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藩合作，政府之地位巩固，进行改革，毫无顾忌。数年之中，上自海陆军制，下及庶人服冕，诏令改革者，事以百数。及一八七三年，征韩论起，武功派之朝臣，力主出兵，文治派之首领，争论不可，党争渐盛。文治派者，其党议谓内政需改革者甚多，尚非外征之时，以岩仓具视为首。武功派者，其党议专主用兵，扬国威于外，以西乡隆盛为首。二党之人互相疑忌。先是一八七一年，朝命岩仓具视为大使；其党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五十余人从之，游说欧美，谋改条约。大使频行，与阁僚约曰：“我侪行后，不可专断大事，擅改政治。”其时文治派之势力盖较武功派为盛。及其去后，隆盛谋宣国威，又值朝鲜事起，朝议一变。方幕府之归政也，天皇尝遣使告朝鲜。朝鲜王以其国书违背惯例，却之不受。使者归国，有倡议伐之者。至是，两国之间，嫌隙又生；日使在中国者，质问朝鲜之事。清廷答曰：“朝鲜虽为我藩属；其内政中国概不过问。”隆盛因有所借口，其党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和之，武人在外者，更为之声援；独大隈重信等数人以为不可。大隈，佐贺藩士也，自亲政以来，入为参与，其声望威权，尚不及隆盛。于时廷议将决；文治派在欧洲闻之，遄程归国。既至，详述欧洲大势及俄人之野心，力主和平，排斥众议；武功派之气渐馁，乃迫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仰请圣裁。实美惶恐，不知所为，托疾不朝，请以岩仓代己；天皇亲视其疾。但岩仓又托病，杜门不出；天皇问之，因为详述用兵之害。俄而开御前会议，天皇遂否决征韩之议。于是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悻悻然上表辞职而去。
关于征韩论的争论，中间为西乡隆盛
岩仓具视使节团，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隆盛归其故乡鹿儿岛；其徒相继辞职者尤众，散居国内，互相标榜，为时所重。时政府大权，归于岩仓、大久保二人之手，人心不服，隐谋抵抗，佐贺之乱遂起。佐贺者，江藤新平之故乡也。其地初有征韩忧国二党，凡二千五百人。至是党徒合谋，迎新平西归，其势大张。县令之僚属，多为其党，因遂侵掠豪商，强借军需，终乃举兵，袭破郡县。变闻，天皇委任征讨都督，令其率军平乱；未几即定，捕杀新平。然谋应之者犹众，内乱将复起。适台湾生番，虐杀琉球漂民事起，日使向中国抗议。清廷答谓生番，化外之民，中国不问。政府借为口实，因谋用兵，以泄国内不平之气；独木户孝允不可，曰：“内政未修，遽生外事，徒苦人民。”与政府力争，卒乃辞职而去。于是朝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兵三千人往讨；既至，登岸，诸蕃降服。从道命人兴工，营造府邸，开辟荒芜，为屯田久居之计。中日之交涉，因之又起，几至决裂；幸英公使居间调停，议定条约，其事始已，时一八七四年也。（详见第十七篇）
身着武士服的木户孝允
日本自废幕以来，行征兵之制，农工商民，皆得为兵，武士之权利，根本废除。一八七六年，天皇诏改禄制；华族士族之禄，限期改领公债。于是惯恃豢养之武士，始自谋生；其人素鄙农工商业，毫无经验，类多失败，中心愤闷，群思叛乱，而熊本之变遂起。初，熊本藩士尝倡言尊王攘夷。及改革令下，始怀怨望，私自相结，夜饰武士装服，袭击兵营县署，杀伤甚众，声势大振。同时山口、前原、一诚继之而起。一诚初立军功，尝为参议，会罢免归，居常郁郁不乐。及闻乱起，聚其私党，号召士族，诈言曰：“将防熊本。”其他起兵应之者凡七，皆怨望之武士，隐谋已久，原约同时举事。会熊本以机迫先发，党人先后应之，势力分散，故易扑灭。乱平，朝廷惧农民和之，由天皇下诏减轻田税。略曰：“曩定税率为百分之三，今察稼穑艰难，深念休养之道，其减税为百分之二点五。”
