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当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爱民，亦有容纳士大夫一二见道之语，然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元以兵力显，试观《元史·兵志》，止有金军、补军、调军、遣军之法，别无养军、练军之法，是仍裹胁趋利之故技，其它非所问也。元以兵耀万古，于兵之无制度且然，其它刑罚、食货，一切苟简，所谓无规矩而信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无六律而任师旷之聪者也。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过差，遂各得数百年。明祖开国规模，惟《纪事本末》立有专篇，欲录之不胜录也，且即尽录之，亦尚未足见太祖制度之真相也。史载一朝之制度，各为专志，古人言：“读史要能读志。”此说是矣，然即读志而仍未能了然也。今于明祖创意所成之制度，于史志以外，略举他书，疏通证明之，见明祖经理天下之意。以一二端为例，学者可循是以求之。
国之兴亡系于财之丰耗，阜财者，民也；耗财者，军也。此就经制之国用言。若夫无道之糜费，如土木、淫祀、私恩设官、后宫滥赏，一切不如法而人人知为弊政者，不在议论之列。先言民事。
《食货志》：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其视户籍之重如此。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一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
按此段又见《范敏传》。为敏所定之法，文字略同。惟文意当申言之，云：“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又云：“黄册年终进呈，岁命绐事中、御史、主事等官厘校讹舛。”则十年造册，乃年年有所更改，阅十年而清造一次，非十年中不动也。其后黄册为具文，自指太祖以后。当太祖时，户部与司、府、县均直管此册，并郊祀荐天。黄面以充御览，遣科道司官负厘校之责，若有发觉飞洒诡寄之弊，干连者众，并且常在御览之中，夫子视此为国本，荐于郊祭。其后，造册之制，由清袭用而延至于今，惟黄册早为具文，已浸失太祖重民之恉矣。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帝以郡县吏每额外征收，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为粮长，专督其乡赋税。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八年十二月，并定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徙者，许纳铜赎罪。
按明粮长之制，屡革屡复而终革，原其为制，非永制也。始以定里长之法而革粮长，以里长代之，旋又复。景泰间，革湖广及江北各府及福建等处粮长。自都北京后，南粮运道太远，宣德间改军民兑运，民运止达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粮长更无召见之路。后来非官累粮长，即粮长扰民，革之犹不尽，时时赖臣工条列其弊，以禁令为之补救而已。然在太祖定法，则以此为天子自与人民亲接之一端，见之史者，如《孝义·郑濂传》，濂以粮长至京，帝问治家长久之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言。”帝称善。据《今言》，洪武时又有诏天下民年五十以上来朝京师，访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则宴赉而遣之。自是来者日众。二十六年，诏免天下耆民来朝，则见《本纪》。此则来者任其自愿，不用其言，亦邀宴赉，其来遂无限制，久而不得其益，乃罢之。此皆惟太祖可行之制。充太祖亲民之意，不欲专就选士俊士中求言，绝非后来帝阍难扣之象，而一时浮收中饱，惠泽不下之弊，早不禁而自绝矣。
《元通鉴》：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辛巳，吴下令禁种糯稻，以塞造酒之源。
洪武元年，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九年，定布绢与米麦相折之价。
按此用《食货志》文。据《杨思义传》，为思义任户部尚书所请定。当时四方军事正亟，而劝课之为尤亟如此，乌有听其荒废或任种有害之物之理。
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纟由纱绢布；务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纟由纱。出《农政全书》。十八年，谕户部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业本必先于黜末，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于是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织而万夫待衣，欲民之毋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出《洪武宝训》。
按阜民以节俭为始，治世皆然，何论国难。但必非在上者以奢导民，而徒以禁令束民所能使其耳目归一，不自厌其质朴也。姑就《纪事本末》所载者证之，至正二十六年时太祖尚称吴王。六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因谓侍臣詹同等有曰：“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十二月，以明年为吴元年，建庙社，立宫室，已巳，典营缮者以宫室图进，太祖见雕琢奇丽者命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圣，雕峻而亡。吾节俭是宝，民力其毋殚乎？”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癸卯，新内三殿成，曰奉天、华盖、谨身。左右楼曰文楼、武楼。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序列，皆朴素不为饰。命博士煎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舟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侈丽！”言者惭而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蕲州进竹簟，命却之，谕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无玩好之饰；今蕲州进竹簟，未有命而来献，天下闻风，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献。”