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重神不重形，故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然此特古俗之一，附经义而传者耳。信此义者盖寡，不然，何由有墦间之祭，而厚葬者亦何其多邪？重视形魄之见，盖历代流俗皆然，虽士君子亦不能免。崔损，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则士君子罪之。《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十一月，诏应内外文武官寮幕职州县官举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司亦不得申举解送。则虽叔世之武夫，亦知此义矣。而俗视归葬尤重。《旧书·列女传》：王和子，徐州人。父及兄为防秋卒，戍泾州。元和中，吐蕃寇边，战死，无子。母先亡。和子时年十七，被发徙跣衰裳，独往泾州，行丐，取父兄之丧，归徐营葬。手植松柏，翦发坏形，庐于墓所。又：大中时，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骁雄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乃翦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新书·列女传》：杨含妻萧，父历，为抚州长史，以官卒。母亦亡。萧年十六，与媦皆韶淑。毁貌，载二丧还乡里。贫不能给舟庸，次宣州战鸟山，舟子委柩去。萧结庐水滨，与婢穿圹纳棺成坟，莳松柏，朝夕临。长老为立舍，岁时进粟缣。丧满不释衰。人高其行，或请昏。女曰：“我弱不能北还，君诚为我致二柩葬故里，请事君子。”于是含以高要尉罢归，聘之。且请除素。萧以亲未葬，许其载，辞其采。已葬，乃释服而归杨焉。观三女之见称，而知世视归葬之重矣。崔玄亮，晚好黄、老，而犹遗言“山东士人利便近，皆葬两都，吾族未尝迁，当归葬滏阳，正首丘之义”，而况方内之士？能如李乂之遗令薄葬，毋还乡里者，盖亦寡矣？《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八月，诏人死亡于外，以棺柩还城者勿禁。《宣宗纪》：大中三年六月，敕先经流贬罪人，不幸殁于贬所，有情非恶逆，任经刑部陈牒，许令归葬。绝远之处，仍量事官给棺椟。盖亦所以顺俗？晋李太后病亟，欲焚骨送范阳佛寺；赵莹被疾，求归骨南朝，自更无足怪矣。皆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张砺为萧翰锁之北去，卒于镇州，家人烬其骨，归葬于滏阳，见《旧五代史》本传。《旧五代史·陆思铎传》：典陈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诸子曰：“我死则藏骨于宛丘，使我栖魂于所理之地。”魂无不之，欲栖其地，何待瘗藏？此适足见其视形魄之重，非能破归葬之惑者也。
夫如是，厚葬自不能免。薛举区区，而起坟茔，置陵邑，岂特沐猴而冠哉？李义府改葬其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此成何事体乎？犹可诿曰：权相纵恣，不可以常理论也。苏味道以模棱称，而长安中请还乡改葬其父。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不亦异乎？犹可诿曰：其位究居宰相也。李光进不过一战将，而葬其母，将相致祭者四十四幄，穷极奢靡，此何为乎？犹可诿曰：光进固有战功，位通显也。高宗永隆二年正月，诏雍州长史李义玄：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旧书·本纪》。太极元年（712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臣闻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甲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木得衢路行。”《旧书·舆服志》。玄宗时，王皇后欲厚葬其父，见下。宋璟等谏，亦言“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间人，递以奢靡相高，不以礼仪为意”，则为此者正不待高官厚禄矣。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即禁送终违令式者。《新书·本纪》。玄宗开元二年九月，制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戒。近代已来，共行奢靡。递相放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且墓为贞宅，自有便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冥器等物，皆竞骄侈。失礼违令，殊非所宜。戮尸暴骸，实由于此。承前虽有约束，所司曾不申明。丧葬之家，无所依准。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还官。”《旧纪》。二十九年正月，又禁厚葬。《新纪》。代宗大历七年六月，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手脱宝钿等物。《旧纪》。法令非不具也，然亦具文而已。
