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能够进广西陆军小学,实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促成,却不能不归功于先父的挚友——湖南邵阳人李植甫先生。先父和李先生订交,也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

我乡农民都喜欢练武术。各个农村往往请了拳师主持教练。我村近邻的西岭村,在光绪末季也请了一位拳师。这位拳师名唐四标,湖南人,教武术之外,兼卖跌打损伤膏药。他生得十分健壮,打得一手好“花拳”,除了在西岭村教拳,也挑了他的膏药担子到两江墟上叫卖。他在卖膏药前,往往先表演一套拳术,以吸引观众,然后又作江湖上的自我宣传,大有“拳打三山好汉,脚踢五岳英雄”的气概。因为他生得身材魁梧,又练得一副蛮劲,故盛气凌人,而无人敢与之较量比武。有一次在两江墟上,唐四标表演拳术之后,正在自吹自夸之时,观众中忽然站出一位读书人模样、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长得很结实,也操着湖南口音,向唐四标说道:“听你老兄的口音,我知道你也是外路人。做客异乡的人,总应该谦虚礼貌一点,不应该在当地人的面前夸下偌大海口,目空一切……”他还未说完,唐四标已恼怒了起来,捏起拳头,朝这人脸上一晃,说:“你是何等人,也敢来教训我!”他接着更提高了嗓子,大声喝道:“你是过路的人,不该干涉别人的私事,难道你要打破我的饭碗吗?有胆量就过来比个高低,死伤各听天命。”于是那人也脱了长衫,在众人围观拍掌之下,和唐四标交起手来。彼此拳来脚去打了不多几个回合,已见唐四标渐渐不支,最后被逼到墙脚下,无可再退了。这人举起拳头,告诉唐四标说:“老弟,你现在该要说话了,否则我怕你要受伤!”唐四标至此觉得实在无法反击了,只得说:“好汉住手!”才结束了这一场拳斗。

唐四标被击败后,自觉没趣,乃收拾了膏药担子,垂头丧气,径自去了。然而这场拳斗的新闻却立刻不胫而走,轰动了全市赶墟的人。西岭村当然也得到了这消息,唐四标既不辞而行,遂决定请这位新英雄来递补唐的遗缺,他也就答应了,就此在西岭村住下。这位击败唐四标的新拳师便是李植甫先生。李先生也是一位性喜结交的人。他在西岭村住下了,便打听当地豪侠好义之士。他听到先父培英公的名字,特来登门拜访。先父与他一见如故,谈得极为投契。

李先生不但武功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能诗能词,风格的豪迈,略似石达开。因与先父时相唱和,酒酣耳热,每有慷慨悲歌之作,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植甫先生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

植甫先生曾秘密告诉先父,他是一名犯了杀人罪、曾为湖南官厅缉捕的要犯。他原是湖南邵阳县的一名秀才。某次进长沙省城做客,听说城内有一位恶少,是某大官的儿子,仗着父亲的权势,无恶不作,时人莫敢谁何。植甫听了心抱不平,便决心要碰他一下。后来他打听出这位少爷在某妓院内有一位宠妓,视若禁脔,不许任何人染指。一日,植甫到那妓院,指名叫那妓女陪侍。未几这位贵公子来了,他故意不让开,因此和这位少爷的保镖打起架来。保镖不敌,这位恶少乃亲自上前呵斥,不意被植甫三拳两脚打死了。植甫既闯下大祸,乃化名易姓,逃出长沙。但是官厅追捕甚急,湖南无法存身,又逃到桂林。因顾虑城里耳目众多,遂下乡躲避于两江墟。

植甫在西岭村教了些时,我村也把他请来,教馆半年。我便是奉先父之命,泡茶拿烟,洒扫炊煮,专门招待他的人。而他对我这个结实爽快的小伙计,也着实爱护备至。

当时广西兵备处总办是蔡锷,总办以下,乃至陆军小学里的各级办事人员,多半是湖南人,植甫先生的同乡。所以他对该校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在我从习艺厂毕业回家,无适当职业的时候,植甫先生便力劝先父,送我去应考新成立的陆军小学。

