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实录》辨证（二）
庚子二月，征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至建康。基陈时政十八策，上嘉纳之。
按刘文成以至正十一年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十月辞疾归。十二年以浙东元帅府都事从纳麟哈刺筑庆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从帖里帖木耳招谕方氏，与朝议不合，羁管绍兴。十六年行省复以都事起公，与石抹谋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孙总制处州，分院治于处，以公为其院经历。又辟郡人胡深、叶琛、章溢参谋其军事。用公等谋，尽平处盗。十八年，我兵取兰，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以规取处。石抹遣叶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师。公虽不在行间，然未尝不在石抹院中。石抹盖倚之以谋我师也。《实录》本传云：改行枢密院经历，与石抹守处州，以拒国珍。当是时，石抹与耿泗国对垒于黄龙、樊岭间，其所拒者，非国珍也。国史纡其词耳。《元史》：是年经略使李国凤至浙东，承制拜宜孙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状载公迁右司郎中，李国凤上其功不录，则公之迁右司郎中，亦国凤承制拜之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处，而石抹弃城去矣。公久在石抹院中，其弃官归青田山中，或在石抹未败之先，要亦不甚相远也。李国凤巡抚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师克婺之后，则《行状》《实录》、本传俱云弃官逃归青田山中，以其时考之，当在十九年春夏间，去石抹败时无几也。方孝孺撰《孙炎传》云：上克处，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山中不肯出。炎钩致一二人，录其姓名，为书遣使者招之。而刘基、叶琛、章溢尤为处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侠负气，自以为不当为他人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宝剑奉炎，炎作诗封还之，为书数千言，开谕天命以谕基。基无以答，逡巡就见。炎遂致基于京师。又苏伯衡撰《缪美传》云：处州既下，龙泉、庆元皆平，遂以胡深、叶琛暨刘基入见。处平之后，公迁延避匿，待孙炎辈钩致，久之始入见，非独以仕元日久，不欲轻为我用，亦不忍负石抹也。读《覆瓿集》与石抹倡和诗，公之心事，二百年后，可以想见。《行状》载西湖见庆云，谓金陵有天子气，我当辅之，及上取金华，指乾象示人云云，吾以为皆佐命之后，其门人子弟从而为之词，非公之本心也。《封诚意伯诰》云：朕提师江左，兵至括苍，尔基挺身来谒于金陵，归谓人曰：“天星数验，真可附也，愿委身事之。”于是乡里顺化。《封弘文馆学士诰》云：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然则公之事我太祖，倾心佐命，盖在金陵谒见之后。太祖之知公深矣。为著其梗概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遗书友谅，约为内应。
郑晓《异姓诸侯传》载茂才与友谅书辞云云。当时仓卒致书，战后于敌舟卧席下得之，安得雕刻书尺，流传人间？此郑氏傅会之陋也，今削去。辛丑九月，陶安为黄州府知府。
按《实录》：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员外郎陶安为黄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调黄州府知府陶安知饶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传则云：知黄州，寻移知饶州。徐《集传》云：癸卯，黄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镇之，遂命知黄州。改桐城令，寻移知饶州。谢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与《实录》及本传不合。以《陶学士诗集》考之，自龙凤元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岁有《忆别》之作云：七年同在省东厅。则辛丑岁安未尝出守可知也。癸卯秋从征鄱阳，甲辰守黄州，有“今年春二月，玺书命守土，两日抵其州，又值连月雨”之句，则安以甲辰守黄州，在平陈理之时。当以徐《集传》为正。《陶学士事迹》载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其授黄州府知府，则龙凤十年二月□□日，授鄱阳府知府，则龙凤十年十二月□□日。则安之守黄移饶，皆在甲辰年无疑也。惟徐、谢理所记改桐城令，他无可考。而《学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发枞阳诗》自注云：“时迁往桐城旧县。”又记龙凤甲辰秋九月千秋节，亦在桐城。至闻除代者及召还之命，则云：“年残动归思，客至报除书。海内招文学，淮南起谪居。”又有《腊八日发桐城》诗。则知安守黄未几，谪为桐城令，至腊月召守饶州，乃发桐城也。札付所载授鄱阳年月，与诗悉合。乃知二传之有据，而实录与人传咸有脱误矣。俞本《记事录》：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简较酆永真、陈养吾、博士夏允中、磨陈子初等俱令家人私通敌境，于四沙易盐，及水阳王千户贿选坏法，提至军前，俱剥衣锁项，置小船中，置于黄鹤楼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李君瑞两腿扭一千下，安置桐城县。按《陶学士文集》，甲辰岁守黄未几，谪为桐城令。安之被谪，必以癸卯从征，令家人易盐之事也。俞本所记当不缪。其云俱置黄鹤楼下沉江而死，则当有误。盖主敬但谪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华也。《国初事迹》云：夏煜犯法，取到湖广，投于江。与俞本记合。