八月，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特命以铜为之，有司言：“费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十月甲午，司天监进元所置水晶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上览之，诏侍臣曰：“废万几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先是至正二十四年，平汉后，江西行省以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耶？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穷奢极侈，安得不亡？”命毁之。十二月已巳，上退朝还宫，太子诸王侍，上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观之所，诚不忍重伤民力耳，昔商纣琼宫瑶室，天下怨之；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国富民安。尔等常存儆戒！”六年十一月，潞州贡人参。上曰：“人参得之甚艰，毋重劳民，往者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朕俱止之，国家以养民为务，奈何以口腹累人？”命却之。凡此皆洪武初年之事。太祖惟率先恭俭，而后立法以整齐一国，则人已以朴为荣，以华为辱矣，况复有法令在耶！其中如毁元宫刻漏一事，此亦中国巧艺不发达之原因；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发展科学与世界争长，惟机巧用之于便民卫国要政，若玩好则仍禁之，固两不相悖，决不因物质文明而遂自眩其耳目。
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黄册之制，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于是以鱼鳞册为经，凡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凡赋役之法定焉。其有质卖田土者，备书其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于是始无产去税存之患。
鱼鳞区图之制，为田土之最要底册，明祖创之，清代仍用，然在江南则有之，江苏之江北即不能皆具。要之，此法沿自明代，今各国之所谓土地台帐，即此法也。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所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当时未措意科学，而尽心民事者自与之暗合；苟不勤民，即科学发达，人自不用，此以见政治科学即由勤政精思以得之耳。
又以中原田多荒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余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设司农司在三年五月，时中书省犹未废，故志文如此。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
以上两节皆《食货志》文。再证以列传中事实，《循吏·方克勤传》：洪武四年，以方克勤为济宁知府，时中原初定，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民以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盖虽有诏，而奉行仍赖良吏，惟贤有司得行其志。可见诏旨未尝不信，但吏奸宜戢耳。至二十六年而奏大效，殆仍以贤有司不易得乎？克勤，方孝孺之父也。
观明祖之劝课农桑，作养廉俭，已足藏富于民矣。夫其军事方亟，大军四出，取天下而统一之，华夏略定，又有出塞大举，加以百废待举，建官署，设兵卫，坛庙宫殿，城垣仓庾，学校贡举，颁爵制禄，时当开创，虽洪武中叶，兵事粗定，而需费浩繁，取于民者似不容缓，且当时专仰田赋，盐法则借开中以代转运，不为努项之所取盈。乃自吴元年起，陆续免征，正在军事旁午之际，至十三年，并普免天下田租，其余部分之蠲免，且有一免累数年者。盖足国之要在垦土，有土此有财；丰财之要在自克其欲，移挥霍于私欲者以供国用，则虽用军之际，不但军给而并时时有以惠被兵之民，此为定天下之根本。兹汇举明祖开国时蠲赋之事略如下：
至正二十五年，常遇春克赣州。汉将熊天瑞守赣，常加赋横敛民财，及其降，有司请仍旧征之，太祖曰：“此岂可为额耶？”命亟罢之，并免去年秋粮之未输者。《元通鉴》。
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乙未，谕中书省：“太平、应天诸郡，吾创业地，供亿最劳。”戊戌，下令：“免太平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
五月，令：“徐、宿、濠、泗、寿、邳、东海、安东、襄阳、安陆等郡县，及自今新附之民，皆复田租三年。”
六月戊申，赐民今年田租。自五月旱，减膳素食，及是日大雨，群臣请复膳，乃有是令。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谕中书省臣曰：“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其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以定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
按此出《纪事本末》。据《明史·章溢传》，处州田赋，以军兴加至十倍。至是复旧。又《刘基传》，处州粮复旧，视宋制犹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太祖曰：“使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处州非浙西也，元之浙西道廉访司辖杭、嘉、湖、严、苏、松、常、镇、太各属地。《食货志》：“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杨宪为司农卿，又以浙西膏腴，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赋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志文如此。盖至是始遣铸等往核，其后迭有轻减，而至今犹为田赋独重之地。太祖以喜怒用事，是其一失，然究是对于偏隅，其大体固能藏富于民，深合治道也。
二月乙丑，命中书省定役法。上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恐役及贫民，乃议验田出夫。于是省臣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其田多而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