关于投考陆军小学,我母亲并不热心。她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勤劳的青年,与其去投考那不可知的陆军小学,倒不如留在家里,帮忙操作为佳。后来因为植甫先生一再劝告,先父才决意要我认真地准备功课,以便应考。所以当父亲应聘到姑父家设塾时,仍携我同往。他那时便认真督责我的课业,不让我轻易离开书房做其他事务。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进城参加陆军小学第二期的招生考试。

广西陆军小学是推行“新政”的设施之一。清廷自庚子八国联军之后,维新派人士策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同时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广西遂也在这风气下实行起新政来。那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是一位年轻有为、好大喜功的人。他锐意延揽新政人才,推广新政。为此,当时政府行政部门中也添了些新机构,如管教育的提学使,司警政的巡警道,管工商的劝业道。为训练新军,又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

在这些新的机构之下,又先后成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如法政学堂、典狱学堂、农林学堂、优级师范、普通中小学、警察学堂、警察督练所、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陆军测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又成立了咨议局,为省级民意机关。

为了充实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巡抚张鸣岐又四处张罗新政人才,一时讲时务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庄蕴宽、钮永建、王孝缜、李书城、孙孟戟、蔡锷、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国的学生如孔庚、赵恒惕、蒋尊簋、雷寿荣等都先后到了桂林,分担各项职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备处,即由庄蕴宽任总办,钮永建任帮办。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庄、钮因与张鸣岐不洽,自请外调,张鸣岐乃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接替庄氏。

广西陆军小学堂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末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两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

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堂址在桂林南门外大校场的旧营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锷任陆小总办,雷飙任监督(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长)。其后蔡离职,蒋尊簋(伯器)继任总办。宣统元年(1909年)蒋调任参谋处总办,陆小总办改由钮永建继任。

我参加陆军小学的第二届招生考试时,桂林文昌门外的陆小新校舍正在建筑中,第一期学生在南门外大校场的兵营内上课,第二期的招考地点则在城内的旧考棚。陆小因为是新创办的官费学堂,待遇甚优。学生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贴以供零用。加以将来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极为踊跃。报名的不下千余人,而录取的名额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竞争性是极大的。

考试完毕,已近岁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邻村经常去桂林贩卖货物的商人代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赶墟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榜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学堂规定报到的日期,我辞别父母,挑了简单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学了。那时乡下人是不常进城的,有时逢年过节,偶尔应城内亲友之约,去看舞龙跳狮,才进城住三数天。所以进城对我们原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平时为着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进城,首先就要预备一套干净的长衫和鞋袜,打了个包袱,背在背上。走到离城约数里的地方,才在河边洗了脚,把鞋袜穿好,换上长衫,然后摇摇摆摆学了假斯文,走进城去。穿鞋袜和长衫,我们原都不大习惯,一旦换上新服装,走起路来,觉得周身受着拘束,异常的不舒服。加上我们那副面目黧黑、粗手粗脚的样子,和白嫩斯文的城里人比起来,自然如驴入羊群,显而易见。临时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后进城。先在西门内大街上找个伙铺,将行李安顿好,才到陆小去报到。谁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绝我报到,理由是我迟到了十来分钟,报到时限已过。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于是我就以十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的资格。垂头丧气的情形,不言可喻。不过校方负责人勉励我下期再来投考,并说我录取的希望很大,因为我这次体格检查被列入甲等,这在应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我怅然归来之后,父亲命我继续随他到黄姓姑丈家去读书,准备来年再试。于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读了一年。至翌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季,陆小招考第三期学生时,我再度前往投考。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仍只百余人。榜发,我竟被录入正取。按时报到,因而我进了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