壬寅，上驻金陵。曹良臣以所部来附。
按至正壬寅，顺帝二十二年，即龙凤八年也。庚午诏书：持兵负固于两间，可观望而不观望，乃来归者，良臣居其次。黄金《录》以为在金陵、安丰两主之间，非也。太祖方以龙凤记年，开国承制，安得自命两主，如黄金所云耶？当是时，小明王都安丰，张士诚已降元，构兵安丰，与察罕相应，次年即有安丰之围。良臣聚兵立堡，不走张氏而走金陵，此所谓持兵两间，可观望而不观望者也，岂容以金陵、安丰为言？小明王自亳徙安丰，已而为张氏所困。自安丰徙滁，其势日蹙，依吾太祖以仅免耳，岂有方张之势，可与金陵称两大者，而嘉其择主自拔耶？俗儒不达时务，误解诏书，不足采也。
壬寅六月，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来致书。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东，江南震动。我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书相答。已而有张昶、马合谋之来，察罕为之也。上曰：“察罕书辞，欲以甘言啖我。”所谓甘言啖我者，即荣禄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来，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问亦至矣。野史所谓太祖闻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太祖闻察罕死，叹曰：“天下无人矣。”又曰：“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关系岂不重哉！刘辰《国初事迹》大书其事，无所隐避。国史虽多微词，亦不尽没其实。参互之可以考见，辰又云：太祖以孤军独守，别无趋向，成败当听其自然。在后灭陈擒张，信知天命有归。即位后，始图中原。然吾以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归我明矣。呜呼！帝王之兴，岂不有天命哉！圣祖极推重察罕，即位后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后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国珍神道碑》，历数一时群雄，皆直书其名，而于察罕则云齐国李忠襄王察罕，保河雒。其严重之如此，非本于圣祖之意，当时史臣，宁敢轻奖亡国之臣，以干圣怒耶？或曰：圣祖《祭忠襄文》，颇多讥评之语，亦非圣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玉珍破嘉定，尽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 顺帝纪》：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齐遣兵击败之。《实录》本传载在戊戌岁，则相去四年矣。玉珍之绝友谅，称陇蜀王，在庚子岁，而《元史》记于壬寅五月；其称帝改元在壬寅岁，而《元史》记于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云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史》记于壬寅之三月。其错互不一如此。盖《元史》修于洪武元、二陇蜀未入职方之时，而《实录》则平夏之后本其《载记》而存之也。断以《实录》为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达等击安丰。
黄伯生撰《诚意伯行状》云：中书设御座，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公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实录》及本传皆不载此事。是时上方奉龙凤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应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丰之后。于事理为近。刘辰《国初事迹》云：张士诚攻安丰，刘基谏曰：“不应轻出，若救出来，发付何处？”此则文成不奉龙凤之本谋也。
癸卯四月，陈友谅攻洪都。元帅牛海龙、万户程国胜等皆战死。后俱配享洪都功臣庙。
《实录》记戊子之战，与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略相同。但《实录》以为韩成等先战死，张定边方犯御舟。《碑》则以为定边犯御舟之时，成等咸与格斗。御舟既脱，而成等以援绝死之也。《碑》所记比《实录》为核。《实录》又于韩成下脱国胜偕死事，则以癸卯四月误载国胜与牛海龙俱死洪都之事也。国胜与牛海龙夜劫友谅营，牛中流矢死，程泅水得脱，径达金陵，从太祖亲征，死鄱阳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录诸臣，南昌报程与牛俱死，得与祀赠侯。饶州又以国胜死康山事来上，又得与祀赠伯。当时事冗，不暇两相参订也。《实录》载国胜与海龙俱战死，盖据南昌所上国胜死事状也。甲辰立庙，国胜两得与祀，而《实录》则于两庙皆佚其名。后是有建议祀典重复，遂罢程豫章之祀。厥后有司又并罢康山之祀。修《会典》者亦因之，沿袭至今，国胜遂不复预两庙之祀矣。国史失于考核，遂成祀典百世之误，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与友谅师遇于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余艘，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皆死。
