸君议，欲见诵《法华经》汪僧。永叔进以为不可，且言圣俞往时尝云斯人之鄙，恐不足损大雅一顾。仆强诸君往焉，自峻极东南，缘险而径下三四里。法华者，栖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饮食，猿鸟也。叩厥真旨，则软语善答，神色正。法道谛实，至论多矣，不可具道，所切当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杂；今之人念念在散，乱何由定。师鲁、永叔扶道贬异，最为辩士，不觉心醉色怍，钦叹忘返，共恨圣俞闻缪而丧真甚矣。是夕，宿顶上，会几望，天无纤翳，万里在目，子聪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绝世间虑。盘桓三清，露下，直觉冷透骨发，羸体将不堪可。方即舍，张烛，具丰馔醇醴，五人者相与岸帻礻带，环坐满引，赋诗谈道，间以谑剧，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为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
明日，访归路，步履无苦，昔鼯鼠穷伎能上而不能下，岂近此乎。午间，至中院，邑大夫来逆，其礼益谨。申刻，出登封西门，道颍阳，宿金店。十六日晨发，据鞍纵望，太室犹在后，虽曲，南西则但见少室。若夫观少室之美，非由兹路则不能尽，诸邑人谓之冠子山，正得其状。
自是行七十里，出颍阳北门，访石堂山紫云洞，即邢和璞著书之所。山径极险，扪萝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荫数亩，水泉出焉。久为道士所占，爨烟熏燎，又涂冥其内，甚渎灵真之境。已戒邑宰，稍营草屋于侧，徙而出之。此间峰势危绝，大抵相向，如巧者为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体法雄妙，盖薛老峰之比，诸君疑古苔藓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笔焉，莫得究其本末，问道士及近居之民，皆曰向无此异，不知也。少留数十刻，会将雨而去。
犹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吕氏店。马上粗若疲厌，则有师鲁语怪，永叔、子聪歌俚调，几道吹洞箫，往往一笑绝倒，岂知道路之短长也。十七日，宿彭婆镇，遂缘伊流陟香山，上上方，饮于八节滩上。始自峻极中院未及此，凡题名于壁于石于树间者，盖十有四处。
大凡出东门极东而南之，自长夏门入，绕崧に一匝四百里，可谓穷极胜览，切切未满志者圣俞不与焉。今既还府，恐相次便有尘事侵汩，故急写此奉报，庶代一夕之谈。不宣。绛顿首。
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梅尧臣闻君奉宸诏，瑞祝钦灵岫。山水聊得游，志愿庶可就。岂无朋从俱，况此一一秀。方蕲建春陌，十刻残昼漏。初经缑氏岭，古柏尚郁茂。却过に辕关，巨石相撑斗。夕斋礼神祠，法衮被藻绣。毕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后。从者十数人，轻赍不为陋。是时天清阴，力气勇奔骤。云岩杳亏蔽，花草藏涧窦。傍林有珍禽，惊聒若避彀。盘石暂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窥玉女窗，崭绝非可构。下玩捣衣砧，金纹透。尹子体雄恢，攀缘逾习狃。欧阳称壮龄，疲软屡颠踣。竞欢相扶持，芒ハ资践蹂。八仙存故坛，三醉孰云谬。鄙哉封祀碑，数子昔镌镂。偶志一时事，曷虞来者诟。绝顶瞰诸峰，隘然轻宇宙。遥思谢尘烦，欲知群鸟兽。韩公传石室，闻之固已旧。当时兴稍衰，不暇苦寻究。东岩暗壑中，释子持经咒。于今二十年，饮食同猿。君子聆法音，充尔溢肤腠。尝期蹑屐过，吾侪色先愀。遂乖真谛言，兹亦甘自咎。中顶会几望，凉蟾皓如昼。纷纷坐谈谑，草草具觞豆。清露湿巾裳，谁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为恋缨绶。或疑桂宫近，斯语岂狂瞀。归来游少室，Β卒殊引ㄕ。石室迢递过，探访仍邂逅。扪萝上岑邃，仙屋何广袤。乳水出其间，涓涓自成溜。凡骨此熏蒸，灵真安可觏。霞壁几千寻，四字侔篆籀。咸意苔藓文，诚为造化授。标之神清洞，民俗未尝遘。忽觉风雨冥，无能久瞻扣。匆匆遂宵征，胜事皆可复。俚歌纵喧哗，怪说多驳糅。凌晨阙塞阳，追赏颜匪厚。穷极四百里，宁惮疲左右。昨朝书报予，闻甚醉醇酎。所嗟滞远方，心焉倍如疚。
又答梅圣俞书谢绛绛白。前自嵩岭回，即致书左右，本为与足下不得同此胜事，诸君所共叹恨。自入山至还府，凡一登临、一谈话、一食饮间，必广记而备言之，欲使足下览见本末，与夫方驾连衤艺之不若间，可以助发一笑，勤勤在此尔。及辱报，反谓诧兹行而陋中春之游，疑足下遽答使者，视前书之未详也。虽讽阅郑重，然秘不示外，何则？非诸君本意，恐传之而惑。方欲道此以干聪明而未敢也，忽得五百言诗，自始及未诵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刘宾客有言“人之神妙，其在于诗”，以明诗之难能于文笔百倍矣。今足下以文示人为略，以诗晓人为精，吾徒将不足游其藩，况敢与奥阼也，叹感叹感。不宣。绛顿首。〈谢公讳绛，字希深，时任尚书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通判河南府。〉◎像赞像赞二首（宋·李端叔）
贤哉文忠，直道大节。知进知退，既明且哲。陆贽议论，韩愈文章，李、杜歌诗，公无不长。当世大儒，邦家之光。
霜空无云，秋天澄雾。昭然政通，何劳钟ね。俨然望之，希世一遇。万拆方春，逢坡益注。
像赞（宋·晁悦之）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无朋，国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风波既散，高山独见。小人是叹，昔贤在是。宁论阙似，闻其百世。
像赞（元·欧阳玄）
文在两间，与世推移。道之将兴，文必先知。八代委靡，韩、欧继作。读者瞻之，实启濂洛。五季巨笔，素王微权。本论拳拳，庆历七篇。人心既正，士习斯淳。黄河泰华，我公其人。 题像诗〈并序〉乾隆十七年壬申，高宗纯皇帝题宋臣欧阳修遗像诗并序：侍郎裘曰修典试江南，道滁州，见醉翁亭故迹。彼有藏欧阳修小像者，携以来，举沈德潜为乞文征明题辞故事。允其请，书以还之。
是谁三鬣俨图诸，太守风流忆治滁。题咏名高宋人物，〈像有李端叔、晁悦之题赞。〉操弦韵轶古樵渔。〈谓苏轼醉翁操。〉醉翁乐匪山林也，遗像逸真水月如。使节新从酿泉过，依然乡井下风余。 宁国府知府臣欧阳衡敬录◎文评·清圣祖康熙上范司谏书情义谆笃，文思安雅。大家中有数文字。
送徐无党南归序自待甚重，故立论皆高人一层。 为君难论上文气峻决，是极有断制之作。
