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名:字诚之
- 性别:男
- 朝代:近代
- 出生地: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 出生日期:1884年2月27日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是近代我国知名的史学家。字诚之，生于1884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吕思勉六岁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吕誉千亲自讲课，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由母亲讲授《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因而他很早就对史部之书发生兴趣。其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经世文编》，让他“随意泛滥”。自称：“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其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余以之与原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原本。此为余能自读书之始。”[1]
甲午战后，他关心时事，开始读报，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是他当时最喜读的刊物，从而“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认为政治利弊，应“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于是“渐入史学一路”[2]。
1905年起，吕开始任教。190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1910年，经屠寄(敬山)介绍，到张謇创办的南通中学国文专修科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时是他加入政界与否的关键。他说：“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余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余亦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3]1912年，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旋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教授。1923年，在江苏省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次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来光华大学增设历史系，吕任教授兼系主任。除“一二八”后一度到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光华大学。1935年12月12日，与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蒋维乔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停办。吕思勉携眷归乡，闭户著作，恃开明书店稿费自给，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光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吕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并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认为自己的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有为)、梁(启超)之说”，“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尚不知考虑，这是第一期。十七岁以后，主张通过改革政治而走向大同，这是第二期。四十七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以检查过去的史学思想，这是第三期。
吕思勉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早年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1922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四册，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中国通史，几经重版，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此后，在教学过程中，又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一、《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篆、隶、真、行、草的变迁，其中论汉代古文一段，有创见。二、《字例略说》(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六书为汉代研究文字之学者所创，字例应别立。六书中只有象形是文，指事也是字。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三、《章句论》(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为章句即今之标点符号，古代也有标点，后来抄写印刷时逐渐失之。四、《说文解字文考》(稿本，未刊)，就《说文解字》检寻单体之文，稽考解释。五、《经子解题》(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读古书方法和考证古籍，并推论古代学术流派的源流。六、《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不单从先秦哲学立论，还注意社会政治方面。七、《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宋代理学，中多新意。八、《史通评》，对刘知几《史通》进行平议、推论，附考据辩证。此外，尚有《宋代文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出版)、《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燕石札记》(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燕石续札》(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直到晚年，吕思勉仍然专心致志地想以个人的精力，来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由于他辛勤劳动，以及对二十四史的稔熟，先后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即用力十年之久。计划中要写《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未能写出。
吕思勉所著断代史，一般都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贡献很大。
吕思勉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是：一、读书基础应广，读书要多，多读书就能发现问题。二、留心政治社会情况，将当世之事与史实互勘，使不为表面记载所囿。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它是史学的根基。历史的根基是社会，读历史单知道攻战相杀是不够的。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四、读本国史，也须研究外国史，于历史地理亦应知其大概。他治学的成就，在于“博、通”，是位史学专家，但他对经学、文字学、文学都有深入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只是因为“治史”，而使经学、文字学成为“古史之工具”的。有人论述他的学术成就是：“识大而不遗细，泛观而会其通，务求是而不囿于成就，尚核实而不涉于烦碎，此其为学之方也。……吾观其所著书，闳雅似顾亭林，渊博如钱晓徵，论证似戴东原，辩述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4]
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所用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知识面广，于各门社会科学多所涉猎，所以能从分散的史料中观其会通，不专门在枝节上用工夫。他并不好奇猎博，却尚实事求是。年轻时爱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也欣赏《十七史商榷》、《癸巳存稿》。后来看到有些人不屑考证，自以为搜辑精博，实际上这些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5]。他认为精力不应该完全耗费在枝节问题上的饾饤，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吕思勉晚年想将毕生治史独到之处，辑成专书。又感到道教包括“从古以来杂多之宗教”，与佛教既有交叉，与农民战争和反动道门也有联系，但乏人研究，几成空白。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亦未如愿。他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不管熟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他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七十岁后，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病编写讲义。吕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出版外，尚有未刊遗稿一百数十万字，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1957年10月9日，吕思勉因病逝世。
吕思勉作品
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著作。吕思勉撰。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早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任光华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还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等。本书共24章,由两部分组成,自第1章至15章为第1部分,采用纪事本末体叙述王朝兴衰,有晋初形势、西晋乱亡、东晋初年形势、东晋中叶形势、东晋末叶形势、宋初南北情形、宋齐兴亡、齐梁兴亡、元魏盛衰、元魏乱亡、梁陈兴亡、周齐兴亡、南北统一等内容。自第16章至24章为第2部分,采用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叙述民族、社会生活、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有四裔情形、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等内容。本书是中国现代较早较系统地叙述两晋南北朝历史的著作,第1部分叙述的王朝兴衰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大方便。第2部分叙述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等内容,将分散的资料搜集整理分门别类、极便稽考。本书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入门书与参考书。 查看详情>>
秦汉历史研究专著。吕思勉著。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再版。香港太平书局翻印本流传亦较广。分上下两册,凡20章126节,约60万字。上册是秦汉政治历史,分列12章79节,以纪事本末体叙述自秦始皇26年(前221)至三国末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其中第1章“总论”,主要就社会组织来论述中国历史发展到新莽和东汉之际应为一大界线,自此豪强大族势力不断成长,封建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最终导致长期分裂割据。第2、3章叙述秦代历史。第4—11章将两汉政治历史分成11个段落,进行全面有系统的叙述。第12章记叙三国历史。本书并分析了秦汉各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设施的得失成败、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等。下册是秦汉社会经济文化史,分列8章47节,采用记载典章制度的体例,分别论述秦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其中不乏创见。本书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编著的第一部秦汉断代史著作,具有疏导开拓之功。它史料丰富,分析精细缜密,对秦汉历史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索,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其缺点是汉代断限过长。 查看详情>>
吕思勉著，本书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入门读物，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说明书。吕思勉先生以浅显、流畅的文字，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衣食、住行、婚姻、族制、阶级、政体、选举、官制、兵制、文字、语言、学术、宗教等，旨在说明文化的变迁，“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作为吕思勉先生的经典之作，经典性无需赘言，每读一遍，都能带给你新的收获，助你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查看详情>>
吕思勉著。全面论述了先秦学派的源流及其相互关系,除道、儒、法、名、墨、阴阳等六家外,兼及纵横家、兵家、农家、数术、方技、小说家、杂家等。重在剖析其思想内容,考辨著作真伪。颇多新见。将中国古代学术分为七期: 即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今之所谓新学。认为,“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学,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指出,孔子是“儒家之首”,“孔子之道、具于六经”。其中“《易》与《春秋》,则言性与天道”,“尤孔门精义之所在”。又指出,孔子之政治理想在于“大同”,“而其行之之序,则欲先恢复小康,故其于政治,主尊君而抑臣,非主君主专制”。又认为孔子“立身之道”的最高原则就是“中庸”。“中庸之道幡天际地,而其行也则至简易”。对己来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也;对人来说(待人之道),“絜矩而已矣”,此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孔子所以能以极平易之说,而范围中国人心者数千年,以此。”肯定孔子是“大教育家,亦为大学问家”,但非今世所谓“宗教家”,“然宗教家信仰及慰安之精神,孔子实饶有之,其信天及安命是也。”另对曾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亦有精辟分析。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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