僖宗时，不徒内有黄巢之乱也，外又有沙陀之事。沙陀以残部依唐朝，本非大敌，而唐养兵百万而不能战，每倚其军为选锋，于内战用之尤亟，卒使之入据中原，亦可哀矣。
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嗣其父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回鹘为黠戛斯所破，犯塞，刘沔尝以其众击之于杀胡山。伐潞，隶石雄。潞平，迁朔州刺史，仍为代北军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项及回鹘之众入河西，太原王宰统代北诸军进讨，沙陀常深入冠诸军。宣宗复三州、七关，征西戍皆罢，乃迁赤心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平庞勋，进大同军节度使。赐氏李，名国昌。回鹘叩榆林，入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又入天德，乃徙节振武。以上据《新书·沙陀传》。咸通十三年（872年），以恃功恣横，专杀长吏，徙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是岁，卢龙节度使张允伸卒，子简会为平州刺史张公素所逐，朝廷因而授之。幽州与吐浑、契苾共攻沙陀，不利。朝以前河东节度使李业能安集代北部落，以其子钧为灵武节度使，使宣慰沙陀及六州蕃、浑。时乾符元年（874年）也。
《旧书·本纪》。二年（875年），张公素为其将李茂勋所逐，茂勋，回鹘阿布思之族，降张仲武，仲武使戍边，屡有功，赐姓名。朝廷又因而授之。三年（876年），茂勋请致仕，以子可举知留后。五年二月，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执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召国昌子沙陀副兵马使克用于蔚州。克用至，杀文楚。《通鉴考异》曰：后唐张昭远《庄宗功臣列传》及《旧纪》，克用杀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欧阳《五代史记》取之。赵凤《后唐太祖纪年录》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传》取之。不著撰人姓名之《唐末三朝见闻录》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纪》取之。惟《实录》在乾符元年（874年），不知所据何书。克用既杀文楚，岂肯晏然安处，必更侵扰边垂，朝廷亦须发兵征讨，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见其事。《唐末见闻录》叙月日，今从之。案沙陀若绝无违犯，幽州何事与吐浑、契苾攻之？《新书·沙陀传》曰：王仙芝占荆、襄，朝廷发诸州兵讨捕，国昌遣刘迁统云中突骑击之，数有功。《旧书·本纪》：李福之援江陵，实用沙陀军五百骑，盖即此军？然则自乾符四年以前，沙陀不特未尝犯顺，且仍听驱使也。岂时朝廷姑息，文楚虽死，幽州一讨之不克，即使李钧抚安之，而沙陀亦遂听命欤？《考异》之说，虽亦有见，《实录》《旧纪》所记年月，终当存疑。朝以太仆卿卢简方代文楚。《旧纪》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实录》在乾符元年十二月。旋以为振武节度使，移国昌于大同。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不受代。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在今五寨县西北。进击宁武军及岢岚军。皆山西今县。简方行至岚州而卒。岚州见第三章第二节。河东节度使窦浣，以都押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至代州。至城北，娖队不发，求优赏。时府库空竭，浣遣马步都虞候邓虔往慰谕之。土团呙虔，床舆其尸入府。浣与监军自出慰谕，人给钱三百，布一端，《通鉴》。《旧纪》云：借率富户钱五万贯以赏之。众乃定。押衙田公锷给乱军钱布，众遂劫之以为都将，赴代州。六月，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七月，翔至晋阳，捕土团杀邓虔者十三人杀之。义武兵至晋阳，不解甲，欢噪求优赏。翔斩其十将一人，乃定。于是发忠武、昭义、河阳之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九月，翔自率军赴忻州，中风而卒。诸军皆退。昭义兵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余人，乃溃。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及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国昌父子于蔚州。