丰乐亭记归美国家太平，以为丰乐之由。立言有体，而俯仰处更多闲情逸韵。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从四人事迹显然处一一引证，更不自立议论，遂尔警切。
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于气度舒徐中见其爽直，论事极中会。
胡先生墓表安定教士之法规条最详，篇中专举此事，殆所谓论人必于其大者也。
泷冈阡表叙述先德，情文深婉，令謦千载如生，可谓仁孝之言。
◎文评·清高宗藏珠于渊赋此修殿试作也。其云“上苟贱于所好，下岂求于难得”，已有謇谔气象。
红鹦鹉赋修之意，谓物必见用于人，斯为尽其物之性。《角辛》角不舍，正是贵于凡牛处。庄子牺牛之喻，未尽物理。但物之为物，非有求于人之用也，转有似乎君子之实至而名自归焉者。若夫漓淳杂伪，自炫自媒，以希世用，则曾物之不如，其何以为万物之灵乎！ 明用朱子谓“用九”、“用六”，欧公之说得之。此文云“不谓六爻皆常九”，则本陆绩“九已在二，初即非九”之义。文体绝似明初制义。盖制义本宋人经义之变，说经之文理当如是。迨其滥觞，则ゼ华藻，而于理都无所发明，告朔之饩羊亡矣。录之使读者知制义之源。
书梅圣俞稿后《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知从律不奸，成文不乱，诗与乐之感通也微矣。作诗镂心刿目而不得自然之趣，则所谓动荡四气之和者孑然无存，安能反正始之音乎？徒月煅季炼于词章，特秋虫之鸣、朝菌之媚尔。此修所以推圣俞诗为独有心得也。东坡《题梅诗后》云：“驿使前村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清香莫把酴糜比，只欠溪头月下杯。”又云：“吾虽后辈，犹及与之周旋，览其亲书诗，如见其抵掌谈笑也。”今观欧、苏二人书跋，如遇圣俞于高山流水之间矣。
桑怿传修为《五代史》，又为《唐书》纪、书、表。修之史，列在学官矣。顾皆大卷积帙，读者须累月经年。录此稗传，以见其史笔之大略，所谓尝鼎一脔。 上范司谏书中论阳城处未为允，已于《争臣论》书后明之。要之修意欲劝范仲淹直言耳，非正论阳城也。 上杜中丞书主簿非台谏也。越职言事，孟子所谓位卑而言高罪也，然犹须视其言之当否耳。若朱梁、刘汉，当时欲求其后裔，而介慷慨陈奏，谓不当求。则修所云识见直可任御史无愧允矣，又何论其为主簿非台谏也。仁宗非弗谏之主，而中丞不能昌言匡救，为国家储有用之才，为士人振敢言之气，则以淆于祸福之念，而夺其好恶之正也。此修所以乎杜衍欤？
答吴充书韩、柳而后，人推欧阳在李、孙之上。今三人论文之语具在，若出一口。韩之言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柳之言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与此文所云“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真如一堂两琴鼓，此而彼应者矣。学文者不以三人者为归则奚归？如以此三人为准的，则所以用其心者当不在文辞之末矣。
吴充，字仲卿，浦城人。未冠，举进士，与兄育、京、方，皆高第。修之长子妇，充女也。充，神宗时为宰相。修性直不避众怨，为参知政事，与二三大臣主国论。妻弟薛宗孺坐举官被劾，内冀因修幸免。修乃言不可以臣故侥幸，以故宗孺免官，怨修切齿，因构为帷薄无根之谈，辞连充女吴氏，苟欲以污辱修，小人乘间抗章劾之。值神宗初即位，几致大戮，久乃解。修初以孤甥女张氏事被案，及是又被谗蔑，遂力请致仕，以终于汝阴。噫，小人之仇君子，虽忠正如修者，犹忍以鸟兽行诬之，使才识之士噤不敢为国家任一事，而后得志，其可畏如此！
与高司谏书是岁修甫三十岁，年少激昂慷慨，其事之中节与否，虽未知孔、颜处此当何如，然而凛凛正气，可薄日月也。时修筮仕才五年，为京职才一年余，未熟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情态语言大抵如此，千古一辙，于是少所见多所怪，而有是书。至今传高若讷不复知人间羞耻事也，人固有幸不幸欤。 与尹师鲁第一书此修遗书责谏官高若讷，以书闻，遂落馆职，责授夷陵令。尹洙同时贬逐，有书问修，而修答之也。较韩愈潮州谢表，柳宗元与萧俛等书，可谓不觉前贤畏后生矣。 答范龙图辞辟命书按史：修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移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此即其辞辟命书。修之自洁其身不苟进取如此。
与石推官第一书按公操即石守道，为国子直讲，为文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杜衍、韩琦荐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会吕夷简罢相，夏竦夺枢密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有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其言大奸，盖指竦也。竦衔介甚，并欲陷富弼，令婢学介书，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会介死，竦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赖杜衍得免斫棺。介盖狂士，修借八法一端，极尽忠告之谊，以消其好异自喜之心，可谓良友矣。竦令婢子学得介书，岂非以介书绝怪异转，易以仿佛其迹邪？可为好异之戒矣！
答宋咸书六经如日。日或午蔽于云、夜入于地而不得，谓天壤间有一刻无日也。经虽遭焚被禁、解谬语讹而不得，谓人心中有一时无经也。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尧、舜与人同耳，虽圣远言湮，而果有得于同天地合万物之人心，自然有合于数千载以上不传之遗旨。是故学士大夫，果能身体力行，讲明而切究之，有所述说，皆足以俟百世以下之圣人而折衷也。若夫党同妒异，僻守一家之言，自用师心，乐著井蛙之见，则虽使六经具在，而圣人之微言奥义日诵于口，而不能入于其心矣。况出区区汉儒之补苴罅漏，宋儒之张皇幽渺，绝非周公、孔子之全文，而又奚校焉？
与刁景纯学士书修年二十二，谒学士胥偃于汉阳。偃大奇之，留置门下，许以女妻之，携以如京师。阅二年，而登甲科。其明年，乃亲迎。逾二年，而胥氏卒。景祐三年，修年三十，落职为峡州夷陵县令。明年，移乾德县令。逾一年，为宝元二年，复旧官，权成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乃自乾德奉母待次于南阳。而闻胥偃之卒，作此书与所知刁景纯也。