明年，明治即位已十年矣，车驾幸西京，祭祀先祖，西乡隆盛忽起兵于鹿儿岛。初，隆盛勤劳王事，进任陆军大将；及征韩论起，退居故乡，时望归之；将士武士之不服大臣者，奉之为主，其势俨然与政府相敌。隆盛设立学校，教练其党。政府恶之，尝夺其生徒，又徙鹿儿岛之军械局于大阪，嫌隙日深。会传政府使人来刺隆盛，其党闻之大怒，奉隆盛起兵。隆盛之众，一万五千余人，多久战之士，训练有素，心怀怨望，分途前进，势极凶猛。大久保利通时在神户，伊藤博文亲往告之，二人遂同归京。次晨，朝命削隆盛官爵，罪以叛逆，敕亲王为征讨大总督，以陆军卿山县有朋等为参军，发近卫等兵讨之。令下，伊藤乃知为大久保之策也。天皇更命人渡鹿儿岛，慰前藩侯岛津久光曰：“逆徒作乱，蔑视朝命，朕命讨之。久光国家元功，朕素信赖；今遣重臣来，汝其致尔诚意。”久光得旨，力陈效顺，其忠于旧主者，多不与乱。
西乡隆盛
隆盛出军，进攻熊本；守兵登城拒之，久不能克，惟出城迎战者为其所败。其后援军大集，转守为攻；西军人少，因据险以战。两军遇于田原，炮弹如霰，官军多死。入夜，官军潜行，迫近其营。西军将士，方张宴诀别，意将战死；官兵突入，西军大乱；乘势前击，遂复田原。及晡，西军援至，复大败追兵。斯役也，战争之久，历十余日，两军阵地逼近，炮火猛烈，傍近诸山，先多松木，战后变为童山。官军已数败，西军势张，士族之怀怨望者，散居各地，隐谋起兵。然举事者，率谋泄而败；朝廷因令府县征募巡军，编为旅团。天皇更幸临大阪，慰抚战士之被伤者，赐之酒馔；皇后复以绒丝赏之；人心奋勉，军气大壮。卒乃援军麕集，攻陷坚垒；西军大挫，解熊本城之围。初，隆盛起兵，将攻熊本。其弟进策曰：“为今之计，宜先以精兵数千，潜乘汽船，驶往长崎，乘夜登岸，袭击县厅，火攻兵营，据有其港，资其米谷弹药，以断官军之冲。熊本守军，势必出援；我更伏兵击之，进据其地，则邻地响应，西海定矣。”隆盛不从，遽出兵以攻坚城，故不克而败。
是时政府海军之势颇盛，因运输军队，进据西乡之根据地鹿儿岛。西军之人心摇动，大败而遁；官军因围之于可爱岳，日夜攻击。隆盛告其将士曰：“事势不利，乃困守于此；夫以一隅之士，苦天下之兵，于今半载，大丈夫之事毕矣。贪生贻羞，诸君义不欲为，与其使士卒徒陨于矢石，宁自尽以救之，我志决矣。”语毕，举座默然，独一将言曰：“我军虽败，尚有众五千，苟纵横突击，必能冲围而出。夫死于战，犹留鹿儿岛男子之英名，固胜于自戕也。”众皆从之。夜半，西军拣选精锐，突前驰击，势如风雨；官军不为备，遂被破围而逃。西军素谙地理，善于跋涉；其地居民，复为之耳目，故能避实冲虚，三破重围，复入据鹿儿岛城，官军追及围之。
隆盛登城拒守，遣使者二人谒见参军。参军告以所传暗杀之诬及征伐之故，留其一人；其一遣归，报告隆盛。将行，山县有朋复附书致隆盛；使者还述参军之言，且曰：“菊次郎无恙。”——菊次郎者，隆盛长子也。隆盛默然；既阅山县之书，更愀然曰：“我义不负山县。”因召集将士，使者复述参军之言，举事证之，众皆惊悸；或曰“可降”，或曰“战死”，众议不一。既约明日再议，又不果。时官军来围者益众，日夜炮击；城中将士，各送要物归家，沐浴更衣，为战死之计，约期将破围而出。官军谍知其期，先期一日，四面袭击，西军大乱。有欲退者，将士厉声曰：“敢逃者斩。”立杀四人，众殊死战。隆盛在垒，几为官军所获；从者恐其受辱，杀之。其下将士，知事不可为，多自杀。战后，验隆盛之尸，见有肥而无首者，股有伤痕，手有刀瘢，皆其少时所伤，知为隆盛也；并搜得其首葬之。此役也，政府出兵六万，耗四千余万元，阅八月而克之。于是政府威权，非武士之力可得抗拒，成为昭著之事实，自后国内遂无内乱之忧。所可惜者，武士不忘报复，谋刺主谋平乱之大臣，俄而智勇兼备之大久保利通，竟于入朝之时，为凶徒六人所杀。其因战败死亡者，多国内奇杰自好之士，激于私义，动于蜚言，酿成战争，至于流血，亦可哀也已！
大久保利通
