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生回乡之后，因了他举人的头衔与办过学堂的资格，就得到一个位置，即是绍兴府学堂的监督。不知道是副监督还是什么名义呢，总之有一个副手，此人非别，乃是后来刺杀恩铭的徐锡麟。他那时是个贡生或是廪生，已经很是出名，暗地里同了陈子英在打算“造反”，表面上却看不出，只是主张新学，自己勤勉刻苦，虽然世间毁誉参半，总之这与平常人是有点不同的。大概是甲辰的秋天，我到府学堂去，看见在客堂上放着直径五尺的地球仪，是徐伯荪自己糊的，那时他在教操，残暑尚在，他叫学生阴处稍息，独自兀立在太阳下，身穿竹布大衫，足着皮鞋，光头拖下一条细辫，留着当时心存不轨的人所常有的那样小顶搭，鼻架铁边的近视眼镜。这样的一个人，单就外表来看也可以知道那是和椒生的一套全合不来的，椒生穿的是上面三分之二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湖色绸的“接衫”，袖子大而且长，俨然是荡湖船里的脚色，他的那背诵《左传》，做“颖考叔论”的功课，也不吃香，其走向碰壁正是难免的了，不久之后他又下了野，其原因不很明了，但徐伯荪似乎也不长久干下去，大抵在甲辰年往日本去一转之后，就以道员往安徽去候补，两年后就动手杀了恩铭，椒生还以为他早看出这个乱党，自己有先见之明呢。
这之后，他只在家里教几个学生，从新做起塾师来了。辛丑年底藕琴从陕西回家，义房的住屋重行分配，旧日玉田椒生所用部分都归了他，玉田妻媳移住后一进，伯文仲翔住在礼房偏东前后进屋内，利宾则搬在大门内的大书房里去了。椒生回来的时候，里边没有房子可住了，乃向诚房借用白板门内的“兰花间”，教书也就是在那里。他是以道学家自居的，可是到了晚年露出了马脚来，有一回因举动不谨，为老妈子所打，他的二儿媳从楼窗望见，大声说道，“打得好，打死这老昏虫！”这类的事情很多，暴露出士大夫的真相，也是有意思的事，但是因为顾惜笔墨与纸面，所以就径从节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