与乐秀才第一书“天在山中，《大畜》。”孔颖达《正义》谓实无此象，假设此义。然孔子曰“象也者，像也”。空言无实之名，何象之有？夫仰而观天，苍苍焉而已矣，御飞龙而至苍苍之所，其上之苍苍仍若是也，则苍苍者不可以语天之实也。惟风雨云雷之属为天所降者，从以究其所降之方，则曰天在焉可也。而山之为物，能出云为风雨，则天之在山中必矣，岂曰实无象哉？莫大于天而山能畜之，上下千万年，纵横数万里，而心能识之。昔人有问芥子纳须弥之义，或答以心如椰子大能读万卷书者。是即天在山中之象也。文王曰“不家食吉”。盖君子之于仕也，行其义也。欲行义，必先集义。万事万物莫不有义，诚备集之，而后能行义，则可与治天下国家矣。故“不家食吉”，使于此，未“大畜”焉。而食君之禄，是诗人所刺硕鼠之食苗也。行固如是，言胡不然？行以治一时，言以教万世一也。孔子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其德，则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无所不可，于此未“大畜”焉。而强为文辞，是《曲礼》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也。 与张秀才第二书唐、虞、三代间事不见于六经，四子之论说者，具不可信。信之则其心如镜之有滓焉，以之照万事，当滓之处，必不能以明。孟子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修此书，不特为文字者所宜熟读深思也，与《帝王世次图序》参观益明。
帝王世次图后序修平生于古人书，不轻訾议，至其灼见刺谬，则反复申明，以诏后世，又不惮缕间。尝论之马迁上下千百年以成《史记》，而班固讥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迄今考其书，其所褒贬盖多微辞，所以讥切当世，语南意北，使读者自得之，未尝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何以据其文而讥其谬也？特所编次，多据战国、秦汉间处士游谈不经之说，杂入孔子论定之六经，使金莫辨，泾渭不分，则其所蔽耳。《公羊传》曰：“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事隔数世，不能以无讹谬，虽《左氏传》犹或未免，况其他乎？如《史记》载卫公子、寿争死，乃据《左传》、《诗传》之文，谓卫宣公纳之妻生寿及朔，朔与宣姜诉于公，公令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窃其节以先，至争死，贼并杀之。先儒信之无疑者。乃考其年代，则宣公十八年纳之妻，而十九年宣公死。然则所谓寿者、朔者，虽孪生，亦俱未周ㄧ，安得有诉、争死之事乎？不特《左氏传》可疑，即二子乘舟之诗，亦不知何为作也。如是者不可枚举，聊附记其一端，使后世知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之为至论也。
诗谱补亡后序修《与宋咸书》谓“经非一世之书，其传之谬非一日之失，其刊正补缉亦非一人之所能。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虽未能复六经于无失，然聚众善以补缉之，庶几不至于大谬，可以俟圣人之复生”。又《与徐无党书》谓“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合之此序，三者虽若语相抵牾，而实如五味之相和，可见修于六经潜心自得之趣，而亦可为后世学人治经之法也。
韵总序字学所系甚小，然韩愈云“凡为文，宜略识字”，固亦不得而略也。既有声形曲直毫厘之别，则必有音响清浊相生之类，五方言语风俗各殊，莫可究诘，然必有统宗会元之处焉。先儒谓声较色、味、臭，止得其半，盖三者俱兼阴阳，独声止阳数。《记》曰“凡声阳也”，故至于阴则不能行，理固然矣。然其不能行处，即是无声。而无声之所从来，必有有声者以为对，其对为何声，则反而求之于此，虽无声而不异有声也。梵书有华严字母，能统万类之声而一一区别之，僧鉴聿其精于是者欤！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秦二世时，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向，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及阎乐至望夷宫，射及幄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惶扰不斗。旁有一宦者侍不敢去，二世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嗟夫！古先哲王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夫人情莫不好誉而恶毁，古先哲王亦人尔，必欲尽小人怨汝詈汝之声交至于耳，且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岂非布衣之所不能堪者哉！凡以位愈高则蔽愈众且远，或望风而战栗，或望风而希旨，以其一喜则万利集，一怒则万苦聚，人安得不惟喜之冀而唯怒之惧？于是有可以得喜者无不为也，有可以得怒者无不避也。是故下愈巧而上愈暗，下愈党而上愈孤，上孤且暗，则百姓无可告诉，而小人在位愈益得志，社稷危于累卵，若秦二世矣。《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此之谓也。夫秦二世者，与桀、纣比踪者也。后世人主言及二世事，则曰是安得复见于今也？今观修所言，乃宋仁宗时事，仁宗之与二世，相去天渊，不可以道里计，而一有惧民幸水旱因缘得免租之见，则畿内之近，民有灾而不得闻，遣吏四出，而归言无灾者十七八矣。仁宗虽终不为二世，而秦时谒者何难复生于景祐间哉？人主奈何不惧惧之，若何曰谨好恶而己矣！
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此篇与《丰乐亭记》同义。俯仰百年间，想创业之艰难，识治平之有由，抚安乐之适时，惧危亡之不戒，期全孝于抒忠，畏失义而离道，种种具流露于意言之表。
送杨序古之善言琴者，惟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然未免三分琵琶七分筝之诮。若此文与枚乘《七发》中“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一篇，便真有琴声出于纸上。
