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舱的旅客中最使我注意的有三位黑衣僧。从上海启行时，那位高个大胖子意大利籍的教士我已经同他谈过一回，到香港时又上来二位，一高，一矮，而且一位是七十多岁的德国老头，一位是不到四十岁的匈牙利的壮男子。
他们的服装，举动在同等舱中自成一派。他们不好与别的客人联合，而那些商人，学士，专员身份的旅客也同这三位合不在一起。每天清晨与晚饭后船面上散步，谈话时，他们常聚在一处，而从香港上来的两位尤为接近。
因为那位意大利教士在河北住过八年，中国话说得不错，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由他便认识了那位德国的小老头。于是在不是属于教派的旅客中我同他们扯谈的时候不少。这位德国小老头的名字叫做亥买耳（T. C. Hiemer）在高丽传教二十一年，这是他头一次返回他的故国。他对于欧洲情形生疏得很，欧洲大战的惨酷与战后的种种变动一切都与他无关。在高丽的一个小县城中他过着如同隐士般的生活，除卻照例劝教，宣传福音，祈祷天主之外，他倒是毫无挂碍。在这三位黑衣僧中间他是最有意思，而且性情最好的一位。身个很矮，比我还低半头，头颅与眼鼻都小，长细的下胡愈显出满脸的神秘气。一只烟斗不离嘴边。
没有事便在船面上看海，轻易不向藤椅上平直地躺下。一举一动都带着庄严的表示。二十多年的神秘生活把他的精神全凝固于另一个世界之中。许多传教士从欧洲远来东方，自然有大多数的人是为了生活，可是教育与环境也能把一小部分的教士变成了“殉教者”。人间的幸福，他们屏弃了妻子、财物的慕恋，打开了荣华、名利的关隘，以“天主”为依归，以白热的心情作教义的传布。虽然我们对于宗教只管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对于这迷信神权不重人治的思想不能赞同，然而一个人具有那样的精神却也不能不令人想到“神道设教”的用意。
我与这位德国小老头格外相熟还另有一种关系，因在船上很有闲工夫，我商得他的同意，每天午后请他教我德文。一点钟的学习，是在午茶之后，我到他住的房舱中去，难得那么热的天气他却不烦不厌地教我。他的英语能以达意，但他每天早上还从那位匈牙利的教士学英文。匈牙利教士在香港一个教会中学教英文，话说得很流利，德语也讲得好。加上意大利人，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是船上的特别办法，知道这些神父们另有他们的习惯与诸种仪式，所以不与别人同房。
每天亥买耳除却教课之外总与我谈上一小时。天空，海阔，什么事都说，因此我也得到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本来船上的生活容易感到烦闷，他们不看纸牌，不弄种种玩意，不游泳，不跳舞，不是更为干枯么？然而读书以外他们却有他们的忙碌：一天至少有两次在屋子中作祈祷，每逢礼拜几还合起各等舱的教士们作大弥撒，余外的时间是散步，吸烟，谈天，看报。
一般船客，似有一样心理都不大高兴同他们交谈。本来无足奇异，西洋人中——除却几个印度、锡兰的商人、学生之外——有几位是各国殖民地的小官吏，还有三四个奇装异服的女子——有时披着肥大的印花绸大衣，有时上身只穿胸衣，下边是肥管的花绸大裤。这些人神气自然不同，教士们也看不上眼。有了孩子的父母更与他们合不在一处。中国人另是一派，所以这三位黑衣僧很显然地自成一个小团体。因为意大利神父英德话都不大懂，从香港来的二位又不会中国话，虽然拉丁文可以通达他们的意思，终不十分便利。往往德国的小老头与高个的匈牙利人倚着船舷低声谈话，意大利的一位便来回在甲板上走步。
据我的观察，他们老是过着那么单调的生活，日子久了把他们的精神也完全另纳于一种人生的范畴之中。所以凡是多年的教士无论他们是真纯的信仰者或是虚伪的教徒，如果过那样的生活久了，总有他们的心理变态。其言谈，行动与一般人迥乎不同。有人说，中国的尼姑，外国的姑奶奶们，（在天主教之Sisters，中国教徒以此俗名称之。）都有她们的特性，女子如此，男子也不能例外。我们读中世纪关于教会中僧侣的故事可找到许多证据。一个人尽着在一种迷信、神秘的岁月里混去，把原来的一切人生应有的欲望被某种强力抑压下去；硬把他的灵魂嵌于某种的定型之中，自易造成特殊的性格。冷静与热烈，残酷与和善，皆能随了他自己的个性发展出来。这与老处女或终身的单身汉事同一例，加以宗教力的逼迫与诱发，便变成另一样的人生了。