据《通鉴》。《新纪》同。《旧纪》系四年十月，盖误前一年。安庆、萨葛，旧纪作沙陀安庆、薛葛。《新五代史·唐纪》：僖宗以李钧为灵武节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注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见其名处，据《唐书》除使有此语耳。疑安庆、萨葛与朱邪，即所谓三部落也。后降李琢时，安庆都督为史敬存，《通鉴》《旧纪》同。此处安庆下疑夺酋长史敬存五字。十一月，岢岚军翻城应沙陀。是月，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十二月，季康、李钧与克用战于洪谷，地属岢岚军，见《旧纪》。败绩。钧死。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杀之殆尽。《通鉴》从《旧纪》，《实录》略同，见《考异》。《新五代史》在六年（879年）冬，以情事核之，恐误。《旧纪》及《新史》皆云钧中流矢卒，《通鉴》云战死，盖依《实录》。《实录》又载广明元年八月，河东奏钧为猛虎军所杀。又曰：“与贼战败，归而其下杀之。”《唐末见闻录》云：代州军变时，为百姓捉到，而不云如何处之。并见《通鉴考异》。六年二月，河东军回至静乐，今山西静乐县。作乱，崔季康逃归。都头张锴、郭昢率行营兵攻杀季康。以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邠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五月，河东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北都城左汾右晋，汾东曰东城，两城之间有中城。执孔目官王敬送马步司。侃与监军自出慰谕，为之斩敬于衙门，乃定。都虞候每夜密捕公雅士卒族灭之。余党近百人，称报冤将，大掠三城。焚马步都虞候张锴、府城都虞候郭昢家。侃曲顺军情，令收锴、昢斩于衙门，并逐其家，
以公雅为马步都虞候。锴、昢临刑，泣言于众曰：“所杀皆捕盗司密申，今日冤死，独无义士相救乎？”军士复大噪，篡锴、昢归都虞候司。寻下令复其旧职，并召还其家。收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余家诛灭之。以马步都教练使朱玟等为三城斩斫使，将兵分捕报冤将，悉斩之，军城始定。侃称疾。敕以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征侃诣京师。八月，以东都留守李蔚充河东节度使。闰十月，蔚有疾。以供军副使李邵权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权兵马留后。蔚薨，都虞候张锴、郭昢署状绌邵。胡三省曰：状，奏状。以少尹丁球知观察留后。十一月，以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传圭自代州赴晋阳，张锴、郭昢出迎，乱刀斫杀之。至府，又族其家。十二月，以朱玟为代州刺史。广明元年正月，沙陀入雁门关，寇忻、代；二月，逼晋阳，陷太谷。今山西太谷县。遣汝州防御使诸葛爽率东都防御兵救河东。康传圭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击沙陀，不利。传圭怒，斩之。沙陀还代北。传圭又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追之。至百井，镇名，在阳曲。军变，还杀传圭。三月，以宰相郑从谠为河东节度使。从谠知张彦球有方略，百井之变，非其本心，独推首乱者杀之，召彦球慰谕，悉以兵柄委之，军中由是遂安。可见治骄兵者当用文臣，不当用武夫之好杀者矣。四月，以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琢，听子，晟之孙。旋以为蔚朔节度使，仍充都统。以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五月，又以为振武节度使。未之镇移夏绥，见下。琢与李可举、赦连铎共讨沙陀。李克用遣大将高文集守朔州，自将拒可举。铎遣人说文集。七月，文集与克用族父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皆降于琢。克用还击文集，李可举遣兵邀败之。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入达旦。《旧纪》云：克用使傅文达守蔚州，至是文达降，不云国昌战败。于是以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以上据《通鉴》，参用新旧《书·本纪》。此时朱邪部落，已迫溃亡，非唐更召之，实不易复振也。
