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实录》辨证（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壬戌十八日丁丑未时降诞于钟离。
（元天历戊辰，娄宿降灵，高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娄星复明。周世宗征淮，以荆、涂二山，乃濠州之朝冈，有王者气，命断之。有梅族居此，因曰断梅山。后三百年，而太祖出焉。元末童谣曰：“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我太祖定都建康，改至正二十七年为吴元年，实丁未也。
壬辰二月，乱兵焚皇觉寺，上无所避难，甚忧之，乃祷于神云云。
（从《实录》则太祖忧乱避兵，祷于伽蓝神，固守旬月，而后有相招迫胁之事。以《皇陵碑》及御制文集考之，则先有相招迫胁之事，而后祷于神也。宋太祖微时，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丕，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自小较以上至节度使，皆不叶，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晏元献为留守，题诗庙中曰：“庚庚大横兆，謦咳如有闻。”帝王之兴，一何其相类也？
壬辰闰三月甲戌朔，上入濠城，郭子兴留置左右。
（《滁阳王庙碑》云：“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王亲驰活之。”《实录》云：“人以告子兴，子兴遣人追至。”亲驰之与遣人，其缓急则有间矣。《庙碑》为太祖亲稿以授张来仪者，《实录》不据此，何也？
居数月，子兴与妻张氏谋以马公季女妻上，张氏曰：“吾意亦如此。”子兴意遂决。即孝慈高皇后。
滁阳王夫人张氏，次夫人亦张氏。据张来仪《庙碑》，初劝滁阳馆高帝于贰室者，次夫人也。滁阳被械，携二子从高帝奔告鲁淮者，亦次夫人也。厥后女为上妃，生三王二公主。人知滁阳能识真主于鱼服之中，不知皆次夫人启之也。滁阳夫人生三子，皆与高帝不协。而次夫人独能知高帝，且以其子相托。当滁阳信谗疑忌，高帝忧疑疾之时，其所以周旋侧陋，解释间，又可知矣。高帝亲稿滁阳事实，盖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实录》但云子兴夫人张氏，尽没其实，大失高帝之意。余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
按《实录》癸巳夏五月后书云：“彭、赵二帅既据濠州，挟德崖等为己用。是冬，早住自称鲁淮王，均用称永义王。”所谓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阳王庙碑》及《皇明本记》记二姓僭称，俱在壬辰奔濠之时，与《实录》异。以《高帝纪梦》考之，则云明年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上官，以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多凌辱人。所谓当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时势言之，二姓虽草草僭称，亦当在元兵解围之后，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当以《实录》为正。又按《元史 顺帝纪》：“辛卯八月，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往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败，则彭大当与君用俱奔濠。《实录》不书彭大而书早住，又书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阳之后，云未逾月，彭、赵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辞弗往。未几，二人自相吞并，早住亦亡，惟君用专兵柄云云。按《顺帝纪》又于丁酉岁书赵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据淮安，赵僭称永义王，彭僭称鲁淮王。则丁酉岁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与君用并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实录》于早住既亡之后，记上使人说君用，及赂其左右以解子兴，而《庙碑》与《天潢玉牒》俱云：彭、赵东屯泗州，挟王以往，遣人赂彭、赵，得纵归。则又早住不死之明证也。《龙凤事迹》云：先是芝麻李故将赵均用、彭早住据淮安。僭称王。早住死，均用益自专。未几奔山东，依宋将毛贵。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证也。二姓僭称之事，在壬辰、癸巳间者，诸书载之甚确。而《顺帝纪》又载于丁酉岁者，盖彭大既亡之后，早住与君用同陷盱、泗，同据淮安，君用仍僭称永义，而早住袭其父之旧，仍称鲁淮，故《元史》又从而记之也。《元史》称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实录》者，殆未及考耳。己亥岁，君用杀毛贵，旋为续继祖所杀。独早住不知其所终。而丙午岁梅思祖以淮安降，上谕之曰：“汝等多故赵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继归张氏，复食其禄。”则数年之内，君用辈披猖淮、泗间，略可想见。惜纪载阙如，无从援据耳。姑书此以订《实录》之误。