不止是关于性一方的强制，其他事亦可由此类推。宗教中不乏令人惊异的牺牲行动与反常的事件，自然，由于感情的激动也许可以撇开平常的是非，而使一个人有不自主的大力去敢作敢为，根本上须有坚固的信仰力。世界上重大的事件，能够聚合着不可抵御的力量，作出平凡人在素常日子里不能干的事情，其间不可少的便是“信力”。没有这点东西是不会有成的。只是坚持地信仰，它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与提起另一样的企图，另一样的热情，向另一个世界投入，因之便把一个平常的人生观念也完全变更了。信力不止限于宗教，然而宗教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具有伟大与难解的魔力者亦在此点。
我遇到的这三位神父从他们的个性看来，给我一个很好的推证。人终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某种意识总能支配他的生活，社会中的阶层——广义的说法——不是一时容易消灭的，真的譬如染丝“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因有所染方能成“采”；因所受的不同遂区分出无穷的人间味。这是现在无可奈何的分别。除非是将一切的不平都消灭了去，或者是到一切毫无差别的世界。
意籍神父的高傲，匈牙利人的孤僻，与德国小老头的和气，笃实，这是实在足表现出他们的个性的。然而除却那特有的个性之外，他们受思想与环境的迫促，却也有他们的相同之点。
我常想：宗教生活使人容易有极端的出入，说一句浅近话就是能救人亦能杀人，能使人十分冷静也能使人热情激发，因此一般常过着严肃规律的宗教生活的人，其性情，行为，必与普通人不一样。“槁木死灰”是一例；“恍惚有象”是一例；“救苦救难”又是一例；“在血中受洗”即认为与耶稣为一体，饮葡萄汁，吃面包即以为能入“圣道”；或是遁居沙漠中以祷告度日，或是用铁练自缚那样的苦修。然而在相反的一方，正是“一手持剑一手持经”的宣传；借口“三位一体”与崇拜“救世主”的标语争夺政权，滥行威暴；或为军国势力作先锋，造成自己人的特别社会层……许多事实不胜枚举，世间的一切事，利与害总是相对地存在。人性绝不像空想家想的那么简单，宗教在过去的历史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关系所在不是几句话可说得清。因为遇到这三位黑衣僧，我便常常想到这些问题。
说是黑衣僧，但自经过南洋时他们黑色的瘦袖宽摆的大衣也脱下了。意大利神父完全中装，白布的小衫裤，与白布大褂，白袜，青鞋，真是道地乡下人的打扮。他曾笑着对我说：“你看，你们穿西洋人的衣服，我是西洋人却穿中国衣服。”这是有趣的对照，我与他便只好“相视而笑”，说不出什么理由来。
我因为一到欧洲便须先踏上意大利的国土，所以偶有与这位神父谈话的机会，便问问意大利的名胜，风景，他总是说：
“体面得多啦！……体面！比中国好看的地方还体面！……”
后来我游过威尼斯、罗马，艺术之城的佛劳伦司，我知道这位教士并不是徒自对外国人说谎话。建筑，雕刻的伟大与美丽，够得上“体面”二字的夸语。
他住在中国北方多年，一切的民间情形他知道的很多。他也很了解中国新青年对于宗教的态度，所以他与同等舱里的中国往欧洲去的青年与中年人都不接近。关于宗教的话更是一句不谈。我偶而问起他在那边传教的情形，他只是约略答复。他完全明白与所谓新知识分子宣传教义是毫无希望的事。他的活动须到中国的乡村中去。他的生像完全是理想的教士型：绕腮胡，广颡，深目，冷淡的表情，沉默，一本《圣经》老是在他的肥大的右手之中。
从语气里露出他这次回去不十分情愿，因为他的上一层教会管辖者调他回国。或将另派他到别地方去。他略有点踌蹰，他是高兴重回到易县，涞源各小地方，利用他的中国话使许多人皈依天主。除却这几句话之外，关于教会中的他事他不愿多谈。
常常是在餐厅中，甲板上遇到，日子多了，我与这位颇见高傲的神父便不能再说什么。