初，西乡等辞职而去，板垣退助因不服文治派之专政，一八七四年，始上书天皇，请求召集民选议院。略曰：“今日政权，上不掌于天皇，下不在于人民，独为朝臣所垄断，政令无信，朝出暮改；任免出于情私，赏罚由于爱恶；言路壅蔽，困苦无告；长此不改，势必土崩。欲救斯弊，在于采天下之公议，召集民选议会。”此论流传，风靡一时。有反对者，作书驳之，而和者殊少。或更反驳其说，舆论纷纷，遍传于报纸。政府迫于众议，知不可拒，天皇乃下谕先开地方会议，略曰：“朕践祚之初，曾以五事誓于神明。自是而后，久欲推行斯意，召集人民代表，凭公论，定法律，以期上下和协，民情畅达，务使全国人民，各安其业，共担国家之重任。今特先开地方会议，使人民协同公议。……”地方会议者，国民自治之基础，由府县知事及人民代表会于一室议订府县法令之议会也。人民未得参与国家立法之权，自为板垣所不满；板垣因归其乡邑，召集子弟，组织讲社，盛倡民权自治之说。应者风起，设立党社，互通声气，势力渐大。值木户孝允，以争伐台湾之故，辞官而去；政府大惧，力筹调和朝野之策，由井上馨游说木户板垣，征其同意。一八七五年，各党会于大阪，大久保、木户、板垣、井上、伊藤在焉，议决政体君主立宪，采泰西议院制，设立元老院大审院等。天皇旋下诏曰：“朕即位之初，大会群臣，以五事誓于神明。……今扩充誓文之意，设元老院，以广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固裁判之权。……”其元老法官，皆由天皇委任；木户板垣再为参议。终以板垣力主急进，与朝臣不协，辞官而去。益痛诋朝政，鼓吹立宪。一八七七年，西南乱起，板垣党徒，来至京师，倡信三权分立，开民选议院；元老院之激进派议员，有谋举兵立宪者，事泄被拘。明年，乱平，缓进派之大久保毙于刺客之刃，政府乃颁府县法令，许其召集会议。
板垣退助
板垣自再弃官后，纠合同志，四出演说，组织爱国社；及西南乱平，国内怨望之武士，无所泄其愤，渐与板垣之党结合。党人以立宪自由为号召，值此改革之初，醉心欧化之青年学子，为其所动，党徒日增。一八七八年，党人会于大阪，各地分社咸遣人与会；由大会议决，选举才能之士，往各地演说，鼓吹党义，广收同志，鼓舞人心。明年，复开大会于大阪，人数大增。又明年，复开会议，代表与会者，数千人，议决向政府请愿。政府闻之，急颁集会条例，严令官吏解散其会。大会已先知之，因改其名称曰期成国会同盟；且扬言曰：“继续前进，迄国会成立。”遂举代表二人，分道上京。二人递请愿书于太政官，太政官谓人民无条陈政事之例，拒绝弗收；诣元老院递之，又谓非建言，不纳。于是人心大愤，进行愈力，时人多以志士称之；益各自奋励，或上书亲王，或游说大臣，奔走陈说，不辞劳苦。俄而期成国会同盟，设本部于东京，分全国为八区，组织机关，勇猛前进。各地之请愿委员，又复相继入京，请愿政府，历访大臣，官吏不胜接应之烦；政府遂下令曰：“凡上书建言者，其书必经地方官厅提出。”于是倡民权者，失其所以进行之路，一转而向民间运动。
党人久谋报复，专俟时机以攻击政府。先是政府以一千四百万元经营虾夷。值一八八一年，有萨摩商人，谋以三十万元购买其地之国有产业。虾夷开拓使，萨人也，言之于朝。政府将许其请；独大隈重信坚持不可。大隈自翼赞改革以来，心恶藩阀之专；及议售卖官产，毅然力排众议，由是议未能决。会天皇出巡，主其事者，追及车驾，请批准；天皇从之。事闻，报纸喧传，肆力攻击，尤以大隈派之机关报纸为最烈。人心奋怒，结社演说，诋詈藩阀；大隈谓惟开国会可绝藩阀政府之根，窃与岩仓等谋，将上奏天皇，请以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年）为开设国会之期。谋泄，朝臣震骇；天皇归京，开御前会议，取销前令。明日，诏曰：“……向以明治八年设元老院，十一年开府县会，莫非创业开基，循序渐进之道。……顾立国政体，列国各异其宜。……我祖我宗，照临在上；扬遗烈，扩鸿谟，变通古今，断而行之，责在朕躬。今将以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年）召议员，开国会，以成朕初志。俾在廷臣僚，咸得假以时日，专任经画之责。至于组织，职权，朕将悉心裁定，及时颁行。……若仍有喜躁急，煽事变，害治安者，自当处以国典。特此明言，谕尔有众。”此诏文中所谓“变通古今，断而行之，责在朕躬”者，明示人民政策皆其所自定，隐为藩阀辩护。日本人民忠于天皇，天皇诏令，无敢或违；故特申言之，借免攻击政府。至云将处急进党人以罚，特防其聚众示威，诋詈藩阀，使人不安耳。于是即日诏免大隈之职；其党于大隈者，皆辞职去。