送王陶序王陶为御史，力攻富弼，其人正子贡所恶以不孙为勇、以讦为直者欤？修于其筮仕时，为述大《易》刚德之善以戒之，盖早有以识其心也。其言“君子之用刚也，有渐而不失其时，又不独任，必以政、以礼、以说、以和而济之，诚有得”。夫“天德不为首”之旨，先圣之微言大义具于此矣。虽然，若王陶者，何足以语！此党小人，害君子，正是阴柔，非刚也，所为恶积而不可掩者也。若夫壮趾、壮《九页》，犹君子也，公私善恶之不同，由其发心之始已如秦、越焉。若王陶者，拟之于《易》，其为“羸豕孚躅”乎？
问进士策一修言用《周礼》以致乱者王莽、后周。而王安石之乱宋，即在同时，修为策问已见其端而为是说耶？抑偶言耶？修知贡举时，安石之祸未炽也。《周礼》一书，宋儒终不敢直以为非周公所作。或言王莽时，刘歆伪撰篇章篡入之以媚新室，俾其虐政，若出周公之旧典者，而礼家以为不可。今观修文，核计六官之属五万余人，而无员额者尚不在内，乃欲以千里之地供其禄糈，则实势所必无矣。顾修所疑，犹为举其小而遗其大也。夫圣人之治天下，养人为大。《书》曰“厚生”，《易》曰“损上益下”，《诗》刺“苌楚”，《春秋》讥“税亩”，孔子曰“富之”，孟子曰“薄税敛”，《大学》曰“财聚则民散”，凡六经、四子之书，所以教万世之帝王、公卿、大夫，至于师长、百执事者，莫此为先焉。盖天生贵者所以养贱者也，天生富者所以养贫者也，此天地之性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由欲利民也；经书之所以为经书，由欲垂利民之典则于万世也。今观《周礼》司市、质人、廛人、肆长、泉府、司门、司关、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B3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荼、掌蜃之属，举市廛门关山林川泽所有鸟兽鱼鳖草木玉石一切货贿之属，莫不设厉禁而尽征之。入市有税，入门有税，入关有税，避而不入即没入之，地所从产又官守而以时入之，甚至民有称贷又官取其息，不如禁者执而诛罚之。如是，则天之所生，地之所长，人之所养，俱入朝廷，不留一丝毫之遗利以与民矣。虽王莽之虐，恐其力亦不能悉如书中之所载，以尽行其厉民之事也，而谓周公为之乎？若夫有天地而后有万物，有万物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夫妇。《中庸》曰“造端乎夫妇”，夫妇诚人道之始也。今《周礼·媒氏》曰“中春之月，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又曰“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如是，则是设之官，立之禁，驱天下女子之未有夫者必奔，而夫死者必嫁也。诚何心哉！其他琐细不具论，即此二大端，在上者虽有《关雎》、《麟趾》之意，又如之何其可行邪？由此观之，即使周公果有是书，亦已不传于后世。孟子不云乎“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岂孟子时已无其籍，而今日犹有全书邪？纵使尚有断简残编之没于莽秽榛杂中者，非圣人复起，其孰能辨之？然则或谓刘歆媚莽所作者，似亦十得六七也。
问进士策学校之教不逮于古，而取士无长策矣。其上下交相失之故，具见于篇，盖千古贤君志士之所同慨也。
泰誓论乍读斯论，一则曰“妄说”，再则曰“妄说”，更三四称而不止，若言之无文者，绎思之，而后知其用意也。《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盖由武王已得天下之后而推本言之耳。周公若曰当文王之中年，已可朝诸侯，有天下，而不改臣节，文王所以为至德也，文王非不能得天下而必待武王也。孔子亦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后世不察，转因“受命惟中身一语”，而谓文王有灭商之心，且显叛商之迹，推其年岁，当在戡黎之时。遂谓其时西伯称王改元，武王本文王之志以伐商，即位不改元，而于泰誓之十有三年。缪解纷纭，曹操、司马懿遂有吾其为周文王之语，经之不明人伦之大患。修既确见其妄辞，而辟之应不遗余力，故不惜言重辞，复为斩斩之辞，凡以明人伦云尔。
本论此文切中宋仁宗时政事之失。汉之不复于三代，人每为文、景叹，宋之遽衰于神、哲，人亦每为仁、英惜。盖国无人焉，孰与为理！此《雅》诗所以颂美人君，必以贤才众多为辞。盖国家之福，天地之祥，诚莫大乎此也！
为君难论上下《为君难论》分著用人、听言之难，故作上下二篇，实一首也。
岘山亭记修言羊叔子、杜武库“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盖谓二人之意非沾沾诩诩自喜，直自以为功烈犹卑不足传后，而恐其磨灭云尔。此修厚待古人处，而所以勖史中辉者已在言外。虽然，亦未可谓羊、杜之意不如修所云也。凡人急功近名，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岂必不胜于人而取于人哉？而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往往及身而败，又安能死而益明、久而愈光？惟实有立于天地而被于万民，则其存也，常自然不足蒿目焉，而莫副所愿。及其亡也，其所立与所被乃耿耿不磨，出于其人平时意料之外。古语云“鼠忘壁，壁不忘鼠”，谓其实有穴在也。善固如此，恶胡不然？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疾没世而名不称，则必其未没之尽其实也明矣。名者，实之宾也。岂曰吾将为宾乎？岂曰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图目前之ピ赫，如彼槿荣昼炕而宵聂乎？ 丰乐亭记按林希元曰：此篇专归功于上之功德。第一节称叙滁之景以为亭，第二节论滁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节论圣宋平定之事，第四节论民生丰乐皆上之功德，第五节论滁人立亭共享丰年之乐，第六节论宣上谕以与民同乐所以名亭。希元于此文，脉络善为分疏矣，若修言外之意，顾未及之也。尝考唐末、五代干戈纷争，生民荼苦备矣。宋兴，削平天下，斩其蓬蒿藜藿而养以雨风。至于仁宗，犹天下之母焉，一以柔道滋培和气，一时四海宴清，人民欢乐。然而名实亦少混焉，武备亦少弛焉。文恬武嬉，积日阅考以取卿相者，多席祖宗太平余业几及百年，百姓长子养孙不见兵革于斯时也，在《易》之《丰》所谓“日中”者也。君子见微而知彰，修所以一则曰“幸其民乐岁之丰成”，再则曰“幸生无事之时”，岂非深危夫斯世斯民之不能长久其幸者哉！至于神宗，“日中则昃”，于是言利之臣进，而天下十室九空，边疆之衅开，而西北肝脑涂地。迨至金人长驱直入，王业偏安，而滁乃复为用武之地矣。然则斯文也，有《蟋蟀》风诗之意焉，所以诏天下万世以居安思危者，旨深哉！