以言教不如以身教。下之于上也，不从其令而从其意，法令之不行，在上者固有以启之也。唐太宗尝自定陵地于九嵕山。诏言豫为此制，务从俭约。《旧纪》贞观十一年（637年）。然高祖之崩也，有诏山陵制度，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虞世南疏谏，不听，再疏言之。公卿亦再奏请遵遗诏，乃获颇有减省。《旧书·世南传》。善夫，世南之言之也。曰：“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然则太宗自定之终制，所谓“积以岁月，渐而备之”者，得毋欲使劳民之迹不显，谏者无所发口邪？《新五代史·温韬传》云：韬在镇七年，韬事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昭陵，太宗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游，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乾陵，高宗陵。然则太宗所谓俭约者安在也？世南论汉家陵墓之皆遭发掘也，曰：“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太宗实躬蹈之矣。其所谓能纳谏者，又何在也？高宗第五子弘，即尝为太子，而谥为孝敬皇帝者，其墓亦称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旧书·高宗诸子传》。《传》又云：功费巨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遂乱投砖瓦而散。《狄仁杰传》云：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遣机续成其功。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仁杰奏其太过。机竟坐免官。机，《新书》作弘机，以逢迎高宗作宫室，得兼将作、少府，事见上节。盖其贾民怨实深，不得已乃罢斥之以自解也。唐诸太子陵，皆有令、丞，同诸陵署，见《职官志》。《新书·儒学·卢粲传》：武崇训死，诏墓视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无称陵者。惟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后人所援比。崇训茔兆，请视诸王。”诏曰：“安乐公主与永泰不异。崇训于主当同穴，为陵不疑。”粲固执以“陵之称本施尊极，虽崇训之亲，不及雍王。雍墓不称陵，崇训缘主而得假是名哉？”诏可。主大怒，出粲陈州刺史。永泰亦中宗女，以郡主下嫁武延基，为武后所杀，中宗追赠，以礼改葬，墓号为陵。见《新书·诸公主传》。雍王，即章怀太子。玄宗兄宪之殁，虽敕其子，务令俭约，送终之物，皆令众见，然后父王仁皎殁，将筑坟，皎子驸马都尉守一请同昭成皇后父孝谌故事，坟高五丈一尺。宋璟及苏颋请一依礼式。上初从之，翼日，又令准孝谌旧例。璟等再言之。乃慰勉，分赐以采绢四百匹。《新书·宋璟传》。德宗初政，度越贞观，然尝欲厚奉
元陵，代宗陵。令狐峘疏谏，乃已。《旧书·峘传》。或谓此亦如太宗之欲奉献陵，高祖陵。故为是言，待臣子之诤而后罢之，乃所以为伪耳。然后其第五子肃王详薨，欲如西域造塔，以李岩谏而止。《旧书·德宗诸子传》。如山南也，长女唐安公主殁于城固，诏所司厚其葬礼，宰相姜公辅谏，帝怒，陆贽救之，怒不已，公辅卒罢相。其后义阳、义章二主，咸于墓所造祠堂百二十间。宪宗女永昌公主薨，令京兆尹元义方减其制之半。宰相李吉甫谏，乃已。文敬太子源者，顺宗子，德宗爱之，命为子者也。其薨，帝亦悼念，厚葬之，车土治坟，至废农事。《新书·吴凑传》。则其欲厚奉元陵也，谓其实非所欲可乎？贞元十四年（798年），以昭陵旧宫为野火所焚，所司请修奉。昭陵旧宫在山上，缘供水稍远，百姓劳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创，冀久远便人。令宰臣百寮集议。议者多云宜就山下，上意不欲，遂于山上重造。命宰相崔损为八陵修奉使。于是献、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仍旧，但修葺而已。定陵，中宗陵。泰陵，玄宗陵。桥陵，睿宗陵。建陵，肃宗陵。所缘陵寝中床蓐帷幄，一事以上，帝亲自阅视，然后授损，送于陵所。《旧书·崔损传》。修旧如此，而况营新？若懿宗之于文懿，则更不足论矣。见第十章第一节。上以是为慈孝，而诫下之人以薄葬，是使天下之人俭其亲也，其可得乎？五代诸主，惟周太祖临终遗命，见《旧史·本纪》。颇出肺府，则缘其时民力实竭，抑亦亲见唐家陵墓无不发掘故也。
让皇帝之葬也，所司请依诸陵旧例，内置千味食。监护使左仆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獐、鹿等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料，皆无所凭。动皆宰杀。盛夏胎养，圣情所禁。又须造作什物，动逾千计。求征市井，实谓烦劳。伏望依礼减省。”制从之。孟子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今尚食之所料，饥民几人食乎？
《旧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五月，诏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鱼肉肥鲜，恐致薰秽。宜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此以避宰杀慈于物则得矣，其所费，恐更广于尚食之所料也。