按此为古法。地与丁皆民所应输于国，至清代康、雍两朝，摊丁于地，始不复计丁，而人口亦愈难统计矣。
闰七月，诏免吴江、广德、太平、宁国、和、滁水旱灾租。
二年正月庚戌，诏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乱，帅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勘定。用是命将北征，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顷者，大军平燕都，下晋、冀，民被兵燹，困征敛，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予蠲免。河南诸郡归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师过其地，是以未遑。今晋、冀平矣，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又诏曰：“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去岁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诸郡及无为州今年租税。”
三年三月庚寅朔，诏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及浙江、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是月戊戌，蠲徐州、邳州夏税。
四年正月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灾田租。二月，免太平、镇江、宁国田租。五月，免浙江、江西秋粮。八月甲午，免中都、扬州、淮安及泰、滁、无为等州田租。十一月，免河南、陕西被灾田租。
是年十二月，汉中府知府费震坐事逮至京师。震，鄱阳人，以贤良征为吉水知州，有惠政，擢守汉中。岁凶多盗，震发仓粟十余万石贷民，约以秋成收还，民闻皆来归，邻境民亦争赴之。震令占宅自为保伍，籍之得数千家。上闻其事，曰：“此良吏也，宜释之以为牧民者劝。”越二年，证实钞局提举，擢震任之。十一年，帝诏吏部曰：“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户部侍郎，寻进尚书，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岁禄之制，出为湖广布政使，以老致仕。此从《明通鉴》及《震本传》辑。明祖用人，以能勤民事者为标准，天下自然多循吏，而乱后之民得苏息矣。
五年六月，振山东饥，免被灾州县田租。又自五月至七月，凤翔、平凉二府雨雹，伤豆麦，诏免其税。又苏州府崇明县水，诏以所报恐未尽，令悉免之。八月，免通州、海门县被水田租。十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诸郡县田租。
地方报灾，不予驳查，反恐所报未尽，令免通县之税，民斯劝矣。此下太祖蠲赋在各地方者不概列，以省烦复。
洪武十三年五月甲午，雷震谨身殿。己亥，免天下田租。
按修德以消天变，古来政论如此。果能修德，自有益于民生，即恒以天变为警动而为之，仍盛德事也。汉文、景之世，恒有赐民数年田租之事。明祖当天下初定，已能如此，非自处于撙节以爱养天下，何以得之？
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余万斤，请如旧。”帝曰：“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杖之，流岭南。
明祖时时以言利为非帝王之体，至杖流言利者。就明代言之，万历间言利之细人蜂起，矿使四出，无矿而指为矿，以讹索破民之家，则与太祖开国之法意正相反。《食货志》：“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征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此皆洪武年间之事。不害民即所以利国，深合中国圣贤遗训。万历时尽反其所为，货财积于宫中，民穷为乱，外患乘之，一代兴亡之龟鉴如此。
二十年九月，户部言：“天下税课，视旧有亏，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上曰：“商税多寡，岁有不同，限以定额，岂不病民？”不许。
税额按近年酌定，令必如额，尚非甚病民也，而明祖且不许。万历间，税监四出，无税者起税，无所谓额，阉人横行，有司稍计民命，即奏予重谴，下狱有至十余年者。前后相较，兴亡之故了然。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上谕工部曰：“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卒有不虞，将何以备？比年以来，时岁颇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按军兴时以食为急，种糯米恐其酿酒，则禁之。及是时岁丰食足，上年二十六年，已核垦田至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骎骎全国无弃土，乃于足食之外，计赡其衣被之需，及丰其制造农具之木植。明祖可谓尽心民事矣。且桑、枣、棉之田免税，其余裕又足以惠民。此制直至清末，吾乡田亩，尚有免赋之桑枣田，各乡各图皆有此种田额若干，其实已不种桑枣。其乡有公正之董事，以此为地方公产，否则为豪强所擅有之无粮田。盖良法美意，日久间有废弛，然其初时德意不可忘也。又苏州最称赋重，太仓旧本属苏，亦在重赋之列，清中叶以后，以地多产棉，遂援《赋役全书》中棉田免税之例，请得蠲减。此皆沿旧时明制之惠。后来蚕丝为输出之大宗，民间以种桑利厚，不拘桑枣地之免税，虽仍纳普通田税，亦愿种桑。至各县之桑枣额田，今未知其存否矣。
是年八月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谕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泄以备旱潦者，因地势修之。”复谕诸生曰：“周时井田制行，有潴防沟遂之法，故虽遇旱潦，民不为灾。秦废井田，沟洫之利尽壤，于是因川泽之势，引水溉田而水利兴，惟有司奉行不力，则民受其患。今遣尔等分行郡县，毋妄兴工役，毋掊克吾民。”寻给道里费遣之。明年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水利既兴，田畴日辟，一时称富庶焉。
此与上洪武二十年定天下鱼鳞图册，均遣国子生而不遣官吏，是明初以社会之事任用学生之成绩。水利为农田根本，今天下旧有之堰闸皆坏，河渠失修，旱潦之患，动辄数千里为一灾区。明祖于天下初定，全国大举为之，建设之伟，无过于此。
明初用国子监生为此两大事，皆以全国为量，以民生为本。可知其求于士者，绝非后此溺于八股之意。又有一事可以互证者，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岚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绐由至京师，上问民间疾苦。皆对曰：“职在课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远方，榜示天下学校以为鉴戒。此事见《纪事本末·开国规模》篇，而《明史》则载《门克新传》内。太祖之期待学校师生本意如此。