又按《宋史》，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以党议罢去，修疏救，指斥群邪。于是其党益恨，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其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此文修治滁日所作也，其言温厚和平，足征城府中了无他物，君子哉！首言“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盖其时难始平也。
醉翁亭记苏轼作《醉翁操》，其序曰：“琅邪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均度，而琴声为辞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而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辞，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其辞曰：“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相传崔闲按琴而鼓，东坡援笔而书，曲止辞尽，而宫商谐畅，长短恰宜，为一时胜事。前人每叹此记为欧阳绝作，间尝熟玩其辞，要亦无关理道，而通篇以“也”字断句，更何足奇？乃前人推重如此者，盖天机畅则律吕自调，文中亦具有琴焉，故非他作之所可并也。况修之在滁，乃蒙被垢污而遭谪贬，常人之所不能堪，而君子亦不能无动心者，乃其于文萧然自远如此，是其深造自得之功发于心声而不可强者也。
偃虹堤记朝廷欲为大作以利民生，往往因之有二蠹。一者利蠹不顾民之利病，而惟上意之视，借以固宠加秩而不问其他。又或赖其金钱出纳以为家肥上，所作无已，则其利亦无已。一者名蠹不考古今之宜，而弃天地之性，钓奇立异，以为己名。方自谓能为振古未有之事，而不知古人之所不为者之必不可以为。有是二蠹，则朝廷有利民之心，每转为病民之事。逮其事之已成，则外黄徐子所为啜汁者众，缘藤附茑，实繁有徒，有一以为不然，则群起挫之，指为挠国。是民不见利而惟被其累，虽愁苦呻吟而终莫彻于上听，久之而病民者深，遂以病国甚矣。夫三代以下，人才不振，匪特害民之事不可为，而利民之事亦难为也。孰能谋之审，虑之熟，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如滕子春之为者乎！范仲淹《岳阳楼记》曰：子京为巴陵郡，其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然则此所为偃虹堤者，殆亦其一事欤？士大夫为百姓立命，为国立业，本非为己身家。而然使有一丝毫名利之念淆其间，则源之不清，流千里而犹浊，汲者、饮者并受其祸。《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食之不渫，安足福哉？夫所为渫者，岂止不贪财贿之谓？夫耗帑肥家，似为最下矣，然计短迹污，人之所恶，易于发露，其害浅。希上旨以钓爵位，稍深矣，而无赫赫名，事不成，则主易悟，犹浅也。若夫假经术以文其奸，取令名以高其势，若似乎所欲利者国与民，而非有他，虽拨本害枝，而千载而下，论其人犹将疑信参半者，是最大蠹也，王安石是已。安石未相，欧阳修亦尝荐其可以为相矣。皋陶曰“在知人”，而禹曰“惟帝其难之”，圣人之言所以为万世法鉴哉！
王彦章画像记《易》曰：“硕果不食。”说者谓剥穷上反下如木，虽本槁枝凋而末有硕果，则落地复生，本枝复肖其旧也。五代之世，君臣之义可谓剥之尽矣。而彦章为梁纯臣，其硕果欤？或曰朱温者唐之贼也，彦章事梁，复何义之？明曰此，正所为本槁枝凋之硕果也。木无生理，而果则有生心。且舜、禹既曰孝矣，彦章岂非忠？夫元载之妻，奚害其为烈妇欤？欧阳修既为《五代史传》，又于《画像记》反复低徊不置，诚慕乎其忠也。若其慨元昊、契丹之事，而叹今无其人，所以激劝西帅者切矣。
伐树记漆以膏自割，雁以不能鸣而见烹，其将焉处？庄子曰：“吾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夫材、不材之间其果可处邪？割漆者曰是尚材也，烹雁者曰是亦不材也，其犹有侧足之所乎？君子所欲全者性之云尔，岂曰身之云哉？性全则身亦全，忠烈之士陨身沟壑，然而全受全归也。身全而灭其性者，入于禽兽之路矣，身又奚论？抑又闻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性敬敷五典，俾彝伦攸叙，斯尽矣。物之性若之何？其尽曰人则不材者必皆使之材，而后其性尽。物则以材付材，以不材付不材，而后胥尽也。物之生也，所以为民用耳。杏之实可食，樗之枝可薪，食其实而薪其枝，不至于弃掷而朽蠹，则樗与杏之性各尽也。若夫杏之实储之以供宗庙宾客之礼，樗之薪析之而为吉蠲饣奔饣喜之需，质之贱而用之贵，不以供纵欲而暴殄，则樗与杏之性益尽也。若夫郁结轮于山巅涧ㄛ之间，猿之所号，狸犭生之所居，以此为不夭斧斤，抑知此正所以为夭哉。
议学状读此文并修所作取士策问，而知后世用人之难也。国家事事须人，而事事难得其人，虽欲跻斯世于唐虞，其谁与为理？三代学校之盛，根于积德累仁，不特非一王所能致，并非一代之所能致。是以极于成周，而美隆于千古。自东周以来，陵夷衰微，败坏湮灭，古今事体绝不相同，而欲举成周之法以求后世天下之人材，犹资章甫以适于越也。《易》曰：“不耕，获；不，。则利有攸往。”杨万里别为义曰：“初九，动之始；六二，动之继。初耕之，二获之；初之，二之。天下无不耕而获、不而者。其曰‘不耕’、‘不’，则耕且皆前人之所已为也。”是说也，于《易》虽未为正义，而于此可以取喻焉。若成周者所为，前人已耕已者也。其在《诗》，所为或朴之薪，旱麓之榛苦。当文、武已上，其所以“誉髦斯士”者至矣。至于周公，益明选士、造士之制，习射择士之文。而《卷阿》之诗，谓“蔼蔼王多吉士”，如凤凰之鸣于高冈也。斯时也，获耳耳，非耕且，以待食者也。若夫“周道，鞠为茂草”，而谓利乃钱，便可取盈于仓箱所获，安得而非荑稗邪？虽然学校之制，盛莫过于成周，而亦未必无憸壬衰莫甚于元世，而亦未尝无硕士经纶天下者。百司庶务无一时而可以乏人，而能待污莱之田忽嘉谷之生乎？其必别有所以处之者矣。此篇末幅所论，具足为世法也。 论茶法奏状状大臣不达民情，妄建谬议，始终回护，而庶僚希风顺意，不顾百姓疾苦，情事如绘。
论选皇子疏天下大器，帝王大统，付托得人，则三才蒙庥，万类咸若，华夏、蛮貊，罔不蕃祉老寿，否则反是。宋仁宗之不轻择嗣，岂为一己之私哉！然当日宰执、台谏、侍从之臣交章敦劝，而欧阳修此文，益复情致缠绵，忠爱悱恻，抑何社稷之臣多也！仁宗崩，年止五十耳。修疏上，正仁宗富于春秋之年，而修言之无忌，仁宗听之无恨，君臣之间美千古矣，岂非两人皆止知有宗庙社稷苍生而不知有己者乎。世以仁宗为汉文帝、唐太宗后一人而无子，以为天地之大之憾，然亦何憾择嗣得英宗，无愧宗庙社稷苍生，仁宗有子矣。况帝王父天母地而子万民，有宋三百年，人民孰非仁宗之子哉！