匈牙利人的模样确有一部分像蒙古人，黑黑的肤色，健壮的身体，棕黑色的眼珠，圆下颏，无论是他自己在散步与读书，时时有避人般的举动。虽是极为闷热的气候，上午或下午，在甲板下的稠人之中总找不到他。我有点好奇，便由上层到下层各处转，有时遇到他。大约他总找一个角落——人最少或者那一时没人去的地方，他坐在椅上看书，有人去或是人渐渐地多了，他准得离开。一路上他没曾脱过那件圆领的单青袍，没穿过短衣，可也没戴过一回帽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银光涌漾，众星在空中分外明丽，那正是旅客们各自寻乐或眺望的良时，匈牙利人往往约着德国的小老头在上层甲板的船舷边，或是在船头的绳索中间低声密谈，而意大利神父向来少加入，也许是由于言语隔阂的关系？
不过我最不赞同的是这位匈牙利人的孤僻，甚至是隐秘似的态度。高傲，不愿与人说话，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位教土先生有时候确令人不很满意。一天午后，在往吸烟室的楼梯上口遇到他，他忽然很殷勤地招呼我往上层甲板去。问我一种算学上算账用的英文简写，我说，“真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如何写法。船上有英国人，也有经营商业的别国人，你可去问他们。”
他不肯去，反而请我代他去找人问，我想这真是怪事，也许他与那几个人一句话未曾交谈？我以为这并不是难事，也不是可耻的请问，我与一位波兰商人认识，他许知道？其结果我竟然替他问了，完全告诉他，他方照例地满口称谢，但是以后见面又不多说话了。求人时的态度与平日的冷淡不是很好的对比？他与意大利人的大方不同，意大利人即使坐在稠人之中一样读《圣经》，吸雪茄烟，仰首看天，行所无事。而这匈牙利的教士却居心要躲开人群，居心不看指甲上染着蔻丹的女子们，居心逃避留声机的歌曲，这又何苦呢。
一副圆大的黑眼镜常常架在鼻梁上面，也许他患着深度的近视。恕我说句对不起的话，每看到他的黑眼镜与黑僧衣，使我奇异地联想到曾经看过的一张什么《科学怪人》影片中的僵尸复活。——但，这不是恶意的联想。
使我在他们三位中最感到深沉的还是德国的小老头。他静默，却没一点高傲，也不孤僻，更不是居心要保持着什么态度去隐蔽自己与对付别人。如果说是对于宗教的“道”。有点相当修养与认识的话，这老人是很够格的。他勤于用功，每天学深一点的英文。他愿意多知道事理与学问，每逢教完一小时的德语之后，便问我中国的情形，孔子的思想，以及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效果。他也把在高丽小县城中的经历告我。他脸上老是那么平和与稳静，不躁，不傲，也没有一点虚伪做作的表示。
对于一切，他没有什么思虑也没有奢望。人生的精炼与幽暗地教会生活的陶冶，把他由少年引到老年，也把他变成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自然是“火候纯青”了，如唱旧戏的角色，熟练得日久了不需装扮，忸怩，也没有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角色的想法。宗教中人能到此地步已非易易了。记得圣陶兄所作的《法味》文中似乎与我有同一的见解。的确，一个人能以“干什么像什么，”这是一种起码的人生态度。世间的混乱多半由此起始，连“干什么像什么”都不能，那便是人人以假面具互相欺骗，互相播弄，于是世间遂没有认真的与可以认真的事情。
亥买耳先生用他的平静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他没有愤激的表示，也没有虚浮的感慨。他更不觉得他在人群中有什么特殊使命。至于烦闷，不满，或对于将来怀抱着了不得的希望的事，我与他相处二十余日，我敢保证他是毫不在乎的。
每教我读德文，哪怕是两个字母的拼音，稍有不确，他必须命我再三地重读。无论如何热的天气，照例午茶后他准在舱中等我。有一天他向我要了几十页的白纸，说是自己带的用尽了，我问他：“是写日记么？”
“不是，写点在高丽布教的详情，预备回去作报告。”
我送过他一包由上海冠生园买的早茶饼干，两枝由哥崙布买的雪茄烟，他十分欢喜！实在，他或者不觉得，我确以为他在这船上过于寂寞了，除却在神父们的三人小团体中几乎没有人同他谈话。他对于往欧洲去的旅途，与到意大利后怎样往他的本国去，也一样是异常地生疏，有时与我讨论及此。
只有一本是匈牙利人的英法德意四国文合璧的小书，作为我习德文的课本。然而每天一早匈牙利人还得用它教这位小老头。于是我每天得抄录一遍。在船上确乎不是好好用功的所在，但先生教授的热心使我不能不提起精神习读。他有时讲到英德文的异同，颇感兴味，他认为英文拼音最为困难，虽然他看英文报纸并不费事，却不因此减少了他的学习的热心。