唐有皇帝谒陵之礼。不躬谒，则使公卿行陵。朔望、节日上食，日祭，荐新，礼极烦琐，所费亦多。皆见《新书·礼乐志》。寒食上墓，本非华俗。而开元二十年（732年），编入五礼，永为恒式。是教民墓祭也。见《旧书·本纪》。按是时王室尚无之。《通鉴·后汉纪》：天福十二年（947年），高祖命郭从义入大梁清官，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闻者泣下。注引“《五代会要》曰：人君奉先之道，无寒食野祭。近代庄宗每年寒食出祭，谓之破散，故袭而行之。欧阳修曰：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中国几何其不为夷狄矣。按唐开元敕，寒食上墓，同拜扫礼。盖唐许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无此礼也。”愚案欧公语见《新五代史·晋家人传》。其于群臣，亦以是为宠。如樊子盖为武威太守，朝于江都，炀帝谓之曰：“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当时荣之。来护儿从驾江都，亦赐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魏元忠求归乡里拜扫，中宗赐银千两，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太宗东征，皇太子于定州监国，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谓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锦还乡。”令有司祀其先人墓。宪宗元和元年三月，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听假月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是亦教其拜墓也。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世充以为行台仆射，镇渭州。李密故将杜才干恨其背密，伪以兵归之，斩取其首祭密冢，乃归唐。贺鲁之平也，高宗曰：“先帝赐贺鲁二千帐主之，今罪人既得，献昭陵其可乎？”许敬宗曰：“古者军凯还则饮至于庙，若诸侯献馘天子，未闻献于陵。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于是执而献昭陵，赦不诛。此何异邴元真之智乎？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魏征同升。征熟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独孤皇后崩，代宗亦欲近城为陵，以朝夕临望。《新书·姚南仲传》。要之皆以魂神为栖于丘墓而已。夫如是，民安得不厚葬？况国又以侈葬为崇德报功之礼乎？如郭子仪卒，旧令一品坟高丈八尺，诏特加十尺。虽有一二知礼之士，遗命薄葬，又安能挽其颓风哉？主张薄葬之士，亦有数科。萧瑀、白敏中，信佛者也。傅奕、王绩，近道者也。此外则多为守礼或尚俭之士，然亦不必皆达者。如冯宿，虽遗命薄葬，而悉以平生书纳墓中是也。《旧书·李传》：既遇疾，忽谓弟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伎，檐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傥有知，庶著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儿女而愿住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事毕，汝即移入我堂，抚恤小弱。违我言者，同于戮尸。”此后略不复语。观其言似能守礼尚俭，实则其贪痴更甚耳。
唐王室之所为，尚有甚非礼者。《旧书·代宗纪》：大历三年五月，追谥故齐王倓为承天皇帝，兴信公主亡女张氏为恭顺皇后，袝葬。此冥婚也，而殆于用殉矣。殉葬之礼，中国久绝。太宗之崩，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以身殉。宁国公主下嫁磨延啜。磨延啜死，其国人欲以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昏，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吐蕃，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钦陵之死，左右徇而死者百余人。刘元鼎入吐蕃，记所经见曰：“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瘗其旁。”皆戎狄之俗也。其在中国，则惟杜伏威，士有战死，以其妻殉耳。
助人营丧，在城市中亦成职业。《旧五代史·郑阮传》，言其为赵州刺史，尝以郡符，取部内凶肆中人隶其籍者，遣于青州舁丧至洛郡。人惮其远，愿输直百缗，以免其行。又《晋高祖纪》：天福二年九月，将作少监高鸿渐上言：“伏睹近年已来，士庶之家死丧之苦，当殡葬之日，被诸色音声、伎艺人等作乐搅扰，求觅钱物。请行止绝。”从之。此凶肆及音声伎艺人，皆借助人营丧以谋食者也。又《宋史·陶谷传》：尝上言：“坊市死亡丧葬，必候台司判状。奴婢病亡，亦须检验。吏因缘为奸，而邀求不已，经旬不获埋瘗。望申条约，以革其弊。”此事亦在晋世。
厚葬之弊既起，而发掘之祸，亦即随之。《新书·王徽传》，言“沙陀会诸军平京师。大乱之后，宫观焚残，园陵皆发掘，鞠为丘莽，乘舆未有东意。诏徽充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使。徽外调兵食，内抚绥流亡，逾年稍稍完聚。兴复殿寝，裁制有宜，即奉表请帝东还”。则唐室诸陵，黄巢起义时，已遭发掘，而其后复遘温韬之祸。《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三年（925年），诏曰：“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旧例荐飨。”盖自黄巢起义至此，迄未修复也？《晋高祖纪》：天福四年正月，盗发唐闵帝陵。《少帝纪》：天福八年正月，盗发唐坤陵，庄宗母曹太后之陵也。此其见发尤速。《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禁天下不得再发无主坟墓。可见遭开发者之多矣。《新书·柳仲郢传》：拜东都留守。以盗发父墓，弃官归华原。《伊慎传》：乾符中，盗发其墓，赐绢二百修瘗。