僖宗时，宰相中之露头角者，为郑畋、王铎及卢携。黄巢起义，畋颇主抚，铎与携皆主剿。铎自出师而败，携倚高骈而亦败，此盖事势使然，非一二人所能挽回者。史谓携之败抚议，由其倚高骈，欲其立功；又初荐宋威而王铎代之，携疾铎，欲激怒巢；乃好党争者私见测度之辞，未可据为信史也。畋、携尝以忿争同日罢相。《旧纪》《传》在乾符六年五月，云由争黄巢剿抚。《新纪》《表》及《实录》在五年五月。《新传》与《旧书》同。《实录》云：由携欲降主和南蛮，畋不可。《通鉴》亦系其事于五年五月。然恐当以《旧书》为是。争南蛮尚主事，未必如此激烈也。巢入京师，斫携棺，磔尸于市，足见其恨携之深。巢之将渡淮也，宰相豆卢瑑计救师未至，请假巢天平节，使无得西，而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郑路。携请召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节度统之，巢且还攻东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此时之巢，岂能为彼等所骗？然高骈不能扼巢使无渡江，诸道乌合之众又能守泗乎？且召之可皆至乎？齐克让战实颇力，然不能守汝、郑，并不能守潼关，他军其能守泗乎？此时巢势正盛，锐不可当，长驱直入，无可抵御者。潼关既破，携罢相，即饮药死。携死，王徽、裴澈相，更软弱无力。时郑畋为凤翔节度使，谒上道次，请留，不许，乃密约邻道讨之。邻道皆遣兵往会，禁兵分镇关中者数万，亦皆往从，军势略振。中和元年三月，诏以畋为京城四面诸军都统，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副之，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司马，隐然系恢复之重矣。
关辅而外，诸军之抗巢者亦多。代北之平也，诏郑从谠以本道兵授诸葛爽及朱玟，使南讨巢。又以李琢为河阳节度使，旋以神策将罗元杲代之。爽以代北行营兵屯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黄巢将朱温屯东渭桥，巢使说劝爽，爽降巢，巢以为河阳节度使，罗元杲奔行在。已而爽复来降，诏仍以为河阳节度。河中都虞候王重荣作乱，逐其帅李都，朝即以为留后。据《通鉴》。事在广明元年十一月。《旧书·重荣》及《王处存传》，均谓李都降贼，而重荣逐之，《新传》则李都之后，尚有一窦潏，亦为重荣所逐，说出《北梦琐言》，皆不足信。见《通鉴考异》。黄巢破潼关，重荣降之，旋又降唐，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合兵，营于渭北。党项拓跋思恭起兵，思恭，《新五代史》作思敬。《通鉴考异》曰：欧公意谓薛《史》避国讳耳，思敬别是一人，欧公误。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会。诏使权知夏绥。周岌既杀薛能，朝即以为忠武节度。长安失守，岌亦降巢。监军杨复光屯邓州，巢使朱温攻之。复光走许州，说岌归降。岌从之。岌之乱许，薛能将秦宗权在蔡州，托辞赴难，选募蔡兵，逐刺史据其地，岌为节度，即以为刺史。宗权不从岌命，复光又往说之，宗权乃遣将以兵三千从复光。逗留不进。复光杀之，并其兵。遂以忠武之师复邓州。于是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在今大荔县西南。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见第三章第二节。而郑畋屯盩厔。见第四章第二节。巢四面皆敌矣。
然乌合之众之不易用久矣。是岁四月，巢使尚让、王播攻凤翔。唐弘夫败之，乘胜进迫长安。巢走。弘夫与程宗楚、王处存入城，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巢侦知之，还袭。弘夫、宗楚皆死。巢复入长安。巢以王玟为邠宁节度使，邠宁将朱玟杀之，让节度于别将李重古，而自率兵讨巢。六月，屯于兴平。见第五章第四节。忠武兵三千屯武功。巢使王播围兴平，玟走。李孝昌与拓跋思恭移屯东渭桥，巢使朱温拒之。八月，孝昌、思恭战不利，亦引去。王重荣先与高浔合兵，克华州。是月，巢将李详亦复占之。盖郑畋之于诸军，实不能统率，故心力不齐，无由进取也。十月，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作乱，畋以留务委之，身赴行在。京西遂成瓦解之势。十二月，王铎率荆襄之师至。二年正月，代畋为都统，而畋入相。铎之将，亦与畋无异。诸将环伺京城而不能进。然巢亦不能进取，使朱温占同州。九月，温降于王重荣。李详闻之，亦欲降。巢知，杀之，以弟思邺守华州。十一月，为详旧卒所逐，亦降于重荣。巢兵势稍蹙矣。然诸军之不能进取如故，而沙陀遂入。