甲午七月，南略滁阳，道遇定远人李善长来谒，留置幕下，俾掌书记。
郑晓《名臣记》云：上尝与善长从容谈论天下事。善长称上豁达大度，类汉高祖，天下不足定也。上因问善长：“卿可方萧何，徐达可方韩信，谁可方张良者？”善长称金华宋濂。上曰：“孤所闻青田有刘基。”按高皇帝是时居滁阳甥馆，名位在诸将之后，安得偃然称孤，以汉高君臣相命？善长典司书记，上戒令勿言诸将得失，遑及其他。龙凤戊戌克婺，上始召见濂，庚子克处，始有人荐基。此时殆未必知有两人也。流俗有《英烈传》，称太祖三顾中山，中山谈经世大略，仿佛如韩侯、葛生。识者嗤之。不谓郑氏通儒，亦剽取俗说如此。又黄金《开国功臣录》，载善长当元季隐居东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诏书，善长挈家草莽，诣军门，俯伏于前。岂隐居高尚者耶？太祖之于善长，一则曰以文吏相从，一则曰知小吏之心。善长之为吏审矣。必欲讳胥吏之名，标隐遁之目，则侯、雍奴，将不得为两汉之宗臣乎？俗儒肤陋，往往如此，宜痛削之。
乙未春正月，上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取和阳。
谨按《太祖实录》：壬辰闰三月，上从滁阳王起义，命为九夫长。癸巳六月，以上为镇抚。乙未春，子兴命上率兵二千规取和阳，上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等数十人径进。中山王之称镇抚，见于此。当是时，中山虽隶太祖麾下，其实属滁阳王部曲。太祖与中山之为镇抚，皆滁阳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皆云一见上，即授镇抚，位诸宿将上。不知乙未之春，子兴命太祖总兵，和阳诸将犹不肯率从，久而后定。中山岂能遂踞诸将之上乎？太祖御制《神道碑》云：命为帅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云命王为将。定建业，始云命王为大将。此可见史家夸大之词，皆非事实也。渡江以后开帅府，丙申为吴国公，以逮于称吴王，凡有拜除，皆出龙凤之命，或如藩镇承制故事。国史多忌讳，皆没而不书。然亦往往有可考见。以太史公《秦楚月表》之意求之，不没其实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冯国用典亲兵，任以腹心。
镏三吾《宋国公追封三代碑》云：陈也先来犯和州，人马三倍我师，以庙算制胜，获其全军。也先死不得，则愿款附。刑牲与盟，饮血而呕，知其怀贰，必不令终矣。其军之投戈环上而寝，悉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侧，竟达曙无他。是后公先陷阵，众乘势崩之，遂禽也先。据《实录》，上悉屏旧人于外，独留国用侍卧榻旁。而镏学士《追封碑》，归其事于胜。当时国用最为上所亲信，周旋宿卫，胜封宋国，诰文犹以国用为言。令侍侧者为胜，则诰文必不独举国用也。胜在开国，其功未得比于常、邓，而与六公之列者，亦以国用故也。安得掠其兄之劳以归胜乎？丙申三月，降陈兆先三万众，择五百人置麾下，上知其疑惧，悉令入卫以安之。及攻集庆，多得其力，而碑以为陈也先之众。也先于乙未六月伪降，已而诱其部曲复叛，至有绐上临军受俘之事，上安得不心疑之，而令其降卒入卫乎？碑又云：是后公先陷阵，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袭我军于溧阳，为青衣兵所杀，未尝有再禽之事，国初诸公记载之文，独镏学士最多讹缪，未可枚举。王世贞撰《冯胜传》，则云：独国用与胜擐甲侍帐中。两人既并侍帐中矣，何云独乎？郑晓《异姓诸侯传》云：上释也先，胜兄弟察其有异志，曲防之，竟不能为害。此皆因三吾之碑而傅会者也。史家曲说如此，并当删去。又按《开国功臣录》，冯国用从克镇江以下，皆镏三吾碑所载胜功次也。丙申七月，上开行省金陵，即以国用为亲军都指挥使。今乃云在克宜兴之后，则缪甚矣。国用既掌亲军，在帝左右，亦无出守御宜兴之理。王世贞撰列传，因《开国功臣录》之误，而又云：兄弟俱授万户，俱进大元帅，国用寻擢亲兵都指挥。以己意杜撰傅合，何所据依？失之远矣。
乙未七月，陈先以众数万来攻太平。战于城下，遂擒先。
太平城下之战，《实录》与宁河、东瓯《神道碑》互异。而《实录》宁河本传，又与《神道碑》合，则《实录》与本传又互异也。参互考之，《实录》则云：上遣徐达、邓愈、汤和引兵出姑孰东迎战，后命别将绕出其后。宁河《神道碑》云：上亲督兵御之，调王与魏国以奇兵出其后。东瓯《神道碑》云：王击其水军，中山、宁河二王由东门转战城北，破其步军，遂擒先以献。以二碑参考之，则从上督兵御之者，东瓯也；以奇兵绕出其后者，中山、宁河也。《实录》所载殊脱略，当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达围常州，张士诚遣其弟九六来援。达设伏擒之。