《文艺·李频传》：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礼法治下，更布条教。时朝政乱，盗兴相椎敚，而建赖频以安。卒官下。丧归，父老相与扶柩葬永乐。州为立庙梨山，岁祠之。天下乱，盗发其冢。则虽有主且为众所共护之墓，亦不能免矣。《旧书·本纪》：元和十四年二月，敕淄青行营诸军，所至开发坟墓，宜严加止绝。会昌三年（843年），讨泽潞，诏诸道进军，并不得焚烧庐舍，发掘坟墓。《旧史·晋高祖纪》：天福三年八月，诏魏府城下，自屯军以来，坟墓多经劚掘。虽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仆卿邢德昭往伸祭奠。又可见军士之竞事椎埋也。《新书·赵犨传》：弟珝，黄巢起事时，畏先冢见残，即夜缒死士取柩以入。此在将帅则然耳。凡民之柩，安可尽取乎？抑且不必兵燹。《新书·百官志》：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惟故坟不毁。然《旧书·韩滉传》言其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筑石头五城，以为备豫。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多令毁废。《旧史·皇甫遇传》：言其镇河阳，于部内开别业，所经坟墓悉毁。见上节。则官吏且躬自为之矣。《新书·郭子仪传》曰：破吐蕃灵州，鱼朝恩使人发其父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中外惧有变。及入见，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臣先墓，此天谴，非人患也。”子仪之无足忌，说已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朝恩即忌之，又何必毁其父墓？《旧传》云：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然则谓子仪先冢之见发，由朝恩所使，乃揣测之辞，《新书》以为实然，误矣。子仪富可敌国，其葬父，盖必有慢藏诲盗者？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此其所以声势赫奕，父墓一见发，而疑其将构变之浮议即起，而州县终不能善护
之欤？军士残人之墓多矣，此则其自书供状耳。李载义，母葬范阳，为杨志诚掘发。后志诚被逐，道太原，载义奏请剔其心偿母怨，不许。又欲杀之。官属苦救，乃免。然尽戕其妻息士卒。《新书·藩镇传》。时人之报发墓，亦云酷矣，而终不能戢椎埋者之心。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岂不信哉？杨行密之死也，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新书》本传。不亦心劳日拙乎？
以重视尸体之故，遂至于残贼尸体，此二者其事虽殊，其心则一也。杨玄感之围东都也，卫玄援之，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夷其茔域，示士卒以必死。此已为野蛮，犹曰：争战之际，以作士气也。《新书·李泌传》曰：肃宗在东宫，李林甫数构谮，势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此言不知信否。然韦后之败，睿宗夷其父玄贞、兄洵墓，天宝九载（750年），复诏发掘；《新书·外戚传》。元载之死，亦发其父祖冢，斫棺弃尸。则此言亦不敢谓为非信。来子珣诬雅州刺史刘行实弟兄谋反，已诛，复掘夷先墓，转不足责矣。李锜诛，有司将毁其祖墓，卢坦谏止，而董昌败卒发其先墓。此何为者哉？杨行密先冢皆为蔡俦所发。后吏请夷俦世墓，行密不许，其识转非唐朝所及矣。后唐庄宗灭梁，欲掘梁太祖墓，斫棺戮尸。张全义以为梁虽仇敌，今已屠灭其家，足以报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庄宗以为然，铲去墓阙而已。《新五代史·全义传》。梁祖之为人不足取，然当唐末沙陀横行之际，实藩卫民族之一人也，而其茔墓，乃借张全义之巽辞以免祸，不亦悲乎？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五节。《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三年十一月庚寅，枢密使郭威奏“左军巡勘得飞龙使后赞，款伏与苏逢吉、李业、阎晋卿、聂文进、郭允明等同谋，令散员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杀害史弘肇等。权开封尹刘铢，具伏朋附李业为乱，屠害将相家属。其刘铢等准诰旨处置讫。并苏逢吉、郭允明、阎晋卿、聂文进首级，并枭于南北市。其骨肉放弃。”此为未葬而不许其收葬者。事与剖棺戮尸异，而其为残贼则同也。