先是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援。至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谓景思曰：“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景思从之，与还雁门，募兵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今山西崞县。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说景思，请赦李国昌、克用，召以为帅。诏许之。中和元年（881年）三月，景思赍诏入达旦，召克用军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门以北。五月，率蕃汉兵万人南出石岭关。在阳曲东北。郑从谠塞其道，不得前。克用儳道至太原，营城下，纵兵大掠。从谠求援于振武。振武节度使契苾璋自将赴之。克用乃北还，陷忻、代，因留居代州。蔚州刺史苏祐会赫连铎欲攻之。二年（882年），克用先袭陷蔚州。铎与李可举攻之。克用燔府库，弃而去。祐投镇州，为节度使王景崇所杀。成德王绍懿，咸通七年（866年）卒，传兄绍鼎之子景崇。国昌亦自达旦归代州。契苾璋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诏郑从谠与相知应接。初朝廷以庞勋降将汤群为岚州刺史。群潜通沙陀。朝廷疑之，徙之怀州。十月，群据城叛附沙陀。郑从谠遣张彦球讨斩之。时李克用据忻、代，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王处存与克用，世为婚姻。诏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若暴横如故，当与河东、大同军共讨之。”此时朝廷之于克用，尚未必倚其力也。而杨复光养父玄价，见上节。与国昌善，亦欲召之，言于王重荣。王徽为东面宣慰使，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趋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独与数百骑过太原城下，与从谠别。从谠以名马、器币赠之。《新书·沙陀传》云：从谠不肯假道。案从谠不肯假道，而克用兵遂不敢入境，可见从谠之能拒克用也。十二月，乃以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旧纪》在元年四月，《旧五代史》同。《通鉴考异》曰：此际盖止赦其罪，复为大同防御使，及陷忻、代，自称留后，朝廷再召之，始除雁门。《新表》：中和二年，以忻、代二州隶雁门节度，更大同节度为雁门节度其证也。以上兼据《旧纪》《新·沙陀传》及《通鉴》。沙陀本非强大，前此河东数内乱，故任其鸱张，此时郑从谠之力，已足以御之，乃唐反抑从谠而必召克用，可谓放虎自卫矣。
克用既至河中，自夏阳渡河，军于同州。夏阳，在今陕西郃阳县东。三年正月，进屯沙苑。王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陈景思为监军。复光东面，景思北面。制以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于是非以主军用客军，反以客将为元帅矣。二月，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兵败尚让。黄巢弟揆与黄璠袭据华州，克用围之。三月，巢使尚让救之，不克。四月，克用与河中、忠武之兵进取长安。义成、义武之兵继之。巢弃长安，自蓝田东出。使其将孟楷以万人为先锋，攻蔡州。秦宗权与战，不胜，遂降之。楷进攻陈州，刺史赵犨擒斩之。楷，巢爱将也，巢怒，与宗权合兵围之，时六月也。七月，李克用自长安引兵还雁门。寻有诏，以为河东节度使，召郑从谠赴行在，而以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镇代州。《旧书》《旧五代史》。《唐末见闻录》，国昌死于中和三年（883年）。《新书·沙陀传》《太祖纪年录》《实录》死于光启三年（887年），见《通鉴考异》。此时克用虽有功，实无遽授以河东之理。以从谠守北门，纵不能慑服沙陀，亦必不遽至陷没，且安知不可合契苾、吐浑等徐图之乎？而遽自撤藩篱，开门揖盗，可谓失计之甚矣。朱温之降也，诏赐名为全忠。黄巢既败，以为宣武节度使。时溥者，感化将，迫走其节度使支详，朝廷遂以代之。事在中和元年十二月。全忠、溥、周岌共救赵犨，黄巢兵势尚盛，不能敌，共求救于李克用。四年二月，克用出天井关。诸葛爽以河桥不完为辞拒之，乃更自蒲、陕济。四月，会许、汴、徐、兖之师于陈州。陈州之围始解。五月，巢趋汴州。克用追破之于中牟北。见第九章第一节。巢将多降于全忠，尚让降于时溥。巢奔兖州。克用追至冤句，以粮尽而还。六月，时溥将李师悦追败巢于瑕丘。在今山东滋阳县西。巢众殆尽。至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县界。自刎，以首畀其甥林言，使将诣时溥。遇沙陀博野军，夺之，并斩言以献于溥。巢亡，始末凡十年。