次言军事：
《明史·兵志序》：“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夫所谓得唐府兵遗意，后人于唐府兵之本意，初不甚了然，即于明之兵制，亦沿其流而莫能深原其本。即如唐以藩镇割据而亡，此在玄宗以前乌有是事之牙蘖。唐之府兵，一变而弓广骑，此不过宿卫改用募士耳，犹之明于永乐间改立三大营，景泰中又改团练营，皆不过京营之变迁。至唐变方镇而开割据之门，明变召募而成民变之祸，则皆纯乎忘其本矣。今惟由明之卫所军以窥见唐之府兵，且知明与唐之初制，其养兵皆不用耗财，而兵且兼有生财之用，兵制之善，实无以复加。此不可不稍详其制度，以为谈中国兵事者作一大参考也。
第一，先考明卫所兵是否即唐之府兵。
《新唐书·兵志》：“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据此文，即知与《明兵志》文适合。
第二，再考明卫所兵饷械之所出是否与唐府兵之制同。
《唐兵志》：“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钟、镢、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又云：“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据此文，兵一人至一火、一队，皆有应自备之食粮及用具，而此外又有介胄戎具，则不在内。其尚未能明了者，此所备之时限，是否为每一年期所纳之数。既劳其力为兵，又令自备各具与粮，自必因其所耕之田由国家所给，即以此代租税为出征时之用，而平常之给养自仰于田之收获，不待言也。观其军中置有坊主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可知军有军之户口农桑，绝与无田无宅借饷以糊口之兵不同。至介胄戎具出自何所，《唐志》皆未言明。此则证以明制，则知皆出于兵之所供，而兵之能供此费，皆由应纳之赋税，有具粮械以纳者，尚有如民田所应纳之租者在，此应据明制而推知者也。
《明史·兵志》：“太祖下集庆路，为吴王，罢诸翼统军元帅，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连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较也。”
定军卫法，《本纪》不载，《纪事本末》系之洪武元年二月，《洪武圣政记》则系之元年正月。《刘基传》：“太祖即皇帝位，基奏定军卫法。”则可知自在元年之初，且此为刘基所奏定。《圣政记》亦云然。
初定之兵数，较洪武元年所定之数略少，非少也，初定时，但定军制，未定军籍，故止计兵数，官长不在内。洪武元年所定，则以卫系籍，兵与官皆附卫为籍，世世不改，则并计人数而较增多耳。附籍之后，受地执业，有室家，长子孙。一家之内，为军及官者一人；其余人丁，官之子弟为舍人，兵之子弟为余丁，既为出缺时充补，又为正兵及官调发时或勤操练时执耕稼之事。于是兵非浮浪之人，充兵非消耗之业，养兵非糜费之事矣。其受地执业之制，出于屯田。明之初制，无军不屯。此卫所之根本制度，亦即府兵之根本制度也。
《食货志》：“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凰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
《明史》以屯田为田赋之一种，故入《食货志》，此史馆诸臣之不注意于兵事也。今详为推考，不但知明代兵制之善，并知唐代府兵之真意。又史臣以屯田为《食货志》中一事，故民屯与军屯相杂，其言民屯乃移民垦荒，固为足食之一事；军屯则既可不弃地利，又能使国无养兵之费，而兵有保卫地方之实。夫责兵以卫民，曰汝职务宜然，此以名义相责，非以身家之利害相共也。兵为无产之人，受甚薄之绐养，而为有产之人作保障，其势不可必恃，来不知其所从，去不知其所向，此种雇倩无根之人而假之以武器，习之以战阵，谓能使见利而不起盗心，见害而不思苟免，是以劳役待兵，而又以圣贤望兵也。人受田五十亩，兵有产矣；一家占为此籍，兵与地方相共矣，既无从出没为非，更不能恝视身家所在之地。国必有兵，兵必有制。明兵制之善，史臣不能发挥之，此亦书生之不解世务也。
当洪武之世，极力兴举屯政，然不急于升科，以坚其企业之意。至三十五年乃定科则，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革除以后之纪年矣。军田一分即五十亩，纳正粮十二石，每亩合二斗四升，是为其受产之负担。贮屯仓听本军自支，所支者兵之月粮，又为其受役之报酬。考明之兵饷，《食货志·俸饷》类：“天下卫所军士月粮，洪武中，令京外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城守者如数绐，屯田者半之，民匠充军者八斗，牧马千户所一石，民丁编军操练者一石，江阴、横海水军梢班碇手一石五斗。阵亡病故军绐丧费一石，在营病故者半之。籍没免死充军者，谓之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二口以下六斗，无家口者四斗。又绐军士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在外卫所军士以钞准。”据此，则一年支粮十二石为军饷原则，马军、水军较有例外加增，但是少数。惟军为屯军，则利在田业，饷额减半。据军屯分配成数，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其三七与二八，并非指定七成或八成之军永为农民，只是全军中轮流抽出三成或二成专任军役，如是则恒有七八成之兵可在农亩，即恒有七八成之兵只需半饷。夫七八成半饷之兵，是即等于三四成额军不需绐饷也。以三四成余剩之额饷，绐二三成城守之额兵，实余额饷一二成，为官长及马兵、水兵等之加额，及上级官之俸绐，皆有余裕，而军械亦括于其中。据唐府兵之制而互证之，可以了然矣。惟边地屯种之军，成数较少，设粮秣不足，运购尤艰，明初更立“中盐”一法，与筹饷相辅而行。盐既开中，又兴商屯，既绐军，又垦荒，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真谋国之至计也。