这时陆小在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副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恓恓惶惶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世,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陆小的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模仿日本式的,十分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各门科学和外国语,教学都很认真。即就国文一科来说,我们的国文教师都是些举人或秀才出身,国学造诣极深,而同学中也不乏文人学士。当宣统元年,广西举行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时,我们学堂里面两位第一期同学,竟暗中报名投考为人枪替而被列入优等。拔贡在清代考试制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枪替考拔贡而被列入优等,其国学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门科学来说,陆小对数理特别注重。当我进入第三年度时,我们的数学已学到小代数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于外国语则为选修科,于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中任择其一。因广西和法属安南接壤,法语被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选修了法语,教师是位法国人,名白利。可是我的个性和语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时我知道一旦离校便无进修的机会,也没有应用的机会,日久就会全部忘记。因此我在课堂上学习,也只是应付考试,图个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国教师学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会说了,把所学的,全部还给了先生。同班中虽不乏孜孜研读外国文的同学,成绩极好,但是毕业后,果如我所料,也于几年之内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做极精彩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观摩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诨名叫作“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陆小既是个军事学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立正、禁闭或假期“禁足”(不许外出)等。我在陆小三年,幸未受过处罚,所以校内上下对我印象极佳。

学生中也有托病请假,不出操或不上讲堂的。因为一个学生如经医生证明有病,便可请准“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时的医学知识和设备都很简陋,不易查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请假比较容易。然而我在陆小三年,连一次“半休”也未请过,足以证明我身体的健壮。

陆军小学教育因为是国家陆军军官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创办之初,便十分认真。经费也比较充足。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之中有三荤一素。我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后来经费稍感困难,然每人每年仍可领到三双。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备觉难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清朝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熏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熏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驱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簋(伯器)为难。

蔡锷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样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踞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愿暴露身份,所以和桂林极为活跃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两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才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两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锷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咨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咨议局的掩护下,风潮日益扩大,甚至全省罢市罢课,要求蔡锷离桂。

在这风潮扩大时,陆军小学也全体参加,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集合在抚台衙门外照壁墙前,守住不去。抚台派人来温言抚慰,要我们回校,我们不理。最后他又派了一个文案之类的职员出来威胁众人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大家都有杀头的危险。当他提到“杀头”两字时,我们队伍中忽有人领导大呼“不怕”,众人也跟着乱嚷一阵。今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无知与可笑。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地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消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锷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锷被迫离桂后不久,我校又发生了倒蒋的风潮。陆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学也以学科为主,术科为辅。但是任管理人员及术科教练等工作的助教们,却多半是弁目训练班一类出身、略识之无的老粗。学生难免有些瞧不起他们,然而他们是管理人员,学生的日常生活由他们来管理,请假等事也由他们来批示决定。他们因为受教育有限,批出来的文字,往往别字连篇。有一次就因为学生讥笑他们的批示而起了纠纷。作“批”的助教,或许是恼羞成怒,而触犯他的学生也不肯低头认错。正在两造纠缠难解难分时,一部分旁观学生一阵喊打,把事情闹大了,直闹到总办蒋尊簋那里。蒋氏为维持军风纪,养成学生服从习惯,乃下令将闹事学生开除,学生当然不服,风潮便扩大了。

陆小在驱蔡运动之后,人事本已有些变动,学风亦渐不如前,此次风潮中尤表现得十分嚣张。有些人竟以为那炙手可热的蔡锷将军尚且被赶走,何况蒋尊簋。大家要求总办收回成命,并惩罚侮辱学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许,双方坚持甚久。学生又设法把风潮扩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对这风潮极少同情。因而到最后还是学生屈服,肇事的学生卒被开除,而风潮平息。

陆小既经两次风潮,学风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到宣统三年(1911年),离我毕业之期只有三个月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发生了辛亥革命。广西响应之后,一部分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遂结束了我三年的陆军小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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