黄巢之用兵，可谓极飘忽之致，此固自古已来所谓“流寇”者皆然，然未有若巢之尤甚者也。或者谓“流寇”之兵力，实不足畏，特以其到处裹胁，如水之流，使官军无从措手，终至不可收拾耳。其实不然。有随从之众，必有为中坚者，使为中坚者而亦散亡，所谓“流寇”即遄已矣。然则“流寇”初起时，看似所至皆遭击散，实则其众初未尝坏，此即向来史籍所谓真贼者也。此其所以终能强大也。于此，可见向来史籍所传官军克捷之说皆不实。何则？不能溃其中坚，即击散其随从，亦不可云克捷，况所谓击散其随从者，亦什九为夸张之辞也。财富萃于城市，其原实在乡村。苟无乡村，城市安能自立？故用兵者恒以困守孤城为非计。据乡村以困城市，确为革命军之良策。《新书·巢传》言：巢之起，关以东大抵畏巢婴城守，而巢得放兵四出，此唐败绩失据之由也。革命军之起也，既无政柄可以号令，又无资粮械器，其徒众尚少，非藉裹胁何以自强？王仙芝之起，“无少壮虏之”，黄巢渡淮，不剽财货，犹驱丁壮以为兵，由此。欲裹胁，则劫之以威，且破坏其闾井，以绝其顾望不可，故恒不免于残酷。黄巢之攻潼关，至于驱民填堑者以此。然非特此也，贵贱、贫富，其当平均，为人心之所同然。故世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其由来实甚旧。人人知其当平均，而所目击身受者，其不平均乃特甚，则怨恨之心生，怨恨深而残杀随之矣。王仙芝之起也，其檄文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黄巢渡江时，犹以天补大将军为号，广明元年十一月齐克让奏，亦见《通鉴》。其怀挟空想社会主义可知。史言巢众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其在长安，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革命军者。尚让怒，应在省官员及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即藏怒蓄怨之已久，有以致之也。夫欲革命，必藉众力，今若此，宁非驱民以资敌？为之魁者，宁不知之？故初起时广泛流动，发动群众，忙于战斗，组织不严，至其声势已盛，则亦必思立纪律。黄巢渡淮，即整众而行，不剽财货，入东都，坊市晏然，《旧纪》。即由于此。夫欲立纪律，循空想必不如修旧法之易行也。为之魁者，亦宁不知之？故其徒众虽疾官吏与士人，而其魁又恒思抚用之。黄巢之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入福州，焚室庐，大杀官吏，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家，令曰“此儒者，灭矩弗焚”，又求处士周朴；得之。朴不肯从，巢怒，斩之。此为巢之不能自克，然不害其本意之欲求士人也。其事也。不特此也，《旧书·巢传》言：其起也，士人从而附之。其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则巢之用士人旧矣。夫欲修旧法，固莫如用旧吏与士人，然其法卒不能立者，何也？曰：其所由来者远矣。言中国人之分职者，曰士、农、工、商。士不能执兵，抑士、工、商人数皆少，又非受暴政最酷者。暴政恒施诸为数最多之农民，故非至农民皆思乱，乱必不作，作亦不烈。故农民者，革命军之本也。然农民之所知者，身受之苦耳。其所愤恨欲斩刈之者，被此苦于其身之官吏豪强耳。官吏豪强，非能毒我也，必有阴相之者。故欲革命，非颠覆王室不可。此非农民所尽知也。且其足迹不出里闬，邻境之事，即非所知。故虽思乱者众，亦不能相结合。故农民者，大乱之资，而身不能为大乱者也。合从讨伐，轶于三代，必非辍耕陇畔者之所能为也。然则为之者谁也？曰：士、农、工、商，国之石民耳。世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者则多矣，其有以武断用为食，其徒必相结合，且其声气所通颇广者，则世所谓江湖上人，言其不土著也，此等人古称之曰亡命、曰恶少年，今称之曰无赖、棍徒等，上海人称之曰流氓，其结合则曰帮、曰会、曰党。其魁则古所谓豪杰也。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刘秀藏匿死亡，吏不敢到门郭，解七国乱时，隐然若一敌国，以至窦建德、刘黑闼之徒皆是也。黄巢世鬻盐，富于赀，喜养亡命，亦其伦也。大乱之起也，为之徒众者必农民，为之率将者多豪杰。江湖上人，亦喜言平均。此等人或无家室，或虽有而不之顾；身亦不如恒人倚家室以为生，而多藉朋辈周给；故其好言平均，较各色人为甚。农民则正相反。然本以武断耽佚，乐习纵恣，故其所谓纪律者，特存于其徒党之间，而不能推诸全社会。此理易明。彼以其纪律结合其徒党，劫夺人以为食，则必有为其劫夺者而后其纪律存焉。若推诸全社会，则无可以劫夺之人，其徒无以自存，其党亦将离散矣。故此等人可以为盗，不可以为兵，以军纪必禁劫夺也，为政立法更无论矣。帝王亦起于群雄，其能否成功，正视其能否自制御其徒党，废弃其党中旧有之纪律，而改用全社会共认之法耳。