《食货志》：“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泰和岭，路远甚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四年，定中盐例，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近远，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缴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齐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此照勘合相符，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按《史·志》文微有含混，明初中盐，当系令商运官粮赴边远之地，粮入仓后，绐商盐引，赴产盐所在之官署，仍纳盐之场价，领盐赴销盐之地，照官定岸地出售。商人习于转输，以运粮之劳费，易得盐引为报酬，领盐又加运盐之劳费，运至销盐之岸，官为定价，使商有可图之利。又计销盐之地，民欲得盐，所必需之费，可胜负担者，而定其价，期不病食盐之民，而有利于运盐之商，即更有利于待饷之兵。至国家所课盐利，仍在官定场价之中，并不因商之开中而有加损，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惟洪武四年之则例所定如是，故一小引二百斤之盐，至少需中米一石；道里近者至需五石之多。是可知其纯以运费计算，非以米价计算也。至云：“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其中有“米直高下”一项，则是令商纳米矣。此后来改则例之所定。故《志》文又云：“宣德三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匠粮饷不支，条上预备策，言：‘中盐旧则太重，商贾少至，请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纳米。”明一代米价无甚变动，至其末造，俸饷折价，尚以银一两作米二石。洪武至宣德初，中盐之米，额数多寡大异，盖则例屡改，纳米之法亦不同，《史》漏未叙明也。其后至弘治时，废中盐之法，令商以银纳课，边储遂乏，说见下。
《食货志·屯田》下云：“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叶淇本传》：“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每廷议用兵，辄持不可。惟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至百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
中盐之法，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其始但令商司运，既而改则例直令纳粟，盖又兴商屯之法，指边之旷地，军所垦不尽者，令商得兴屯，所获之粟，即以输边，易引以贩盐。商更无远道运粮之费，而有领地营垦之利，国家则又多一辟土足食之助力，又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开中法废，商不需屯，淮商固弃垦而归淮，西北商之业淮盐者，亦徙家于淮。以专务纳课贩盐，盐遂与边储无涉，而多集课银，徒供暴君污吏之挥霍。边备既虚，转饷一事，劳扰天下，而仍不济急，民穷财尽，铤而走险之祸遂以亡明。此其目光，但见一时见金之充积，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仍以济边，妨屯弃地，购粟运远，已万万不偿所失，况一得见金，徒长奢费，不复急顾边储，非至边军窘急，不筹救济。而奢费既开，更无复归节约之日，谓亡明之因即种于此，无不可也。
中盐之制本起于宋，宋不重视，以为有得有失。明中盐之为善法，正在商屯，诚实业盐之商，信国家之法令，盐垦兼营，不趋歧径。当时近淮之豪民怂恿变法，不任饷边之劳，而欲占行盐之利，以增课之说动叶淇，淇以乡情而中其说。《明史》不详其原委，今更以《明通考》补说明之。
《续通考》：“弘治五年八月，令两淮等盐引俱召商开中，纳银类解户部太仓，以备边储。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至是户部尚书叶淇，淮安人，《淇本传》，山阳人。盐商皆其亲识，因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内阁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绐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米值加倍，明初中盐每小引，未详纳米若干，宣德初以为重，而改为至多二斗五升。时米值每石不过银五钱，纳银至三四钱，可得米七八斗矣，故曰‘视国初米值加倍’也。而商无远运之苦，一时太仓之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华钰《盐策议》曰：“洪武、永乐时，内地大贾争赴九边，垦田积粟，以便开中。朝中暮支，价平息倍，商乐转输，边免飞挽，士饱马腾，缓急有备，策至良也。岁引初无定额，皆资主客兵饷，从边庾受券，不令轻纳盐鹾司也。自司农叶淇为淮商地，此淮商盖不安于屯垦者。输盐一引，输粟二斗五升，轻请增额，准改折色，径于运司上纳，于是每引纳银三钱五分，或四钱二分。又令客商谓非淮商。无见盐，淮商在淮有场产盐，在边则有屯产粟，故有见盐。许本场买补，西北商即客商。胥内徙便转贩，而边计大坏。今正引虽仍赴边中，余课悉如淇议矣。正引仍赴边中者，原额二斗五升之值仍解边也。余课悉如淇议者，增纳之银，均由运司解户部太仓也。屯废而边缺粟，粟价大增，而解以从前之价，如边计何？”
由以上两端，见明初之民事军事制度，纯以土地与财政相权，有生财，无耗财。凡以养兵而病国者宜深鉴之。《续通考》：明初制，在外兵马尽是屯兵，官俸兵粮，皆出于是。帝尝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故京师屯田，有以远田三亩易城外民田一亩者。
史家之言制度，具在各志。今专提民事军事之与财政相通者郑重言之，实以民生之与国计为维系不亡之根本。此外就各志言制度历数之如下：
《志》第一《天文》。《志》第二《五行》。
以上两《志》，不关制度，其学科亦各有专门，当别为研究，不人此讲义。
《志》第三《历》。
历法在明代，实仍元旧，而开参用阳历之端。太祖始为吴王，于元至正二十七年，改称吴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刘基等上戊申大统历，戊申为明年洪武元年。《大统历》为明一代历书之名，其法实仍元之《授时历》，但用《大统》为历名，以为一代之制而已。洪武元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回回司天监，本元旧有，元《历志》：“世祖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此为《回回历》行于中国之时。时元未并宋，在中国只行于北方。此历当是用回回法之阴阳合历。《元史》谓《万年历》已不传，无以明其详状。但《回回历》以彼国之年为纪元之始，建国之日为元旦，其纪元在唐武德五年，其第一元旦为阴历六月三日。明自置回回司天监，后于洪武三年，与司天监均改为钦天监。三十一年，又罢回回钦天监，以其历法隶本监，分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历。盖回回历与各占一科耳。正德以后，始觉用《授时历》法连推日食皆不合，议改而未成，惟以《回回历》供《大统历》参考。万历末，天主教徙利玛窦等始来中国，受其学者始议修历，直至崇祯末始定新历法为《大统历法》，未施行而明亡，遂为清之《时宪历》所取用矣。
《志》第四《地理》。
明之幅员远逊于元，元除属地庞大无伦不计外，其辖于中书省及行省者，尚非明之所能尽有。元之为省十二，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一。其中书省及辽东行省，明已不全，其岭北行省、征东行省，明盖无之。明全国俗称两京十三省，北京、南京两辖境皆称直隶，余分十三区，各设布政司，即两直隶与十三布政司也。其建置沿革事属专门，不人此讲义。