“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填海欲衔精卫石，驱狼愿假祖龙鞭。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右陈基敬初《夷白集》诗也。基，临海人，至正初以荐授经筵简讨。谢归，教授吴中。张士德入吴，网罗一时名士，延致幕下。仕伪吴为学士，入国朝，预修《元史》。集中所称楚公及平章荣禄公者，皆谓士德也。平章荣禄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国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实录》，士德以丙申二月据平江，秋七月援毗陵。中山武宁王设伏擒之。我太祖高皇帝御制武宁《神道碑》，亦首载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诗，则以为楚公身将楼船百战捐躯之地，此所谓传闻异辞矣。基身在士德幕中，是诗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当为无稽之言。而丰碑国史，简册昭然，又岂宜有错误哉？今年采辑《开国功臣事略》，于宋文宪《銮坡后集》，得《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阴。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张士德出挑战，公麾兵而进，士德就缚。士德，士诚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无锡诸寨。以武桓之碑观之，则基之诗为有征矣。文宪身任国史，奉诏撰此碑，必经呈进。士德之就擒，开国之大事也，安得无所援据，而轻以武宁之功状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缚之下又曰：士德，士诚之弟也。其属词郑重，似有意欲疏通证明之者。余因是而详复考之，则《实录》之误，诚不可得而掩矣。《实录》七月擒张九六，十月，士诚以其弟被擒，遣孙君寿请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刘辰《国初事迹》以为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诚既以失弟而耸惧，其母又以痛子而请和，士诚之遗书，何以了不置喙。高皇帝之复书，则曰：攻围常州，生擒张、汤二将，尚以礼待，未忍加诛。尔所获詹、李，乃吾偏裨，无益成败。张、汤二将，尔左右手也，尔宜三思。我师既擒士德，获其谋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张、汤二将耶？其误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诚兵陷杭州，杨完者击败之。陶九成《辍耕录》纪杭州之役，士德与王与敬偕往。以诸书互考之，则士德陷杭在七月，其败归平江当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误二也。《元史》《顺帝纪》及《达识帖睦迩传》，张士诚为书请降，达识帖睦迩承制令周伯琦抚谕之，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士德已为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则去士诚纳款，已一载余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达识帖睦迩传》，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士德寻为大明兵所擒，则其事在旬月间矣。《元史》之书法甚明。其误三也。士德以好贤下士，创造伯业，如王逢、杨维祯、杨基者，颂慕之辞，久而不替。不独陈基辈流召致馆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吴，七月就缚，居吴不及半载，又提兵往来三郡，无须臾之暇。士德虽有过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误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开藩之三月，令部将王左丞晟书使踵海上招至吴中，以予避地无锡，说晟劝张楚公归元，擢淮省都事。予辞不就。逢他日游昆山怀旧伤今之诗，亦云：“桓桓张楚国，挺生海陵鄙。玄珠探甓社，白马饮浙水。三年车辙南，北向复同轨。量容甘公说，情厚穆生醴。誓击祖逖楫，竟折孙策棰。天王诏褒赠，守将躬岁祀。”士诚之归元，其谋皆出于士德，逢以元之遗老，与有谋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为俘虏，逢虽欲缓颊，何以自效？其误五也。《元史》记丁酉岁士诚屡为杨完者所败，然后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谕在八月。则士德被擒时，归款之事已定矣。《实录》谓我欲留士德以诱士诚，士德间遗书士诚，俾降元以谋我，故诛之。国史既误记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谋降元之事，故曲为之辞，非事实也。其误六也。由此言之，则士德被擒之事，断以赵武桓之碑为正，而《实录》之误为无疑也。予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阴州，攻尝熟，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皇明本纪》云：明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皆与《武桓碑》相合。湖桥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为舟师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见其处。《本纪》曰宜兴，传写之讹也。又考《实录》，丁酉七月丁丑，徐达兵徇宜兴，取常熟，击张士诚兵败之，获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众。