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本名樟寿，字豫山，本来是介孚公给取的，后来因为同窗开玩笑叫他作雨伞，告诉祖父要改号，乃改一字曰豫才，及往南京去时，椒生为易名树人，这与豫才的意义也拉得上，所以不再变换，虽然自己所喜欢的还是从张字出来的“弧孟”，又取索居之意号云“索士”或“索子”。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肯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的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饮水思源，他的功劳也不可埋没。鲁老太太因此对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后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但是好意实在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此后如在他的监督治下做学生，即使在他仍是很好的意思，但在受者便不免要渐引起反感来了。他以举人知县候补，几次保举到四品衔即用直隶州知州，根本上是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信奉三纲主义，随带的相信道士教（如惠定宇就注过《太上感应篇》），他每天在吃早饭之前也要在净室去朗诵《感应篇》若干遍，那正是不足为奇的。对于学生，特别是我们因为是他招来的本家，他最怕去搞革命，用心来防止，最初是劝说，措词妙得很，说“从龙”成功了固然好，但失败的多，便很是危险。看见劝阻无效，进一步来妨碍以至破坏，鲁迅东京来信以及毫不相干的《浙江潮》等，屡次被扣留，日后好容易才要回来，最后索性暗地运动把我们开除。可是到那时候，他自己的时运已经不济了，运动不能发生效力。辛丑壬寅总办是方硕辅，满身大烟气的道学家与桐城派，其时他很得意。癸卯来了黎锦彝，免去他的监督，让他单教汉文，可是还嫌他旧，到了秋天他只得卷铺盖回去了。这时候专办洋务的施师爷大概已归道山，否则总督即使由刘坤一换了魏光焘，也总还是要请他帮忙，而他假如坐在制台衙门里，候补道也要敷衍他一点，那么椒生的位置是不会失掉的。可是这也只能对付一个短时期而已，甲乙之间蒋超英以前游击衔回来做总办，椒生在那时也总不能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