《志》第五《礼》。
礼之为用，制节谨度，纳民轨物，凡有国者所同，孔子所谓“与奢宁俭”，此为为国以礼之本意。前于民事中已见大略。其余俟礼学专门研究。至帝制时之郊庙坛
，朝觐山陵，多非当务之急。官民阶级，今亦难为区别。至为庶民定制，《志》文虽不多，亦在礼学专门范围。
《志》第六《乐》。《志》第七《仪卫》。《志》第八《舆服》。
以上三《志》，乐属专门；仪卫、舆服乃帝制时代之物，因帝制时代而繁复，今当并人礼制而言，亦俟专门肄之。
《志》第九《选举》。
明选举之法有四，末流专重科目，几乎止有科举取士、铨选任官两事。四为：一、学校，二、科目，三、荐举，四、铨选。
学校之制，至明而始普及，且为经制之普及。古时只有国学、郡县学；守令得人则兴，去官辄罢。或因尊师而设书院，皆人存政举之事。洪武元年七月，带刀舍人周宗上疏，请天下府州县开设学校。上嘉纳之。事见《纪事本末》。周宗史无传，惟《兴宗孝康皇帝传》：“洪武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带刀舍人周宗上书乞教太子，上嘉纳。”盖其人专以教育为念，每上书皆及此事。而天下府州县设学，尤开前古所未有。屡荷嘉纳，亦不闻重用其人，特以带刀舍人言事，可见开国人才之多也。是为天下遍设学校之始。太祖特重学校，往往任国学生为民事奔走全国，说已见前。《续通考》又载：“洪武十六年九月，命给事中及国子生、各卫舍人分行天下，清理军籍。”则清军事亦使国子生分任之，又不仅民事而已。《志》言：“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镖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金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府县学生则以贡人太学。《志》又言：“贡生人监，初由生员选择，既命各学岁贡一人，故谓之岁贡。其例亦屡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县学以一二三年为差，二十五年，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此皆举洪武年事，见太祖于学校定为造就人才之正路。各布政司以金事为提学官。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每试录取生员，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应科举者亦必出自学校，是为学校与科举合一。此终明之世皆然。惟国子监生之不足取重于世，则太祖置学校之本意失矣。
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据《志》所言，代古人语气而用排偶者，谓之八股；其它通谓之制义。则制义不尽用八股体，但仿宋经义，则其本指耳。洪武三年，始设科举，所取之士，宠遇甚厚，乃未几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遂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盖太祖时初未以科举为取士一定之法，其曰后为永制者，乃太祖以后之迁流也。本由唐、宋历代所行，明代专用经义为试文之体，实由重视宋儒之讲学，欲得如朱、陆大儒之师法，以矫古科目专尚词赋之弊。在太祖犹为可行可止，常与学校、荐举相参，决不专任科目也。然自专重科目之后，并学校之课程亦集中于八股，提学所以试士者皆以八股文为殿最，则科目固不足尽得士之用，学校更失其造士之本原，此决非明祖所及料。惟遍设学校实始于明。若后世学校之制，参用明祖之意，教以实用之学，使学校不为虚设，而取士则仍凭考试，不以学校之绩分为准，所重视者在考试，而学校中求得之机械式文凭，自无所用之矣。至明科举制中，举人、进士、翰林之名目，乡、会试之年分，典试、同考之派遣，厘正文体，防杜关节，一切事实，在科举废后，已非必需之知识，专门求之，以订史实，此行有余力之事也。
荐举一途，在汉为得士惟一之路，汉以后亦用之，而参以门第之见，所谓九品中正，设有专官，当时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此乡举里选之积重也。唐之行科举，正以矫其流弊，在唐尚未尽脱门第求才之习，然终以科举制之加密，而孤寒登进之路日宽。至宋则为纯粹之考试矣。明承宋后，太祖尽复荐举之法。始克金陵，即辟儒士范祖斡、叶仪；克婺州，召儒士许元、胡翰等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征耆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建康，创礼贤馆处之。此皆在太祖起事草创之年，所从荐举之得人已如此。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即吴王位，犹称龙凤十年，始建百官，即敕中书省，令州县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间及兼通书律者。既而严选举之禁，有滥举者逮治之。是为荐举定为制度之始。吴元年，遣起居注吴林、魏观等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元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各赐白金而遣之。三年，开科举。然是年仍谕廷臣曰：“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至六年，则又罢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士亦由太学以进。于是罢科举者十年，至十七年始复行科举。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耆儒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辈，年九十余，征至京，即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杜敩、赵民望、吴源特置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职官志》：“洪武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九月，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置四辅时告太庙，以王本、杜祐、龚斅为春官。杜教、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兼太子宾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寻亦罢。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盖此皆于罢中书省后以充补宰相之职者。