通进司上皇帝书《洪范》“一曰食”而“八曰师”，食尚未预储，何言师也？通漕、屯田，自是当时要务，通篇不下万言，总欲丰财足粟以纾西人耳。至论课程之法，课必与商贾共利，方能取少而致多。其辞亦若言利而与言利之臣霄壤者，盖导利而布之上下，本君人者之责也，为国家司课程者，不可不知。若其所云不惜其利以诱大商，则立言不可为训，又欲尽括大商居积之物官为卖而还之，则更迂阔纷扰而不可行也。
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世有谓修之贤而上章论拯，盖与拯不相能者，夏虫不可语冰也。夫修此疏固为朝廷杜徼讦倾陷之风，又使嗣后言事者得白其无他而易以拾遗救失，乃其意中所最保护爱惜者拯耳。曾子寝疾革，一闻童子之言谓“华而皖，大夫之箦欤”，则瞿然命易其箦。曾元不肯易，人子之常情也，而曾子斥之为细人，至谓其爱父不如此童子。曾子之贤几于圣矣，岂其将死犹好奇钓名至此哉？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假使不易，安知不少缓须臾无死。然而曾子不愿者，盖虽一箦之非正，犹舍生取义如此也。今三司使之位，非一箦之细矣；逐人而居之，非士用大夫器物之小过矣。修知爱人以德而已，遑问后世以修与拯为相能不相能哉。善夫蔡襄之疏也，曰：“朝廷增用谏臣，欧阳修、余靖、王素一日拜命，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说不过三，臣请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列，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弗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臣，盖以司过举耳，人主听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之能彰。至于巧者亦然，事难言则喑，择其无忤者，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某事矣，此之谓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及，以挹显仕，此之谓好进。君有过失，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乃不可掩，此之谓彰君过。愿陛下察之。”襄于修辈始作谏官之时，讽上久而勿迁，使之死于是官，岂亦与修辈不相能哉？君子之所欲忠者国耳、主耳，其他又何所惜？襄之知修，必不以不迁官为恨，犹修之知拯，必不以不得三司使为恨也。正人君子之心胸，类非俗士之所为欤！
论乞令百官议事札子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顾又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何哉？曰：军国大事，人人共知而不可秘密者，古先哲王固不特谋及卿士，而且谋及庶人矣。若夫事之未成而定命于几先，则不特无谋及庶人之理，即在廷卿士，自不得人人与闻，以害其成也。嗟乎！偏听生奸，独任成弊。如修所云大臣自无谋虑而杜塞众见者，固以不能集思广益而处置多差。然如修所云下百官廷议，随其所见同异各令署状者，亦归于有治人无治法耳。《诗》不云乎“谋夫孔多，事用不集。发言盈廷，谁敢执其咎”？为人君者傅采其论，则人各欲售其私说，以图其意中所欲得而不顾其它；弃之不采，则人各缄默取容，以听大官之臆决而万口附和。是非卿、尹、旅、牧各得其人，则修之此议亦徒然耳。甚哉！期事之集，必期谋之臧，而期谋之臧，必期才之众。国无贤才，则国空虚。“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蒿目斯世，不能不读修此议而三叹也。
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札子张氏，仁宗美人，卒谥温成皇后。初，仁宗宠张氏，欲以为后。太后难之，乃立郭崇之孙为后，继而见废。世儒谓仁宗夫妇间，未免大圭之玷也。然郭后废而曹后立，史载曹后事迹亦不减女中尧舜，然则其所为张美人，当亦必有取焉，而非仅以色升欤。欧阳修此疏，读者必曰仁宗亦蛊于女色，否则必曰欧阳修彰君之过，而使此文传至于今也。为此解者，不特不识欧阳修，亦不识仁宗。夫床笫之爱，而当时文学侍从之臣得直言无忌如此，非圣贤而能致然乎？ 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元史臣谓真宗英悟之主，而天书一事，吁可骇怪。及修《辽史》，乃知辽俗尚礻几而明鬼，故神道设教，假以动敌人之听，消凯觎而偃兵革耳，然而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贤哉。欧阳修作蜀《王建世家》论，谓自古王者殊祥异瑞并见于五代，而又皆萃于蜀，惑者可以思焉。盖深以为非也。及是澧州献瑞木成文，遂慷慨论列，不顾忌讳。修于真宗之非自欺，而仁宗之必不裕蛊，虽若不相知者，顾其论正而言忠，则可为后世法也。
请驾不幸温成庙札子唐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魏征同升。征熟视曰：“臣毛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矣。”帝泣为毁观。欧阳修请驾不幸温成庙，与征后先辉映矣。夫《咸》、《恒》为后天卦首，古先哲王亦与人同其情，况存亡之际乎。然惟情之无过不及处乃为礼。礼失则情乖，情乖则民志惑。厚于所当薄，即已薄于所当厚，本乱而末不可得而治。故虽一举足，一出言，而子孙黎民之能保不能保系焉。以礼制心，然后能垂裕于后昆。此忠臣志士之所以于其君也。然则太宗之不若魏征，仁宗之不若欧阳修，固若是乎？曰奚其然也。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观影之直，则知表之正，影与表可曰二哉？况善言者出于口而无穷，善行者备厥万而犹阙，言易行难，何往不然？独是臣能言之于君，则匪为言也，乃其行也。然君能听而改之，则言者臣之虚言，听者君之实行矣。千虚不如一实，曷可贬实而崇虚哉？成汤之圣也，曰改过不吝。圣，不圣于无过，而圣于改过。然过之作也，己觉之而己改之，犹未足以云圣人之大心也。惟人觉之而己改之，则天下之人之心莫非其心，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矣。是非太宗、仁宗之所可当也。必也舜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必也孔子乎，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舜与孔子固全之，若此二事，乃太宗、仁宗之能得乎？舜与孔子，百之一而荣莫大焉者也！俗士以征有言即谓太宗不如征，修有言即谓仁宗不如修，是人我之见不忘，而元首股肱之义由以日丧也。