高阳侯韩成之死于鄱阳也，定远黄金著《开国功臣录》，以为成当太祖危急时，服御袍对敌自沉。史家竞传之，比于纪信之诳楚。而《实录》纪此战，则云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亦战死。国史故多讳辞，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没而不书，难乎其为实录矣。丰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国胜神道碑》纪其事最详。盖当御舟胶浅，张定边奋前直犯之时，事势惶急。成与国胜、兆先等方左右格斗，及定边中矢，援舟骤进，御舟以水涌得脱，而成等反绕出敌舰之后，援绝而死。然则成等致命之时，定边之势已，御舟之厄已脱矣，宁有代死诳汉之事耶？且康山之役，与荥阳不同。羽围荥阳久，汉军乏食，汉祖计无所出，故纪信画诳楚之策，遂得以乘间遁去。康山之战，两军相持，雌雄未决，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瞀乱，军心尽解，我将何以自固？决机于两阵之间，我知其不出于此矣。《录》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诸臣于康山，以成为首。按《实录》，中书省列进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张志雄之次。《大明会典》载饶州忠臣庙在康郎山，祀枢密同知丁普郎、张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实未尝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则必首祀。成不首祀，则不代死。黄金之徒，并为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后死节之臣，追爵故万户程国胜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体庙祀。盖南昌庙以梁国为首，康山庙以济阳为首，其位次甚明，俗说流传既久，好事者遂造为首祀之言以实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岂不信哉！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谭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学士张元祯撰《重修康山庙记》，犹以丁普郎为首。正德中，御史唐龙刻《群忠录》于江西，成遂俨然首列，而济阳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据此为差次，则舛误甚矣，有识者宜厘正之。
友谅骁将张定边欲犯上舟。舟适胶浅，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俞通海来援，舟进水涌，上舟遂脱。遇春舟亦胶浅，上麾兵救之。有败舟顺流而下，触遇春舟，舟亦脱。
鄱阳之战，开平射中张定边，脱御舟于险，其功最巨。《实录》纪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国胜《神道碑》，其系日亦同。宋文宪开平《神道碑》但记射中定边，而胶沙脱险，则书于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余矣。鄱阳之役，两军相持，我军殊死力战，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则彼以战败归，而我为邀击之师，其大势非前日比矣。御舟胶浅，及开平力战之事，其当在戊子无疑也。又宋文宪《张中小传》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其势甚危险，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按己丑之战，六舟深入，疑陷没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也。《实录》不载，开平《神道碑》亦但记胶沙脱险，而不及深入陷没之事，知《铁冠传》误也。宋文宪记事最为详核，且开平《碑》《铁冠传》共记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错互，史家记载之难如此。
郭英以谨重见信，从攻陈友谅于鄱阳，有功。
郑晓《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传》，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鼓动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按《实录》，上闻张铁冠言友谅死，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以觇其死生。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当是时，友谅之死，我军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来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杨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谅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问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孙玄之请，据其家传次第之。盖友谅既毙，军中流传，或言此出矢于某某。郭氏家传，亦不过载此疑似之词，以夸示后世。而勋遂张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启之也。