日本天皇《开设国会之敕谕》
诏下，深恶藩阀图谋报复之士，辄于国会未开之前，号召同志，组织政党，谋握政权。板垣先以其期成国会同盟之一部分会员，组织自由党；复与其各支部连合，建立党纲。大隈纠合其徒，设立改进党；当被举为总理，揭其党纲，布告国内，声势俨然。于是藩阀大惧，因创立宪帝政党，力主保守，袒护政府；然势甚微。自由改进二党，相与对立；就中板垣氏偏于理想，专鼓吹自由平等民权之说；大隈则富于政治经验，其策划多可实行。大党而外，各地方之小政党闻风继起，或附大党，或自独立。
一八八二年，朝命伊藤博文考查欧美宪法。适自由党党魁板垣退助，出游欧美，与官吏偕行；时人疑其费用出自政府，改进党之报章，首载其事。两党因之交恶，忘其公敌，转相诋諆，人稍厌之。又自板垣行后，自由党无统驭之人，渐趋于激烈，以为空言无效，自由必以铁血购之，数谋暴动，致起扰乱。政府利用时机，颁布繁苛之集会条例，立宪帝政党首自解散。板垣归国，与其党谋曰：“条例严禁分社，总部不能统监党员，不如使之各自秘密运动。”亦自解散。时独改进党犹存，大隈乃扬言脱离党籍，而誓于其党曰：“废除形式，协力进行。”
一八八三年，伊藤博文归自欧洲，声望益增。盖是时岩仓已死，在朝诸臣，才能识见，无出伊藤右者；朝廷因委为制度局总裁，兼理华族事务。未几，遂分华族为五级，曰公侯伯子男。明年，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上表辞职，请废太政官等，改设内阁；天皇许之，诏设总理大臣，其下置外务、内务、大藏、海军、陆军、司法、文部、农商务、交通九大臣，宫中置内大臣；即命伊藤为总理，组织内阁，而以井上馨任外务。伊藤施行其政策，条理井然，人民欣悦；但在位稍久，民间所期，过于其政绩，渐有攻击之者。会井上馨谋废治外法权，许外人会审，舆论非之；农商大臣因与意见不合，辞职而去，朝野哗然。后藤象次郎因更别立一党，号曰大同团结。后藤，西乡隆盛之党也，自辞职而后，佐板垣氏组织自由党。适以其时俄人建筑西伯利亚铁路，东亚危急，不能内讧，遂放言高论，风动一时；自由改进二党之分子，有奉之为首领者，势力雄伟。于是板垣复起，以减轻地租，改正条约，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为党纲；召集党徒，选举委员，上京请愿，将欲包围政府。政府乃宣布保安条例，即日施行，逐党人于都门三里之外，限令三日退归。当时被逐者五百余人，报章讥嘲，人心愤怒。会政府设立枢密院，乃以伊藤为院长，黑田为总理大臣，大隈为外务大臣，后藤为交通大臣，借和舆论。
后藤象次郎
大隈承井上失败之后，继续改正条约，许外人得充大审院之法官数席。事闻，朝野政客，群起非之。井上时任农商大臣，辞职而去；伊藤更率枢密院驳论其非。大隈力排众议，进行益力；伊藤乃辞枢密院之院长，在野攻击，舆论益哗。于是自由党等，互相联络，为示威运动，慷慨激昂。后藤象次郎复与大隈争论，请开阁议；俄而辞职；天皇召集御前会议，久不能决。会大隈归家，途为凶徒所刺，伤重，乃中止改约。于此纷扰之时，伊藤等编纂宪法，亦已告成。一八八九年，遂由天皇下诏，总理副署，公布于外。
宪法告成，政党运动之功为多；但其攻击政府，吹毛求疵，毫无建设之批评，时或詈及个人，诸多违法，政府禁之，殊难断其得失。若就政党意义及组织而论，日本当时，实无真正之政党。盖政党者，人民所组织之政治团体，须有明显切实之党纲或政策，为一部分或全体之有选举权者所赞同，借以谋选举之胜利，期其终能实行；其党员须于国中占有多数之有选举权者。今日本政党之组织，乃皆失意怨望之政客，借以为号召；其党纲条文，概笼统空泛，不能实现。时又无选举法令，规定人民之有选举权者，自无从得其同意。故其党纲，皆出一二领袖之私见或理想。其借义气相号召，专以攻击为事者，充其所至，不过破坏；终不能掌握政权，实行其志。故其所谓政党云者，谓之政治学会可也。虽然，党人之功，固有不可泯者。当其奔走演说，号召党徒，设立报馆，鼓吹立宪，身遭困难，百折不回。人民因崇而敬之，闻其说者，渐知立宪之义，读其书者，为之奋然兴起。其感动人心，勇往前进，不畏难，不辞苦，固亦过渡时代为国民先导者所应有事也。