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起家为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为侍郎。耆儒刘堉、关贤为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为金都御史。人材赫从道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为府尹。儒士吴颙为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张燧、王廉为布政使。孝弟李好诚、聂士举，贤良蒋安素、蒋正言、张端，文学朱亮为参政。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为参议。凡其显擢者如此，其以渐而跻贵仕者又无算也。尝谕礼部：“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征至京师，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盖是时仕进无他途，故往往多骤贵者。而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余人。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而会稽僧郭传由宋濂荐，擢为翰林应奉。此皆可得而考者也。洎科举复兴，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建文、永乐间，犹有内授翰林，外授藩司者，而杨士奇以处士、陈济以布衣遽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其不拘资格又如此。自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志》文所述略如上。人主无用贤之识，亦无求贤之诚，特殊之材遂无以自见，非俯首就场屋试，不能进身，则八股遂为五百年选士之特制矣。
铨选之法，在太祖时不甚重，天下未定，求贤求才惟恐不及，惟必得贤且才者而后用之；既用之后，发觉其非贤或恃才作弊者，诛戮不少贷，法在必行，无情可循。《史·志》以铨选为选举之一端，直是后来逐渐设立，太祖时破除资格，略无铨选成法可言。《志》言：“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此为太祖时一种选法，不过回避本籍而已。始以南北相避，继则仅避本省，不限南北，学官则并不避本省。
《志》又言：“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
此为太祖时又一种选法，以毋拘资格为前提，内而侍郎，外而监司，俱可由选人径得之。其选人则出自进士、监生及荐举三种：进士即科举所得；监生即学校所造成，若今之毕业生；荐举，则凡官皆为举人者，惟滥举则连坐。绐事为谏官，分六科，谓之科臣；御史为言官，分各道，谓之道臣。谏官得封驳诏敕，直规君上之失；言官得参论中外，不避贵近之尊。此等清贵之职，亦使初授之选人居半，定为选额，又不比侍郎监司之不为额定矣。
明初用人之不拘资格至于如此。其所以不开幸门，反能整肃官方者，当时士大夫并不因得官之易而敢于奔竞，止有招之不来之患。是何也？一有不称职，辄遭诛戮，自揣未可侥幸，即避之恐后。此当于全史中理会之，备列如下：
太祖定法律，遵用唐律，为一代之制。然于律外又特定《大诰》。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定《大诰》，其目十条，第十条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札。”次年复作《续编》、《三编》。《刑法志》：“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断指，明祖又诛之而籍其家，且因此勒之《大诰》，定为专条，后有似夏、姚、王诸人者，皆诛死籍没。盖既被荐举，即不许遁免，可知时无奔竞之风矣。
太祖时，士大夫初以声绩著，而后不免因事诛死者，就《列传》所载，其人已夥，专辑之可成一宗类案。其以功臣典兵有威望，遭忌而致死者，尚不在其列。亦每有发为忠言，触怒而被戮者，如李仕鲁以辟佛，命武士淬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亦以此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叶伯巨以言诸王分封太侈，死狱中；王朴以与帝辨是非不肯屈，戮死。如此之类亦多。
洪武中有大狱四：胡惟庸以宰相谋叛，诛之宜也，而连引至数万人；蓝玉恃功骄纵，已不当与谋反同论，死者又数万人，此犹曰贵臣牵连取忌，别有用意；其余两案，一为郭桓案，以惩贪墨，死者亦数万人，既而知审刑官希指牵引，又论审刑官极刑；又有空印案，迹近作弊，坐死者又极众。此两案皆为惩贪杜弊而起，死者如此之惨，皆令士夫惧为君用之故。再分列之如下：
一、空印案。此案《本纪》未载，惟《刑法志》言：“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志》以此事为洪武十五年，非也。《方征传》，征以论空印事贬沁阳驿丞，其奏中言：“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下又言：“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则其贬驿丞在十三年之前，其奏已言去年，则又在其前。又方孝孺《逊志斋集·先府君行状》，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谪，逾年释归。又以空印事被逮。九年九月，卒于京师。则是九年事也。又《郑士利传》，士利上书讼空印之冤，乃因星变求言。星变乃九年事，求言在九年闰九月，皆为空印案在九年之证。《郑士利传》：“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金事。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于将领，还所掠。安陆有冤狱，御史台已谳上，士元奏其冤，得白。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丞相之官亦废于十三年，案发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证非十五年。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县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辞？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书成，闭门逆旅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恨？’遂人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据士利言杀我生数百人，则坐死之主印长官数百人，其佐贰又数倍之，则亦必有受杖戍边者数千人矣。”