贵富者竞为厚葬，若贫民，则有身死而不获瘗埋者。《旧书·于传》：出为湖州刺史。州境陆地褊狭，送终者往往不掩其棺槥，葬朽骨凡十余所。《新书》云：为坎瘗枯骨千余。此虽葬而如未葬者也。《李大亮传》云：罄其家赀，收葬五叶宗族无后者三十余丧；可见贫不能葬者之众矣。此尚在平时，若直兵乱，则更有不堪设想者。《隋书·炀帝纪》：大业十年二月，诏曰：“往年出车问罪，将届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惛凶，罔识成败。高颎愎很，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儿戏，视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规，坐诒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此身征辽丧败，而移其责于前人也，亦可笑矣。虽有此诏，然唐太宗贞观五年七月，遣使毁高丽所立京观，仍命收隋人骸骨，祭而葬之。十九年（645年），伐高丽，次辽泽，又命瘗隋人战亡者。见新、旧《书》《本纪》及《高丽传》。则可见死亡之众，而收葬之不易遍矣。《隋书·韩擒虎传》：弟洪，为代州总管。仁寿元年（601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拒之，遇于恒安。众寡不敌，溃围而出，死者大半。炀帝北巡，见白骨被野，以问侍臣。侍臣曰：“往者韩洪与虏战处也。”帝闵然。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旧书·刘昌传》：昌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殁将士骸骨，坎瘗之。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昌上闻。德宗下诏深自刻责，遣秘书少监孔述容及中使以御馔、内造衣服数百袭令昌收其骸骨。分为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槥衣服，葬于浅水原。分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将士曰怀忠。《新书·元结传》：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募义士，于唐、邓、汝、蔡降剧贼五千，瘗战死露胔于泌南，名曰哀丘。皆令人读之酸鼻。然此特其记载之较详者耳，其暴骨如莽，而史不能纪其详者，盖不知凡几矣。且如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瘗州县暴骨。《新书·本纪》。太宗贞观二年四月，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
埋瘗。《旧纪》。《新纪》云：瘗隋人暴骸。四年九月，令收瘗长城之南骸骨，仍令致祭。《旧纪》。《新纪》云：瘗长城南隋人暴骨。五年二月，诏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宜悉刬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此京观非有意为之以示武功，特野死而莫之殣耳。以此推之，贞观五年（631年）所毁，亦未必高丽所立。高丽此时，用兵权矜慎有谋，何为此以激怒中国邪？皆隋末丧乱，野死不葬者也。亦奚减征辽之所丧哉？此特举其最著者，余类此者，尚不胜枚举。契丹主北去时，屠相州，后王继弘镇相州，于城中得髑髅十余万，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三年正月，分命使臣赴永兴，凤翔、河中收葬用兵已来所在骸骨。时已有僧聚髑髅二十万矣，所指即相州事也。永兴、凤翔、河中等处，为数亦不少，然史不能纪其详矣。而凶荒疾疫之所被，其所伤害，亦不必减于兵死也。岂不哀哉？《旧书·高宗纪》：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余。行人冻死者，赠帛给棺木。永隆元年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遣使振恤。死者给以棺槥，其家赐物七段。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初雨，麦田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文宗纪》：大和六年五月。诏如闻诸道水旱害人，疾疫相继。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器，皆凶灾疾疫之仍至者。《新书·代宗纪》：宝应元年十月，诏浙江民疫死不能葬者为瘗之。时直袁晁之乱，盖兵灾疾疫，相因而至也。
古之论葬地者，皆兼望气言之，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五节。《隋书·艺术·萧吉传》：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殁。”然竟从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
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又云：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炀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亦兼望气与卜筮言之也。吉著《宅经》八卷，《葬经》六卷，新旧《志》皆作二卷。《新志》吉《五姓宅经》二十卷。则亦兼图阳宅矣。献皇后之葬，山陵制度，多出杨素。素因之受赏。诏曰：“葬事依礼，惟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于此。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宝祚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纤芥不善，即更寻求。志图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备尽，人灵协赞，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非惟廊庙之器，实是社稷之臣。”