《武桓碑》记攻常熟在丙子，《实录》纪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达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领军先锋听大将调遣，常熟之兵，亦听武宁调遣，遂没而不书。独于取尝熟下，脱士德就缚之事，则以丙申误记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传讹者，盖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张、汤二将军，十一月又擒其枭将张德，用兵之际，羽书交驰，奏报错互。流传既久，即圣祖制碑之日，亦止据一时功状书之，未及是正耳。《平吴录》载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为无据。其他纪录载纷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异同，必取衷于国史，而国史多不足信。至如开国元勋之碑，出自御笔，传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伦亻疑，而犹或未免于传疑。史家之难，岂不信哉！余以万历戊午读《夷白集》，怀疑胸臆，如有物结啬（者。迄今数年，排缵鲜剥，稍有条理，乃敢次第书之。未知后之君子，其以为何如也？天启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杨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汪同来降。
（徽州城下之战，宁河《神道碑》记宁河与越国同事，而《实录》本传从之。胡越国《新庙碑》记此战专属越国，而《实录》从之。按：是时宁河守徽州，越国进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宁河以守将御寇，而越国还兵合击之。则此战两公共事无疑也。碑载是战在十月，《实录》在七月。考程国胜《神道碑》，国胜以是年十月从卫公战败苗军。则当以十月为正。奏报偶异，史家之参错多矣。又按《实录》，七月丙申，杨完者率兵十万欲复徽州，胡大海还师与战城下，大败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帅汪同等诣雄峰翼降。《国胜神道碑》载同与国胜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战，国胜已在行间，则较《实录》所载，盖大相矛盾矣。考宁河《神道碑》，城下之战，在是年十月。盖宁河、越国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战则在十月。惟战在十月，故国胜既降，遂得奉宁河调遣。如战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则绝不相蒙矣。此可以订《实录》之误，当与《宁河事略》互观。
己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孙间道来降。
《实录》：处州守将石抹宜孙遣元帅叶琛等屯桃花岭诸要害，胡深守龙泉，以拒我师。至是深叛。宜孙间道来降，且言处州兵弱易取。大海大喜，即出军与耿再成合攻之，遂克处州。按《神道碑》与《行述》，深出见大海在克处州之后，而《实录》则以为深间道来降，乃献谋取处州，此大异也。以《实录》本传考之，似当从碑与行述。胡公受石抹公国士之遇，既解甲内附，而又献谋以取处州，此穿窬小人之为，而谓君子为之乎？苏伯衡撰《缪美列传》云：上至金华，美从胡公大败处州胡深元帅军梅花门外，遂至菱道，尽获其辎重。金华遂降。己亥十一月，复从胡公击处州，军据矾岭，其地险隘，众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梃，鱼贯奋击，夺其壁以入我师。守将石抹参政弃城而窜。分兵略定浮云，得元帅叶琛使谕元帅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时自附，将谁与﹃力？且去年尔之众战而大败，今年我之师不战而胜，则天意亦可见矣。与其阻险偷生旦夕，孰若改图，可以保富贵也？”深然之，出降。龙泉、庆元皆平。遂以胡深、叶琛暨刘基入见。内出银碗文绮赐之，而遣还金华。按伯衡记缪美说降深事甚详，其在处州既下，石抹弃城之后彰彰矣。石抹既遁，深不得已来降，岂有背石抹来降，复献计取处之事哉？此可以证《实录》一时之讹，白仲渊千载之诬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诸将奉上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
《实录》：丙申七月，上取台城，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今考之，误也。是时置江南行中书省，亳都升上为行省平章。己亥五月，升行中书省左丞相。辛丑正月，乃为吴国公。俞本《记事录》次第载之甚详。据辛丑十一月叶子奇上书于孙炎，有曰：丞相以雄杰之才，绍开中兴之运。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犹赍行省平章宣命，则丙申之未开吴国，断可知矣。汉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称，光武初徇昆阳，但循太常之号。帝王之兴，岂以区区封爵蚤晚为重轻哉！史臣于是为无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