二、郭桓案。《刑法志》：“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本纪》：“洪武十八年三月己丑，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七卿表》：是年二月，以罪诛者，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盖皆坐郭桓案而死者。麦至德亦以代尚书而见《七卿表》。其余六部侍郎以下，据《志》言多死者，其名不可考矣。此亦明初惩贪之一大狱。
太祖之治污吏，其奉法无私之略例：《本纪》：“三十年六月己酉，驸马都尉欧阳伦有罪赐死。”《公主传》：“安庆公主，宁国主母妹，《宁国主传》：“孝慈皇后生。”则安庆亦马后所生之贵主。洪武十四年，下嫁欧阳伦。伦颇不法，洪武末，茶禁方严，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明通鉴》：“初，诏西番互市，始设茶马司于陕西、四川等处，令番人纳马易茶，并严禁私茶出境。时伦奉使至川、陕，辄载巴茶出境贸易，所在不胜其扰。陕西布政司檄所属起车载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车至五十两，兰县河桥司巡检被捶不堪，诉于朝。上大怒，遂坐法，并保等诛之，茶货没人官。以河桥吏能不避权贵，赐敕褒嘉。”又《胡大海传》：“初，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时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克婺州在元至正十八年，大敌未灭其一，正倚赖武人之时，而犯令必行，不容宽假如此。至于马后，患难相依，德性相服，生平恩意极笃，爱婿犯法，诛不逾时，并赏及举发者。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一字，为治国之根本，必如是而后破格用人，不开幸门。其后，渐不能握此威柄，则以选政授权吏部，但慎简一吏部尚书，选法自清。又其后，吏部虽得人，仍不胜有力者无穷之请托，则以拈阄杜之，以抽签却之，遂为较公平之选法，而用才之意荒矣。然而宦官宫妾，每取中旨授官，多不由吏部，此则末世之所谓破格，足以召乱亡而已矣。
《志》第十《职官》。
明官制初仍元旧，虽多所更张，而以中书为政本，尚是魏、晋以来之传统。魏、晋以权臣当国，取前代而代之，未取代以前，便于独握政权，故以录尚书事之名总揽国政。王肃说《尚书》“纳于大麓”，破麓为录，以附会当时篡夺之制。但重臣柄国，亦未尝不合古义。古虽六官并列，实以冢宰为总枢，此则明代所取法也。明兴仍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为省长官。洪武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省。当未罢省时，六部为中书省隶属，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下乃为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罢省，乃升六部秩，尚书正二品，侍郎正三品。始犹设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未几，即罢。十五年置大学士，秩正五品，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政归六部，仿古六官之意，吏部为取人任官之官，责任尤重。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都督部尚书院都御史寺列卿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看详诸司奏启，兼司平驳。是为千余年来政本之一大改革。御史台古与省对立，明初改台为都察院，与部并立，是为七卿。外官之制，明初下集庆时，承元之旧，亦设行中书省，自领江南行中书省，时在元至正十六年。至正十八年，克婺州，置中书分省，后复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惟无丞相，自平章政事以下，略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行省俱为布政使司，凡行省原有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均罢，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十五年，增置云南布政司。明全国区域为两直隶十三布政司。盖自永乐以后迁都北平，北平为北京，遂以北京所属府州县为北直隶。永乐十三年，又添设贵州布政司，遂成两直隶十三布政司，俗称两京十三省。初置司与六部均重，布政司人为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每出为布政使。正统以后乃无之。
每布政司所辖，举世循元旧，犹称为省。省之长官，为都、布、按三司，都即都指挥使司，布即布政使司，按则按察使司也。元肃政廉访使，其初原称提刑按察司，各辖一道，各行省共分二十二道，皆隶于御史台，直隶内台者八道，称内道；隶江南行御史台者十道；隶陕西行御史台者四道。明初，下集庆时。置提刑按察司，以王习古、王德为金事。时盖设官而未设使。吴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设按察使。十四年，置各道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金事，人按二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今各府州县城多有察院旧址，或里巷以察院为名者。各处志书载额编留支钱粮，尚有察院门子等名色。十六年，尽罢试金事，设定副使及金事，多寡从其分道之数。二十九年，定分四十一道，此为后来分道之始。唐分天下为十道，乃最大之分区制，即为最高之外官。元廉访使亦分道，即按察使之职。明以道为按察分司，后又以布政使之参政、参议亦分道，遂均称道臣。清初尚因之，清中弃，直以道为监司，不属两司佐贰矣。而按察使为各省之长官，与都、布并称三司。
《志》第十一《食货》。
《食货志》为一代理财之政，国之命脉在是，前已言之。太祖时慎重用财，率天下以俭之道，略已见前。其后来之变迁荒谬，别见后各篇。
《志》第十二《河渠》。
河自北宋时由北决而南，为大患数百年。至元末，贾鲁始定汇淮人海，明初亦常有小决，为河患之常。太祖时未有大举。运河，以帝都在南，太祖时亦无所注意，惟以水利兴农，洪武中修凿之迹具详《志》文。最伟之举，在二十七年分遣国子生及人材遍诣天下，督修水利，已具前。
《志》第十三《兵》。《志》第十四《刑》。
以上两《志》，兵之精义已具前。太祖用刑颇酷，说亦见前。惟所刑皆官吏，而非虐民，斯为承大乱之后，得刑乱重典之意，虽非盛德事，而于国本无伤，亦且深有整饬之效也。
《志》第十五《艺文》。
此非制度，可不必人本讲义。但须知明《艺文志》，乃专载明一代之著述，其于前代典籍存佚，不敢断定。目录家于此《志》功用较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