其言吉凶不由葬地，亦与《萧吉传》同，而又盛称素忠，不恤其辞之自相矛盾，则祸福之念中之也。《旧书·方技·严善思传》：则天崩，欲开乾陵合葬，善思奏议不宜以卑动尊，似能据礼立言。然又云：“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太后，权总万机，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以降，始有合葬者。然两汉积年，向余四百，魏晋之后，祚皆不长。虽受命应期，有因天假，然循机享德，亦在天时。但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后之胤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亦难长享。山川精气，土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亦以祸福言之也。
《葬经》之名，见于经籍志者尚多，而吕才叙葬书之文，则略见于《旧书》传中。其说曰：“《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顾复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不得豫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龟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又云：“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陇所招。”又云：“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又云：“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可以见其迷信之概。《温大雅传》：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新书》云：卜人占其地。“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葬讫，岁余而卒。此等盖即巫者之所传也。《旧史·王建立传》：疾作，谓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养生，梓以送死。予生为寿宫，刻铭石室。死当速葬，葬必从俭。违吾是言，非孝也。”建立先人之坟，在于榆社。其冈阜重复，松桧蔼然。占者云后出公侯。故建立自为墓，恐子孙易之也。可谓固矣。李义琰不营居宅，似乎恭俭，见上节。而后改葬父母，乃使舅氏移茔，其恭俭也，得毋正其贪痴邪？
《唐书·礼仪志》：牛弘撰仪礼，在京师葬去城七里外。周世宗欲展筑大梁外城，先立标识，令葬者皆出七里外，见上节。所行者当即此礼。然恐亦未必能行也。
前世立碑有禁。牛弘制礼：“三品已上立碑，七品已上立碣。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奏请立碣。”《旧书·懿宗纪》：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平后，诏“先贤坟墓碑记，为人所知，被贼毁废者，即与掩藏，仍量致祭。”《旧史·唐明宗纪》：长兴二年四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恐名贤遗行失所考也。”则其视之颇重。然碑碣皆有制限，志铭则不然，故为之者渐多。《旧书·傅奕传》：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乌乎哀哉。”《辛秘传》：元和十二年（817年），为昭义节度使。凡四岁。及归，道病，先自为墓志，皆其事也。立碑之禁，本所以戢虚美，然志铭后亦渐染其习。《卢承庆传》：临终诫其子曰：“碑志但记官号年代，不须广事文饰。”则其证。然立碑亦为致寇之媒。《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五月，唐司徒致仕李建勋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时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听人耕种于其上，免为它日开发之标。”及江南之亡也，诸贵人高大之冢，无不发者，惟建勋冢莫知其处。斯为贤知者乎？
殊俗葬法，亦有传于中国者。德宗欲为肃王详造塔，已见前。姜公辅之谏厚葬唐安也，德宗谓陆贽曰：“唐安夭亡，不欲于此为茔陇，宜令造一砖塔安置，功费甚微，不合关宰相论列。”是亦欲为之造塔也。《旧书·李暠传》：迁黄门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此等风气，疑皆来自印度。《隋书·达奚长孺传》：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潘那可汗众十余万，寇掠而南。诏以长孺为行军总管，率众二千击之。遇于周盘。众寡不敌。长孺慷慨，神色愈烈。转斗三日，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孺，兵皆力战，虏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新书·突厥传》：太宗数颉利之将亡曰：“俗死则焚，今葬者皆起墓，背父祖命，慢鬼神也。”则突厥之于火葬，行之甚旧。仆固怀恩死，部曲焚其尸以葬，盖亦此俗？然《新五代史·王建立传》言明宗为代州刺史，以建立为虞候将。庄宗尝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扰代人，建立捕而笞之，则沙陀又行土葬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