论逐路取人札子观修此疏，知东南文字之盛，自宋仁宗时已然，而解额之不能均，亦复与今一辙。顾尝论之，虞廷之取士也，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周室之取士也，曰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然则取人以言，固属一端，即使文风日正，经学日明，而所为科目出身者，亦止是三代以上言扬之，一未可谓此外必无贤才。况所较者，仅在声调格律时尚之细，以此而欲重东南而轻西北，诚非帝王驭世之大公矣。特是时移势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为“明试以功”，周室之所为“德进事举”者，后世用之益以滋乱。不若科目之法，犹可驱天下，使诵法孔子泽躬于六经，忽不自知其入于义理之域。且其法易以防闲，统百年而计之公者犹得什九，是以不得不专用其法，岂曰经世之士尽出于能文者也。故就文而论，则选额之不可以地均，诚如修之所云。以用人而论，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势有不能因噎以废食者。修有试进士策问取士之法，而极论其难，较之此疏，更为千古确论。
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暴秦焚书，六经亡轶。汉儒掇拾遗言，各立门户，其幸而传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后之功，而诈伪繁兴，亦莫甚于彼时。而于其中敢于诬天蔑圣者，则以谶纬为甚。谶纬之书，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与诈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乐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篡汉天下。盖乱臣贼子之言也，而托诸孔子。然既托诸孔子，则虽以光武之贤，犹不能无惑焉。唐作《九经正义》，犹引用其说。欧阳修疏请削除，见亦伟矣，惜犹未曾抉其底里痛扫溉之，以解后世惑也。夫谶纬之托诸圣言者，为其“前知”也，为其“知天”也。《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顾差若毫厘，即谬以千里。夫天者，理也。叙则为典，秩则为礼，立之为三纲，行之为五常。三纲立，五常行，则人无逆天，物极则长，而所为“生生之谓易”者行乎其间，乾坤于以不毁。三纲颓，五常废，则人物凋丧，渐消渐毁，以至于无而乾坤息。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之所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若夫继周而为汉，汉帝姓刘，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而谓孔子知沙丘崩为汉元王皇后之祥乎？《国语》有之曰：“吾非瞽史，安知天道？”盖盲者业专，其艺必精，故能以数测气，推现至隐。如裨灶、梓慎、京房、焦赣之流，犹古瞽史之遗，见于史氏，代不乏人。然其为术，所为文史星历，近于卜祝之间者，又奚得以六经、《语》、《孟》治天下之大经大法错处杂陈，而谓圣之所以为圣在此也哉？况夫王莽时，刘歆辈所造奸言，直是执左道以乱政，又安可令其托于孔子惑世诬民而莫之正耶？汉承七国之后，圣远道微，言庞事杂，故如所传斩蛇交龙等事，犹与篝火狐鸣一辙。萧、曹辈皆未尝学问，不知正其前失，转艳称于后世。后世惑之，王莽遂乘之以移其社稷当涂，典午更用之以灭其子孙，而辗转相灭。由是讹以传讹，暴以易暴，五代十六国之交，视弑君篡国为天之所命，圣之所记，史臣津津称道之。呜呼！人心若此，几何不入于禽兽也！又如晋王嘉《拾遗记》等书，所称黄帝金支玉叶，武王白鱼流乌之类，谓自古帝王受命之符罔不如是。夫删《书》断自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周孔不述，其诬可知。王嘉辈何能从千载以后而得千载以前之事？其博洽过于周、孔如是也？其为拾汉、魏之遗，诬帝王以神怪，不待明者而决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之所归，是乃天之符命耳。人者，万物之灵也，天地之心也，五和之秀气也。不观之人而观之云物鸟兽，何其荣末而虐本欤！亦异乎圣人之言矣。陋儒不察，遂使谶纬之文述之学校，被之闾阎，虽妇人小子亦同然一辞，其所以为人心之害者，岂细故哉！ 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让子宗实为皇子，是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诏须大祥后议之。二年，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等谓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于是中书奏：王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何称，名与不名。等议宜称皇伯而不名。中书又奏：《礼》与令：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光武，皆称皇考。今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奏。方议，而皇太后手诏诘责执政。于是诏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礼官范镇等又奏请如王等议。御史吕诲弹欧阳修首建邪议，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之罪，固请如王等议。既而内出皇太后手诏，可令皇帝称亲，濮王称皇，夫人并称后。英宗即日手诏曰：“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其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奉祠。”翌日，诲等缴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阁门以告还之，诲等力辞台职。诲等既出，而濮议亦寝。修此疏，当在皇太后诘责执政，而英宗手诏罢议之时也。