英既有此大勋，圣祖又亲问之，乃三年论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云南之役，有是理耶？刘三吾撰《陕国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战，戒严所部，人百其勇，友谅计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陕国之事参互观之，则集矢之勋，其不出于营国，亦晓然矣。又按俞本《记事录》云：友谅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从船，而白船已至，箭铳交发，友谅左太阳中箭。须臾陈氏卒泅水报曰：“友谅死矣。”上大悦，谕众曰：“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之功，胜于赤壁走曹瞒远矣。稠人难辨射中者，均给重赏，以劳汝等。”俞本以骑士从征，其记录最确。以此益知文敏丰碑之文，出于傅会，不足信也。按郭勋以贵幸，欲骤进其祖配享，一时诸臣，严词驳正，可谓能举其职矣。诸疏援据虽详，亦多未核。至以永乐间之不得与享为言则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庙，则有愧矣，岂不得进于鸡鸣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沟河之役，曾亲逆成祖颜行。身死之日，赠恤有加，已为厚幸矣，又敢望庙食乎？以此为言，宜勋之不心服也。然则如之何？曰：罢太庙之侑享，而入祀于鸡鸣之两序，斯当矣。
癸卯五月，置礼贤馆。
按刘辰《国初事迹》：杨宪奏朱文忠在金华，用诸儒干预公事。上提等至京，诛屠性、孙履而及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此事《实录》及行状俱不载。以家传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则刘辰所记发充书写之日也。发书写未几，即有儒台之授，又与许元、王天锡俱入礼贤馆。刘辰所记，盖不谬也。而国史以为用文忠之荐入礼贤馆，盖文忠没后，家传特美其词，而国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汤和破士诚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
记杨山之战有二。以为癸卯破士诚兵于杨山拜中书左丞者，碑及本传也。以为甲辰三月击败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者，《实录》也。癸卯则云：逐其将莫将军，获甲首五百级。甲辰则云擒刘文学等四十九人，风船六艘。功次各异，岂两战而各记之耶？抑一战而互记之耶？《实录》与本传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谕德诰》曰：出迎敌阵，夺姑苏之卒千艘；保障东郊，请阳羡之区十载。任于左辖，升以辨章。则辨章之升，以杨山之胜明矣。碑及本传又以为甲辰年，会开平救长兴，超迁辨章，此又与《实录》互异也，按开平救长兴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开平征武昌，下庐州即会宁河讨江西。长兴之役，岂有分身在行间，和与会师合战耶？断以《实录》所载，会长兴侯夹击为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当在杨山之役，不在长兴，一从《实录》，而碑与本传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
胡大海殁之明年癸卯，立庙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国。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庙碑。碑用龙凤纪年，盖甲辰岁太祖为吴王时作也。首称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其为尊称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从王破宣城，所谓王者，指吴王也。所从之王，即我太祖也。不称帝，不称上，而称王，纪实之词也。此后则皆改而称上矣。当是时，我太祖虽专征四方，然犹用龙凤名号，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国，用龙凤之制也。碑所载上闻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赠者，圣旨耶？令旨耶？抑后事而追记之，非当时本称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云云，则洪武改元，革除龙凤之后，史家追改之，断非旧文，无可疑者。家有旧版《逊志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莫糊，剞劂之痕迹宛然，二百年来改窜之遗迹，犹可想见。呜呼！隐、桓之间，秦、楚之际，若存若亡，可为叹息者多矣。姑识之，以质于好学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汤和师克延平，执陈友定送京师。
方孝孺撰东瓯《神道碑》云：师至延平，主帅陈友定怙险横甚，令其副出城降，观望持两端。王虏之以归，东南海上晏然。
按《实录》：友定誓众死守，见势穷蹙，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赖正孙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复苏，械系送京师，不屈，斩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观望持两端，诬矣。赖正孙之降，在友定仰药之后，安得谓友定使之？《实录》、汤和本传，削去此数语，亦以其非信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