巢众入长安，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甫数日，即大掠缚棰居人索财，号淘物，巢之将官且有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者。巢既称号，下令军中禁妄杀，悉输兵于官。史言其下皆盗贼，不能从也。即巢亦不能自守法，召王官无至者，即大索里闾。张直方者，素豪杰，士多依之。或告巢：“直方谋反，纳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大臣死者百余人。史言自是遂酷虐居人。其再入长安也，怒坊市百姓迎唐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旧书·黄巢传》：其《王处存传》云：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并杀之，血流成渠。《新书·巢传》云：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语亦本于《旧书》，然纵击二字已失实，血流成渠，人人知为形容之语，不责其实，改为叙述之辞，则不成语矣。岂以血流成渠为信然邪？此何为者邪？社会之演进必有其定律，陈义虽高，非至其时则不能行。故空想终为空想，不如复旧之易循。历代革命，只能倾覆旧朝，不能革易帝制者以此。此社会演进定律使然，不能全以自私无识等责之也。黄巢、王仙芝，屡欲受抚。或曰：此非其本心，特蓄力以俟时耳。然仙芝之降，至于遣尚君长，谓非真欲降唐得乎？即
君长亦必有降意，不然，仙芝不能遣之也。巢入长安，遽称尊号，且陈符命。《旧书·巢传》：巢僭位，御楼宣赦，且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著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为金统。其为本怀，尤显而易见。此固不足，然空想既不能行，则复旧不能亟，而欲复旧，亦其难如此，然则群雄之中，获成功而为帝王者，亦自有其由，而非尽由于徼幸也。
谓豪杰之起，徒徇私欲者非也，其目的固在拯民于水火之心，此陈龙川之论不诬也。然始焉非藉广结群众，不足以自立，既足以自立矣，又不能永保纪律；至于官军，则本与盗贼无异，非旧朝官吏将卒皆与盗贼无异，天下原不至于大乱也。史称：黄巢之据长安也，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巢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巢军食树皮，以金玉买人于行营之师。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巢军，人获数十万。其走关东也，地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巢军俘人而食，日杀数千，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周余黎民，靡有孓遗，岂虚语哉？此皆全社会所造之恶业，待时而发，亦不能专为一二人咎也。
是时之草寇，尚非独黄巢也。乾符三年正月，尝敕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先是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狼山，在今江苏南通县南。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起事。行收徒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攻二浙，南及福建，其势甚强。是岁七月，以前岩州刺史高杰充缘海水军都知兵马使讨之。郢因温州刺史鲁实请降。温州，今浙江永嘉县。实屡为之论奏。敕郢诣阙。郢拥兵迁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镇使。今浙江镇海县。朝廷不许，以郢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其先所掠之财，并令给与。四年正月，郢诱鲁实入舟中，执之。乃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先征诸道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宣、泗二州兵，新旧合万五千余人，并受皓节度。二月，郢攻破望海镇，入明州。又攻台州，临海郡见第四章第二节。陷之。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以讨之。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设备不与战，而密招其党朱实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输器械二十余万，舟航粟帛称是。