观宋诸臣所见虽不同，要非若明臣张璁、桂萼谄上希旨为进用阶梯。顾核诸先王“缘人情以制礼，本天性以立则”之旨，欧阳之议自是至当，而当日英宗处置尽善，亦可为无遗憾矣。乃后世犹焉，谓称皇伯之是者，盖以司马温公诸贤并与王同议也。夫君子亦不能无过，有过不害为君子。然君子之过，亦不可从，一以理为断而已。世传朱子亦以欧阳为非，谓其疑于两父，其说曰：“辟若仁宗与濮王俱在世，则为英宗者，可皆称为父子乎？”顾未知朱子实有是说邪，抑门弟子附会之词也？不可考矣。夫所为伯、仲、叔、季者，行第之称。古人伯则曰伯父，叔则曰叔父，无去父而止称伯、叔者。《曲礼》云“五官之长，天子同姓，谓之伯父。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者是也。又如《鲁颂》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诸父”，经籍所载，不可备举，何得谓为二父乎？伯父、叔父、诸父，本生父同义也，独于所继，止谓之父，则亦足以昭重宗之义，合降期之意矣。乃必讳其父之称而称皇伯，何其无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为改者哉？或曰：若然，则不得为人后矣，为人后者人为之，岂天为之邪？曰：固天为之也。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由父视之，则有己子与兄弟之子之分；由祖视之，则均之为孙矣。均之为孙，则天也，非人矣。宋时诸臣，固亦于此有未能脱然者，又哀仁宗大贤而无子，必欲泯濮王之迹以消其余憾，而朝堂之上纷呶不已。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两置之，遂成千秋疑案。有宋君臣是者固无非矣，其非者犹是君子之过也。然而延及明嘉靖帝，诸臣遂执宋臣之议，以死争哭于阙下。帝刚愎少恩，尽收付廷尉，而贤材为之一空。于是佞人虱其间，荧惑张，尽变明代祖宗成宪与贤士大夫风尚，而明亦浸衰而浸亡矣。於戏！士君子持论，揆诸天理民彝之衷，少有偏倚，则其毒流于后世。如此，可不慎哉！
祭尹师鲁文尹师鲁，名洙，少以儒学知名，举进士。宋世古文，洙与穆修实始振起其衰。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练习边事，深晓兵法，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戬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城砦多则兵势分，是以前此屡困于贼，今何可又益城？奏罢之时，戬已解四路，而沪等督役如故。洙召之，不至；代之，不受。乃使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戬论奏不已，卒城水洛。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就鞫，不得他罪。文致之，贬洙监均州酒税，感疾而卒。修祭文所谓“辨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者也。尝谓明刑所以弼教，而察狱所以平冤。汉承秦弊，古义荡然，虽相如萧何，将如周勃，亦辄付系。延至末代，狱吏成风，惟希意指之所向，不揆其情辞而丽以法，转以法就其情辞，意见既立，虽孔、孟不得为完人，而苏、张无所措其舌。矜名节者，恚极而不得辨；达生死者，休焉而不与辨；暗且弱者，呐呐然辨而不能辨；强且明者，喋喋然辨而不听其辨。所以古人画地为牢誓不入，刻木为吏义不对也。以此承君上之意指，则一狱成而万事必有受其害者矣；以此承权臣之意指，则万事隳而宗社亦且受其害矣。贤如宋仁宗，尚使尹洙被文致于狱吏以称于后世也，可不惧哉！
祭苏子美文仁宗逐苏舜钦辈，不使朝士以夸诞标榜相尚，所以维风端习，未为失也。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斯才士不至沉沦，而憸壬一网打尽之策，亦自不堕其术中矣。
泷冈阡表朱子谓韩愈《祭十二郎文》后数百年，而本朝复有欧阳文忠公《泷冈阡表》，其为朱子所心折如此。然以两文较之，其情致悱恻，能达所不能达之隐，所谓喜往复善自道者，则果相伯仲。若夫垂诸万世，使酷吏读之亦不觉泫然流涕者，欧作固专其美，而韩逊不如。子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衣，必见其敝”，盖言有其实斯有其文也。愈固不得无之而空言之，欧之胜者实也。如此文者，所当自朝廷至于里巷，莫不讴吟讽诵者欤！夫是之谓羽翼六经。羽翼六经云者，固不在句训字诂之徒也。
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修与杜衍子书自谓：“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又言：“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作墓表，以此见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尝异，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别一书云：“所记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观修言，作志亦大难矣。凡墓志、神道，皆国史所据以示后世者也。文如韩、欧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则不可以或阙。不可或阙，而又无可信之碑志以为据依，则信史不更大难乎！观修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盖以时俗不能晓信今传后之义，徒欲跻其父祖与圣哲比肩，必铭功悉太公、颂德皆仲尼而后快，不知空言无实之名非所荣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犹可励俗而兴行者，转因繁言浮词致晦昧湮亡而莫可问。迨史氏稽集于数十百年之后，济济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实，茫然无所得。既总无可信，则必以意为轩轾，党其所亲而毁其所怒，甚至苞苴请谒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独泯于当时，而且泯于万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者，岂为一己之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