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汉宣帝认为“政治稳定，狱讼得以妥善处理，恐怕靠的是郡守一级的地方长官了”。前代史书也说，“如今的郡守，就是古代的诸侯啊”。所以各级官吏的职责，就是要爱惜百姓。至于道德教化，移风易俗，没有不要靠他们的。
宋武帝出身百姓，知道民众生活的艰难，等到做了帝王，常留心吏治。然而朝廷忙于对外战争，顾不上修整内务，军费开支日耗千金。虽说没机会减轻民众负担，但能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用节俭来律己，左右没有宠幸的小人，居室没有豪华的装饰。所以能够连年兴兵，而不烦扰境内百姓。文帝自幼宽怀仁爱，承续帝业，后来陕西战乱，北魏南侵，宋朝廷兴军遣将，是为了拯救天下。军费也都出自库存，没有加重百姓负担。那时境内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缴纳的赋税和徭役，只限于常年的定额。人民早出晚归，只是为自己的生计忙碌。州郡长官的任职以六年为期，虽说比不上前代终身不改任那样稳定，然而人民有所依靠，官吏不事聚敛，家家还能吃穿不乏。虽然时事艰难，但沟死路埋之事，尚可幸免。只要是有百户人的乡村，有集市的市镇，都有人们聚会欢乐，歌谣舞蹈，那是宋代的极盛之时。到了元嘉二十七年(450)，倾全国之力抵御外患，耗尽积蓄，尚不足用，于是重赋厚敛，天下动荡不安。从此直到孝武帝孝建年间，战乱不止。以区区江东，地域狭窄，承受连年战争，又加上灾害饥荒，以前的繁盛景象，从此衰亡。晋朝历代帝王多居于内房，朝会宴享，不过在东西二堂举行。晋孝武末年，才建有清暑殿。及宋武帝受命为帝，也没什么改变，他所居之处只称为西殿，并不造华丽的名号。文帝承袭不改，便也有合殿的名称。及宋孝武帝即位，赋税征调越来越多，朝廷的犬马大量糟踏粮食，宫室装饰奢华无比。鄙视前代简朴的规制，又加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梁画栋，珠窗秀户，对于宠爱的嬖女幸臣，赏赐起来几乎倾国库所有；竭尽四海的物产也难以满足帝王的欲望，搭上人的性命也不能让他称心。明帝即位后，生活更加奢华，对下民毫无体恤，以至国家动荡。治民的地方官吏，年年更换，灶上的烟囱还没熏黑，炕上的席子尚未暖热，怎能够做出什么政绩。难道能只怪官吏不如古时，民心与往昔不同，都是上边把事情弄坏，致使教化难以实现。
齐高帝在这种奢侈纵欲的风习下，辅立幼主，想救民疾苦，整顿世风。当政不到一年，提拔山陰县令傅琰为益州刺史，于是减免奢华，恢复简朴，做帝王严于律己，亲身为民众作表率，本心就是为不侵扰百姓。因为山陰是大城邑，官司案件繁多，建元三年(480)，另设狱丞一职，与建康同等。武帝继承帝业，用心治理天下，仗帝王之威而善于裁断，尚且还有错漏，官吏犯法，令其自裁。郡县长官任职，以三年为期满。遇有水旱灾荒，便对百姓抚恤赈济。十来年当中，百姓未受丝毫惊扰，都市繁盛，男女老少安居乐业，载歌载舞，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处不是乐土。明帝未登基之前，就了解为官之道，等即位以后，专门留心官吏对官司案件的处理，从不曾枉法宽容渎职者，地方官吏由此感到震慑。后来因为魏军入侵，国家动荡，战火连年不息，没有喘息之机，战争耗费巨大，国势从此衰落。接下来朝廷昏乱，政权被一伙坏人把持，赋税繁多，徭役无度。地方官依附权贵，相互间助长贪婪暴虐，搜刮聚敛，侵扰黎民。天下人心动荡，不知所措。
梁武帝未登基前，已知民间疾苦，等他刚刚平定齐末的混乱局面，就颁布文告，废除东昏侯时所有额外的繁杂赋税，于是天下百姓才得以减轻重负。登基之后，亲自过问民间事务，每天处理政务直到太陽偏西。关心抚慰人民疾苦，派使臣到四方了解风土民情，在朝廷外设置肺石，让穷苦人下情上达。努力先取信于民，所做的都是民众急难之事。天监元年(502)，开始废除按户征收绢绵实物的户调，改为按实际丁口征收。自己身穿旧衣，宫内没有华丽的装饰。日常御膳，惟有素食，饭桌上摆酒不过三盏，这是要先为天下作俭仆的表率啊。所以每当选任官吏时，一定挑那些廉洁公正的人，并都亲自召见，勉励他们好好为官。先前曾提拔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繞为晋安太守。到溉等人在任上都以廉洁著称。又下令：小县长官有才能，可升任大县令；大县长官有才能，升任州郡太守。山陰县令丘仲孚有突出政绩，升为长沙内史；武康县令何远清廉正直，升任宣城太守。因此那时作官的都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这是近代勉励为官者的好办法。
按前代史书各立有《循吏传》，记述其美德，如今也采集此类事，以著成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