于是郢党离散。郢收余众，东至明州甬桥。镇遏使以筒箭射杀之，余党皆平。以上据《通鉴》。案王郢，《新书·本纪》称为突阵将，《通鉴考异》引《实录》及程匡柔《唐补记》同，而《旧纪》称为海贼。是年三月，以草贼大举进攻河南、山南，下诏招抚，历述投降受官爵者以歆动之，中有朱实之名，盖即郢党之降者。郢虽身为军官，为之徒党者，实皆海贼也。多陷缘海缘江郡县，至发数道之兵以讨之，亦可云东南之剧贼矣。时又有柳彦璋剽掠江西。乾符四年六月，攻入江州，执刺史陶祥。使祥为之上表，彦璋亦自附降状。敕以为右监门将军，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彦璋不从，以战舰百余固湓江为水寨，剽掠如故。十二月，秉仁单舟入其寨，彦璋出不意，迎拜。秉仁斩彦璋，散其众。亦据《通鉴》。广明元年（880年），有江华人蔡结攻入道州，江华，今湖南江华县。道州见第七章第一节。宿州人鲁景仁攻入连州。宿州，今安徽宿县。连州，今广东连县。景仁本从黄巢，巢北上时，以病留连州，遂据其地。后与蔡结皆为马殷所破，见第十一章第五节。中和元年（881年），有鄮人钟季文攻入明州，鄮县，今浙江鄞县。临海人杜雄攻入台州，永嘉人朱褒攻入温州，温州永嘉郡，今浙江永嘉县。遂昌人卢约攻入处州。遂昌，今浙江遂昌县。处州见第六章第四节。约后为钱镠所平，见第十一章第五节。以上皆据《新书·本纪》。此等皆其较大者，其较小而名不著于史传者，则不知凡几矣，可谓群盗如毛矣。
非徒草寇也，藩镇奸命者亦不绝。乾符元年（874年），感化军发兵诣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蛮退，遣还。二年三月，至凤翔。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唱率者八人斩之，众然后定。此事若不能遏止，又一场大战也。十月，昭义军乱，大将刘广逐其节度使高湜。据《通鉴》。《通鉴》系据《实录》，见中和元年（881年）《考异》。《新纪》误系乾符四年二月。《旧纪》：中和元年八月，昭义节度使高浔与贼将李详战于石桥，败，归河中。九月，衙将刘广擅还据潞州。是月，天井关戍将孟方立攻广，杀之，方立遂自称留后。误。高浔败后，杀之而据潞州者，乃成麟也。见第十一章第一节。《新书·王徽传》，《新五代史·孟方立传》，误皆与《旧纪》同。十二月，王仙芝攻沂州，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之。三年正月，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留使扞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肴慰谕，众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四月，原州刺史史怀操贪暴，军乱，逐之。十二月，青、沧军士戍安南者还至桂州，逐观察使李瓒。《新纪》在四年十二月，《通鉴》依《实录》系三年（876年）。以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桂州观察使。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与于逐帅之谋，诏禹谟并按之。四月，陕州军乱，逐其观察使崔碣。贬碣怀州司马。五月，以给事中杨损为观察使。损至，诛首乱者。忠武都将李可封戍边，还至邠州，迫胁主帅，索旧欠盐粮，留止四日，阖境震惊。七月，还至许州，节度使崔安潜悉按诛之。八月，盐州军乱，逐刺史王承颜。据《通鉴》。《新纪》在九月。诏高品牛从珪往慰谕之。贬承颜象州司户。象州见第四章第一节。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加优给。十月，邠宁节度使李侃奏遣兵讨宗诚，斩之，余党悉平。四年十月，河中军乱，逐其节度使刘侔。五年三月，湖南军乱，都将高杰逐其观察使崔瑾。广明元年三月，安南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诸道兵戍邕管者，
往往自归。九月，东都奏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烧安喜门，焚掠市肆，由长夏门去。十月，先是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代以诸葛爽，师泰使军民上表留己，乃复以为振武，而以爽为夏绥。中和元年二月，清平镇使陈晟执睦州刺史韦诸，自为刺史。睦州见第八章第二节。二年九月，桂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张从训。以上兼据《通鉴》及《新纪》。此等皆旋即平定，或不甚关系大局者，其推波助澜，与于割据之局者，别叙于后。要之唐至此时，已成不可收拾之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