“我在高丽很安适，那地方的一切我都熟悉。高丽话自然能讲了，你记得——二十一年！那时我不过三十多岁呢。世间哪里不是有好人的地方，我曾没觉出这里啊那里啊有何分别。我只是走过香港，没工夫到中国看看……”
“很希望你由德国再回东方时到中国走走。”我说。
“我也盼望，但不是容易的事。一定得再回高丽，用不到一个年头。我有在教会中的职务，限于时间，地方，到中国虽然很近，却不容易！”
我曾诚恳地大致说过教会在中国的情形，与一般人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他听了却也相信。他明白传布宗教的人不全是如理想中可靠的信徒，他更明白教会的职业化的弊病。因为相谈的时间久了，他渐渐明瞭中国何以是非宗教国家的由来。对于佛教他似乎知道的不多，很高兴地找我解释给他听。可惜我也是门外汉，只能将粗枝大叶的我的佛教观告诉他，他觉得很有兴趣。对于德国的文学他赞同哥德的伟大作品——《浮士德》。至于谈及叔本华，或尼采的哲学，他有点茫然了。这两个哲学家的名字对他比较生疏，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不是研究思想的人，也无暇去读他们的著作。
三个人住的房间中在洗脸台的木架上有两枝细长的白烛，不知从哪里来的？大约在每日定时的祈祷准得燃着。本来最初耶稣所创的宗教并没有什么神怪之论与繁琐的迷信仪式。他不过是一个极穷的木工之子，富于人道的理想，藉其充实的人格往来各地宣布教义，少有神秘的色彩。及至他在十字架上殉难以后，他的门徒们却把他神化了。于是种种异说，种种奇迹，毫无根据地宣传出来。于是神庙，祭坛，祈禳，因果，关于近乎原始宗教的仪式都扮演起来。什么“耶稣不死，耶稣复活”，以流血为禳解，以舍身为殉教，种种提倡都有了。而最重要者则为祭坛。有此而琐琐的礼节，仪式，职分，都随之俱生。燃白烛以祈求光明，以烛光为火之表示，直到现在，凡是天主教堂行祷礼时无不燃此熊熊烛光。这是所谓僧侣，所谓神父们必须遵守的礼典。与佛教徒对于佛陀以香花献礼是相似的宗教仪式。
以为在二十世纪，两万吨通行欧亚的大邮船上居然有燃两枝白烛作祈祷时的点缀品便觉得奇异么？其实在欧洲各大城市里，虽然看街面上与人家的设备全然是科学的功能，飞机在空中载客，无线电台传播着迅速的消息，大工厂中有种种征服物质缩短时间的机械，办公室中利用着隔了海洋便能谈心的话机，然而那些大礼拜堂中却仍然有披着法衣高声诵经的僧侣，与诚恳的听众。而若干枝白烛在森严阴沉的祭坛上照出幽幽的亮光。人间自原始以来便是充满了矛盾的现象，到所谓科学昌明的现代仍复如此，不过是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我每每见到这位德国的小老头，无论是在餐厅或吸烟室中与甲板上面，便想到他在数十年中把他的精神耗费于拉丁文的修习，《圣经》的记读，解释与讲说上，而与他常常为伴的却只是几枝白烛的明光！人生，自然因为各个人的环境与命运——就说是命运吧——的造就，逼迫，走到各自认为没法逃避的某种生活的方式之中，一天一天地打熬着，便由习惯而成自然，由服从而认为是必要的规律。拘束于自己的狭小的笼中，自找慰安，自说真理，这正是人类的苦痛吧？然而这种种不同的苦痛的束缚有多少人能很容易解脱开？
然而，无论如何，这位纯实笃敬的德国神父，我每逢同他说话，总不期然而然地对他有点佩服！无关于宗教，更无关于什么理想，至少他是实在“干什么像什么”的人。行所无事地信实态度，与平静欢喜的人生观。他自有他自己的理解；虽然这理解不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刀，可以任凭你在何处用，用在什么东西什么时间上不会缺折。我与宗教的信仰隔离得太远，与一般讲神的信士们尤少关系，然而在这同等舱的旅客中间，他却是很引起我的兴味的一个。
一样是职业的宗教者，那意大利教士，我对他很泛泛。至于孤僻的匈牙利人则使我有情愿“远之”的感想。
一个热心的传道者，一个宗教的隐士，他难以了然于现代复杂的生活与毒狠的人心，因为他把他的一生沉没于教义之中，努力自制，行其所信，反而将当前的世界看得过于简单了。
然而他有一颗简单而忠实的心，这是我能够保证的。
同一的职业，却没有同一的性格与心情，同一的信仰也会有种种差别。
这不是人间的多面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